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松涛 新式学堂与民间私塾的博弈

左松涛新式学堂与民间私塾的博弈

『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

晚近国人的教育观受到外来思想的深刻改造，对传统私塾与新式学校均有简单化的评判倾向，多视两者为落后与进步、野蛮与文明之争。新式学堂与中土学塾，教育理路存在差异。新式学堂注重实用，将知识分门别类教授，不以一师为范围，学生转益多师，师道尊严大失。旧有学塾强调道德教育，单纯的知识授受，仅是教育的一部分，学塾以一师为中心，所习以老师德行文章为模范，是所谓“师教”。两种教育理路本

各有所长所短，并非一方绝对高明。无论对科举停废前大量存在的旧式民间学塾，还是从清末到民国所发生的私塾与学校长期的纠缠竞争，亟待进行深入、持平的研究。左松涛教授新著《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5）竭力重构当年的历史环境与历史观念，重建有关近代中国私塾与学堂之争的诸多重要史实，可为中国追求教育现代性的努力提供多方面的参考。*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与微信后台联系。新式学堂与民间学塾的博弈（节选）

文| 左松涛

科举停止，学堂竞立，人心摇动。1905年，山西举人同时

亦是塾师的刘大鹏观察到风气已有替换，认为“下诏停止科考，士心涣散，有子弟者皆不作读书想，别图他业，以使子弟为

之，世变至此，殊可畏惧。”

由于前途不再，以教授举业为主的学塾多有倒闭，塾师出路堪虞。10月22日，刘大鹏在太谷县城聚会，“同人皆言科考一废，吾辈生路已绝”，可谓观感一致。从11月日记开始，刘大鹏不断记录同行停业的消息，11月3日记“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12月25日记“顷闻同人失馆者多”，次年3月19日记“去日在东阳镇遇诸旧友借舌耕为生者，因新政之行，多致失馆无他业可为”。

类似情形，在其日记中不断出现。这不是山西一地情形，可资印证的是，1906年湖北鄂城学子朱峙三也注意到：“县市教书先生今春学生甚少，盖各生家庭均观望城内新开之三堂小学也，纷纷问讯。”

该处小学堂所招学生，基本在十四岁以上，甚至三十多岁者亦有多人前来报考。《图画日报》则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报道清末上海新年出现的新现象，称：“新年已过学堂开，学子莘莘鱼贯来。宝贵光阴休混掷，各将子弟快栽培。新学昌明旧俗除，不须香烛把诚舒。皮包一个携将去，上课钟鸣即读书。讲堂优礼谒先生，脱帽鞠将右手擎。不比昔时须下拜，磕头习惯幼年成。笑煞村儒尚训蒙，赵钱孙李教儿童。一心只望新生至，开馆收来贽见丰。”

| 《开学堂》，《图画日报》第196号第7页

一旦失去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稍有风吹草

动，塾生也就可能弃学塾于不顾，或转学到一般来说设学地点更为安全的学堂中去。艾芜曾回忆，“我的祖父和父亲他们，对于读书这一道，早已厌倦了，并不希望我在读书方面，有何成就。事实上，科举既没有了，读好了书除了教学生而外，确也使他们看不出读书会有多大的出息。他们不勉强我读书，不鼓励我发愤，我也就趁能偷懒的时候偷懒，马马虎虎地读读算了。心里一点也没有起过大志向。”

影响所及，部分的家塾、族塾及若干同业公会所办的学塾或改办学堂，或直接停办。例如，温州“自学堂之设，向有之数十金、数百金之家塾，皆不复存立”。族塾设立本意，以培养宗族人才、振兴宗族为宗旨，正如学者多贺秋五郎指出的“实际上宗族教育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国家、民族，它只是为宗族自身。所以王朝交替也好，异族统治也好，族塾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

但是，清末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宗族、同业公会等办理的学塾也逐渐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性质发生改变。宗祠等公所机构最为方便办理学堂，是公私两利，朝廷官员及报刊舆论都有一致看法。

尽管不少民间学塾因为各种原因停闭，但学塾之于学堂，总体上看，优势还是非常明显。新知识人声称学堂的种种优越之处难以落实，而私塾诸多所谓难以克服的“弊端”，在普通

民众看来，却并非问题。

新知识人认为，学堂是陶铸国民的大工场。然而无论是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难以实现，只是空谈。一方面，民众未必认知自己肩负有“国民义务”，也不认为入学堂读书是“义务”

之举。有人感叹将“国民义务”这类观念通过演说等手段灌输

给民众之难，“你说的话若是程度稍微高一点，他们就不明白了。就让是他明白，你说甚么是爱国，甚么保种的些话，他听着也没有甚么旨味。久而久之，他们看着同讲耶稣教一样的，谁也不去听了。”

即使同一阵营中的知识人，也不认同学堂是造就“国民”之地

说法。1906年，王国维因丁忧回籍浙江海宁，地方绅士上

门请其担任劝学所总董，谋划学堂普及。王国维却断然拒绝，理由是“今吾邑已有之校，教员称职者十不得一二……以如此之学校，如此之教员，欲以造就国民资格，盖亦难矣。吾家有儿童及学龄矣，宁委诸私塾，而不愿遣之入公校，其奚以劝人？”

民众对于兴办伊始的新式学堂，往往视其为固有的义学，是救济贫民子弟之所。浙江湖州民间就将初等小学等同于义学，认为是下流阶层子弟的专利，相戒不入。

1906年，桐乡知县对乡民演讲的白话文可作印证：

本县仰遵圣旨，要在桐乡各村，并多设乡学。已经会同学老师并绅士，筹集经费，挑选本地品性极端、文理好的先生，派往各村庄，教导你们的子弟。先生的束修，全在公款里支

送，不要你们再出分文。从前逢年逢节应送先生礼物，现在也不一概要你们送格哉。……此番请的先生通是热心热肠，极肯用心教导的，决不像从前的义塾，有名无实了。……快把子弟送到学堂去读书罢，快把子弟送到学堂去读书罢！

知县苦口婆心劝学，声称学堂的许多妙处，但在民众看来学堂实际都与原有的义学运作非常类似。学堂教习“会同学老师并绅士”挑选而来，义学塾师也多是如此派定，学童家长均无权主动参与选择。学堂不要先生束修，也不收年节礼物，也是义学具有的慈善性。该知县极力说明学堂“决不像从前的义塾，有名无实了”，恰好证明普通乡民的确将“学堂”与义学对应。不但浙江一地如此，内地各地情形如出一辙。据余家菊回忆，清季湖北黄陂“其时小学一切皆公费，且月给零用钱数百（文）。乡人视为平民学校，多不肯入。”

| 清末学堂1908年，直隶视学员调查武清县的学务状况，称该县大良镇人民“知有义塾，而不知学堂之名称”，下九百户村人民“不知有学堂，并不乐闻学堂二字”。

次年，直隶的视学员注意到学堂与私塾学生精神面貌截然不同，反应出社会不同阶层的分别：“各私塾学生，气象多秀静者；官小学生，气象多粗野者。风气不开，于此可见矣。上中社会，皆以疾视学堂，宁令子弟入私塾，而私塾之人数日加多。中下社会，非不崇私塾，强令子弟入学堂，而学堂之人数日加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