尚书·商书·仲虺之诰

论《尚书》中的大禹文化江远胜【摘要】《尚书》是我国传世文献中最古老的一部典籍,包含着丰富的大禹文化,而大禹治水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大禹带领众人用疏导的方法治理洪水并取得了成功,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勇于担当、忠于职守、敢于创新、善于团结的精神.禹定九州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在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大禹的人际交往圈里,君明臣忠妻贤,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大禹具有高贵的品质.《史记》大量引述《尚书》的内容,传承并拓展了《尚书》中的大禹文化.大禹文化处于中华文化的源头地位,今人当大力弘扬大禹文化.【期刊名称】《天水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5(035)004【总页数】5页(P86-90)【关键词】《尚书》;《史记》;大禹治水;禹定九州;大禹文化【作者】江远胜【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浙江绍兴312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G112《尚书》是我国传世文献中最古老的一部典籍，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

《尚书》流传过程复杂，内容真伪难辨，今存58篇，包括《今文尚书》33篇和《古文尚书》25篇。

《今文尚书》33篇当是由汉代伏生所传《今文尚书》28篇分解而成，内容基本真实可信。

《古文尚书》被后人判定为伪书。

近几年“清华简”整理与研究的成果也确证《古文尚书》系伪书。

不过，《古文尚书》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尚书》文字佶屈聱牙，内容博大精深，包含着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与尧、舜齐名的禹，是夏王朝的开国君主，因在治理洪水、创立国家、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建立了卓越功绩而彪炳千秋，被后人尊称为大禹。

关于大禹，无论是传世典籍，还是出土器物，都有不少记载。

在大禹言行事迹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专门的文化，即大禹文化。

“研究大禹文化对于研究部落文化、早期国家形态、汉民族起源、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1］本文旨在全面揭示《尚书》中的大禹文化。

（一）《今文尚书》中与大禹文化有关的篇目和主要内容1.《尧典》此篇载有禹的父亲鲧治水的故事。

尚书中勤奋上进的古代格言《尚书》成语格言及其文学价值类析摘要：《尚书》保留的大量的成语格言，比喻形象，排比对偶较为工整，用词锤炼，音节铿锵，错落有致，体现出高度的语言技巧；同时，其中也蕴涵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治理国家的经验以及深刻的人生哲理。

这些成语格言，无论从语言上，还是内容上，都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尚书》；成语；格言《尚书》中众多流传后世、脍炙人口的成语格言，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三类：品德修养类，治国之道类，人生哲理类。

这是由《尚书》所传载的对象所决定的。

《尚书》的主要内容就是以尧为首，按儒家的道德评价标准称得上是贤君明王以及他们贤臣的言论和事迹[2]。

这些君王大多是得到孔子以下儒家所尊崇的贤君明王，其言论和事迹体现了儒家的道统观念。

由于《尚书》也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故其中的成语格言也成为中国经典的儒教文化的一部分，承载了中国古代传统的道德规范、治国思想以及对人生的理解。

《尚书》中的格言，就形式而言，多为对偶排比句，而且音节铿锵，错落有致，简要洗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尚书》仍具有韵文的特点。

这种特点，当与《尚书》是一部语录体的散文有关，也可能受到卜辞、铭文的影响[3]。

一、品德修养类“舍己从人”，出自《大禹谟》。

原句为：“稽于众，舍己从人，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

”乃是歌颂帝尧能够广纳众言，遵从别人的正确意见，不虐待无依无靠之人，不冷落贫穷困苦的人。

“好生之德”，出自《大禹谟》。

原句为：“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有司。

”蔡沈先生认为指不忍杀无辜，宁可受失刑之责，所表现的是仁爱忠厚。

这种爱惜生命的德行，和谐民心，故而民众不会触犯刑法律条[4]。

“克勤于邦，克俭于家。

”出自《大禹谟》。

原句为“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

”这是帝尧赞美大禹之言，认为禹能辛勤地为国家操劳，能节俭于个人生活，不自满自大。

“兢兢业业”，出自《皋陶谟》。

是帝舜临朝时，皋陶述其谋之言。

“用人惟己，改过不吝。

《尚书》注译《汤诰》《汤诰》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

王归自克夏，至于亳，诞告万方。

王曰：“嗟！尔万方有众，明听予一人诰。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

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

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并告无辜于上下神祇。

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

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

聿求元圣，与之戮力，以与尔有众请命。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贲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辑宁尔邦家，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

凡我造邦，无从匪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

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

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

呜呼！尚克时忱，乃亦有终。

《明居》咎单作《明居》。

【题解】《汤诰》：《尚书·商书》篇名。

商汤伐夏，复归于亳，以伐桀大义告白天下，承《仲虺之诰》而作也。

《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汤，即成汤。

商王谥，除残去虐曰汤。

诰，谨也，《诗》“以谨无良”。

见《<尔雅>释言》。

《国语》“近臣谏，远臣谤，舆人诵，以自诰也。

”[按]自诰，犹言自谨敕也；自勉也，自励也。

又戒敕、告诫之文称诰。

[韩愈文]“周诰殷盘”。

【书序】汤既黜夏命1，复归于亳2，作《汤诰》。

【注释】1.汤：商汤。

商开国之君，契之后，名履。

始居于亳，夏桀无道，汤伐之，放于南巢，遂有天下，国号商，在位三十年。

既：已。

黜：贬也；退也，退其王命。

2.复：行故道也；返也，还也。

亳：地名。

（三亳：皇甫谧说，“三亳，谷熟为南亳，即汤都；蒙为北亳，即景亳，汤所受命；偃师为西亳，盘庚所徙。

”[按]“南亳、北亳皆在今河南商丘，西亳在今河南偃师，后儒多从之。

近世魏源谓汤立景亳于偃师，建为帝都，建东亳于商丘，仍西亳于商州，与皇甫谧异。

郑康成说：“三亳者，汤旧都之民服文王者，分为三邑，其长居险，故言阪尹，盖东成皋、南轩辕、西降谷也。

诏令类文体（二）：制书、诰、敕书作者：吴承学刘湘兰来源：《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第03期“制”作为王言，起于秦始皇的改“命为制”（《史记•秦始皇本纪》），此时“制”的概念还比较笼统，文体意义也不够鲜明。

到了汉代，由于文书制度的成熟，制书的运用场合及文体格式得到了进一步规范。

据蔡邕《独断》记载，制书乃“帝者制度之命也”。

汉代制书主要是用于诏三公（两汉时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发布赦令、赎令之类的文书，另外刺史太守相互弹劾、迁官等文书也属于制书之列。

所有的制书都必须用玺封，再用尚书令印重封。

只有发布赦令、赎令、诏令三公亲到朝堂接受制书，此类制书用司徒印封。

送到州郡时，以露布的形式公之于众。

虽然制书的使用场合和行文格式比较复杂，但从后世文集所选秦汉制书来看，其作为“制度之命”的特征更为突出。

如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制”类文章选有《秦始皇除谥法制》、《始皇除封建制》。

《秦始皇除谥法制》曰：肤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

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

朕弗取焉。

自今已来，除谥法。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秦始皇的这篇制书，就是为废除自古以来的谥法制度，并确立一种新制度而发布的公文。

又如黄佐《六艺流别》“制”文类收录三篇汉代制书，有汉高祖《天子所服制》、汉武帝《有司举贤制》、《议博士弟子制》，此类制书都是先由有司进行讨论，再将制定的决议进奏皇帝，皇帝批答曰“可”，由此形成一项国家制度。

以汉高祖的《天子所服制》为例，《汉书•魏相丙吉传》记载，汉高祖曾诏令群臣“议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

当时的相国萧何、御史大夫周昌、将军王陵、太子太傅叔孙通等人商议说：“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

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祸殃，年寿永究，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

臣请法之。

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儿汤举秋，贡禹举冬。

四人各职一时。

胡治洪：《尚书》真伪问题之由来与重辨《尚书》是儒家基本经典之一，主要记载了唐虞以迄春秋时代圣王贤臣以仁德为核心的政治理念、政治言教及其政治实践[1]，并广涉天文历法、舆地形势、疆域划分、物产贡赋、宗教礼仪、人伦规范、家国制度、律令典刑、职官序列、礼器用物、王朝谱系、历史事件等多方面内容，对中华民族的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社会观、历史观、自然观、宗教观以及认同意识之形成、巩固与传续产生了巨大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命脉和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来源。

但是，从西汉至今的两千多年间，《尚书》的真伪却一直是个问题；特别是经清初考据家乃至民国早期“古史辨派”的“辨伪”和“疑古”，《尚书》(特指梅赜所献孔传本，又特指其中的古文25篇)为“伪书”的观点竟俨然成为定谳，也成为学界的主流意见，这对中国历史、文化、学术、思想乃至现实社会政治影响至巨，故极有必要对这一问题重新予以辨析。

一、从先秦典籍引述可证《尚书》古已有之作为六经之一的《尚书》在先秦时期径称“书”，故《庄子·天下》基于先秦诸子的共识而归结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2]《庄子·天运》又假托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

”[3]都只称“书”而不称“尚书”[4]。

将先秦之“书”称为“尚书”，大概始于西汉早期，或以为即由伏生定其名，孔安国《尚书序》曰：“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馀篇。

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

”孔颖达疏曰：“既言‘以其上古之书’，今先云‘以其’，则伏生意之所加，则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

”[5]司马迁《史记》已屡称《尚书》之名，且云“言《尚书》自济南伏生”[6]，可为上说提供最为切近的文献根据。

至于为何将“书”改称为“尚书”，除孔安国所谓“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外，另有王充曰“《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7]，刘熙曰“《尚书》，尚，上也，以尧为上而书始其时事也”[8]，马融曰“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郑玄曰“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王肃曰“上所言，史所书，故曰《尚书》”[9]，乃至孔颖达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10]。

论金代科举考试题目出处及内涵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科举考试是我国古代选拔官员的一种政治制度。

考试命题集中体现了统治者的官方意志，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治国理念与用人导向。

综合考查一个时代的科举考试题目，可以了解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和社会政治状况。

一、金代科举考试的命题原则《金史·选举志》云: “金承辽后，凡事欲轶辽世，故进士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

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

”所谓的“兼采唐宋之法” “法亦密焉”，说明金代的科举制度比唐宋时期更加规范严密。

就科举考试命题而言，“唐礼部试诗赋，题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

北宋庆历四年贡举条制明确规定: “进士并试三场，先试策二道，一问经史，二问时务，次试论一首，次试诗、赋各一首，三场皆通考去留。

旧试贴经、墨义，今并罢。

诗、赋、论于九经、诸子史内出题，其策题即通问历代书史及时务，并不得于偏僻小处文字中。

” 而金代科举对命题有过多次规定，李世弼《登科记序》云: “词赋之初，以经、传、子、史内出题……正隆二年，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

” 《金史·选举志》亦云: “明昌元年，诏以六经、十七史、孝经、论语、孟子及荀、扬、老子内出题。

”) 可以看出，从唐到北宋再到金，科举考试的命题是越来越规范，但范围也是越来越窄。

又《金史·选举志一》云: “凡经《易》则用王弼、韩康伯注，《书》用孔安国注，《诗》用毛苌注、郑玄笺，《春秋左氏传》用杜预注，《礼记》用孔颖达疏，《周礼》用郑玄注、贾公彦疏，《论语》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赵岐注、孙奭疏，《孝经》用唐玄宗注，《史记》用裴骃注，《前汉书》用颜师古注，《后汉书》用李贤注，《三国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魏收《后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征《隋书》、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杨倞注，《扬子》用李轨、宋咸、柳宗元、吴秘注，皆自国子监印之，授诸学校。

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罗织古文《尚书》是“伪书”的证据，一条最严重的罪名，说它是搜罗群书引文而编造出来的。

元吴澄曰：“梅赜二十五篇之书出，则凡传记所引《书》语，诸家指为‘逸书’者，收拾无遗……比张霸伪书辽绝矣!”[1](卷首《目录》)清李巨来称古文二十五篇是“搜集群书征引《尚书》原文，特以己意联属其间”[2](《古文尚书辨伪》卷二《书古文尚书冤词后》)，伪造而成的。

现代也有学者说：古文《尚书》是“自一些古籍中搜集文句编造了二十五篇”[3]，(P608，《及其整理研究情况》)。

经笔者反复稽考查核，发现事实完全不是如此。

现提出以下六条证据，予以澄清。

第一，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比较，古文为正确、合理。

例1：《孟子·滕文公下》引《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

”按古文《泰誓中》作：“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

”《孟子》引文“则取于残”，文理不通；“杀伐用张”，杀气腾腾，不合武王救天下民的宗旨。

古文“取彼凶残”，显示出武王的正气，文理也通畅；“我伐用张”，显示征伐的威武，而没有杀气腾腾的感觉。

两相比较，显然是古文正确、合理；而《孟子》则记忆不清，错引两处。

例2：《墨子·非命上》引《太誓》曰：“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

无廖排漏。

’”按此《太誓》文在《天志中》《非命中》均有称引，因大同小异，故这里从略。

与上述《墨子》所引相对应，古文《泰誓上》作：“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

’”《墨子》引文“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两个“神”字重复，“祸”字用法不当；“吾民有命，无廖排漏”，文理不通，无法释读。

古文“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文从字顺，无重复“神”字；“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可见纣恃“有民有命”，还在胡作非为。

两相比较，显然是古文正确、合理；而《墨子》因三派学生所记，难免错漏白出，不能通读。

尚书名句1、克明俊德，以亲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注释】选自《尚书·尧典》。

克：能，能够。

俊：才智。

德：美德，道德。

九族：从自己的高祖至自己的玄孙九代。

睦：和睦。

平：分辨。

章：彰明。

百姓：百生。

协：协和。

万邦：众民族。

【译文】他能发扬才智美德，使家族亲密和睦。

家族和睦以后，又辨明百官的善恶。

百官的善恶辨明了，又使各诸侯国协调和顺。

【赏析】上下和睦，百姓安居乐业是儒家思想的理想社会。

这段话以颂扬帝尧的功德，强调“和”的重要性。

我们常说：“家和万事兴。

”说的就是人人友爱，家庭和睦，才能万事兴盛。

以家见国，以小见大，道理相同。

试想，如果家族和睦，国家上下一致和睦，团结一心，肯定社会呈现一片太平盛世景象，家和先需人和，要求人人修养道德，友好相处，谦让有礼，自觉遵守道德准则，以仁德感化对方。

达到和睦相处的目的。

2、静言庸违，象恭滔天。

【注释】选自《尚书·尧典》。

静言：静又写作“靖”，巧言。

庸：用。

滔：通“慆”，怠慢。

象恭：外表好象恭敬。

【译文】花言巧语，阳奉阴违，貌似恭敬，实际上对上天轻慢不敬。

【赏析】这句话是尧帝对共工的道德品质和行为的评价。

尧帝意欲选拔接班人，让大臣们推荐人选，当有人举荐共工时，尧帝发表了如此意见，也说明尧帝审慎地选贤任能，重视德才兼备的选拔人才态度。

他的任人唯贤的思想品德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

“静言庸违，象恭滔天。

”这句话为后人经常引用，以指那些花言巧语，面目伪善，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3、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

【注释】选自《尚书·大禹谟》。

稽：考证，验证。

弗询之谋：不询问众人的谋略。

庸：用。

【译文】没有经过验证的话不轻信，没有征询过众人意见的谋略不轻用。

【赏析】常言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这两句话的意思和“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

”说的是同一个道理。

告诫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能道听途说，轻信妄言，凡事都要深入调查，以事实为根据，善于听取众人意见，集思广益，认真分析参考。

古代文学——《尚书》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也是一部最早的历史散文集。

大体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所收藏的政府重要文件和政治论文的选编。

《尚书》原称《书》，后被儒家尊为六经之一，故又称《书经》。

《尚书》的尚通上，指上古之书。

汉代以后，有今文、古文《尚书》之分。

《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

内容上一部分是商周天子对臣下的演讲、训词、命令、誓言等，一部分是大臣告上的谋议和规劝。

［注：今文《尚书》，是指秦焚书后，由汉初伏生所传，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今文写成的，共28篇。

古文《尚书》，是指汉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壁时发现的，用先秦时古文书写的。

西晋未年，该书失传，东晋时梅赜献奏《古文尚书》58篇。

唐宋后，已有人怀疑其伪，清人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以大量论据，证明了梅本之伪。

今本《尚书》只有28篇《今文尚书》是可信的。

］
《尚书》的思想核心是商周时代的神权政治观念。

殷商时代强调天命神授，周代强调敬德保民。

《尚书》之文，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已具备记叙、描写、议论、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

有的篇章适当地运用了比喻、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

这对先秦历史散文的
成熟有直接的影响。

《尚书》风格直朴，所记之言，不事雕琢。

但是语言佶屈聱牙，词汇古僻、句法别拗，不用或少用关联词，造成语句拗口，意思晦涩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