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对《周易》的认识及解易方法

《易传序》是程颐主编的《易经》的序文，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文章之一。

程颐是中国古代尊崇的思想家、学者和官员，他的易学观受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尊重和
广泛的认可。

从程氏《易传序》中可以看出，程颐的易学观主要是以朴素的观点来解释“易经”的内容，他强调“易经”是由上帝传授给人类的秘诀，主张研究“易经”有助于人们认识“上帝之道”，并且以此作为行事准则。

程颐深信“易经”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指导，他认为，只有按
照“易经”的指导原则，才能实现人类的理想，进而推动人类社会的和谐繁荣。

另外，程颐也建议人们要善于发现“易经”中的奥秘，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智慧，并且要
经常反省自己的行为，以确保自己的行为与“易经”的内容一致。

总之，程颐的易学观以深
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为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提供了很好的思想指南，也为当今社会提
供了深刻的启示。

《程氏易传》中的“随时取义”思想摘要“随时取义”说是《程氏易传》中特有的思想，它是一个解释学概念，是程颐在解释爻辞时所使用的解释原则之一。

“随时取义”所承担的是解释学上的功能，而基本没有确定的哲学义涵。

本文通过区分“随时取义”与“随时变易以从道”来凸现这一概念在解释学方面的特色，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随时取义”不等于随意取义，相反，这一原则恰恰维护了思想的确定性。

关键词《程氏易传》随时取义随时变易以从道中图分类号：b244.6 文献标识码：a“随时取义”说是《程氏易传》（以下简称《程传》）中极富特色的思想，其特色在于：一方面，“随时取义”思想或与其相似的内容在其之前的解易者，如王弼、胡瑗的注释中都未曾出现过，这一思想可视为是程颐的独创；另一方面，“随时取义”是解释学概念，而非哲学概念，这表现在：它所承担的是解释学上的功能，基本没有确定的哲学义涵。

但这一思想在历来有关《程传》的研究著作中常常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

只在朱伯崑先生的《易学哲学史》有关程颐易学的论述中将“易随时以取义”作为标题进行了相关论述，①但在朱先生的研究中，这一主题下包含了许多其他的内容，如将爻位说、卦变说等释易体例都列于其下，这反而使得《程传》中“随时取义”思想所具有的特殊含义被冲淡了。

因此，对该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述。

1 “随时取义”与“随时变易以从道”研究《程传》中“随时取义”的思想，理清其概念内涵至为重要。

这需要我们首先对《程传》中所出现的与“随时取义”形式类似的观念作一番考察，这样才能避免我们对这一观念产生错误的联想。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程颐在《易传序》中开宗明义的指出“易”是“随时变易以从道”之意，“随时变易以从道”与“随时取义”在语言表达的形式方面极为接近，二者所表达的思想是否一致？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都是需要弄清的问题。

按照朱伯崑先生的说法，他认为随时以取义，是就对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解释说的。

程颐据此，进一步提出“随时变易以从道”，说明《周易》的性质及其原则。

辨析“和而不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在《论语•子路》里说的这句话常被人引述。

但是，对这句话具体涵义的理解常有许多不同，甚至存在一些曲解，有必要进行一番辨析。

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要是从表达个人见解方面讲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

大体上可以表述为：“君子尽管不苟同他人的观点，但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小人尽管附和、盲从他人的观点，但不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

”然而，一些人在谈及某些具体问题而加以引述时，却出现了某种过度阐释甚至明显曲解的情况。

曲解之一，对“不同”的性质不加区分，似乎无论什么样的“不同”都不影响保持“和”的关系。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如何由异质的“不同”而致“和”，才是需要认真思考并着力解决的问题。

曲解之二，似乎“和”是不需要原则的。

孔子所说的“和”，是在遵循礼制基础上的协调，是有原则的。

做人须有原则，须明辨是非，这是孔子的一贯主张，也适用于对“和”的把握，他曾指责乡愿为“德之贼也”。

“和”诚可贵，但不能没有原则。

曲解之三，有意无意地把“同”与“和”对立起来。

“同”是“和”的必要条件之一。

就人际关系而言，如果毫无共同之处可言，要达到“和”是很难的。

孔子所反对的“同”，仅仅是指那种无原则的、不辨是非曲直的“苟同”。

因此，将“同”与“和”简单对立起来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孔子所讲的“和而不同”，本有其使用范围与特定涵义，但许多人不把同质的“差异”与异质的“不同”加以区别，使人不能正视矛盾，影响问题的解决。

更有甚者，一些人随心所欲地引用“和而不同”来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似乎一宣称“和而不同”就可以不受任何公理、道义的约束了，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实际上是对孔子这句话的曲解。

辨析“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相应的。

《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

程颐《易》学与《四书》学的互释与会通摘要:程颐《易》学在易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程颐在解释《易》学的过程中,除了继承和发挥前人的很多解释方法和成果之外,还创造性地运用了新的解释方法。

如将《易》学与《四书》学进行互释和会通,旨在结合《易》学中的形上学与《四书》中的儒家道德伦理,由此为人们遵循和践履儒家伦理道德提供形上学的道德说教。

这种方法后来为众多学者所继承,成为《易》学解释学上的典范。

关键词:程颐;《易》学;《四书》学;经学程颐在解《易》过程中,除了继承和发扬前人的很多解《易》成就之外,还提出和运用了许多新的原则和方法,而《易》学与《四书》学之间的互释与会通便是其中之一。

程颐借助《易》学、《四书》学等来建构儒家的本体论,将儒家的伦理道德提升到宇宙本体的地位。

在解释方法上,将《四书》中所宣扬的儒家伦理道德贯注在《周易》的解释中,将道德说教与《易》学原理相结合,由此为人们遵守和践履儒家伦理道德提供了经典和形而上的哲学依据,为儒学应对佛老之学的挑战提供了更多的理论依据。

而这种《易》学与《四书》学互释与会通的方法,也为宋明时期义理派的《易》学解释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具有典范的意义。

一、互释与会通之方法程颐《易》学属于义理派《易》学,他对《周易》的解释主要继承、借鉴了王弼、胡瑗等《易》学名家的成就,重点探讨卦爻辞、卦爻象所反映的思想和意义,将义理《易》学发展到一个至高的水平,成为义理《易》学史上的典范之作。

与之前的很多《易》学家相比,程颐《易》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将《四书》中所言说的伦理道德大量地贯注于对《周易》的理解和解释中。

如程颐在解释《益》之上九“莫益之,莫击之,立心勿恒,凶”时云:上居无位之地,非行益于人者也;以刚处益之极,求益之盛者也;所应者阴,非取善自益者也。

利者,众人所同欲也。

专欲益己,其害大矣。

欲之盛,则昏蔽而忘义理;求其极,则侵夺而致仇怨。

故夫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谓先利则不夺不餍,圣贤之深戒也。

（北宋）程颐《周易程氏传》第十卦_履卦第十卦_履卦履，序卦：“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

”夫物之聚，则有大小之别，高下之等，美恶之分，是物畜然后有礼，履所以继畜也。

履，礼也。

礼，人之所履也。

为卦，天上泽下。

天而在上，泽而处下，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为履。

履，践也，藉也。

履物为践，履于物为藉。

以柔藉刚，故为履也。

不曰刚履柔，而曰柔履刚者，刚乘柔，常理不足道。

故易中唯言柔乘刚，不言刚乘柔也。

言履藉于刚，乃见卑顺说应之义。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人所履之道也。

天在上而泽处下，以柔履藉于刚，上下各得其义，事之至顺，理之至当也。

人之履行如此，虽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

故履虎尾而不见咥啮，所以能亨也。

彖曰：履，柔履刚也。

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兑以阴柔，履藉乾之阳刚，柔履刚也。

兑以说顺应乎乾刚而履藉之，下顺乎上，阴承乎阳，天下之至理也。

所履如此，至顺至当，虽履虎尾，亦不见伤害。

以此履行，其亨可知。

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九五以阳光中正，尊履帝位，苟无疚病，得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

疚谓疵病，“夬履”是也。

光明，德盛而辉光也。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在上，泽居下，上下之正理也。

人之所履当如是，故取其象而为履。

君子观履之象，以辨别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

夫上下之分明，然后民志有定。

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

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

古之时，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称其德，终身居之，得其分也。

位未称德，则君举而进之。

士修其学，学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预于己也。

农工商贾勤其事，而所亨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

后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荣，农工商贾日志于富侈，亿兆之心，交鹜于利，天下纷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乱，难矣。

此由上下无定志也。

君子观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当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履不处者，行之义。

初处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阳刚之才，可以上进，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则无咎矣。

茶山丁若镛的《周易》解释及易理四法金永友（韩国翰林大学）一、序论茶山丁若镛（1762~1863）是朝鲜后期有名的思想家，他提倡对六经四书进行经学研究，以指出当时被歪曲的知的观点并对国家社会进行改革。

“穷经以致用”的思想（研究经传以将其应用到经世中去）虽是儒学原本的志向，但在很多情况下经世论只是停滞在原则论及观念水准上，与此相比，茶山的经世论则为了解决实质问题而提出了现实的具体的方案，这也是茶山与其他的哲学家相区别的特征。

对倾向于观念的思辨的性理学的炫学的侧面进行批判而整理成的茶山的学问体系是根据儒学的原则论由经学及经世学构成的。

对六经四书的注释书及一表二书（《经世遗表》，《牧民心书》，《钦钦心书》）是构成经学及经世学的主要著作。

与当时的时代状况相联系，茶山想要把自己的学问观从现实志向性的实践性的古经中脱离出来。

通过对性理学的怀疑和批判，茶山树立了与性理学不同的新的哲学思维体系，并以这种新的世界观为基础对古经的意义作了新的解释。

随之，他的经学摆脱了对性理学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探究，而实践性及经历性的要因获得强化，这在对经传的注释中也反映出了此种性质。

茶山研究《周易》的代表作有《周易四笺》，《易学绪言》及其诗文集中收录的信件和几篇短文。

《周易四笺》根据他独创的名为“易理四法”易学理论对《周易》进行了解释。

而《易学绪言》正是以此“易理四法”为基准对汉代以后的魏晋，宋，明，清的具有代表性的易学理论作了评价。

茶山的《周易》解释的最大的特征就是根据“物象”，“推移”，“爻变”，“互体”四种易解释原理对《周易》的“卦爻辞”作了一贯的解释。

他将“易理四法”看作是《周易》解释的原理，因此对不以“易理四法”为基准的《周易》解释全部做了批判。

随之像王弼，程颐川等批判象数易的义理易学者们成了最大的批判对象。

茶山对朱熹的易学虽然没有进行直接的批判，但他的《周易》解释却与朱熹的《周易本义》完全不同。

茶山以“易理四法”为易翻译的原理，从这一点来看他的易学继承了汉代的象数的易的解释。

第９卷第２期 福建江夏学院学报 Ｖｏｌ．９ Ｎｏ．２２０１９年４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ｊｉａ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ｐｒ．２０１９社会·文化朱熹解《易》方法之理一分殊——兼与程颐解《易》方法比较苗　圃（三明学院闽学研究中心，福建三明，345000）摘　要：“理一分殊”是朱熹易学思想的核心。

朱熹用这一方法来注解《周易》，指出应通过占筮，根据不同的卦爻辞，推出义理，不得脱离占筮而直言义理。

朱熹解《易》的方法，即是通过“分殊”来体悟“理一”。

他运用“理一分殊”的方法论解《易》，这既不同于程颐直接以义理解《易》，也不同于传统的以象数解《易》，而是通过占筮，将象数、义理统一起来，实现了象、理、占为一体的易学形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易学体系。

关键词：朱熹；周易本义；理一分殊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082（2019）02-0062-05朱熹的易学思想在其理学思想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

他在《周易本义》中，运用“理一分殊”方法对《周易》（以下简称为《易》）进行重新解读，力求恢复《易》之本义，以纠正汉唐以来解《易》的弊端。

这一方法，既是其易学方法的核心，也是其理学思想的方法论基础。

一、“理一分殊”的提出“理一分殊”这一概念，最初是在程颐与其弟子杨时讨论张载《西铭》的主旨时提出的。

这是张载书于学堂“双牗”之上的一篇铭文，又名《订顽》，意在训勉学生，仅三百余字。

《西铭》中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

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

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1]二程对《西铭》推崇倍至。

程颢曾说，张载此文笔力深厚，他人无法做到，更断言自孟子之后收稿日期：2019-03-11基金项目：2018年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18X006）；2018年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JAS180456）作者简介：苗　圃（1984—），男，山西太原人，三明学院闽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哲学博士。

朱熹“《易》本卜筮之书”论断中的解易方法作者：苗圃来源：《智富时代》2019年第02期【摘要】“理一分殊”是程颐与其弟子杨时讨论张载《西铭》的主旨时提出，起初只是在伦理学的意义上使用。

朱熹从学李侗，将理一分殊提升到方法论和本体论的高度。

朱熹将这一方法用来注解《周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易学体系。

【关键词】朱熹；周易本义；方法；理一分殊朱熹是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通过对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和邵雍等学说的继承和改造，创造了完备的理学体系。

朱熹构建自己理学体系的过程中，背后有其方法论作支撑，而这一方法论就是“理一分殊”。

一、“理一分殊”的提出“理一分殊”这一概念，最初是程颐与其弟子杨时讨论张载《西铭》的主旨时提出。

《西铭》载：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

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

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i]二程对《西铭》推崇倍至，程颢曾说张载此文笔力深厚，他人无法做到，他更断言自孟子之后学者，无人能比。

程颐也说：“醇然无出此文也，自孟子后，盖未见此书。

” [ii]杨时作为程颐的得意门生自然对《西铭》十分重视。

他在阅读此篇时向程颐提出疑问：“《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

然而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

” [iii]杨时认为张载只称乾坤为父母，而未谈及血缘之父母及兄弟亲族，也就是只谈仁之体，未谈人之用，脱离了具体的仁爱，这与墨子的“兼爱”思想相似。

程颐针对杨时的疑问，作书答到：《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

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

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

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

子比而同之，过矣。

《周易》注释周易，又称《易经》，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经典之一。

它以六十四卦象为基础，通过卜筮、解读卦辞等方式，预测和解析人生的吉凶祸福，成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民俗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许多学者和注释家对《周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解读，为读者提供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本文将对几位主要的《周易》注释家及其注释作品进行简要介绍。

一、程颐《周易注》程颐是宋代著名学者，他对《周易》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周易注》。

程颐在《周易注》中运用了儒家的思想观点，强调人的修养与处世之道。

他解析卦辞时，将重点放在人生道德修养方面，注重指导人们如何在现实生活中体现《周易》的哲学思想。

尤其是他对六爻的解说十分重要，详细论述了它们的卦象含义以及变化规律。

二、朱熹《易传》朱熹是宋代著名理学家，他的《易传》对于《周易》的研究和注释有着深远的影响。

朱熹在《易传》中强调“道”与“德”的重要性，认为《周易》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同时，他对卦爻的解析十分注重，以及对《易经》及其卦象的卜筮应用，都得到了详细的解释。

三、郭店《周易注疏》郭店是唐代著名学者，他对《周易》进行的注释在学术界具有很高的地位。

郭店的注释着重于《易经》的卜筮应用，并将其与政治、军事等实际场景相结合，探讨卦象与实际生活的联系。

他注重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为读者提供了更加灵活和实用的解读方式。

四、程子翼《周易正义》程子翼是明代学者，他的《周易正义》被广泛誉为《周易》的集大成之作。

程子翼很好地结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周易》的卜筮应用及其哲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解释。

他的注释通俗易懂，对初学者具有较好的引导作用，为学习《周易》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深入的参考。

结语：《周易》注释作为对《周易》的解读和理解，是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

程颐、朱熹、郭店和程子翼等学者的注释作品，各有特色，为我们理解《周易》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注释作品只是对《周易》的一种解读，读者在阅读和研究过程中仍然需要保持独立思考，结合实际情况，寻找适合自己的解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