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童蒙教育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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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宋代童蒙教育与前朝相比,最明显的特征是突破了门阀士族严格的等级制度,呈现出大众化的趋势。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宋代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强化,促进了庶族地主阶级与小农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为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趋势的形成,奠定了广泛的社会阶级基础;宋代最高统治者提倡的“兴文教,用文人”,改革科举制度的文教政策和神童举的设置,极大地刺激了宋人教育子女的热情,为宋代童蒙教育大众化趋势的形成,开辟了现实途径,最终创造出宋代社会“郁郁乎文哉”的文化盛象。
一、“农工商各教子读书”与门阀士族制度被打破相适应,宋代社会各阶层对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一方面,失去了世袭制庇护的世俗地主阶级寄希望于通过其子弟接受教育来防止家道沦落;另一方面,“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所渲染的美好前景,激励着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客户”、手工业者和商人阶层通过接受教育,达到改变社会地位,光宗耀祖的目的。
一时间,读书人人有份,成为社会民众普遍认同的观念。
宋代童蒙教育对象,除了赵宋宗室子孙和一般官僚地主家庭的子弟以外,相当一部分是出身于平民的农家子弟,如北宋“世为农家,九岁能文”的王偁和“眉山农家也,少从士大夫读书”的巢谷等。
即使地位比较低下的“负担之夫”,尽管只能“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勉强维持温饱,但为了“奖励厥子读书识字,有所进益”,也会节衣缩食“令厥子入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
此外,历来位居四民之末的商人也非常重视对其子弟的教育。
如饶州帽匠吴翁由于“日与诸生接,观其济济,心慕焉”,于是“教子任钧读书”(洪迈:《夷坚志·吴任钧》补卷2,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
“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刘清之:《戒子通录》卷6《教子语》),成为社会共识。
“农工商各教子读书”(方大琮:《铁庵集》卷33)成为宋代社会的一道独特风景。
二、多管齐下的童蒙教育系统宋朝开国以后,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立了以文治国的方针。
古代孩子启蒙教育在古代,孩子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将成为未来社会的栋梁之才。
古代孩子的启蒙教育,不仅注重知识的传授,更强调品德的培养和人格的塑造。
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古代孩子启蒙教育的方式和特点。
首先,古代孩子的启蒙教育注重家庭教育。
在古代,家庭是孩子最早接受教育的地方。
父母会亲自教导孩子读书识字,传授家风家训,教导孩子做人做事的道理。
在家庭中,孩子不仅学会了基本的礼仪和行为规范,还培养了孝顺父母、尊敬长辈的传统美德。
其次,古代孩子的启蒙教育注重师傅传授。
在古代,孩子要学习一门手艺或者技能,通常会找一个有经验的师傅来传授。
师傅不仅会传授技艺,还会教导孩子做人做事的道理,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勤劳精神。
通过与师傅的相处,孩子不仅学到了实用的技能,还受益匪浅。
古代孩子的启蒙教育还注重书院教育。
在古代,书院是孩子接受正规教育的地方。
孩子在书院里学习经典著作,领悟先贤的智慧,培养自己的道德情操。
在书院里,孩子不仅学到了丰富的知识,还结交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了人脉关系,为将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古代孩子的启蒙教育还注重实践教育。
在古代,孩子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还要参与农耕、家政等实际工作。
通过实际操作,孩子学会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动手动脑的能力,锻炼了意志品质和坚韧不拔的品质。
总的来说,古代孩子的启蒙教育是全方位、多层次的。
它不仅注重知识的传授,更注重品德的培养和人格的塑造。
古代孩子在家庭、师傅、书院和实践中接受教育,形成了独特的启蒙教育体系,为他们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我们借鉴和传承。
古代童蒙教育特点
古代童蒙教育的特点包括:
1. 早期教育:古代童蒙教育以婴幼儿时期为重点,注重培养儿童的基本品德和礼仪。
父母或家庭长辈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孩子最初的成长阶段起到了教育的角色。
2. 传统价值观:古代童蒙教育强调传统价值观的传承,主要以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为主导。
孩子被灌输着尊敬长辈、孝敬父母、顺从教师等核心价值观念。
3. 重视礼仪教育:古代童蒙教育强调培养儿童的礼仪和道德素养。
孩子需要学会尊重他人、遵守社会规范,同时也注重培养孩子的仪容仪表,使其具备得体的举止和言谈举止。
4. 传统文化教育:古代童蒙教育注重向孩子传授传统文化知识,包括经典文学、诗词歌赋等。
儿童通过学习古代文学作品,了解传统价值观和道德准则。
5. 劳动教育:古代童蒙教育强调劳动教育的重要性。
孩子需要从小学会一些实用的劳动技能,如种植、耕作、缝纫等。
通过劳动,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独立能力。
6. 个性发展:古代童蒙教育注重培养孩子的个性和才能。
父母和老师会根据孩子的天性和兴趣,给予他们适当的激励和引导,发展他们的特长。
宋元蒙学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最突出的特点有以下三点。
第一,强调严格要求,打好基础。
蒙学教育是基础教育,在这个阶段严格要求,打好基础,对于儿童日后的发展将会长期起作用。
因此,宋元蒙学教育十分强调对儿童进行严格的基本训练。
例如,在生活礼节方面,要求儿童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堂室必洁等。
在学习方面,要求儿童读书必须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且要熟读成诵;写字必须“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而且尤为重视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
如要求:“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
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书,仔细分明读之”;“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皱折”;“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等。
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一经形成,不仅有利于儿童的成长,而且还会使他们终身受益。
第二,重视用《须知》、《学则》的形式培养儿童的行为习惯。
蒙学阶段的儿童可塑性大,为了培养儿童的行为习惯,宋元时期的教育家制定了各种形式的《须知》、《学则》等,以此作为规范儿童行为的准则。
如朱熹的《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清洁、读书写字、杂细事宜等都作了详密的条文式规定。
程端蒙、董株的《学则》,也对儿童生活、学习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这些规定和要求虽不免繁琐,且有压抑儿童个性发展的缺陷,但使儿童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对于培养他们的行为习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注意根据儿童的心理特点,因势利导,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蒙学阶段的儿童活泼好动,宋朝教育家已经注意到儿童的这个特点,积极引导,唤起他们的学习兴趣。
程颐曾说:“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
”朱熹亦主张用历史故事、道德诗歌来教育儿童,并开展“咏歌舞蹈”等文娱活动,以引起他们的乐趣,增加他们学习的自觉性,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境界。
北宋启蒙教育北宋时期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启蒙教育的发展时期。
在北宋时期,启蒙教育开始逐渐兴盛起来,对中国教育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北宋时期的启蒙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和道德修养。
在这个时期,儒家思想对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人文素养。
教育家们强调“格物致知”,注重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思维能力,提倡“实学”、“经世致用”,使学生在学习中能够培养实际应用的能力。
其次,北宋时期的启蒙教育注重启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意识。
在这个时期,教育家们提倡“格物致知”,注重启发学生的观察力和思维能力,鼓励学生勤思好问,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意识。
这为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再次,北宋时期的启蒙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
在这个时期,教育家们提倡“实学”、“经世致用”,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鼓励学生通过实际操作来巩固所学知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
这使得学生在学习中不仅能够掌握理论知识,还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最后,北宋时期的启蒙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
在这个时期,教育家们提倡“文以载道”,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和审美情趣,鼓励学生通过文学艺术的欣赏和创作来陶冶情操,提高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
这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的文化传承提供了丰富的人才和作品。
总之,北宋时期的启蒙教育对中国教育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来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在当今社会,我们也可以从北宋启蒙教育中汲取营养,注重培养学生的基础知识和道德修养,启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积极的探索和努力。
宋代童蒙教育的主要特点童蒙教育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周秦始,贵族家庭的儿童七八岁以后,“出就外傅”接受蒙养教育。
汉唐时期,童蒙教育已基本趋于成熟,但教育对象限于贵族子弟和少数平民子弟。
宋以后,在教育庶民化趋势的影响下,童蒙教育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在总结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对宋代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明清乃至近代的童蒙教育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然而,长期以来,对宋代童蒙教育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对童蒙教材的重新编纂和对童蒙教育内容的研究,很少有人从整体上来把握宋代童蒙教育的特点,使宋代童蒙教育研究呈现出片面化倾向。
笔者认为,加强对宋代童蒙教育特点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宋代文化教育相对普及的原因,而且也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宋代童蒙教育作为文化传播的中介和统治者进行思想控制的重要环节,是怎样使高深的儒家性理精义俗化并普及于民间,变成村夫俗子、黄齿小儿口诵心传的人伦规范的。
从而使我们更深切地了解宋代社会人们的社会心态、文化心理、道德风貌和民众性情等。
一伦理道德教育与自然科学常识教育之趋势早在先秦时期,《周易·蒙卦》就提出,“蒙以养正,圣之功也”,即强调从人的幼童阶段起,就在日常生活的教育中,养成成人以后应作为一个合格的人的目标。
宋代以后,封建文化人对蒙童的伦理道德教育尤为重视。
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张载、二程、朱熹等人均认为:早期教育对于人的一生的发展极为重要,如果“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1](p5)。
因此,朱熹主张“童稚之学,不止记诵。
养其良知良能,当以先入之言为主。
日记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事,如黄香扇枕,陆续怀桔,叔敖阴德,子路负米之类,只如俗说,便晓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1](p94)。
宋代童蒙伦理道德教育虽仍以立志、明人伦、孝悌和正心敬身为主要内容,总的看来,与传统的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教育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宋代童蒙的伦理道德教育体系是建立在理学的思想体系之上的。
宋代童蒙教育研究当我们谈论童蒙教育时,往往会想到现代教育体系中的幼儿园、小学等机构。
然而,童蒙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其中以宋代为最具代表性。
在宋代,童蒙教育受到高度重视,成为当时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
本文将探讨宋代童蒙教育的发展历程与特点,以期为现代童蒙教育提供一定的借鉴。
在宋代,童蒙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随着理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士大夫阶层开始重视童蒙教育的重要性。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童蒙教育被视为培养孩子道德品质和人文素养的重要途径。
宋代童蒙教育还承担着社会教化的功能,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宋代童蒙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识字教育、道德教育和常识教育。
其中,识字教育是童蒙教育的基础,学生需要掌握常用的汉字和词汇。
道德教育则注重培养孩子的品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包括忠、孝、仁、义、礼、智、信等方面的教育。
常识教育则涉及天文、地理、历史、算术等各个领域,旨在拓宽孩子的知识视野。
宋代童蒙教育的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注重启发式教育和情境教学。
其中,韵律识字是一种广泛采用的教学方法,通过韵律和歌谣的形式帮助孩子记忆汉字。
宋代教师还善于运用历史故事、典故等形式,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和思维能力。
宋代童蒙教育的发展历程中,不仅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还注重培养孩子的道德品质和人文素养。
同时,宋代童蒙教育的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也为现代教师提供了很多启示。
在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童蒙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然而,借鉴宋代童蒙教育的经验和成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
现代童蒙教育应注重孩子的全面发展。
在传授知识的要孩子的情感和道德发展,培养孩子的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现代教师需要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和思维能力。
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加强对童蒙教育的投入和支持,为孩子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
宋代童蒙教育的研究对我们今天的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
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让童蒙教育更好地适应时代的需求和发展。
古代童子启蒙教育古代中国的教育注重培养孩子的品德修养和文化素养,童子启蒙教育是古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古代,父母和老师都十分重视童子的启蒙教育,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培养孩子的品德和学识,让他们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才。
本文将从古代童子启蒙教育的特点、内容和方法等方面进行探讨。
古代童子启蒙教育的特点。
古代童子启蒙教育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一是注重品德修养。
古代父母和老师认为,一个人的品德决定了他的成长和未来,因此他们在启蒙教育中注重培养孩子的品德,让他们懂得孝顺、诚实、守信等美德。
二是注重文化素养。
古代教育注重培养孩子的文化素养,包括识字识数、诗词歌赋、礼仪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被认为是孩子成长的基础。
三是注重实践教育。
古代教育强调知行合一,注重通过实践活动来培养孩子的能力和素质,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会做人和做事。
古代童子启蒙教育的内容。
古代童子启蒙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品德修养和文化素养两个方面。
在品德修养方面,教育者会教导孩子要懂得孝顺父母、尊敬师长、诚实守信、友善待人等道德规范,让他们养成良好的品德习惯。
在文化素养方面,教育者会教孩子识字识数、学习经典诗词、了解礼仪规范等知识,让他们在学习中培养自己的文化修养。
古代童子启蒙教育的方法。
古代童子启蒙教育采用多种方法来进行。
一是家庭教育。
在古代,家庭是孩子最早接受教育的地方,父母会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言传身教来教育孩子,让他们在家庭中学会做人的道理。
二是师傅教育。
在古代,有些孩子会拜师学艺,师傅会传授给他们一些技能和知识,同时也教导他们做人做事的道理。
三是书院教育。
在古代,一些有条件的家庭会送孩子到书院学习,接受正规的教育,学习文化知识和礼仪规范。
四是实践教育。
古代教育注重实践,教育者会让孩子参与农耕、手工、礼仪等实践活动,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会做人和做事的能力。
结语。
古代童子启蒙教育是古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注重培养孩子的品德和文化素养,通过多种方法进行教育。
品位•经典乂化纵横宋代蒙学教学特点及对当代儿童教育的启示O佟金鹤(黑龙江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80)【摘要】宋代时期是我国蒙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重要的蒙学读物和蒙学教育学者。
在前朝蒙学发展的基础上,宋代时期的蒙学又产生了诸多自身的特点,尤其在教学手法上产生了许多新颖的教学理念,如在识字、读书以及在道德训练方面的操作手段都具有独树一帜的风格。
同时,宋代优秀的教学经验对我国当下儿童的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立足于宋代蒙学教学特点的基础上阐述其对当代儿童的教育启示。
【关键词】宋代蒙学;教学特点;儿童教育“蒙”有幼稚之意,《易经》中曰:“蒙者,蒙止,物之稚也”,蒙童是儿童的蒙昧之时,故称之为蒙童也。
蒙童作为一个低龄群体,从古至今都是世人关注的一类人群。
“蒙学”也称之为蒙馆,是中国古代封建时期对蒙童进行教育的场所⑵。
在我国蒙学的教育发展史上,宋代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它的历史意义不仅仅指停留在教育层面,对经济、政治等方面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时至今日,当代教育界对蒙学教育的发展还有待深入研究和深化,无论从家长、学校还是政府方面我们都应该重新审视宋代蒙学教育对当代的历史意义。
一、宋代蒙学的教学特点(一)集中识字,教学由简入难蒙学从产生之初期就非常重视识字,识字教育在蒙学的教学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基础环节。
到了宋代时期蒙学教育者在延续了这一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识字方式。
首先,采取集中识字的方法。
在学童时期,孩子们就会学习《千字文》,通过这本书完成对于古代汉字的启蒙认读。
与此同时,宋代学者在已有《千字文》的基础上续编了新的内容。
短短的千字文可以在押韵的背诵过程中,让学童迅速掌握上千字的认读。
《五言杂字》中曾说道:“几句俗言语,休当戏言观。
专心记此字,落笔不犯难。
”这充分说明此阶段学者对于背书、识字的重视程度⑶。
宋代的教育学家们还通过不断地钻研教学内容,编纂《三字经》《百家姓》等读物,使儿童的识字范围更为广泛,教育意义更加凸显。
宋代儿童启蒙教育
宋代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
阶段。
在宋代,儿童启蒙教育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为后世教育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宋代儿童启蒙教育的特点和经验对今天的教育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首先,宋代儿童启蒙教育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
在宋代,儿童的启蒙教育主要
包括识字、识数、识礼等基础知识的学习。
这些基础知识对于儿童的认知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通过学习基础知识,儿童能够建立起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为他们未来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宋代儿童启蒙教育注重德育的培养。
在宋代,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
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品德和修养。
儿童在学习的同时,也要注重道德品质的培养,注重礼仪的学习和实践。
这种注重德育的教育理念,对于培养学生的良好品质和道德观念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外,宋代儿童启蒙教育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
在宋代,教育不仅仅停留在课
堂上的书本知识,更重要的是注重学生的实际能力培养。
儿童在学习的同时,也要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和实际操作的训练。
这种注重实践能力的教育理念,对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说,宋代儿童启蒙教育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德育的培养和实践能力的
培养,这些教育理念对于今天的教育也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宋代儿童启蒙教育的优良传统,注重基础知识的学习,注重德育的培养,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的贡献。
宋代童蒙教育的主要特点童蒙教育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周秦始,贵族家庭的儿童七八岁以后,“出就外傅”接受蒙养教育。
汉唐时期,童蒙教育已基本趋于成熟,但教育对象限于贵族子弟和少数平民子弟。
宋以后,在教育庶民化趋势的影响下,童蒙教育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在总结前朝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对宋代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明清乃至近代的童蒙教育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然而,长期以来,对宋代童蒙教育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对童蒙教材的重新编纂和对童蒙教育内容的研究,很少有人从整体上来把握宋代童蒙教育的特点,使宋代童蒙教育研究呈现出片面化倾向。
笔者认为,加强对宋代童蒙教育特点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宋代文化教育相对普及的原因,而且也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宋代童蒙教育作为文化传播的中介和统治者进行思想控制的重要环节,是怎样使高深的儒家性理精义俗化并普及于民间,变成村夫俗子、黄齿小儿口诵心传的人伦规范的。
从而使我们更深切地了解宋代社会人们的社会心态、文化心理、道德风貌和民众性情等。
一伦理道德教育与自然科学常识教育之趋势早在先秦时期,《周易·蒙卦》就提出,“蒙以养正,圣之功也”,即强调从人的幼童阶段起,就在日常生活的教育中,养成成人以后应作为一个合格的人的目标。
宋代以后,封建文化人对蒙童的伦理道德教育尤为重视。
宋代著名的理学家张载、二程、朱熹等人均认为:早期教育对于人的一生的发展极为重要,如果“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1](p5)。
因此,朱熹主张“童稚之学,不止记诵。
养其良知良能,当以先入之言为主。
日记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事,如黄香扇枕,陆续怀桔,叔敖阴德,子路负米之类,只如俗说,便晓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1](p94)。
宋代童蒙伦理道德教育虽仍以立志、明人伦、孝悌和正心敬身为主要内容,总的看来,与传统的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教育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宋代童蒙的伦理道德教育体系是建立在理学的思想体系之上的。
首先,宋代童蒙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与理学的本质特性是一脉相承的。
理学作为一种新的儒学体系,它“以不同的方式为发源于先秦的儒家思想提供了宇宙论、本体论的论证;以儒家的圣人为理想人格,以实现圣人的精神境界为人生的终极目的;以儒家仁义礼智信为根本道德原理,以不同方式论证儒家的道德原理具有内在的基础,以存天理、去人欲为道德实践的基本原则。
为了实现人的精神全面发展而提出并实践各种‘为学功夫’即具体的修养方法”[2](p14)。
以理学的这一特征比照宋代童蒙的伦理道德教育,就会发现,理学不仅为传统的伦理道德教育奠定了哲学和理论的基础,从更高的程度上说明了封建伦理道德教育的合理性,而且宋代童蒙的伦理道德教育正是对理学基本特征的反映,如宋代童蒙教育强调“幼学之士,先要分别人品之上下,何者是圣贤所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为之事,向善背恶,去彼取此,此幼学所当先也”[3](p2)。
要求蒙童以儒家圣人人格为追求目标,以“志于道”为己任,从而实现“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4](p85)的最终目的。
为使理学的抽象目标易于为蒙童接受,宋代思想家将以孝悌为主要内容的“明人伦”的教育作为童蒙伦理道德教育的核心。
朱熹认为:“圣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为司徒,教人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皆是定本。
”[5](p129)体现在童蒙教育内容中,即《三字经》中所要求的使儿童懂得“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4](p36)的道理,进而达到“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4](p27)的目的。
为了使孝悌这种内在的道德情感转化为人们的道德实践,宋代学者均十分注重对儿童的正心敬身的教育,即通过敬其自身,肃其外仪,进而达到整饬自身的目的。
朱熹在《童蒙须知》中主张:“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语言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
”[6](p21)朱熹从日常的衣服冠履入手,加强儿童的敬身肃仪教育,其用意是要使儿童从小养成符合封建主义的日用人生的习惯,为达到对封建道德准则的“真知笃行”奠定基础。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强调立志,即是要求蒙童以儒家圣人人格为追求目标;通过以孝悌为核心的“明人伦”的教育,来实现“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修养目的;而所谓“正心敬身”的教育,正是理学修养方法的具体化。
其次,宋代蒙童的伦理道德教育,强调在“人伦日用”中体现“至理”,在儿童的平日履践中“尽性至命”。
在宋代理学家看来,“天下之物无一物不具夫理,是以圣门之学,下学之序,始于格物以致其知,不离乎日用事物之间,别其是非,审其可否,由是精义入神以致其用”[7](卷三十八)。
而“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于知长,化于心成,而无@①格不胜之患”[7](卷七十六)。
体现在具体的童蒙教育过程中,要求儿童说话时“要常低声下气,语言详缓,不可高言喧哄,浮言戏笑;父兄长上,有所教督,但当低首听受,不可妄自议论。
长上间责,或有过误,不可便自分解,始且隐默,久却徐徐细意条陈。
……凡侍长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6](p21—23)等等。
这些对儿童日常规范教育,正是朱熹“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诚敬之实,及其少长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间,各有以知其义理之所存,而致涵养践履之功”[8](p106)的思想体现,因此“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
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9](p192)。
再次,宋代童蒙的伦理道德教育内容以传授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内涵为前提,以日常行为规范教育为核心,体现了在“人伦日用”中体现至理的基本精神。
“伦理本体的建构并不是理学思想的完成,而仅仅是个开始。
伦理说到底只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它只有化为人们的自觉,才具有实在的意义。
因此只有从理论上阐明天理与心性的统一,才能融天理于心性之中,而将多少有点神秘的伦理本体化为人们的主观心理,将‘三纲五常’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自觉。
”[10](p16)为了使理学渗入到儿童的思想意识中去,理学家们一方面通过编撰《训蒙绝句》(又称《训蒙诗》)、《伊洛经义》、《毓蒙明训》和《性理字训》等理学教材来传授“天理流行,赋予万物,是之谓命。
人所禀受,贤愚厚薄,是之谓分;……禀乎天理,莫非至善,是之谓性;主乎吾身,统乎性情,是之谓心。
感物而动,分乎善恶,是之谓情”等理学基本概念和“天命不己,于穆不己,其赋于人,为性之善,是曰天理;喜怒哀乐,声色臭味,感物而动,易流于私,是曰人欲”[11](p161、171)等理学的基本内涵。
另一方面,通过《小学诗礼》、《训蒙雅言》、《童蒙训》、《少仪外传》、《童蒙须知》、《小学》、《家塾常仪》和《三字经》、《小学绀珠》、《千字文》、《百家姓》及《蒙求》、《十七史蒙求》、《叙古千字文》等童蒙教材,使儿童在“诵诗读书,咏歌舞蹈”[7](p30)等生动活泼的活动中,接受“立不敢中门,行不敢中道。
坐不敢中席,居不敢主奥。
……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
非法不敢道,非德不敢行”[12](p81、83)等日常行为规范的教育。
这些内容表面上是为了使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学会尊重父母长上,但从根本上说,它是忠的基础,是礼的根源。
其最终目的是通过“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使儿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3](p1)的熏渍陶染。
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等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加之科举制度的改革,极大地刺激了普通平民,甚至包括某些社会地位低下的贱民督促子弟读书的热情。
为了适应社会的这种变化,宋代许多著名学者如朱熹、吕祖谦、吕本中、陈淳、王应麟等,在编撰童蒙教材时,不仅重视伦理道德教育,也非常重视对蒙童进行一些自然、科学常识的教育,以培养博学、广见闻的儿童。
王应麟在《小学绀珠》自序中,明确指出:“君子耻一物不知,讥五谷不分。
七穆之对,以为洽闻;束帛之误,谓自寡学。
其可不素习乎?乃采掇载籍,拟锦带书,始于三才,终于万物。
经以历代,纬以庶事,分别部居,用训童幼。
”[14](p5)在王应麟看来:“夫小学者,大学之基也。
见末知本,因略致详,诵数以贯之,伦类以通之,博不杂,约不陋,可谓善学也。
”[14](p5)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从宋代开始,以《州名急就章》、《名物蒙求》、《小学绀珠》、《历代名医蒙求》等为代表的专讲名物制度、自然常识及科技知识的童蒙教材不断出现。
尽管这类童蒙教材的数量不多,但反映出宋代童蒙教育开始重视自然和科技知识教育的趋向。
宋代童蒙教育中有关自然常识和科技知识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地理知识。
欧阳修在他所撰的《州名急就章》序言中提到:“余为学士,兼职史官,官不坐曹,居多暇日,每自娱于文字笔墨之间,因戏集州名作《急就章》一篇,以示儿女曹,庶几贤于博塞尔。
”[15](p1102)在此作者尽管自称为游戏之作,但笔者以为,作者以掌管文书和识天地万物古今四方之名的便利,写出的《州名急就章》对儿童学习地理知识会有一定的帮助。
再如宋末方逢辰编著的《名物蒙求》也辑录有以介绍地形、地貌为主要内容的地理常识,通过“高平为原,窈深为谷。
山脊曰岗,山足曰麓”等通畅流利、自然顺口的对偶句式,使蒙童在朗朗上口的诵读中,得到有关地理知识的教育。
第二,自然常识。
宋代童蒙教育中,自然常识的教育内容进一步扩大,不仅在著名的《三字经》中有“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
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
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
……稻梁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
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15](p31、33)等有关自然常识的教育内容,而且在《名物蒙求》中,甚至出现了对自然现象较为科学的解释:云维何兴,以水之升。
雨维何降,以云之蒸。
……物有知者,鸟兽之属。
物无知者,为草为木。
[15](p1222、1228)这一方面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代认识自然的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宋代学者已经意识到对蒙童进行自然知识教育的重要性。
第三,天文、历法知识。
在宋代童蒙教育中,有关天文知识的教育在童蒙教材中也有反映。
如在宋人方逢辰的《名物蒙求》和王应麟的《小学绀珠》中均有有关天文知识的内容。
另外,流行于宋代的《步天歌》通过《紫微垣》、《太微垣》、《天微垣》和《东方七宿》、《北方七宿》、《西方七宿》、《南方七宿》七个部分,将各个星宿的位置讲得十分清楚,不仅易读,而且易记,宋人郑樵谈自己读《步天歌》的感受时说:“一日,得《步天歌》而诵之,时素秋无月,清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