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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卷 第6期2007年12月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V ol 130 N o 16Dec 12007收稿日期:2007-09-07作者简介:林全民(1967—),男,河南鄢陵人,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第五次反“围剿”研究综述林全民(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5)摘 要:迄今为止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它作为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主要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为准。
其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大量档案、文献的公开和整理出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逐渐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突破以前的定论,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
关键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综述中图分类号:K 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6875(2007)0620102205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研究综述1933-1934年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是蒋介石倾全国之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的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也是一场使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遭受“亡国”之痛的战争。
1935年1月8日在遵义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认真分析了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客观上、主观上的原因,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主观上“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并初步指出这种错误的来源“是由于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客观的困难特别是持久战堡垒主义的困难有了过分的估计,是由于对自己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
”[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这一概念,为后来从根本上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指明了方向。
1936年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以区分“一般战争”、“革命战争”、“中国革命战争”3个基本概念的不同含义开题的,从而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独特的战略战术原则,这是红军广大指战员用鲜血凝成的结晶,也是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极其深刻的论述。
第五次反围剿李德博古背黑锅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是中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大败仗。
传统党史多从中共中央的战略战术错误来探讨此次败走麦城的原因，认为“如果红军能够正确地估计形势，利用有利条件，针对地方采取的新战略，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即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扬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377页）。
然而，《革命》并不局限于从中共这一视角，同时关注了国民党的战略与战术。
由于前几次“围剿”的失利，蒋介石对此次“围剿”极为重视，势在必得，全力以赴，从作战准备、作战方针、作战基础、作战部署等方面全面重视，甚至不惜采取“堡垒主义”寸寸推进的“笨方法”，只为能够求稳、求准、求狠。
另一方面，传统党史将此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归因为李德、博古等人“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武器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党史》第一卷上册，378页）。
但实际上，共产国际代表一直强调运动战的原则：“中央苏区的主力不应参与阵地战，它们应该进行运动战，从两翼实行夹击。
中央苏区要有预备力量，以对付任何突然袭击。
”（221页）李德同样头脑清醒：“至于阵地战，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合适，这一点我们大家是完全清楚的。
”但是，国民党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客观上造成了红军“诱敌深入”战略的无法实施。
李德指出：“至于在我们区域内进行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不能诱敌深入，那就没有希望得到。
”林彪也认为：“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
”（225页）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运用的“短促突击”战术，也并非“要求红军在敌人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的情况下，也修筑堡垒防御阵地，以堡垒对堡垒，当敌人走出堡垒前进时，则在短距离内对敌人进行突击”。
“所谓‘短促突击’，即以一部防御吸引敌军，同时将主力埋伏在附近，当敌军出现在我前沿阵地时，以埋伏之主力部队‘实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
红星照耀中国第5次围剿写两个问题
（实用版）
目录
一、第五次反“围剿”的背景和原因
二、《红星照耀中国》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描述
三、第五次反“围剿”的启示和影响
正文
一、第五次反“围剿”的背景和原因
第五次反“围剿”是指 1933 年至 1934 年，中国工农红军为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而进行的一次重要战役。
这次战役的背景是，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对共产党和红军进行了一系列的“围剿”，试图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统一全国。
而共产党和红军为了保卫自己的根据地和生存权利，必须进行坚决的抵抗。
二、《红星照耀中国》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描述
《红星照耀中国》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书中对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斯诺在书中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生动地描绘了红军将士在战斗中的英勇无畏和艰苦卓绝。
他描述了红军在战斗中的团结和牺牲精神，以及他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坚韧和毅力。
通过他的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第五次反“围剿”的残酷性和重要性。
三、第五次反“围剿”的启示和影响
第五次反“围剿”虽然最终以红军的失败告终，但它对中国革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启示我们，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们不能妥协和退缩，必须坚决抵抗。
同时，我们也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
第1页共1页。
实行冒险进攻1933年5月，蒋介石置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于不顾，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调集部队进攻红军。
9月25日，蒋介石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五次“围剿”。
这次“围剿”，他调集了50万兵力，首先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要地黎川。
黎川，位于闽赣边界地区，东连光泽、邵武，南达建宁、泰宁，西通南丰、南城，北出金溪、资溪，战略地位重要，由闽赣军区部队防守。
然而，当时闽赣军区的部队几乎全部被调去配合红一方面军东方军作战，而防守黎川的兵力只有一个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力量十分薄弱。
在国民党军进攻开始前，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曾向中革军委建议，红一方面军主力应及早集结于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翼侧打击进攻黎川之国民党军，而不应该死守黎川。
毛泽东也认为，应该放弃黎川，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国民党军诱到建宁、泰宁地区，集中红军主力，依托根据地和人民群众的有利条件，在运动中加以各个歼灭。
但是，“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却全盘否定了毛泽东为红军提出和制定的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命令红军实行冒险进攻，要求红军死守黎川，不能丧失根据地的一寸土地。
由于这时的红一方面军东方军仍在围攻福建的将乐、顺昌，中央军正在江西永丰、乐安地区作战，一时难以赶到黎川。
9月28日，黎川被国民党军占领。
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后，加速构筑工事，巩固黎川与资溪桥、硝石之间的联络，以全力完成其由吉水到黎川的“全线封锁”。
恰在此时，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于9月下旬从上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博古虽是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但他不懂军事，就把红军的决策权、指挥权完全交给了李德。
李德作风独断专行，蛮横粗暴，在博古的积极支持下，凌驾于中国共产党之上，成为“太上皇”。
他所制订和下达的具体作战计划，甚至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作战。
后来，曾经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
论第五次反围剿与抗日战争哪个更困难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发生在抗日战争前夕，战争持续1年之久，是我军战史上第一次重大的军事失败，其根本原因是战略指导上的失误，才让我军处在生死的边缘。
正是由于抗日战争的到来，才使国共共同抗日局面的形成。
其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比抗日战争困难。
原因就在于当时的经济状况，社会背景，政治局面，军事实力的条件、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当时我军还没有发展壮大，没有什么广大农民的支持，在军事实力上也都是之前极其普通的汉阳造，而且还平均不到人手一支，更不用提当时的红军还顿顿饥饿，而当时的老蒋政府人人有粮食可以吃，有工资可以拿，老百姓对老蒋政府还没有丧失信心，他们的武器装备全部都是美产，德产武器，在军事实力上可以说是对我军的碾压式的胜利。
但是我军经过这种种的阻碍，各种艰险，还是走到
了最后，挺进了可以令他们松一口气的大别山。
最后也等到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开始，共产党也真正开始发展自己的后备力量，为自己和国民党扳手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相比较而言，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主要力量在前方与日军对抗，共产党主要针对敌后战场给敌人以骚扰，破坏为一系列的活动。
当时红产党的军事实力也通过以战养战的到了极大地补充，也在当时的百姓中树立了良好的军人形象，为以后的内作战做了一点铺垫。
而且抗日时期，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共产党在国际额上的到了充足的发展。
综合来说，无论是从经济状况，社会背景，政治局面，军事实力的条件第五次反围剿都要比抗日战争困难……。
读书笔记《红星照耀中国》第五次围剿篇目主要讲述了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进行大规模进攻的过程，以及红军在面临困境时如何突破围剿、展开长征的故事。
在这篇读书笔记中，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背景和目的第五次围剿发生在1933 年10 月，蒋介石调动约90 万军队，对南方苏区进行大规模进攻。
这次围剿与以往四次围剿有所不同，国民党政府企图通过这次围剿一举消灭红军。
蒋介石认为，经过前四次围剿，红军已经疲惫不堪，实力大损，现在是彻底消灭红军的最好时机。
二、红军在第五次围剿中的战略调整面对国民党的大规模进攻，红军采取了新的战略。
他们放弃了原有的根据地，转向敌人力量较弱的地区，寻求突破。
在此次围剿中，红军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牺牲了许多优秀的指战员。
然而，红军并没有被敌人的围剿所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三、第五次围剿中的重要事件在第五次围剿过程中，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
其中，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过草地等经典战役，成为了红军长征过程中的重要节点。
在这些战役中，红军表现出了顽强的斗志和英勇的精神，让敌人深感敬畏。
四、第五次围剿的影响第五次围剿虽然未能彻底消灭红军，但这场战役对红军和国民党双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于红军来说，第五次围剿让他们认识到了敌人实力的强大，也明白了自身战略失误的严重后果。
此次战役后，红军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和反思，开始探索新的革命道路。
对于国民党来说，第五次围剿的失败让他们意识到，单纯依靠军事手段无法战胜红军。
国民党政府开始寻求其他途径，如政治斗争、经济封锁等，以期消灭红军。
五、长征精神的传承《红星照耀中国》第五次围剿篇目，让我们见证了红军长征过程中的艰苦卓绝、英勇无畏。
红军长征不仅是一次战略转移，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
在长征过程中，红军不畏艰难，顽强拼搏，展现了崇高的革命精神。
这种精神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综上所述，《红星照耀中国》第五次围剿篇目，让我们深入了解了国民党对红军的围剿过程，以及红军在困境中如何突破重围、展开长征的故事。
论第五次反“围剿”广昌南部及石城北部阻击战的战略意义作者：张鹏华段绍镒来源：《党史文苑》2012年第02期［摘要］广昌南部及石城地域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后期的主战场。
红军在这块区域进行了一系列的阻击战斗，这些战斗对中央红军实现大转移的战略目标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关键词］第五次反“围剿” 广昌南部及石城北部阻击战战略意义1934年5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广昌城失守后，中央苏区北大门洞开，国民党军分兵六路压缩苏区，其北路军向广昌以南至石城的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以期进占瑞金。
5月上中旬，国民党南路军占领会昌筠门岭，北路军第六路军占领永丰龙岗，东路军进占永安、连城，北路军第五路军占领建宁。
蒋介石为了加紧对中央苏区中心地区的“围剿”，以第三路军集中9个师向驿前、石城推进，并命令各路军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区发起全面进攻。
红军连连失利，中央苏区日渐缩小，主力红军、临时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撤离中央苏区在所难免。
中央红军的战略目的已经从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转化为如何实施战略转移。
于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紧急部署红军阻滞国民党军向瑞金推进。
红军利用广昌至石城之间的大寨脑、高虎脑、万年亭、驿前、石城北部的特殊地形，浴血奋战，不怕牺牲，圆满完成了阻击任务，对于中央红军实现战略转移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1934年7月至10月初，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前夕，在广昌南部和石城北部，红军与国民党军进行了一系列战斗，主要战斗包括大寨脑战斗、高虎脑战斗、万年亭战斗、驿前战斗和石城阻击战。
这些战斗虽没能改变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战局，但每次战斗都对中央红军大转移的战略实施有直接影响。
大寨脑战斗。
大寨脑位于广昌南部赤水、贯桥交界处，向南延伸连接高虎脑山，是赤水通往贯桥、驿前的必经之路。
这一带整体山岭绵延、地势险要，在大寨脑、高虎脑、万年亭等地处于突出位置。
为阻击国民党军南进驿前、石城，红军决定在这一天然战略地带，依托有利地形阻击国民党军。
试论兵力投入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影响作者：龙凌云来源：《西部论丛》2018年第12期摘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着重从国共两双方投入兵力进行比较，客观系统的梳理国共双方兵力悬殊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影响。
关键词：兵力红军国民党蒋介石第五次反“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蒋介石推行“堡垒政策”，对中央苏区进行严密封锁；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提高军官反共的信心和作战指挥能力；改编部队以期适应山地作战等等。
蒋介石要实施以上政策，如果没有大量的兵力投入是不可能完成的，第五次反“围剿”也就不可能失败。
一、国民党兵力投入1933年8月底，蒋介石加快军事部署，从江苏、浙江和北方各省调集了100余万的兵力准备同时对苏区发动“围剿”。
作战部队直接投入战场兵力，陆军69个师、9个旅、1个团，5个空军大队，共计50余万人，具体分配如下：[3]p313北路军第一路军：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前敌总指挥蒋鼎文，指挥33个师、3个旅，下辖1、2、3路军以及浙、赣、闽边区警备部。
其第一路军总指挥由顾祝同兼任，刘兴为副总指挥，辖4个师、一个骑兵旅以及第二纵队，再加上税警总团，部署在吉水、新淦、永丰、乐安、宜黄一带，构筑严密的碉堡封锁线；北路军第二路军：第二路军总指挥由蒋鼎文兼任，汤恩伯为副总指挥，辖2个纵队、一个预备队，共6个师及1个补充团，部署于金溪、胜桥、崇化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北路军第三路军：第三路军总指挥由陈诚兼任，薛岳为副总指挥，辖3个纵队及1个守备队，共18个师，1个补充旅，其中以14个师编为机动作战的第五、第七、第八三个纵队，4个师和一个旅为守备队；浙、赣、闽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辖五个师及4个保安团，直属总预备队总指挥钱大钧，辖五个师，集结于南城、南丰、硝石、黎川等地区，并于抚河一带构筑大量的碉堡形成密集的封锁线。
在一、二军的策应下逐步向广昌、宁都方向渐次推进。
北路军主要担负“剿匪”的主力任务，构筑严密的碉堡线防止红军北进，并相机向古龙岗方向推进以策应作战。
另以一部控制于赣江两岸之安福、吉安、万安、遂川一带，协同西路军“围剿”湘赣边的红军。
西路军：西路军总指挥何健，辖九个师、三个旅，其主力部署在阳新、大冶、通山、平江、万载、铜鼓一带，并构筑封锁线。
与北路军赵观涛指挥的浙、赣、闽边收军五个师及4个保安团，担任围攻闽浙赣、湘赣和湘鄂赣苏区。
同时阻击红一方面军向赣东北及赣江以西方向运动。
由蔡廷锴、蒋光鼐指挥的第十九路七个师、两个旅，将主力结集于闽西北地区的邵武、将乐、顺昌、延平、沙县、永安、龙岩一带，阻止红军向东突围。
南路军：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副总指挥白崇禧，辖一、二、三军，共十四个师两个旅，扼守赣、粤边境的寻邬、安远、信丰、赣县、南康、上杭、上犹、崇文及武平地区，防止红军向南发展及渡江西进，并逐步向北广昌方向推进，以配合北路军作战。
并动用大量的飞机作掩护和支援地区部队向广昌、瑞金方向进攻。
国民党这样的兵力配置和部署，几乎是把中央苏区围得水泄不通，用兵力和堡垒的配合切断了苏区与外部所有联系。
诚然，要想在这种包围圈下突围还是可能办到的，但是要想在这种重兵包围的情况下打破封锁，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仅如此，蒋介石改编部队以适应作战，蒋介石认为前几次“围剿”的失败，是部队原来的编制不适应中央苏区山地作战。
他在南昌行营召开集师参谋长以上人员开会，决定：“将以往师辖两旅、旅辖两团或三团的编制，一律改为师辖三个团，减去旅指挥阶层”[4]p6-7；团以下各级部队力求充实，以便长久保持战斗能力；团以上各级部队，均增设侦探队，扩大运输队编制，以加强搜集情报和提高运补能力。
至8月底，“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多数部队先后改编完毕，大致分为3团、4团、5团制三种师。
蒋介石以改编后的3团制师和整理过的5团制师为进攻红军的主力，人员武器补充充足；把新调至江西的部队加以重新整理，改编训练成“剿共”的基本队伍；以湘军及未改编的部队为筑垒守碉部队等，于此同时，蒋介石还在南昌、武昌、洛阳、杭州等地设立新兵训练处，拟训新兵150至200个团，[5]p399以不断补充其“围剿”军主力。
事实证明，蒋介石对部队改编在之后的作战中效果发挥明显，对部队指挥行之有效。
二、红军的兵力投入中央苏区大部位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形多山地丘陵为主，其本身受地域限制，且位于人口稀少的山区，苏区总人口最多时不过300万人。
经过多年向红军输送兵员后，1933年初最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6]。
1933年5月至7月，扩大红军约5万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扩大红军数量达到11.2万多人[7]，总计约16万人，已经占到可征召青壮年男子的近1/4。
这其中还不包括各级政权工作人员、机关单位人员、工厂工人、医护人员、后勤人员、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
如果统计起来，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年男子实际上大部分已经被征用了。
据毛泽东1933年底对长岗乡、才溪乡的调查，可知苏区农村中男劳力（16-45岁）占人口比例为25%左右，其中当红军、做工作的已经占到70%-88%了[8]p351。
虽然红军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加，但是一味的“扩红”，使得红军兵源素质急剧下降。
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尚在进行之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提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1933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强调继续“扩红”，必须在短时间之内扩大一倍甚至一倍以上的红军。
一味强调的“扩红”使得红军新战士素质良莠不齐，而且由于他们中有的并非自觉自愿参加红军，因而经常发生逃跑现象。
如江西的长岗乡，16岁至45岁的男子407人中，参加红军和革命工作的320人，留在家乡的87人，参加紅军和革命工作的与留在家乡的比约为4：1。
再如福建上杭的才溪乡，全部男子554人中，参加红军487人，留在家乡的仅有67人，比例约为7：1。
[5]p404到1933年12月底，“江西全省约有两万逃兵”。
可想而知，所谓十万红军主力的战斗力有几成呢？红军总政治部1934年4月统计，红军战士中16岁以下的占1%，40岁以上的占到4%，相当部分人员在三四十岁之间。
当时，国民党方面在与红军交战时也感觉到，一些红军部队“素质不佳，老弱参半”。
[10]p191按此推算，红军有战斗力的人员约为 9万多人，而且很多红军战士手上是没有武器，连大刀长矛都平均不到每一名战士，有相当一部分红军是徒手随军的，特别是经过激战之后伤病员和数百名十三、四岁的小红军战士也就成了部队的累赘。
由此看来，国民党在兵力和兵源上都远胜于红军，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这种情况下红军想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封锁是相当困难的。
三、兵力悬殊较大是红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在第五次反“围剿”前夕，整个苏区只有一个兵工厂（即官田兵工厂），人数为400余人，下设造弹、修理2个分厂。
[5]p403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红军根本没有生产枪械的能力。
那么红军的武器弹药仅仅靠原来起义部队的？那能有多少？那一个连生产枪械能力都没有的兵工廠，如何能够供应10万余人部队的武器装备。
黄少群先生认为：红军的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是靠战斗缴获，还指出毛泽东的红军建军原则之一，在武器弹药上主要的不是靠自己生产而是靠在战斗中的缴获，就是“一切都取给于敌方”。
但是纵观第五次反“围剿”整个战争，红军胜败几场，何以能够战场缴获？何以能够敌资我用？所以这个观点我是不能赞同的。
战争的胜负除了取决于双方的军事实力之外，还有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这也是尊重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
黄少群先生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跟军事力量没有太大关系，至少认为不是主要原因。
例举了中央苏区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时，敌我双方在客观物质条件与前四次相比并无太大变化，只是这次蒋介石集中了更多的兵力，采取了新的堡垒主义战术。
还例举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只剩下3万余人，而到了陕北后，全国红军也由30万变成 3 万，蒋介石以 40 几万大军围追堵截却始终未能将红军灭尽，而中国革命却又能得到“重新发展”。
[34]但就第五次反“围剿”而言，之所以认为军事力量的绝对悬殊是根本原因，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的，黄少群先生在文中也说了第五次反“围剿”蒋介石集中了更多的兵力，采取了新的堡垒主义战术，也正是因为这点变化导致了红军的惨败。
很早以前英国曾经流传这样一个小故事：“少了一个铁钉，丢了一只马掌；少了一只马掌，丢了一匹战马；丢了一匹战马，败了一场战役……”很多的战役，一些细小而关键的，看起来是毫不起眼的因素，却往往决定着这场战役的胜败。
所以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并不能代表第五次反“围剿”就一定胜利。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在国民党采取种种“剿共”措施且拥有绝对的军事兵力优势的背景下，恐怕红军再有好的防御措施，再正确的军事政策恐怕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参考文献：[1] 中华民国史（第八卷）1932-1937（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1.[2] 王多年.反攻戦乱（上篇）第4卷[M].台湾：台湾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82.[3]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4] 亮平.纪念五一论红军建设中当前的几个重要问题[J].《斗争》，1933 （10）.[5] 一年来扩大红军的统计[J].红星报，1934（5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 转引杨伯涛.蒋军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攻纪要《文史资料选辑》第 45 辑.作者简介：龙凌云（）1988.2.2-），男，天津，研究生在读，助教，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单位：天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