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现代设计与比较分析_任剑涛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分析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分析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成、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国家实现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关键所在，它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的国家，其国家治理体系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本文将首先回顾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演变，从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转变过程，揭示其背后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需求。

接着，文章将重点分析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和核心要素，包括政治制度、法律法规、行政体制、市场机制、社会治理结构等方面。

在此基础上，文章将探讨国家治理体系在应对国内外挑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福祉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成效。

本文还将关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治理方式的创新、治理效能的提升等。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剖析，文章将提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对策和建议，以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旨在通过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全面分析，揭示其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有益借鉴。

二、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基础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深厚的理论基础。

这一体系主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一思想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是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制度优势和制度效能的重要标准。

国家治理体系理论还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政治观、发展观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治理的智慧，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理念。

这一理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强调人民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国家治理体系理论还积极借鉴了世界各国的治理经验，包括西方国家的现代治理理论、发展中国家的治理实践等，形成了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治理体系。

新华文摘2022第11期目录政治在治理创新实践中寻求“治道”···········徐勇1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建构的逻辑与遵循···········赵中源4从转变政府职能到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视角转换与分析框架包国宪、周豪6 全面发展人民民主的复合结构与战略选择··········佟德志10 法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鲜明特点和突出优势······周叶中14 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内涵·················朱全宝16 商法一般条款的类型化适用················杨峰19新华观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驱动逻辑与实现路径····郝宪印、邵帅24中国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行动主体及实现措施·····宋国恺28 让亿万农村居民喝上放心水················田学斌32 哲学马克思辩证法思想再认识·················安启念35 精神分析语境中的移情··················张浩军38 “赞天地之化育”与“人是对象性活动”的比较与汇通····王南漫40 经济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成效与难题攻坚·······叶振宇、李峰波、王宁45数字经济国际税收改革：理论探源、方案评析与中国抉择···曹明星48 新发展格局下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功能定位、风险及应对··汪彬、阳镇54历史第三个历史决议与中共党史研究的视域拓展·········陈金龙59清朝法律的重构与国家治理效能的强化···········林乾63元朝“四等人制”质疑与新说···············蔡春娟67 文艺作品瀑布守门人[短篇小说] ··················弋舟69黑鸟[短篇小说] ·····················张惠雯74 上岭产婆[短篇小说] ···················凡一平80 每个人的傍晚都住着故乡的晚霞[散文] ···········程黧眉82 漫画之页（四幅）····················韦荣景、朱慧卿、郑辛遥等87第二届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选登(六幅) ··········宋晨、冯春雨、刘晓彤、杨东歌、罗荟、赵悦文艺评论新时代文艺评论如何提升有效性【两篇】期待内部的、立体的批评·················阎晶明88 文学批评如何才能成为“利器”？·············吴义勤90 关于“九十年代文学”的一些散见·············张清华92 从风骨到神韵：再探中国诗学之本·············肖鹰94人物与回忆得体合宜：杨廷宝先生的建筑哲思·············祁涛98伴着歌声，追忆李光義··················蒋力100文坛风俗考（二则）···················王干101 《送别》：李叔同与“天涯五友”的聚散离合········李满103美女斗士百岁孩童——记妈妈杜惠············郭晓惠107 文化岭南人文精神与人文湾区·················田丰110从文化小康成就经验看文化强国建设路向··········高宏存113 中国体育产业发展回顾与“十四五”前景展望········姜同仁、郭振、王松、刘波115视点【两则】增强农民科学素养推动农村现代化············连玉明118 治理科研失信要用好法治方式···············印波119教育破除“唯分数论”，切实立德树人·············石中英120 从受教育权到学习权：终身学习社会的权利转型·······陈恩伦123 未来课程变革的内涵、样态及实施路径···········王振存、张清宇126管理促进企业创新的治理机制·················刘小玄129 以产业互联网打造卓越企业的第二增长极··········贺晓青、刘晓龙、华雨菁134科学技术战略性基础研究：认识与对策···············李晓轩、肖小溪、娄智勇等138异种器官移植，离我们还有多远··············胡正、杨永广141枕头：蕴含大智慧的助眠神器···············董妍143科技点滴（四则） (146)读书与传媒为创造党的出版事业新辉煌贡献力量············人民出版社147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视角、内在逻辑和价值关怀·····支庭荣149 全民阅读：理论框架与逻辑体系··············黄晓新152 妙手缀珍：西方珍本书和中国藏书印············绿茶155报刊文章篇目辑览171。

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15日/第003版理论创新国家释放社会是社会善治的前提中国人民大学任剑涛社会善治要求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理顺这一关系，需要人们认知两个相互鲜明对比的状态:一是国家捕获社会，一方面将立体的社会压扁，强行使之服从国家的权力意志，使社会完全缺乏活力。

另一方面造成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全面依赖，结果整个社会成为国家权力的负担，而国家被这样的社会逐渐拖垮。

二是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分流而行，党政机构依照法律行使国家权力，社会公众依照各种机缘自己组织起来、有效自治，结果党政机构的权力绩效令人满意，社会公众的自主、自治与自律能力高企，国家的发展就此得到强大保障。

何去何从，在中国努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结论是不言自明的。

国家必须有序退出自己所挤占的社会空间。

退出太急，社会会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退出太慢，社会会逐渐丧失自主、自治与自律的能力，形成无赖社会的习性，一切都只好仰赖国家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照顾，而这恰恰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承担的沉重任务。

现代国家依靠三根支柱而稳定、发展和繁荣。

这三根支柱是国家权力体系、市场价格机制和社会自治系统。

三者各自需要安顿在现代制度平台上，以期实现国家权力体系的法治运作，市场对资源的高效配置，社会公众的自主、自治与自律。

这是从传统国家强调统治逻辑转变为现代国家重视治理逻辑的体现。

与此同时，三者之间必须展开良性的互动，形成一种精巧的平衡局面，从而保证整个国家实现善治。

从统治到治理，是国家发展的一个结构性转变；而从治理跃升到善治，则是国家发展需要努力追求的目标。

社会善治，是国家善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善治显现为两种状态:一是社会公众分类分流展开自治和共治；二是国家与社会积极协商，解决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

这样的社会处在一个安定有序、心态健康、积极有为、互助互爱的状态中，而绝对不至于陷入相互冷漠、暗中敌视、互相拆台、丛林游戏的恶性境地。

如果承认社会善治与国家善治有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那么，人们也就会承认，善治的社会，一定为善治的国家提供优良的社会土壤；善治的国家，也一定会为善治的社会供给优良的法治和积极的政策。

新时代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研究一、现状分析1.政府治理现代化取得显著成就近年来，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

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我国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比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简政放权、创新政府服务模式等。

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我国不断强化政府信息化建设，推动政府数据资源共享和互联互通，提高了政府治理效能。

在参与式治理方面，我国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加强政府与社会的沟通和协作，形成了多元化的治理格局。

这些成就为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2.政府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依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和问题。

政府职能转变仍然不够到位，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经济，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和效率。

政府服务水平和效能不断提高的要求与实际之间的差距较大，人民群众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不高。

政府信息化建设仍然存在滞后、不规范、不协调的问题，政府数据资源共享和互联互通依然存在困难。

政府与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的协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社会自治的发展还比较薄弱。

二、问题分析1.政府职能转变不够到位政府职能转变是当代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现代政府应更多地发挥市场调节和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作用，而非过度干预市场。

在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政府的权力和职能边界并不清晰，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干预仍然较多，过度的行政干预扭曲了市场的公平竞争。

2.政府服务水平和效能不高政府服务水平和效能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我国政府加大了政府服务改革和提升政府服务效能的力度，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政府服务水平和效能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存在服务门槛高、效率低、不便民的问题。

3.政府信息化建设存在滞后和不规范信息化已成为现代政府治理的重要手段。

但在我国政府信息化建设方面，还存在滞后、不规范、不协调的问题。

政府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共享程度不高，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同效应不够明显，同时信息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

4.政府与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协作机制有待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协作机制的完善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政治发展与政治文明研究在“国家—社会”理论视野中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任剑涛摘　要　中国致力于建构的现代国家形态是宪政中国。

但理解宪政中国的理论进路，不是单纯的国家理论所可奏效，而必须在国家－社会的理论视野中才能确立起恰当的理论视角。

在这一理论视野中，国家受到规范化力量的限定；社会优先于国家存在，在接受国家法治化治理的基础上，成为矫正国家权力的有生力量。

在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塑造、相互保障、相互完善、相互纠错，从而保证国家健康地运行在宪政法治的轨道上，社会理性地遵循自主、自治与自律的行动逻辑，两者构成规范的现代国家形态。

这样的国家结构状态，成为国家合理建构的基本模式。

关键词　国家　社会　国家的限定性　社会的优先性　宪政中国 晚清以来，中国一直行进在建构现代国家的征途中。

至今，中国作别古典帝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的任务仍未完成。

这一结果是多重原因导致的。

从理论视角看，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任务之所以没有完成，是因为没有能够确立起真正现代的政治理论视界。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国家建构的单一视角，审视中国的国家形态转变问题。

在这一审视的视界中，“社会”（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建设似乎成为与国家建构无甚关联的事情。

其实，在现代宪政民主的国家建构中，国家－社会（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ｖｓ．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的二元对应建构，是真正有助于建构现代国家最基础的条件之一。

就此而言，确立国家－社会理论视野中的宪政中国理论论证进路，并对之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理论－历史分析，就具有不言而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一 建构现代中国，乃是一个建国（ｓｔａｔ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的理论努力与实践进程交织而成的社会政治变迁过程。

这是自晚清以来中国政治变迁最为重要的方面，也是致力于建国的理论家与政治家所共同凸显的国家转型主题。

晚清中国遭遇的国家转型，是一个古典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天崩地裂的过程。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现代化建设思路2030年是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这个时刻，回顾和展望中国的国家治理和现代化建设，不仅是中国内部自省和自我提升的必然要求，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和关注。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现代化建设思路，到2023年会进一步取得怎样的成就和发展？一、国家治理体系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文化、制度、历史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需要有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实际和发展需要的特色。

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明确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和指导。

随着中国的发展，国家治理也在不断创新和完善。

2018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这一方案明确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优化国家治理结构、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等任务，推动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和国家机关改革。

中央和国家机关是中国的高层行政机关，通过中央和国家机关改革，可以提升党中央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增强政府的执行力和监管能力。

中央和国家机关的改革，将使之更加高效、更加优化和聚焦，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此外，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建设方面也在不断创新和完善。

例如，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普法教育，为公民提供更加全面、及时和有效的法律服务；建立行政复议制度，强化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增强政府监管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二、现代化建设思路“现代化”既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过程。

现代化建设思路，不仅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方向和路径，也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理念和取向。

中国在现代化建设思路上具有自己的特色和独特的价值观念，它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有所不同，但都要以人的发展为核心。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方针和发展方向。

国家治理现代化：共识、分歧与误区李尧远1，张嘉雯1，任宗哲2【摘要】摘要：在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中，共识与分歧同在，而且学术背景和逻辑起点的差异也使得有的研究走入了学科方向上的“本位主义”和论证上的“自言自语”的误区。

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已有的发展基础是治理现代化提出的时代背景、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且两者相辅相成、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内在统一性、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当强调“多中心治理”中的“政府主导”等观点是学者们达成的共识。

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过程还是一种状态、“国家治理”是“与国家同生同长”还是“国家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国家治理体系是否等同于制度体系、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该如何评价等方面学术界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分歧。

同时，有的研究也走入了概念误用、把治理现代化等同于治理西方化、用国家治理替代国家统治和管理等误区。

【期刊名称】宁夏社会科学【年(卷),期】2018(000)003【总页数】8【关键词】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文献来源】https:///academic-journal-cn_social-sciences-ningxia_thesis/0201213871751.html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由此国家治理现代化被学术界深入研究。

学者们基于自己的专业知识、学术实践和理论基础，对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问题进行了不同的解读、阐述和论证。

学术研究鼓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分析，但通过“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达成核心观点的最大共识并以此作为科学决策的支点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使命所在。

然而，由于学科背景、逻辑起点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对于治理现代化问题的研究除了达成部分共识之外，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学科方向上的“本位主义”和论证上的“自言自语”的误区。

任剑涛：建构国家哲学，为政改铺路作者：任剑涛来源：时代周报来源日期：2010-9-2本站发布时间：2010-9-3 11:05:42阅读量：1410次如果一个国家对未来没有长期打算，缺乏一种对未来预期的希望哲学，那么它必然会由活力社会进入疲态社会。

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必须建构国家哲学，必须以确定性来矫正不确定性，以便带给国家以持续发展动力的境地。

在这个关头，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下一步究竟怎么走的问题，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断定了。

国家哲学是一种政治哲学。

它供给一个国家基本的政治理念、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架构，以及基本的政治生活秩序。

国家哲学既展现为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因此这一理论体系的意识形态结构特征较为明显；同时，国家哲学也显示为一套制度设计思路，它提供整合社会秩序的资源；再次，国家哲学体现为潜移默化的日常秩序，它成为国家范围内公民们对国家与社会认同的保证。

为发展而矫正的三十年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无疑是受制于西方国家的既成意识形态的产物。

推翻了国民党而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典型的列宁主义政党，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政党——国家意识形态，以绝不妥协的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国家的刚性特征。

无疑，需要高度肯定这一国家哲学在中国建立现代国家自然结构方面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当这一国家哲学推动一个政党建立其国家结构之后，却难以在同样刚性的计划经济基础上长期推进国家的经济发展。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陷入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

“不发展意味着崩溃，发展意味着国家振兴。

”自此，刚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硬化的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从实际出发的轨道，发展成了判断政党与国家采取的政治和政策措施是不是适当的唯一标准。

矫正型国家哲学就是在这种矫正国家发展方向的努力过程中逐渐出现并正式成型的。

理解矫正型国家哲学，就可以理解形成中的中国模式的独特性。

所谓矫正型国家哲学，是以矫正国家发展方向、推动国家发展为唯一取向的国家哲学形态。

政府何为?———中国政府改革的定位、状态与类型任剑涛3【摘　要】中国政府改革是一个涉及中国整体改革的大问题。

因为政府改革既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关,也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连。

前者是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角度观察的问题;后者是在政府与政党、国家、社会的关系视角所看到的问题。

假如以政府改革这个并不直接与政治相连的改革路径,切入中国改革的深度难题,数十年的中国改革滞胀或许可以实现突破。

为此,回顾中国政府改革的近期定位、分析中国政府改革的基本状态,归纳中国政府改革的实在类型,就具有理性筹划中国政府改革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政府改革　定位　状态　类型一、改革定位:从有限政府到有效政府近15年,中国政府的改革,可以说走过了发达国家300年的历程。

前10年,中国政府改革在主观定位上,落定在有限政府的架构上面,政府改革的“现代”目标终于首次被确认。

近年来,中国政府的改革,转变为有效政府的建构,将政府改革的目标升级为兼顾经济发展效率需求与社会分配公平状态这两个目标的需要。

这是极其快速的转变,也是非常艰难的转变。

当然,也是不得已的转变。

中国政府改革的这两次蜕变,跨度巨大,内涵丰富,有必要进行具体描述与深入分析。

这一观察角度,是对近期中国政府改革的纵向观察。

3任剑涛,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一)1992-2002:有限政府轮廓初显只有在历史的记忆链条上才能明晰今天中国政府改革走向的思路。

从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到1990年,中国的政府改革一直是一个话题,但并不是一个紧要的问题。

因为在这一时期,总是政府在引导改革:先是以农村政策的重大调整,引导了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激活了此前死气沉沉的中国经济,让人们开始思考中国经济发展的崭新路径;接着是政府引导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使中国经济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就,从而将人们思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思维进一步活化。

这一时期,中国有着高度一致的改革共识: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就是解决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就是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将中国从“传统”推进到“现代”。

第一 ，转变思维模 式 ，加强 公民文化建设。首先要进行公 民意识 的 培育 和公 民能力 的提升 。公民意识是公 民对 自身社会性活动 的一种 自觉 自为认知意识 ，主要是指公民个人对 自身的政治地位 、法律权 利义务 及 自己与国家关系等的 自我认识 ；公民的能力素养通过政治 参与 、公共 理 性以及 自我管理等几个方面得 以体现 ，这是公民文化 中的核心部 分 ，是 公 民意识的升华和实践。其次是加强政治制度创新 ，为公 民社 会 的成 长 提供有效的政治和法律保障 。 第二 ，构建政府与社会 良性互动 机制 ，拓展 公民社 会的 发展 空间。 首先 ，政府需要承认公 民社会存在的合法性 与合理性 ，只有承认 公民社 会组织功能的特殊性和对政府管理 的互补性 ，政府 和公 民社会组 织之 间 的协商对话才有平等展开的可能性 。同时政府在构建公 民社会 的过程 中 要呈现 出一种更加积极和开放 的姿态 ，将更 多的公共事 务交 由社 会进行
新速 度；通 过有效 的公 民参 与 ，通过完善公民参政议 政的途径 ，提高公 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对政府治 理 的影 响力 ，来提 高政府 治理 的公 正性 、 透明性、合理性和有效性。 二 、 创 建 有 效 的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当前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深化势必深入扩展到政 治和社会 领域 ，对构建现代 国家治理模式产生深 刻影 响。 “ 建立政 府 、市场 、社 会互惠共生的有效 国家治理模式 ，是转型深化和完善市场经 济体制 的核 心任务 ，也是促使转型 国家从严重的分裂与衰退走 向持久 的稳定与发展 的制度基石 。 ” 纵观新一轮经济体制 改革 ，其 间贯穿 的基本逻辑 清 晰可 见 ：市场 的归市场 ，政府 的归政府 ；市场主体法无禁止 即可为 ，政府 法 无授权不可为 。其 目 的在于 ：为企业松绑 ，让市场发育 ，让 创造财 富的 源泉充分涌流 。 第一 ，围绕市场配置 资源 的决 定 的决定 性作 用重 塑政 府与 市场关 系 。当代 中国要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 ， 首先 就要跳 出有 关强政府 弱市 场和强市场弱政府之 间非此 即彼 的关 系的思维误 区。充分 发挥市场 在资 源配置 中的决定性作用首先就要转变传 统政 治经济体 制下 “ 强政府 弱市 场 ” 的固定思维模式 ，要建立统一规范 的现代市场体 系，不断完善 市场 准入制度 ，规范市场竞 争机制 ，充分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发挥 决定性 作用 。于此 同时 ， 政府宏 观调控 和管理 的主要 任务 ，是保持宏观 经济总 量平衡 ，抑制通货 膨胀 ，促进经济结构优化 ，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 ，为保 持经 济持续 健康 发展提供 和创 造 良 好 环境和条件。

作为一个规范判断来说，儒家思想的历史是既定的，但其思想方式则是未定的，或者说对任何时代敞开的。这就是1980年代人们熟知的传统儒家与儒家传统划分，所展示的不同儒家面相。传统儒家，属于历史；儒家传统，属于当下。就前者来讲，儒家已经成为学术史研究的对象；就后者来看，儒家则保有一种现代阐释的主动性。这种阐释的立场，是一种政治哲学的取向，而不是历史事实的描述。换一种表述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向儒学思想史强行索取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的规范论证和制度建构。在历史事实判断上，两者已经分属于不同的社会政治秩序建构的既成模式。如果一定要在此基础上硬性视同儒家政治与现代西方立宪民主，那么对这一主张的论辩就会非常困难。
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代儒家始终摆脱不了近代以来的悲情处境。一谈论儒家的现代建构，就要跟西方一比高下：要么断言儒家必须急起直追现代西方进步的步伐，要么认定儒家与西方现代没有高下之分，要么坚信古代儒家远胜于现代西方。这是悲情儒家的三种进路：自我高扬性的儒家，强力自辩的儒家，与西方较劲的儒家。这三种进路，都没有真正从中国现代政治建构在古典儒家秩序那里应当吸取什么资源入手，没有开辟激活儒家传统资源的现代通路，更没有从当代中国的政治现实性和紧迫性要求去切入问题。
从中国现代思想史视角看，澄清儒家与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秩序建构的关系，已经大量耗费了儒家式社会政治秩序建构的思想资源。因为这样的澄清，需要首先搞清楚古代儒家德性化的观念、制度设计和实际做法，究竟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秩序理念。过去流行的定位是牟宗三、余英时两位先生的定位。那就是儒家为主的中国文化属于一种追求“内在超越”的文化，它与西方文化确立一个高于人、外于人的上帝那种“外在超越”的文化，恰好构成两种文化体系。我认为这样的界定是大可商榷的。因为他们无条件地设定，只有宗教才能够为一套文化提供高级秩序理念，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断言。从比较文明史的角度讲，人世间的政治秩序，完全可以由宗教、哲学和道德各自提供，或共同提供。并没有一种文化完全是由纯而又纯的宗教来提供高级秩序的。宗教、哲学、道德各自提供着社会政治的高级秩序理念，有同时作用于某一文化或某些的渐进性发展过程。基督教世界确实对开创现代社会政治秩序居功甚伟。但绝对不能说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的直接产物。缺乏了希腊的哲学积淀、罗马的道德追寻，基督教不可能塑就西方文化。中国自西周以降，“绝地天通”，系统宗教为儒家为主的道德所替代，但古典中国的运行可谓井然有序。如果我们不承认宗教、道德和哲学，可以各自延续自己的逻辑，为政治生活提供高级秩序理念，不仅没有尊重人类的政治史事实，而且对现实的社会政治秩序建构也不会有帮助。这是一种可怕的思想混乱。

38海外文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进行全面深化改革，这是发展和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点所在。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与党的执政能力的现代化是相互关联，共同发展的。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诸多挑战，例如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政治民主化的兴起、文化多元化的推进、社会转型的矛盾凸显。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这就要求执政党，提高执政党自身的治理能力和水平，严厉打击腐败，促进机构改革。

更关键是要深化其思想价值，加强作风建设，推进制度改革，并改善治理方式。

1 增强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性1.1 党自身发展面对新形势，就要求党在体制、党内人员的素质、领导能力等方面要有革新和完善。

必须经受住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考验，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起，历代中共领导人助推和完成了理论的中国化，这是适应国情和时代发展的结果，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有益探索。

由此可见，理论上的创新是执政党永葆生机的基本条件，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

1.2 适应当前国际形势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是当前世界形势的主流，国际行为体间的相互关系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剧变。

各国的执政党都着眼于世界和本国国情，积极协调和优化相关的发展战略，以期在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

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际形势，把握好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继续深化改革，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显得尤为重要。

由此，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牢牢占据制高点，积极把握主动权。

1.3 政党先进的集中表现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是一项深谋远虑的历史决策，也是一项重大紧迫的战略任务。

紧密团结党和人民，是党增强执政能力的重要举措。

坚持党的先进性、坚持执政为民、坚持与时俱进，就是党的执政工作要体现出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永不懈怠。

在不断的国家深化改革治理和党自身执政能力建设中找到新发展，取得新进步。

O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作者： 任剑涛[1]
作者机构： [1]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北京100062
出版物刊名：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1-12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2期
主题词： 国家治理;现代化;两个大局
摘要：中国共产党基于对国情世情的深刻认识,将统筹"两个大局"作为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体现了深远的战略眼光和超强的辩证思维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首先需要富有针对性地厘清治理中的国家位置.国家治理现代化亦存在"两个大局".就国内大局而言,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建构国家与社会力量的相对关系;从国际大局看,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处理国情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之间的关系.这是现代国家的结构与功能注定的情形.在现代化治理框架中,社会力量的在场,让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互动的过程;国际社会的互动,让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必须兜住全人类共同价值准则的跨国运行进程.从一个长过程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并不是国家治理的终结性目标,需要在完成治理现代化基本目标的同时,有更为久远与广阔的治理愿景.。

State Construction, State Building and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作者： 任剑涛[1]
作者机构： [1]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出版物刊名：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16-29页
年卷期： 2019年 第7期
主题词： 国家建构;国家建设;行政国家;行政改革
摘要：人们一般在国家建设的论域中讨论行政国家问题。

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进路。

必须在国家建构与国家建设这两个角度同时审视行政国家,才足以完整理解行政国家的相关问题。

国家建构需要完成确立行政国家的任务,国家建设需要落实行政效率的目标。

这是现代国家结构健全与功能优化的双重要求所注定的状态。

它们的关系不是疏离的,而是紧密的。

对处在深水区改革的中国来讲,沃尔多与西蒙针对公共行政发出的不同声音,其实对中国都具有同场共在的针对性。

中国的行政国家建构与建设,需要同时在结构完善与功能优化两个方面着手。

重回现代共和轨道：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及其结构转型
任剑涛
【期刊名称】《学海》
【年(卷),期】2015(000)002
【摘要】中国的现代建国,从民族国家建构始,以政党国家成型终.政党国家并没有完全背离共和精神.只不过它是一种类似贵族共和的政体形式.从现代共和的基本精神来看,中国面临着一个从政党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从贵族共和向平民共和的跃迁.只有完成了这样的转交,中国的现代建国任务才真正宣告完成,中国也才有望成为规范意义上的共和国.
【总页数】18页(P29-46)
【作者】任剑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北京,100872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从帝制中国、政党国家到宪制中国: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三次转型 [J], 任剑涛
2.乡村中国的现代转型--读《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 [J], 董国强
3.传统延续与现代转型:当代中国边境集市结构功能变迁研究——以云南为中心的考察 [J], 尹建东;吕付华
4.试论中国近现代经济结构转型 [J], 张欣悦;石新玉
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文学史
书写的"现代"转型与趋时叙述
——以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为中心 [J], 仲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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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帝制中国、政党国家到宪制中国：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三次
转型
任剑涛
【期刊名称】《学海》
【年(卷),期】2014(000)002
【摘要】中国的现代建国历程,可以概括为从帝制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静态地展现了帝制中国、民族国家、政党国家与宪政国家四个国家面相.而动态地呈现出从帝制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变的、三次结构性变迁的复杂过程.其中,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昙花一现,政党国家成为国家建构的主流形式.20世纪中国出现了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创制的两个政党国家实体.但两个政党国家实体在不同处境中遭遇到难以克服的运作困难.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规范运作形式——宪政国家,是中国国民党建构的政党国家实体既成的政治结局,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国家实体也以建构法治国家的形式,走向民族国家的立宪政体.
【总页数】19页(P76-94)
【作者】任剑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北京,100872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中国近代国家建构视野中的师范教育——评《师范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1897-1937)》 [J], 刘争先
2.从民族国家建构到民生国家建设——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维度的嬗变 [J], 孙岩
3.中国梦与人的全面发展——基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政治生态视角 [J], 龚晓珺;贺金瑞;
4.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主轴 [J], 刘华林
5.现代性与现代国家建构——比较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性与现代国家建构 [J], 常士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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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国家、机构与生产者：三边关系与知识生产当代中国知识生产机器的主体性结构因素有三个：一是作为知识生产主导力量的国家，二是作为知识生产具体组织单位的各种研究机构，三是直接从事知识生产的人士。

这三个因素之构成知识生产机器的结构性主体，是由当代中国的知识生产格局做注定的。

“国家”之构成为中国知识生产机器的主导性力量，是因为“国家”在知识生产的结构中扮演着知识生产设计者、资源配置者与知识成果决定性购买者的角色。

从知识生产的设计者角度来看国家在知识生产机器运转中的功用，我们可以得知，中国的国家定位与国家在知识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对于知识生产具有着导向的能量。

中国的国家形态不是标准意义的“现代”的，它是现代形态的转变形态。

这种转变通过两个对比显示出来。

一个转变是相对于标准的，也即是原发、内生的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而言的特殊的、中国的政党-国家形态。

这一关乎国家形态的对比可以让我们知晓，国家形态的定位使得国家对于知识生产的状态发生大为不同的影响。

另一个转变是从国家建构的自生自发秩序与国家的人为追求秩序的转变而言的。

原发内生的现代化国家从观念到制度、再到日常生活，都是在社会生活的自然延续过程中形成的，没有跨文化的紧张感。

而象中国这样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国家，国家理念、制度设计、政治生活都是移植的结果。

与这种移植相伴随的两种紧张，使得国家对于知识生产的政治紧张感大为加强——一种紧张是旧的国家秩序的逐渐崩溃，使得中国人熟悉的国家理念、比如朝贡关系支撑的“天下”国家观丧失了认同，人们关于国家认同的精神基础处于涣散的状态。

同时因为原来的制度整合功能渐渐弱化，国家的强制力量不足以整合共同体成员的合序性行为，因此人们对于什么制度有利于整合社会政治生活秩序陷入了迷惘的状态。

再者当国家理念涣散、制度整合功能弱化的时候，社会政治生活的无序化态势越来越明显，造成人们对于知识的对峙性价值偏好，以至于无法有效认知变迁社会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