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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三部曲”卢晓蓉内容提要：李劼人的大河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三部曲”，以史实为蓝本构建了小说的框架与主脉，开创了全景式描绘时代风云和社会生活的先河，恰当处理了真实人物与虚构人物之间的关系，对人物的心理及性格特征也有非常独到的刻划和富于人性深度的描写。
《大波》是迄今为止惟一正面描写辛亥革命在四川的文学巨著，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学和史学价值，而《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则为《大波》作了很好的铺垫。
关键词：李劼人 大河小说 辛亥革命 《大波》一李劼人（1891—1962）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不可绕过的重要作家，他在现代作家中最早勤工俭学，由此而阅读、翻译、引进了一批法国重要的作品，并在创作中融入了西方文学的创作经验，使自己的作品成为“从十九世纪初开始的，在中国文学中出现的中西影响相融合的一个范例” 1。
早在20年代，李劼人就打算“把几十年来所生活过，所切感过，所体验过，在我看来意义非常重大，当得起历史转捩点的这一段社会现象，用几部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一段落一段落地把它反映出来” 2，这便是他在30年代中期创作大河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的由来。
“三部曲”中的《大波》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历史题材长篇小说。
据樊骏回忆，历史学家黎澍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座谈会上专门指出“李劼人的‘大波’三部曲是不可多得的文学巨著，希望我们的文学史能够给予充分的评价。
” 3“三部曲”以成都和四川为背景，写到了自1894年甲午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间的若干次重大历史事件，生动再现了我国从封建专制迈向现代文明这一历史巨变的艰难过程。
对于这场影响深远的世纪之变，鲁迅生前曾遗憾地说：“即·115·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2期以前清末年而论，大事件不可谓不多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戍政变，义和拳变，八国联军，以至民元革命。
然而我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的著作，更不必说文学作品了。
解析李劼人《死水微澜》201130401031 汉语言文学周扬[摘要]：《死水微澜》作为大河三部曲之一，将成都的风俗人情与市井生活描写得细致入微，成为近代成都最真实的反映，也成为关于成都的小说中最著名的一部。
它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甲午战争时期到辛亥革命时期这十几年的社会风貌，是整个中国旧社会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李劼人《死水微澜》乡土小说社会风貌在中国新文学兴盛之期，李劼人作为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也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知名社会活动家、实业家。
但是在当时，巴蜀作家里已经有了大成之家，如郭沫若、巴金、沙丁。
这导致李劼人的文学创作之路在初期并不辉煌，但是尽管这样，李劼人和他的大河三部曲，都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大河三部曲中的《暴风雨前》和《大波》也是其不朽力作，不过我却对《死水微澜》印象最深。
《死水微澜》再现了辛亥革命前成都小市民的生活景象。
故事发生在清末，洋人入侵、洋教的大规模传入、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这些汹涌的事件，传到偏远的西南小镇天回镇，虽掀不起激烈的动荡，却也在这一潭死水的水面上搅起了些微动象。
以袍哥头目罗歪嘴和教民顾天成及蔡大嫂三人之间的矛盾纠葛为描写中心，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出场将近60多人，刻划的都人有其情，各有其质。
《死水微澜》将成都的风俗人情与市井生活描写得细致入微，成为近代成都最真实的反映，也成为关于成都的小说中最著名的一部。
根据《死水微澜》改编而成的电影《狂》也深受观众的喜爱。
在此之前李劼人的创作并没有给他带来较大的影响，然，20世纪30年代《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的创作，给李劼人带来了较好的文字声誉。
这三部小说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甲午战争时期到辛亥革命时期这十几年的社会风貌，鲜活地勾画了那段过去了的时光。
就《死水微澜》来说，刚一出版，便轰动一时，郭沫若甚至称李劼人为“中国的左拉”。
该书曾频频被搬上戏剧舞台和影视屏幕，引起社会各界极大关注。
在李劼人先生创作小说已经70年后，《死水微澜》被搬上荧屏。
《死水微澜》在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中最负盛名。
在阅读完《死水微澜》后，自己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语言精确节制，人物形象的价值追求原始自然，这么说自然是将其放置在一个人们的思想整体比较封闭的历史情境下。
下面具体来说这两点。
说到小说的语言，李劼人在开始自己的创作生涯之前翻译了大量法国小说，如《人心》、《妇人书简》、《马丹波娃利》等等。
在翻译中作者或许练就了字斟句酌、精益求精的写作标准。
很多话就是恰到好处的精炼，如描述店铺，“靠内的墙壁上，仍悬着五十年前开张鸿发时邻里契友等郑而重之地敬送的贺联，朱砂笔虽已暗淡，而前人的情谊仍隆重得像昨日一样。
”再如，“据说，袍哥刀客身上，纵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戳上几十个鲜红窟窿倒不算什么，唯有被王法打了，不但辱没祖宗，就死了，也没脸变鬼。
”“‘总爷来了’！这一声，比什么退鬼的符还灵。
人群中间的美人英雄，刀光钗影，一下子都不见了，人壁依旧变为人潮，浩浩荡荡流动起来。
”语言的精炼还体现在用语的文言化，诸如“退朝倦寝”、“耳目之娱”、“要言不繁”、“彰明较著”等等。
中国的古典文言文实在是宝贵的资源，读这种介于纯粹文言与纯粹白话之间的文字，真的称得上赏心悦目。
再说小说的人物形象，关于小说的人物性格特点，已有众多分析，多是否定主角罗歪嘴和蔡大嫂的人物品性，罗歪嘴是奸诈刁滑的流氓恶霸，蔡大嫂是不守妇道的妖冶浪女。
其实如果从作者的创作动机来看，作者很大一部分出自复活童年记忆来写的两位主角，并没有深刻强调家国忧患，更没有以批判的立场传达启蒙的话语。
罗歪嘴是袍哥头目不假，也暗中做手脚将顾天成的钱全部赢光，更光明正大占有自己表弟的妻子，这些所做所为似乎确实可以给他安上一个流氓恶霸的罪名。
可我在这里更想提到的是在“爱与归属感”的层次需求上，他不过是一个没有真正得到过爱情的普通男人，这是人类自然天生的需求，单从这个立场上，罗歪嘴并无可厚非。
再看蔡大嫂，蔡大嫂没有亏待蔡傻子，养儿育女，操持家务，蔡傻子入狱更是拼了性命拦住那些抓他的人，后又想尽办法救他出来。
任红霞（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陕西西安 710100）摘要：民间文化在文学作品中可以表现出极大的艺术价值，李劼人在《死水微澜》中对巴蜀文化风情和四川方言进行了独特的运用，尤其采用了摆龙门阵的独特写作模式。
但这种模式在主流文学作品中却一直受到冷遇，民间文化与作家文学到底还是交织相融的，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关键词：《死水微澜》；民间文化；作家文学中图分类号：I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188-02一、《死水微澜》艺术价值的评析李劼人创作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体现了浓郁的成都特色，熔地方色彩与生活情调于一炉，运用作家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生活体验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生动的老成都。
其风俗文化、人生百态的描述层次分明、错落有致。
虽然在《死水微澜》这部小说中没有对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直接的描述，但是透过小说中的各个人物的命运改变折射出了当时的社会环境。
（一）对民俗风情的市井般描绘在《死水微澜》中有大量对川西特有的地方民俗风情的描述，对蜀地特色饮食文化、人物的穿着打扮、民间的宗教习俗、传统的红白仪式、各城镇及其建筑的沿革等各个方面都有涉及。
例如，邓幺姑通过韩二奶奶之口了解成都，作者大量描述了成都的文殊院、会馆和名小吃等等。
又如，天回镇的赶场景象，整整用了三千多字对这一盛况进行描述，对活猪市、米市、家禽市到各色小市摊子逐一介绍。
再如在天回镇的细节描写中选取的是最为日常的场面，具体有“镇的两头，不能例外没有极脏极陋的穷人草房，没有将土地与石板盖满的秽草猪粪，狗矢人便。
而臭气必然扑鼻，而褴褛的孩子们必然在这里嬉戏，而穷人妇女必然设出一些摊子，售卖水果与便宜的糕饼，自家便安坐在摊后，共邻居们谈天做活”。
穿插在其中的俗语尤为出彩。
对比观察同为川籍作家的巴金，则可以看出，在巴金的作品中突出表现了空间场景描写时间化，从而使得文本叙事时间维度强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和消弭了以地域意识为主要特征的空间维度，极大的弱化了地域化的特征。
李劼人《死水微澜》读后感
很自豪作者是我们四川的，而且作者的故居离学校那么近。
小说以成都郊区的天回镇为主要背景，以民女蔡大嫂、掌柜蔡兴顺、袍哥罗歪嘴、土梁户顾田成等人之间的爱情仇恨为基础叙事脉络，字里行间充满了川西文化风俗、风情，生动形象地刻画出草根阶层中的袍哥与教民两股势力之间的相生相克、相激相荡，显示了中国近代更加殖民地化的社会现实和历史动向。
在此，就不难理解“死水微澜”四个字了。
李颉人的《死水微澜》是一部一人写史的作品，通过人物命运的变化，写出历史的变动，这也是《死水微澜》独到的地方。
比如蔡大嫂的形象。
作者对人物的美善似乎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界定。
邓幺姑的经历，从乡村妹，到城市向往的失败，最后“沦为”蔡大嫂，后来又历经坎坷，为了救丈夫和情人又转嫁“土粮户”，一方面，蔡大嫂无视世俗羁绊，敢爱敢恨、敢作敢为、大胆泼辣，另外一面她又有着强烈的“物欲”很难说明蔡大嫂到底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是堕落还是背叛。
总的来说，李颉人的《死水微澜》有这丰富的形象塑造，同时叙事客观，加之巴蜀独特的艺术风格艺术特色的渗透使得《死水微澜》在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中独树一帜。
有人说《死水微澜》，“叙述的客观性和浓郁的地方性特征，使人们对它的态度暧昧不清或者缄口不言，也使得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受到影响”，我个人觉得，《死水微澜》之所以为《死水微澜》是因为有李颉人这样一位作家，客观地、地方性的创作。
评论终究只是评论，无法改变《死水微澜》的本真因为它就是它。
《死水微澜》是李劼人先生写的一部反映1900年左右四川乡土风情的小说，也是他最受推崇的一部小说。
小说描写了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签订的几年间成都郊区天回镇袍哥和洋教两股力量的起落消长，以及古城死水微荡的历史波澜。
作为一名四川成都的文学家来说，李劼人先生的这部作品以故乡四川为背景，作品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氛和地方色彩。
比如：小说中对于妇女的描写就非常有特色。
当时巴蜀地区道德文化积淀相对浅薄，贞操观念的淡薄为四川女性的种种“出轨”创造了社会环境，形成了女子们的“川辣子”气。
独特的生存环境和文化因子，使得川妹子既叛逆又现实。
在蔡大嫂生活的天回镇，就有很多同样不守规矩的小掌柜娘，她们也并未遭到过多的道德谴责。
蔡大嫂当然不是什么新女性，她只是一个为生活所累的女人，在她身上自然谈不上个性解放、妇女独立的命题，但是，正因为有了蔡大嫂这样的大胆叛逆的女子，才能在这沉寂的川西坝搅出波澜，正因为有了这反抗的气魂，才能有打破“死水”的希望。
又比如：小说在环境的勾画上，具有浓烈的地方风味，里面描绘的赶尝东大街花灯火炮、赶青羊宫等，都是蜀地鲜活的民俗风情的写照，方言、行话的使用，更给小说增添了几分活的生命力，但是，这种浓郁的地域性特点，并没有影响到小说宽广的时代视野。
从这些细节中，我们不难看出李先生对于四川的文化是非常了解，有研究的。
而这一切又说明李先生非常热爱自己的故乡——成都。
作为一名以李先生的故居“菱窠”来命名学校的老师，我觉得首先就应该培养孩子们这种热爱家乡的情感。
比如那次世界文化遗产日，我带着孩子们去参观了李劼人爷爷的故居——菱窠博物馆。
孩子们如饥似渴的仔细阅读着李劼人爷爷的资料，并不时地做着笔记.以后我一定要以劼人爷爷为榜样，努力学习，将来为成都争光，为中国争光!”因此，作为一名成都的教师，我们有责任要引导孩子去了解成都，培养他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之情，让他们成为新时代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成都人。
许多人提到《死水微澜》，一般都说是反映义和团运动前后当时的四川社会的“袍哥”和“教民”之间的摩擦，其实那只是故事的外部结构。
《死水微澜》是李劼人先生的一部力作，以四川为背景，展现了一幅从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签订的波澜壮阔的乡土画卷。
读完这部作品，我仿佛置身于那时的四川，感受到了历史的波澜与沉寂。
小说以天回镇为主要场景，通过邓幺姑、蔡兴顺、罗歪嘴、顾天成等人的命运变迁，展现了那一时期四川乡土社会的种种风貌。
李劼人先生以细腻的笔触，勾画出了那个时代的人物形象和社会风貌，让我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感和鲜活性。
邓幺姑是一个聪明伶俐、敢爱敢恨的女子。
她的人生经历了从天回镇到省城的波折，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邓幺姑的命运充满了波澜和变幻，但她始终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她的形象栩栩如生，让我感受到了女性在历史进程中的坚韧与不屈。
蔡兴顺是一个憨厚朴实的男子，他的命运与邓幺姑紧密相连。
他们的爱情故事，让我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人们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守。
尽管历经磨难，他们依然坚定地走在一起，共同面对命运的挑战。
这种爱情的力量，让我为之动容。
罗歪嘴和顾天成则是那个时代的另类人物。
罗歪嘴以其独特的性格和行为方式，挑战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秩序。
他不受束缚，敢于冒险，为那个沉寂的时代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气息。
顾天成则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遭遇让我看到了历史的残酷和无情。
然而，他身上的勇气和担当精神，让我看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正义感和责任感。
在《死水微澜》中，李劼人先生还通过对四川乡土风情的生动描绘，展现了那一时期四川社会的真实面貌。
从天回镇的街头巷尾到乡间的田野风光，每一个细节都让我感受到了历史的温度和质感。
方言、民俗、生活习惯的呈现，更是增添了作品的地域色彩和生活气息。
这种对乡土的深情描绘，使作品具有了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底蕴。
此外，《死水微澜》还让我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我看到了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历史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波澜和曲折。
每个人物都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们的命运与历史的发展紧密相连。
任红霞（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陕西西安710100）摘要：民间文化在文学作品中可以表现出极大的艺术价值，李劼人在《死水微澜》中对巴蜀文化风情和四川方言进行了独特的运用，尤其采用了摆龙门阵的独特写作模式。
但这种模式在主流文学作品中却一直受到冷遇，民间文化与作家文学到底还是交织相融的，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关键词：《死水微澜》；民间文化；作家文学中图分类号：I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188-02一、《死水微澜》艺术价值的评析李劼人创作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体现了浓郁的成都特色，熔地方色彩与生活情调于一炉，运用作家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生活体验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生动的老成都。
其风俗文化、人生百态的描述层次分明、错落有致。
虽然在《死水微澜》这部小说中没有对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直接的描述，但是透过小说中的各个人物的命运改变折射出了当时的社会环境。
（一）对民俗风情的市井般描绘在《死水微澜》中有大量对川西特有的地方民俗风情的描述，对蜀地特色饮食文化、人物的穿着打扮、民间的宗教习俗、传统的红白仪式、各城镇及其建筑的沿革等各个方面都有涉及。
例如，邓幺姑通过韩二奶奶之口了解成都，作者大量描述了成都的文殊院、会馆和名小吃等等。
又如，天回镇的赶场景象，整整用了三千多字对这一盛况进行描述，对活猪市、米市、家禽市到各色小市摊子逐一介绍。
再如在天回镇的细节描写中选取的是最为日常的场面，具体有“镇的两头，不能例外没有极脏极陋的穷人草房，没有将土地与石板盖满的秽草猪粪，狗矢人便。
而臭气必然扑鼻，而褴褛的孩子们必然在这里嬉戏，而穷人妇女必然设出一些摊子，售卖水果与便宜的糕饼，自家便安坐在摊后，共邻居们谈天做活”。
穿插在其中的俗语尤为出彩。
对比观察同为川籍作家的巴金，则可以看出，在巴金的作品中突出表现了空间场景描写时间化，从而使得文本叙事时间维度强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和消弭了以地域意识为主要特征的空间维度，极大的弱化了地域化的特征。
由此看到，《死水微澜》最突出的特殊性是其与众不同的民俗化特征。
可以说，在《死水微澜》中，作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和融合各体的意识倾向，加之作者对地方民俗的热爱、搜集、整理及保护的热望，于是乎表面相似的民俗描摹在作者的小说中却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价值[1]。
（二）摆龙门阵式的叙事模式在《死水微澜》中，对四川方言淋漓尽致的运用，体现了巴蜀韵味，其中大量使用摆龙门阵的形式可谓独具匠心。
具体来讲，川人将闲聊称作摆龙门阵，其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讲究故事的来龙去脉，二是不时夹进相关插曲，三是众人对同一主题或氛围的参与[2]。
在《龙门阵》这本期刊中是这样描述的“于是三三两两，自然而然，聊聊天，摆摆条，进而说说笑，又进而谈谈心，不知话从何处起，也无所谓如何收场。
但觉过眼云烟，一阵清风，身心劳烦顿消，带来轻松愉快”[3]。
可以说，龙门阵是以故事为主，但又不仅仅是故事，它是一种集合主讲人和插话人的集体活动，可以说在龙门阵中是没有听众的，大家都是参与人，相互之间进行对话、补充，自由散漫，没有规章，但乐在其中。
例如《死水微澜》中，写到生猪市场，直接就是一大段关于川猪的知识，体型、重量、饲料，甚至猪圈的修砌方法，防病措施等等的摆龙门阵般的描述。
《死水微澜》里龙门阵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作者叙事的龙门阵模式、龙门阵对小说中人物命运发展的影响以及由这种龙门阵文化所酿出来的龙门阵心理[4]。
正是因为龙门阵这一特殊的描述形式，才为读者展现了一幅丰富、热闹的场景。
通过人物间的摆龙门阵在叙述历史掌故、生活知识的时候，在里面竭尽铺张的能事，用作者饱含历史情感的一支笔来唤起读者参与其中的愿望，因此在抛开叙事的情况下也能够使读者津津有味，也正是随意、散漫的龙门阵形式使读者在不经意间随着人物之口将整个故事的脉络串联起来，从而保障了小说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同时也烘托出巴蜀社会与巴蜀文化的生态气氛。
二、《死水微澜》的沉寂——民间文化与作家文学的互斥？《死水微澜》问世以来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对李劼人先生的作品研究也寥寥可数，深究其原因，其小说的写实性风格是造成此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种“实”是世俗中的社会之实，而作者从一个中立的、社会观察者的角度出发，其立场往往不如主流小说一般鲜明，其主要的内容是描绘普通市民的情感、欲望、见识等生活百态，就拿鲁迅笔下的人物来讲，同样是旧中国妇女的形象，李劼人笔下的蔡大嫂是泼辣大胆、不遵循传统道德的形象，而祥林嫂则更多的是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的形象。
因此，李劼人的作品相较于主流文学具有世俗性、边缘性、质朴性，导致的结果也就是缺乏标志性或是英雄性，这与其诞生的年代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岁月所主导的价值取向都背道而驰。
可以说，我国的现当代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作品表现的主题、思想内涵颇为单一，理想化的色彩隆重，造就了《死水微澜》这种过于世俗化的作品是很难得到推崇的，因此《死水微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埋没了也能够理解。
此外，大量四川民俗风情的描绘在吸引读者的同时，其过于民间化和地域化的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读者的接受程度，尤其是以方言为主的大量描述使对川话较为陌生读者很难心领神会，从而影响了其传播和推广的程度，最终使这样一本价值深厚的文学作品受到冷遇。
三、民间文化对作家文学的影响笔者认为如果将文化的层次分为上、中、下三等，民间文化以其特有的市井性会分为下层文化，因此民间文化往往会缺乏文人士大夫的倡导，主要通过普通百姓的创造和传播，也决定了其文化形态有意回避了政治形态的思维定势，用民间的眼光来看待生活现实，更多地注意表达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村宗法社会形态下的生活面貌，它拥有来自民间的伦理道德信仰审美等文化传统，但具有浓厚的自由色彩，而且带有强烈的自在的原始形态[5]。
另一方面通过上述的成因分析，笔者认为，民家文化与作家文学是相互包容、相互影响的关系。
文学来源于生活，而生活中经过长时间的锤炼形成的民间文化是最重要的素材，反之经过文学作品的熏陶和修饰才会使民间文化得以保存和传播。
民间文化传达着普通民众的情感，通过文学语言的表达能够积淀民族心理，传达民族情感。
对于作家而言，其所体会和观察到的民间文化必定是经过锤炼而延续下来的，作家在一定的群体中长久的生活，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受到集体无意识的民间文化的熏陶，当这种文化在作家心中形成了一定的积淀之后，必然会在创作中体现出民间文化的痕迹，甚至会在写作模式和手法上采用特定的表达方式和内容。
例如，《死水微澜》中摆龙门阵式的叙述模式，老舍的笔下老北京的胡同、茶馆、京片子，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文化，等等。
下面笔者就选取人物塑造和环境描写两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人物塑造中的民间文化对于写实性的文学作品要反应社会生活首先离不开的就是对人物的塑造，小说作品创作的重心就是对艺术形象的刻画。
从人物的典型化方面来讲，民间文化对人物的塑造影响巨大，没有民间文化对人物描写的积淀，那人物的塑造将会缺少活灵活现的表征。
但是人物形象来源生活，又是高于生活，因此，民间文化贯穿到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同时，也需要作家对其精雕细琢，否则人物的形象将变的粗制滥造甚至使人物的形象恶俗化。
就如《死水微澜》中蔡大嫂这个人物形象，李劼人说过，像蔡大嫂这样的农村青年妇女，我看的很多，很亲切，她们的生活、思想、内心、境遇，我都熟悉[6]。
可以说，蔡大嫂这个人物的生活原型在四川，至少在李劼人生活的环境中是比较常见。
在具体的描绘中，通过韩二奶奶对幼时蔡大嫂的启蒙，使其心气高傲，在气质上接近于成都的城市妇女，后经历一系列社会的动荡和情爱的变化，蔡大嫂的气质也随之发生转变。
例如，少女时期的蔡大嫂在缠足的问题上并非是封建传统思想而是要以此作为晋身城市的本钱，其中邓幺姑的一句话道出了其倔强、叛逆的个性，“妈也是呀！你管的我的，我偏要缠，偏要缠，偏要缠！痛死了是我嘛！”又如，在降生台前，三个小流氓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郝香芸，双方发生争吵，在郝家束手无策之际，蔡大嫂怂恿罗歪嘴等人打抱不平，从而体现了蔡大嫂见义勇为的豪侠心肠。
再如，曾经会追求美好人生的蔡大嫂在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浪中的死里逃生之后变得清醒了，意识到情爱并不能维持生活，于是以“活人妻”的身份改嫁顾天成，变成了一个土老财兼教民的续弦。
可以说，在《死水微澜》中，蔡大嫂并不是绝对的正派或是反派人物，对其的形象刻画就是一个普通的四川妇女，其民间性的言语、举止、机遇、甚至是性格的改变都使一个鲜明的、本土化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可以说，正是民间文化下层性的社会特征决定蔡大嫂泼辣、不守妇道的形象，也正是这种民间性的深刻渲染才突出了《死水微澜》的浓郁的地域化、民间化的特点，使得民间文化与作家文学找到切合点。
（二）环境描写中的民间文化在文学作品中，环境的烘托尤为重要，民间文化对塑造环境方面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应该说，丰富生动的人物形象的塑造离不开环境的衬托，孤立的人物构造将破坏文学作品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具体来讲，环境的生动描绘必须借助于作者所处时代的真实环境，而民间文化所特有的对社会生活原生态的表现有助于对人物活动的场面、背景和景物的生动描写。
同时，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其人物和情节的复杂性决定了需要更多的笔墨来交代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场面环境，如果将民间文化融会贯通于其中将会提升文学作品底蕴。
在《死水微澜》中，对乡镇街道、民间建筑不乏笔墨的描写交代出了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和人物活动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对蔡家杂货店、卧室、灶房等生活起居和家庭摆设等习俗的描写勾勒出人物生活的完整图画，对天回镇赶场的盛况描写渲染了时代气氛。
正是这种不惜笔墨的描绘才使得读者在阅读故事的同时，真正了解巴蜀文化，也更加深了对作品的深刻体会。
总体而言，民间文化孕育于生活，繁荣于市井，是作家文学取之不尽的素材，也正是作家文学的提炼才使得民间文化能够以更恰当的形式存在。
四、结语成都平原物产丰足所养成的人文性格，成都市区那众多名胜古迹等文化美学积淀物的熏染刺激，市井茶楼酒肆中的说书、道情、清音等民俗艺术的影响，铸造着李劼人的艺术个性[7]。
作者以清醒的地域乡土文化意识准确而凝练地描绘了巴蜀社会形态和生存方式，也正是现实性的描绘，借用巴蜀的状况透视了社会人生、人的社会复杂性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化，从而体现出作品的深刻内涵。
像《死水微澜》这种融民间文化与文学作品的独到之作，使民间文化不再隔离于文学之外，而是在字里行间体现其独特的乡土气息，既没有矫揉造作之感，也能突显作品的写实性。
这也促使了吾等后辈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要将生活融于创作，不断揣摩、观察，在民间文化与作家文学之间寻求切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