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制度学派

美国经济学新老制度学派美国经济学的新老制度学派美国制度经济学是德国“历史主义经济学”在美国的变种，在美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际决策作用。

因此，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的重要经济学派。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就出现了一个以“制度经济学”命名的经济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凡勃伦、康芒斯、米契尔等人。

其中，康芒斯的一本名著就以《制度经济学》命名。

包括《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批老制度经济学的代表性著作，在20世纪60年代时就已经翻译到我国。

现在，人们把他们的理论统称为老制度经济学，以区别于现在的新制度经济学。

”、老制度学派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一）对“经济人”概念持批评态度老制度学派反对把人从社会和历史中抽象出来，用孤立的个人经济行为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抽象演绎法，他们强调整体的方法。

他们认为，经济学应该把注意力从个人、家庭、企业的研究转向作为演进过程的社会整体系统。

他们认为，在经济系统中，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他们的整体分析并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总量分析（凯恩斯的总量等于个量相加之和，是一个数量概念），系统整体的经济理念在方法论上可以被转化为一种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包括权力结构、利益结构、企业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等）。

思想汇报/sixianghuibao/凡勃伦认为，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体系，连同其洁白无暇的“经济人”，当然是科学想象的功绩，但不是对事实的有力表现。

它是科学推理的一种权宜之计，而且只能用到一些抽象原理和基本的科学法则上，而这些原理和法则仅存在于抽象领域内。

可是，一旦这样做了，这些原本不是实际上的东西却被理解为真实的而被接受，成为研究思想习惯的一种有效成份，形成关于事实的知识。

新古典理论不仅不能有效地解释现代社会，反而有害于人们对社会真象的探讨。

新古典经济学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那种非历史的、简化的“经济人”人性观。

这种“经济人”以享乐主义心理学为基础，把人视为“纯粹的一束欲望”，是完全错误的。

制度经济学派制度学派是20世纪初在美国形成并发展的经济学流派。

其各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凡勃伦、康蒙斯、米切尔、加尔布雷思、博尔丁、缪达尔、科斯等。

作为非主流经济学，制度学派在西方经济学界是自成体系独树一帜的。

它以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批判者自居，相信经济学将朝着制度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分析方法上，它强调制度—结构分析，在政策主张上强调社会结构改革，并自称是“左派”或“社会”改革派。

尽管它被西方经济学家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但却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一）制度经济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三）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理论和观点（一）制度经济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制度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是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

作为一个学派，它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是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切尔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的形成时期，或称旧制度经济学时期。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1899年）等著作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经济学体系。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着重从社会制度发展的角度论述制度变革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强调制度因素对经济活动的重要作用，反对像边际效用学派那样把个人从特定社会生产关系中抽象出来，分析个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途径，也反对像马歇尔那样用均衡的原则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

20世纪30、40年代，是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需要说明的是，加尔布雷斯在70、80年代被称为新制度学派，现在被一些学者称为后制度学派，以区别于今天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时期的理论特点还是强调制度分析，但更强调技术的发展对制度乃至整个经济的影响，更加重视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情和提出比较具体的处方。

20世纪50年代至今，是以科斯、诺斯、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张五常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

作者： 张克难
作者机构：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出版物刊名：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32-36页
主题词： 制度学派;新制度经济学;凡勃仑;理论和方法;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制度主义;加尔布雷斯;制度分析;现代市场经济
摘要： 本文对美国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渊源、方法论和基本理论框架的特点作了扼要评述．作者强调，该学派“整体的和演进的”方法论，可为全面动态地认识现代市场经济提供一种与众不同的视角。

并认为，该学派关于现代市场中社会权力和收入分配结构、二元市场体系、公司内部结构及其目标、决策方式、政府作用等方面的理论观点，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主要有四个学术流派：（PS：在讨论冷战的起源，西方学者分为传统学派、修正学派、后修正学派。

）一、传统派1、特点：对冷战的起源的解释一开始同政府的立场和观点完全吻合，故称为传统派。

2、代表人物：持传统立场和观点的许多人就是当时制定对苏政策的重要人物，如杜鲁门、赫尔、贝尔纳斯、凯南等等。

3、观点：传统学派的观点认定苏联是冷战爆发的第一责任者。

苏联应对冷战的产生负责。

这一学派从意识形态和苏联决策者个人风格的角度出发，认为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是追求和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企图通过世界革命使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统治整个世界。

苏联是冷战的发动者，美国仅仅是对苏联的扩张做出必要的反应，以防止极权主义的蔓延，保障自由世界的安全。

因为苏联是一个注重军事和侵略的国家，具有沙俄扩张主义传统，又有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

苏联号召和推动革命、摧毁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把斯大林的专制制度强加于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它的军事力量的增长和日益扩张的政治意志，毫无顾忌地扩张革命。

因此，传统派认为美国对苏联所采取的行动是自由人民对苏联侵略的勇敢和根本的反击。

在美国，这一观点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在50和60年代成为冷战史研究的主流。

特别是50年代，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狂热反共浪潮把这一主张发挥到极致。

4、内部分支：美国传统学派围绕具体问题又分成三个支派:一是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者谴责罗斯福和杜鲁门没有明确认识到苏联的威胁，并采取果断行动制止苏联的扩张，他们在共产主义威胁面前，表现得优柔寡断没有有效的制止苏联的扩张。

二是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为美国冷战政策辩护、喝彩，他们否认罗斯福出卖美国的利益，歌颂杜鲁门主义是抑制苏联的扩张和最终战胜孤立主义的一个大胆的开端认为杜鲁门政府对苏政策采取的坚决而制定政策恰到好处，符合美国的最高利益。

三是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者同样把冷战的根源归因于苏联的扩张，特别把斯大林在东欧违反雅尔塔协定的行为看作是冷战的重要起因。

制度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制度学派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先在美国产生，到30年代，在美国得到广泛传播。

这个学派分为早期制度学派和新制度学派。

早期制度学派是从历史学派的一些观点演变而来的。

制度学派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诞生在美国的一个经济学派别，是当时资本主义处于较高发展水平的美国环境中的产物。

19世纪末，美国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同时也成为贫富两极分化最突出的国家，阶级矛盾日益加深。

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大垄断组织同中小企业之间的矛盾，在美国要比在德国表现得更加突出。

大垄断企业在社会经济各方面所造成的弊病，在美国的暴露也更加明显。

因此，制度学派从一开始起就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局限性，强调有必要调整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关系，对之进行改良，并预言美国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在于社会改良。

凡勃伦1899年发表《有闲阶级论》，1904年发表《企业论》，创立制度学派。

他采用历史方法、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职能主义心理学，批评传统经济学的方法论，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各种弊端和缺陷，强调对资本主义各种经济关系的改良，形成制度学派的传统。

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还有康蒙斯和米切尔等。

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凡勃伦和康蒙斯，他们在理论中批评当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处于正统地位的马歇尔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凡勃伦甚至还提出了改革美国资本主义的设想，即由技术人员来执掌工业大权，以替代金融家的位置。

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其经济思想开始在欧美流行，以凡勃伦为代表的美国早期制度学派逐渐趋于衰落。

新制度学派是早期制度学派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

二战后，凯恩斯的追随者补充和发展起来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国家20世纪40至60年代一直占有主导地位，但是70年代初，美国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又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凯恩斯经济学无法解释这些国家存在的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十七讲德国历史学派第一节德国历史学派是比李斯特稍后产生的一个经济学流派。

被称为“历史学派宣言”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是历史学派奠基人罗雪尔于1843年发表的，仅比李斯特的主要经济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晚出版两年。

这就是说，以罗雪尔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和李斯特的经济理论，都是在19世纪40年代前后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英、法两国都晚；1848年3月爆发的普鲁士资产阶级革命，要比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晚两个多世纪。

当德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时，欧洲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都已掌握了国家政权，英、法、德三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表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公开对抗的地步；这就使德国资产阶级清楚地意识到，它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不仅会遇到整个欧洲，特别是英、法等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激烈竞争，而后还会有工人阶级的反抗。

德国产业资本的落后性，就决定了德国资产阶级不可能像英、法资产阶级那样坚决地反对封建势力，以罗雪尔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就是由当时反映德国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一批经济学家组成的，他们为适应这个资产阶级的需要而建立的经济理论体系，也就必然具有妥协和德国历史学派，就是19世纪40—50年代，在继承李斯特的理论传统，特别是他的历史归纳法的基础上，借鉴了萨维尼创建历史法学派的方法和目的而形成的；由于这些经济学家在经济研究中特别强调应用“历史的方法”，特别强调国民经济的有机整体性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因此而得名。

与英、法两国的传统经济学相比，德国历史学派所阐述的经济理(一)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以强调各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来否认政治经济学所揭(二)(三)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宣扬精神因素以及被认为民族精神最高体现的国家，对经济历史学派从19世纪40年代起直到20世纪初，一直主宰着德国经济学界，活跃在19世纪40—70年代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威廉·罗雪尔(1817—1894年)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奠基人。

西方经济学说史第十三章德国新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德国新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是西方经济学说史上两个重要的流派。

德国新历史学派主要由德国经济学家威廉·罗森斯泰因、古斯塔夫·冯·史考夫、赫尔曼·维特费格等人创立，美国制度学派主要由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和奥利弗·威廉姆森等人发展起来。

这两个学派都对经济历史和制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德国新历史学派强调历史的重要性，主张将经济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通过历史研究来分析经济问题。

他们批评了古典经济学派的假设过于简化和抽象，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制度环境。

德国新历史学派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受到历史、地理、文化和制度的多种影响。

他们的研究方法强调案例研究和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具体的经济事件和制度安排来揭示经济发展的规律。

德国新历史学派还强调制度的重要性。

他们认为，制度是经济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制度的变化会影响经济的发展。

他们对法律、政治、社会习俗等制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通过对制度变迁的观察和分析来理解经济发展的规律。

美国制度学派在德国新历史学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主要关注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他们认为，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导致不同的经济结果，通过对各种制度安排的比较研究，探讨制度对经济效益的影响。

美国制度学派的典型代表是道格拉斯·诺斯和奥利弗·威廉姆森。

美国制度学派通过对制度的分析来解释经济发展的原因和结果。

他们研究了诸如产权制度、合同法律、司法制度等具体的制度安排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他们认为经济绩效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不同制度下的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效率不同所导致的。

德国新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的出现对西方经济学说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启发了后来的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新兴学派的发展。

他们通过对经济历史和制度的研究，增加了对经济发展的理解，对政策制定和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美国制度学派美国制度学派是指研究和倡导法治和制度化的观点的一群学者。

这一派别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美国一些学者开始对社会问题和公共政策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强调制度对于社会和政治的重要性。

美国制度学派的核心观点是，制度是一种约束和规范人类行为的重要机制。

他们认为，制度可以引导人们的行为，并为社会提供稳定和秩序。

制度可以是规则、法律、程序、传统习俗等等，通过对人的行为设立规范和约束，制度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和冲突，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

美国制度学派的学者特别关注政治制度，认为政治制度对于社会稳定和公共决策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强调政治制度应该确保政治参与的广泛性和公平性，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确保政府的责任和合法性。

美国制度学派的研究方法是以制度分析为核心，通过对制度的结构、功能和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揭示制度对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和作用。

制度分析的其中一个重要概念是制度路径依赖性，即过去的制度演变会对当前和未来的制度选择和发展产生影响。

学者们通过对历史和制度变迁的研究，探讨制度如何塑造社会和政治，并借此提出对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的建议。

美国制度学派的观点和方法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政治学领域，研究者们广泛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和评估。

在公共管理学领域，制度学派的观点被广泛应用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管理，帮助政府和公共组织提高效率和效果。

然而，美国制度学派也面临着一些批评。

有人认为，他们过于强调制度的作用，忽视了其他因素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

另外，一些学者也指出，制度学派的研究方法较为复杂，难以直接应用于实际政策制定和管理。

总之，美国制度学派通过对制度的研究和分析，为我们理解和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法。

他们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探讨制度对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并为制度改革和创新提供了参考。

然而，我们也要意识到，制度并非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药，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寻求更加全面和有效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