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就是在物质的循环、再生、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是一种建立在资源回收和循环再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原则是资源使用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再循环。其生产的基本特征是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1]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其目的是通过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实现污染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保护环境，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的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
所谓循环经济，即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2]
循环经济，它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的过程中，建立起一种新形态的经济。循环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
基本原则：“3R原则”是循环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所谓“3R原则”，即减量化
(reduce)原则、再使用(reuse)原则和再循环(recycle)原则。
减量化(reduce)原则是要求用尽可能少的原料和能源来完成既定的生产目标和消费的。这就能在源头上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大大改善环境污染状况。例如，我们使产品小型化和轻型化;使包装简单实用而不是豪华浪费;使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废弃物排放量最少。
再使用（reuse）原则要求生产的产品和包装物能够被反复使用。生产者在产品设计和生产中，应摒介一次性使用而追求利润的思维，尽可能使产品经久耐用和反复使用。
再循环（recycle）则要求产品在完成使用功能后能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同时也要求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边角料、中间物料和其他一些物料也能返回到生产过程中或是另外加以利用。
关于科学共同体
科学家作为群体的一般的抽象存在形式，叫科学共同体。它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指整个科学界；二指部分科学家组成的各种集团。
科学共同体的目标是以增进知识为己任，并用知识造福于人类。科学的终极目标在于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以及这种知识在进一步认识自然时的作用。
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行为规范或精神气质，由美国科学社会学家莫顿概括如下：（1）普遍主义。即深信科学的真理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2）公有主义。及承认科学发现本质上是社会合作的产物，它属于整个科学共同体以至社会，科学家无权独占或收回他的科学发现，科学发现奉行公开原则，科学家得到发明权；
（3）不谋私利的精神。即主张科学家应当把认识自然奥秘和追求真理作为科学探索的主要动力，仅仅在次要的意义上才把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作为谋生的手段；
（4）有条理的怀疑精神。科学家决不应不经任何分析批判而盲目接受任何东西，应按照一定规范合理地怀疑现存的事物。科学家有责任评价其他科学家的科研成果，也要允许别人对自己的成果怀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遵循以下原则：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应该是：扩大社会中间层，
减少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理顺收入分配秩序，严厉打击腐败和非法致富，加大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把扩大就业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努力改善社会关系和劳动关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为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而奋斗！
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的过程之中。转型是为了发展，
而发展的目标是要发展出一个和谐社会。同时，发展也十分需要以和谐为基础，以和谐为条件。不和谐，难以发展。转型期既可以是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也可以是社会矛盾的高发期。这一矛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如何建设和谐社会？这得从有关和谐的几个基本问题入手。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人类就出现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阶级、阶层。财富占有上的悬殊，带来阶级、阶层之间的不和谐，甚至尖锐对立。在中国，不可调和的两大敌对阶级已基本消失。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何必要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所有的中国人都可能成为共和国的劳动者、建设者，起码也是爱国者。近20年来，中国社会中不同阶层因在改革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出现了分化和组合。新的利益群体的出现，也必然会使各阶层在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和预期利益的过程中产生各种矛盾。这些矛盾如何解决才能达到社会阶层结构的和谐，是个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依收入的高中低分布，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可能的趋势有三种：一是，制度、政策适当，阶级阶层的分布从富少穷多的“洋葱头型”变为富少穷少、中等收入很多的“橄榄型”；二是，制度、政策不太适当，继续保持“洋葱头型”；三是，假如制度、政策改革出现重大失误，从“洋葱头型”退化为富者极少、穷者极多的“蜡烛台型”。第一种趋势是比较和谐的，不用说，也是有利于稳定的。从学者的假设上，不难看出，直接影响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还是制度的因素。如果制度不完善，便不能形成社会阶层结构的理想状态，也无法实现其结构的和谐。
有着相同目标的人群，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将其行为彼此协调与联合起来就形成了社会团体，被称为社会组织。非政府非营利性质的社团组织（即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变化。实际上，“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三者之间都有存在的必要，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互补关系。由此，我们最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这三者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因为只有达到了三者之间的和谐，才能使资源达到最优化配置。毫无疑问，这仍然需要制度的完善和调节。中国的社会组织纵向比有所增长，横向比还嫌太少。我们每千人拥有的社团只相当于有些国家的几分之一，甚至是几十分之一。社会组织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环境，更是全社会和谐的基本单元。当然，和谐与否，在于运用之妙。我们要学会运用社会组织来实现社会的和谐。
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社会结构中最典型，也是最突出的问题。自改革以来，国家政策给农村人口提供了一个较为自由的活动空间。农民纷纷涌入城市谋生。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城乡二元结构似乎会消失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城乡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一方面，户籍制度仍然制约着市民和农民从出生到死亡的每一个生活境遇；另一方面，农民在城市中并不存在与市民同等的机会，他们的就业、求学等方面，除了受自身人力资本的限制之外，还要受社会资本的限制。这样，一方面，中国社会仍然有显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还有一种潜在的城市二元结构，它由市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和农民的关系网络构成的空间这两部分构成。这种潜在结构的存在从根本上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和谐发展。很显然，要打碎这种双重结构，从制度上入手仍然是关键之所在。
中国社会在转型的旋律中的确存在着许多不和谐的杂音。但社会的和谐正是在逐步消除各种不和谐因素的过程中达到的。没有不和谐，还要我们研究和谐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干什么？一切有所作为的人，都应当抓住建构和谐社会的契机，针对社会转型期制度不完善的一面，为制度创新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