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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立文先生宋明理学研究的逻辑进路
张立文先生是中国宋明理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他对于宋明理学的研究具有独特的逻辑进路。
在他的研究中，他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历史背景与学术传统、学说体系和思想内涵，通过深入分析和细致比较，揭示了宋明理学的独特价值和影响。
张立文先生通过研究宋明理学的历史背景与学术传统，为理解宋明理学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点。
他对宋明时期的社会政治背景、儒学传统和宗教文化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并从中提取出对宋明理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他对明代中晚期社会政治动荡和宗教信仰风潮的分析，揭示了宋明理学中宗教因素的重要地位。
他对宋代儒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进行了细致观察，发现了宋明理学在儒学思想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
张立文先生通过研究宋明理学的学说体系，展现了宋明理学的丰富内涵和学术体系。
他对于各个思想流派的思想演进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和梳理，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了宋明理学的多元性和相互联系之处。
他从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和王阳明思想等不同源流的交织关系中，揭示了宋明理学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
他还通过对宋代各类学术文献的考察，挖掘出其中关于心性、理气、知行等核心概念的讨论和争鸣，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宋明理学的学术体系。
张立文先生通过研究宋明理学的思想内涵，深化了对宋明理学的理解和评价。
他通过对宋明理学的核心概念和关键问题的解读和分析，揭示了其中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观念。
他对于“心性”概念的阐释，突出了宋明理学强调人性本善和修身治国的核心主张；他对于“知行合一”理念的考察，展示了宋明理学中融合知识与实践、学问与实践的价值观。
张立文：佛(禅)学三句真言论国学过去讲佛教为西来之学，严格来讲并不科学。
佛教哲学，自汉代传入中国，经过融会了玄学，到南北朝得到很大的发展，非常兴盛。
梁武帝萧衍曾四度舍身为僧，要朝廷用重金赎身。
他认为佛教是正道，中国本土的儒道为邪道，故而崇尚佛教，以之为国教，佛教达到很高的地位。
隋唐时期，佛教得到了更大发展，隋炀帝尽管荒淫无耻，但他信佛求戒，也是佛教弟子，但他并没有向佛教主张的那样行善，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唐代，特别是武则天时，三教并崇，佛教为盛，寺院规模很大，寺院经济非常发达，民间藏书也十有八九为佛教典籍。
佛教文化成为一种强势文化，而儒道本土文化则沦为弱势文化。
如果说在七八世纪，印度佛教存在，到14世纪，那么印度佛教趋于湮灭。
佛教依靠引入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后由中国向外传到韩、日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中国化的佛教在理论上和思维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不管华严宗、天台宗，都是中国化的，惟独华像维世宗照搬照抄印度原始佛教，故很少有人去信仰，逐渐湮没。
特别得到世众信仰的是禅宗，相传如来佛祖在灵山传法，作拈花微笑，众僧皆不解其意，惟迦叶尊者露出会心的笑颜，佛祖明白迦叶已经悟其意，故把法传与他，迦叶尊者是为禅宗初祖，阐扬如来教义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心传心，这才是正眼法障。
二十八代达摩尊者东来中国传法，成为中国佛教初祖，代代相传，到慧能六祖发扬光大。
中国佛教本来是没有经的，都从印度引进，中国人只为之做论做疏，直到慧能，才有了一部《六祖坛经》。
相传六祖不识字，是文盲，现在也还在考证这个问题。
五祖弘忍为传衣钵予弟子，特意试法弟子，令弟子各做一偈，聊表心志，他则根据弟子所作之偈悟性、水平高低决定是否达到为我传法的条件。
上座弟子神秀先声夺人，作一偈子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何处惹尘埃。
”弘忍听后，微微一笑，说：“你的悟性可以，已经到了佛学门槛，但还没有入门，假如刻苦修行之乃能登堂入室，可以肯定你基质是好的，不会干坏事，也不会做恶做孽。
“和合学”辨正——与张立文先生商榷(一)内容提要：为当代国内著名学者张立文先生所明确提出的所谓“和合学”理论，时至今日已差不多有近20年的时间了。
其影响所及，非限九家、更在政界，甚至还流播到了异域。
在此期间，对此提法，有人赞颂、有人称许、有人摇头，但更多的人却选择了沉默。
而在本文看来，这一理论非但没有什么新意可言，而且更有主观臆断、误解经典之嫌。
究其实，则恐怕它也要同当下其他不少的学说理论一样，从根本上说，是既无根又无解的；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或假问题。
关键词：和合合和和合道德为当代国内著名学者张立文先生所明确提出的所谓“和合学”理论，时至今日，已差不多快有近20年的时间了。
其影响所及，非限九家、更在政界，甚至还流播到了异域。
在此期间，对这一提法，有人赞颂、有人称许、有人摇头，然而更多的人却莫名其妙地选择了沉默——这一点大概是不难理解的——因为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毕竟国内学术界已有很长时间提不出什么比这更“新”也更具“首创性”的问题来了。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张先生的这套理论可以说是独树一帜、领异标新，其价值与意义当不容抹煞。
但问题却是，这一理论又似乎并没有那么“新”，例如，有人即曾指出，其实，钱穆先生等早就将“和合”作为中华人文精神的重要特征而相应地作过论述1]。
而且，非仅如此，甚至还可以说，这一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张先生本人，则不过只是在将自己完全排除于为其所批判过的所谓“创造转化论”和“综合创新论”外，同时又在继续重复着自己的“创造转化”和“综合创新”而已。
因此仅就其中所谓“新意”而论，似乎是根本谈不上的。
而且其所谓“创造转化”和“综合创新”，更有主观臆断、误解经典之嫌。
究其实，则恐怕它也同当下其他不少“新而短命”的学说理论一样，从根本上说，是既无根而又无解的；甚至还可以说，它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或假问题。
然而它毕竟存在已有时日，毕竟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着。
为此，笔者曾思考过五年，也曾痛苦和徘徊过五年：到底是说还是不说——说则无疑于冒犯权威，甚至还可能要触犯众怒，因而不免于诚惶诚恐；而不说，终究又意难平焉。
张立文：中国哲学之道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中国的哲学，气傲烟霞，势凌风雨，反思纵横，中得心源，钩深致远，唯变所适。
它将中华文明智慧的曙光，照射在哲学史上，使东方智慧之爱，尤为鲜艳灿烂。
01天人与主客中华民族是善于思考的民族，是追求爱智的民族，为人类文化贡献了具有非凡才学的智者，有致广大的学术家，尽精微的思想家，极高明的哲学家，道中庸的政治家。
如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孙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朱熹、王守仁、王夫之等伟大的哲学思想名家。
中国哲学是“为道屡迁”“探赜索隐”的哲学，为世界哲学增添了光彩夺目的《周易》《道德经》《论语》《墨子》《孙子兵法》《四书章句》《传习录》《正蒙注》等一大批经典名著。
中国的经典名家都是智能的创造者，智慧的化身。
哲学作为追根究底的学问，西方哲学通常是从感性存在出发，由表及里上升到理性存在，即以从现象到本质、具体到抽象、形而下到形而上为根底，这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理路。
然而，现代西方哲学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主张从当前在场的东西度越到其背后未出场的东西，未在场的与在场的都是现实的东西，而并非是抽象的永恒本质。
海德格尔批评以往无根底的形而上学，试图代之以有根的形而上学。
他所说的从显现的东西到隐藏的东西的追问，即是从“有”到“无”的度越。
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基本上是这种思维路向。
“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
”一个没有理论思维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记忆和理论思维，笔者在《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一书中提出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的观点，认为其古典哲学思维是以表意语言和象形文字的特殊的符号媒体，“象性”范畴、“实性”范畴和“虚性”范畴两两复合，构成与西方“爱”与“智”二元分裂异趣，具有象外有言，言内有意，爱外有智，智内有爱的奥妙无穷的和合精神意境。
自从古希腊有了哲学，它就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各民族。
人们总是强烈地感觉到它的存在，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制约，总是把自己的哲学拿来与其比较，以判定是或不是哲学。
张立文学术成就简介作者：来源：《江汉论坛》2008年第06期张立文，1935年生，浙江温州人，哲学家，哲学史家。
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孔子研究院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国际退溪学会理事等职。
其主要学术成就：1．对中国哲学史的探索与研究。
鉴于《周易》在中国哲学与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张立文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对《周易》与甲骨文做比较研究，写了《周易思想研究》初稿，后经修改在1980年出版，成为“文革”后出版的首部研究《周易》的专著。
1991年，《周易帛书注译》、《周易与儒道墨》两书出版，对《周易》及先秦哲学做了更深入的研究。
在宋元明清理学的研究方面，先生更是成果丰硕。
1981年，《朱熹思想研究》出版，成为“文革”后第一部理学研究专著，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
此后，先生又相继出版了《宋明理学研究》、《戴震》、《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宋明理学逻辑结构的演化》、《朱熹评传》、《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等，从宏观和微观上对宋明理学及其重要思想家作了系统的研究。
他把宋元明清理学，分为主流派与非主流派。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发现了中国哲学转生创新的标志是核心话题的转变、人文语境的转换和诠释文本的变化。
进入新世纪，在中国哲学界反思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的新的时代背景下，先生对“中国哲学是什么”做了规定：中国哲学是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
这为创建中国哲学新形态提出了一条新思路。
2．对东亚哲学的探索与研究。
早在1983年，张立文为参加在哈佛大学召开的国际退溪学会议撰写了《朱熹与李滉的易学思想比较研究》一文，开始了东亚哲学研究。
后多次参加“国际退溪学研讨会”及其它东亚哲学方面的会议，并被国际退溪学会授予1987年度退溪学国际学术奖。
先生撰写了《退溪学入门》、《李退溪思想研究》等专著，并主编《退溪书节要》一书。
张立文教授：弘扬“和合文化”体现时代精神2008年05月14日 11:09◇刘海峰张立文简介：1935年生，浙江省温州市人，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周易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孔子基金理事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化，开创性提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建构了传统学、新人学、和合学的文化哲学体系。
著有《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引论—中国传统文化多维反思》、《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和合学》、《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周易思想研究》等。
5月11日的黄昏，从赤城宾馆323房间远望天台山，花影暖阳，霞合碧暮……在这静谧的环境里，年逾古稀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立文先生向本报记者阐释了“和合文化”以及“和合学”的主旨。
和合文化是时代精神张立文先生从天台的和合二仙传说开始娓娓而谈：天台山有和合二仙，一位是寒山，一位是拾得。
我们民间风俗就有结婚的时候所贴的吉祥画要有和合二仙的画，含义是讲百年好合。
台湾的新党主席郁慕明到人民大学的时候，我们送给他一幅和合二仙的画，这是大师徐悲鸿之子徐庆平所作的一幅画。
和合的背后有着有趣的故事，这些都说明了和合文化已经成为民间信仰的一部分了。
我们中华民族拥有5000年灿烂、辉煌的文化历程，中华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支柱，也是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智能源泉。
这次天台县举办“寒山子暨和合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非常好，发掘、弘扬了和合文化，扩大了寒山的影响。
和谐、和合是中华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价值，也是传统文化思想的精粹和生命智能。
所谓和合的“和”，是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
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
42022年 3月上 总期数871张立文是著名哲学史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
从事哲学研究60多年来，张立文一直践行着自己的学术主张，试图建构起化解人类世界冲突与危机的“和合学”哲学体系，以中国哲学解当世之问。
作为一名哲学家，他的话语总是鞭辟入里，充满启悟人生的智慧。
列举现象，逻辑严谨针对“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张立文在讲座中说道：“有些人一碰到挫折就很苦闷，理想也没有了，那么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曹操讲人生苦短，像早上的露水一样，太阳一出来就没了。
在短暂的人生过程中，我们应该怎样追求人生的价值，中国古代讲‘三不朽’，一个人要立德、立功、立言。
立德就是有道德，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道德情操；立功就是建功立业；立言就是得有自己文化的内涵，有文化的创造，有自己的著作，有自己创新的学术，这就是不朽的。
人生尽管很短，我们现在还在纪念孔子和老子，他们已经死了两千多年了，为什么还活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就是他们的学术有价值、有意义，所以我们还在纪念他们，我们人活着不是为了只追求眼前的利益。
”张立文先列举现象，指出追求人生价值的重要性，然后他引用曹操的话，启发人们思考如何在短暂的人生中追求人生的价值，最后他给出答案，用传统和谐文化中“立德、立功、立言”来告诫人们，人活着要有追求，而不是为了只追求眼前的利益。
张立文为人启悟，在谈话中逻辑清晰，步步推进，体现出哲学家缜密的思维逻辑。
巧妙设喻，生动形象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话题时，张立文说：“在世界的大网络中，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是这个大网络上的一个纽结、交叉点，与其他的纽结、交叉点连接在一起，一个纽结、交叉点坏了，就会使整个网络失效，犹如鱼网破了，鱼就从破网的纽结处跑了。
这也犹如地球村、太空船，船若漏水了，还翻了，整个船上的人就会落水，就会有生命危险，自然达不到船想要去的目标。
这就是我们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我们把和谐精神推广到世界，无论国家大小，富裕或贫穷，每个国家都应该尊重他国的主权、国格，把民主推向世界，各个国家都应该有选择自己发展方式的自由。
第19卷第2期邯郸学院学报2009年6月V ol.19 No.2 Journal of Handan College June 2009 学术名家研究著名哲学家张立文先生访谈录康香阁（邯郸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北邯郸 056005）————————————————————————————————————————————摘 要：张立文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从事哲学教学科研工作50年，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果。
1981年，张先生在《朱熹思想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1985年建构了“传统学”、1987年建构了“新人学体系”、1989年提出并建构了“和合学”等，尤其是“和合学”的创立，为传统文化的现代转生找到了落脚点和安顿处。
在今天正好适应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理论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2009年4月9日下午，笔者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梁涛教授的陪同下，就治学中如何追踪学术前沿，如何创新等问题与张先生作了长篇学术访谈。
同时还约请李会富、张瑞涛和王颢三位博士从不同角度撰写了三篇研究张先生学术思想和成果的文章，一同发表，以飨读者。
关键词：张立文；哲学家；访谈录；和合学中图分类号：K825.1；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30(2009)02-0009-10收稿日期：2009-04-09作者简介：［采访者］康香阁（1959—），男，河北成安人，《邯郸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编审。
[受访者] 张立文（1935—），男，浙江温州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子研究院院长、国学研究院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
————————————————————————————————————————————人生就在于奋进，生命就在于创造，只要认定了目标，就要不断地追求，以达真、善、美的境界。
——张立文如何追踪学术前沿康香阁：张先生，您好！我们《邯郸学院学报》从2005年开始创办了一个专栏叫《学术名家研究》，每期都选一位中国当今顶尖的学术名家，作一次专题访谈，同时还发表若干篇对名家的学术思想和成果进行研究的论文。
这个栏目我们已经坚持作了4年。
上个月，我们还把这4年来发表的文章做了汇集，编辑成书，交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对中国人民大学仰慕已久，希望能到人大给专家做访谈。
在本刊顾问梁涛先生的帮助下，您能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受访谈，我很感谢。
张先生您是中国当今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哲学家，多年来，您在治学中一直能够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引领学术研究的新方向，并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相结合。
今天，我想请张先生从两个大的方面谈。
第一个方面请谈谈治学过程中，如何追踪学术前沿问题。
第二个方面，请你结合您的四大创新具体谈谈您在研究中是如何发现问题，如何开展创新研究的？张立文：好，在我看来能不能发现问题，实际上就是能不能追踪学术前沿的问题。
我想有这么几点：第一点是人文关怀。
一个有人文关怀的人，他才能够贴近社会、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对当前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冲突与危机问题进行关注，才能够发现问题。
对于历史现实和未来具有高度责任和使命感的人才能够时时刻刻地站在人类文化的顶尖高度来思考问题。
如果这样思考问题的话，就可能发现现实当中一些需要值得我们探讨和解释的问题。
第二点是话题意识。
话题意识，也叫问题意识。
能不能发现研究问题，实际上就是你能不能善于对现实社会当中的一些冲突，关系到人类命运和前途的问题做一些思考，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发现问题,能不能站在学术前沿，实际上它是对社会现实生活当中的一种提炼。
如果说没有从生活当中提炼，要想发现问题，那也是不可能的。
同时，也是一个人的生命智慧的体认。
第三点要善于反思。
反思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如果说你不善于反思，你不能发现和把握事物的本质，及其相互联系和区别，就不能真正发现问题。
反思是一种检讨，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现在和过去的比较、现在和未来的比较，通过比较发现问题,才能够站在学术的前沿。
第四点就是要有人类的视野。
我们过去学的哲学，实际上都是地域性的哲学，地域性的思想。
比如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
雅斯贝斯说的轴心时期，是说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精神过程中，在古希腊、埃及、印度和中国这四大地域都出现了一些大哲学家。
比如说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中国的老子、孔子，印度的《奥义书》和释迦牟尼，还有以色列犹太教的先知们等等，但这些哲学思想的影响在当时都是地域性的，地域之间也没有什么交流。
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的哲学思考已经从地域性的转化成了全球性的，所以你要有人类的眼光。
用人类的眼光和意识就是要求我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要考虑到全人类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问题不光是中国的，实际上是全人类的问题。
所以我在我的“和合学”当中提出21世纪人类所遇到的五大冲突和五大危机。
五大冲突就是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的心灵的冲突，还有文明之间的冲突。
人类所面临的这五大冲突导致产生了五大危机。
人与自然的冲突,就是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冲突，就是人文危机；人与人的冲突，就是道德危机；人的心灵的冲突,就是精神危机或信仰危机；文明之间的冲突，就是价值危机。
为什么发生这些冲突和危机，能不能化解，怎样化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你要让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
你就要从中国的文化当中发现能够化解人类所共同面对的冲突和危机的一些资源，只要能开发出这个资源，我们对人类思考的问题就可以和西方的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或者思想家所思考的问题站在同一个平台上来思考。
如果我们只考虑我们国内的问题，那就是说我们同世界上一些学者所思考的问题就不处在一个平台上了，那么我们提出的问题可能就要落后了。
当我们在思考全人类的问题的时候，西方人也在思考，而我们有5 000年文明的文化积累，我们就可以开发出化解这些冲突的理念和资源，在这一点上，我们就站在了世界的同一个平台上了。
我在国外给西方人讲课的时候，比如在葡萄牙、美国等国家演讲，他们的大哲学家都来听讲了。
他们就觉得我提出的五大冲突和五大化解的原理，在过去西方文化当中他们没有那么完美的或者说完整的理念。
这样我们就可以站在世界的一个高度上看问题。
第五点，包容的态度。
实际上，我所提出的这些论题，都是先拿出来给学生讲，让学生讨论、提问题，然后就作解答，都是这样写出来的。
学生是这些问题的第一批批判者，有的时候学生的回答也会给我一个启发，其实是有一个教学相长的问题。
我觉得当教师有这样一个好处，我不是光做研究，我跟年轻人接触，我们可以吸收到很多新鲜的思想，甚至是闪光的地方，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吸收到很多营养。
这几点大概是我对能够追踪接触学术前沿的一些个思考，你们看对不对，这是我想的这么几点。
构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康香阁：下面，我就从张先生的诸多创新成果中选择四项具有代表性的创新成果，请张先生结合自己实践体会，具体谈谈如何选题，追踪学术前沿。
你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展开研究。
首先，请谈谈您在1983年提出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这一课题。
张立文：好，下面我就来回答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的问题。
第一，为什么我会找到这个选题?这里有这么几点客观的情况，一点就是在“文革”以后，我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能不能用唯心唯物来分析中国的哲学思想家，当时我觉得用唯心唯物来划分是不太合适的。
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哲学史上，比方说老子，有人主张老子是唯心的，有人主张唯物的；孔子也有人主张唯心论，有人主张无神论的；甚至包括河南二程（程颢、程颐），也有人主张是唯心、有人主张唯物的，用这两个帽子套一个哲学家，各人都有个人的看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不能肯定这些哲学家思想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所以对于中国的哲学家用唯心唯物来套不太合适。
这种用唯心唯物作为哲学史的方法，基本上是搬照苏联的教科书，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发言》，这两书中讲，什么是哲学史，哲学史就是唯心和唯物斗争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就是以此为指导来讲哲学史，后来我们自己编教材，也都是以这个为蓝本来写教科书的。
如果这个方法不合中国哲学实际，那么用什么方法来讲中国哲学史，我在1981年出版的《朱熹思想研究》里面，最初提出的一个思想就是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我就从逻辑结构的方法来分析。
什么叫做逻辑结构？就是指研究中国哲学范畴的逻辑发展之间的联系，各种范畴之间的联系，是中国哲学发展中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维的结构下所构建的相对稳定的体系或结构的方式。
下这样一个定义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因为用逻辑结构的方法来讲中国哲学是通过概念来表述的。
任何哲学家，或者是一个思潮，它都是通过概念来表述自己的思想。
比如，中国的道、阴阳、理、气等，就是用概念的范畴来讲中国哲学。
实际上哲学史就是一个思想概念发展历史，它不是像桌子这样一个实在的东西，而是一个哲学观念的发展。
哲学史的发展必须有概念来表述，这种概念的表述就需要有一个逻辑的结构，通过逻辑结构把这些概念系统地一以贯之。
1981年我出版了《朱熹思想研究》这本书，到1983年就碰到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一个长篇述评，《评<朱熹思想研究>》。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还没有出版过一部系统的研究朱熹的书，当我这本书出来了以后，人家也很关注。
但是批评者认为这本书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问题上产生了偏差，和恩格斯当年批评过的施达克的观点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施达克写过一本书叫做《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后来恩格斯就写了一本《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这本书是针对施达克的。
批评者当时就觉得我的《朱熹思想研究》和施达克的《路德维希· 费尔巴哈》在唯物唯心原则问题犯了同样的错误。
他主要是针对我的逻辑结构论的。
1984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哲学系请我去讲学，我讲的就是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
逻辑结构论实际上不仅仅是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我当时的思想上还有一个更深刻的思考，就是说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西方人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从黑格尔甚至到后来的德里达都是这种观点。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2001年来中国的时候他还是讲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
中国在哲学方面写了那么多的书，都不被承认，这一点对我们中国搞哲学史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哲学能不能搞下去，后来不是出现了一个“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的讨论吗？实际上，我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也是在回答这个问题。
我的观点就是说中国的思想当中是有逻辑的，有逻辑结构的。
这个逻辑结构是通过范畴来表述的，比如说，我把它分成象性范畴，实性范畴，虚性范畴三类，这三类同西方的实体范畴、属性范畴、关系范畴是不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