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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他青年时代，曾经幻想过以改良的手段来挽救中国。
1894年6月，他曾上书清廷直隶总督李鸿章，陈述“治国之大经，强国之大本”，但遭到李鸿章拒绝。
上书的失败，才使孙中山“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
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强迫。
”在这之后，至1911年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统治之前，孙中山领导了十次武装起义。
一、乙未广州之役（1895年10月），也称广州起义，主要指挥者孙中山1894年11月，正值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
第二年2月，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机关，并着手组织武装起义。
同月，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杨衢云、陈少白等在香港开会，决定联络广东各地会党和防营，于当年重阳节在广州起义；夺取广州作为根据地，并从这里北伐，以推翻清朝统治。
起义的总指挥部就设在香港兴中会总机关，对外称“乾亨行”，以商业作为掩护。
不久陆皓东等人又在广州设立了起义的指挥机关，对外称“农学会”。
孙中山来往于广州、香港及家乡香山县之间，联络会党和防营，一切准备接近就绪，不幸起义前夕事泄，起义的领导者之一陆皓东被捕牺牲，孙中山等被迫走避日本。
这次还未发动的起义，作为孙中山推翻清朝统治的“战争事业”的发端而载入史册。
二、庚子惠州之役（1900年10月），也称惠州三洲田起义，主要指挥者郑士良1900年，孙中山乘义和团运动的时机，派郑士良前往广东惠州联络会党发动起义，又派史坚如到广州策动，他自已则从日本到香港，准备潜入内地领导起义。
但香港殖民当局不准他登岸，只好又折回日本转渡台湾，打算再从台湾潜入内地。
1900年10月，郑士良在惠州三洲田率三合会众六百多人起义，分东西两路进发，连胜清军，占领了新安、大鹏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地区。
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二万余人。
为了取得海外接济，起义军向福建、厦门方向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清政府，破坏了孙中山的接济计划。
南昌八一广场的历史故事南昌八一广场是中国南昌市的一个知名地标，也是该市的中心广场。
它因1927年8月1日著名的南昌起义而得名，是一段中国革命史上重要的历史故事。
回到那个炎热的夏日，时值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反抗当时国民党的迫害和专制统治，策划了一场决定性的暴动。
起义的发起地点就是南昌八一广场。
1927年8月1日，黎明时分，南昌八一广场上聚集了一支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军队，他们是由各地革命志士和军人组成的。
他们怀着对自由和革命的渴望，决心为中国人民的未来而战。
在这片热土上，革命的呼声响彻云霄。
起义军队高举起了挺进共产主义的旗帜，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污腐败”的口号。
他们挥舞着武器，奋勇战斗，开始了对国民党军队的攻势。
起义军队面临着强大的敌人，但他们坚决不退缩，奋不顾身地冲锋陷阵。
激烈的战斗在八一广场上展开，激发了更多的人民热血沸腾，纷纷加入到斗争中。
起义军队在八一广场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决心，他们浴血奋战，为中国革命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虽然起义后不久失败，但这场武装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为后来的革命斗争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今，在八一广场上，我们能看到那座高耸的纪念塔，它是那个时期革命志士的丰碑，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辉煌历史。
广场上的红旗迎风飘扬，象征着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希望。
南昌八一广场的历史故事告诉我们，革命的火种是不能熄灭的，只要我们保持初心，坚持正义，我们就能够取得胜利，为人民谋幸福、实现民族复兴。
八一广场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更是一段历史的传承，激励着每一个奋斗者为梦想而努力奋斗。
乌兰浩特市红色文化资源概述作者：天天论文网日期：2015-12-17 10:56:49 点击：0摘要：乌兰浩特市为东蒙古革命的摇篮，有着非常厚重的红色文化资源。
充分挖掘和开发红色文化资源打造红色乌兰浩特，对提升城市影响力，建设和谐乌兰浩特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乌兰浩特红色文化的形成历程、现在的发掘和利用以及红色文化元素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乌兰浩特红色文化城市建设DOI：乌兰浩特市是内蒙古东部地区的重镇。
中国共产党曾经在这里进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伟大实践，乌兰浩特遂成为内蒙古民族自治运动的指挥中心，牧区民主改革的实验基地，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之地。
这座城市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开辟东蒙古革命根据的艰难曲折的历程，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壮举，见证了乌兰夫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中国革命事业和内蒙古的民族解放，英勇奋斗的光辉历程。
乌兰浩特，蒙古语，意为红色的城市。
这座红色的城市到处都是红色的印痕和遗存。
保护、发掘和利用这些红色遗存，在城市发展和建设过程中注入红色文化元素，这对提升城市品位，增加城市特色，弘扬城市精神，扩大城市影响，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乌兰浩特红色文化的形成（一）东北抗日联军丛世和在兴安地区的抗日活动1939年初，由于日军的大扫荡，使抗日斗争变得更加艰难。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中共党员丛世和受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第3支队队长王明贵的指令，回到扎赉特旗发展抗日组织，在扎赉特旗建立秘密联络点。
后被汉奸刘景兰出卖，丛世和在泰来县城内逮捕。
抓捕丛世和后日寇立即对他的部队进行了大规模搜捕。
在扎赉特旗等地先后抓捕70余人。
丛世和被捕后，日军宪兵队对丛世和施用了各种刑罚，进行严刑拷打和残酷折磨。
但他始终大义凛然，坚强不屈，没有透露党和抗日部队的任何机密。
面对丛世和不屈不挠斗争精神，穷凶极恶的日本宪兵队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于1943年3月26日将丛世和杀害，时年49岁。
章缝集（又名张凤集）是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小镇，如果你拿出山东省地图翻到巨野那一章，才能在巨野以南找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
这个小村庄因为整11师而闻名于现代史，因为11师11旅32团而青史留名。
50多年前硝烟虽然早已散去，在实地很难见到当年战场痕迹，50多年前那场激动人心的生死大战因为政治原因至今仍朦朦胧胧，不为人所知，使笔者深感责任重大，有必要将这个大决战清清楚楚一页一页展示给世人，告诉每个读者，让我们所有历史都真实、完整永远记载下来。
现在就让我们共同来回顾这个大战，当年11师的官兵们、解放军的官兵们在这里，为各自的理想、信念是如何拼死奋战的。
内战开始后，刘、邓指挥英明，用兵神出鬼没，上党、平汉、定陶三战三捷，消灭国军10个师，势不可挡，继续寻歼国军主力。
国军为了占领中野鲁西南根据地，尽出五大主力之二，11师和5军继续向鲁西南进攻，11师于9月12日占领定陶，20日占领鲁西南重镇菏泽，随后即向巨野、郓城发起进攻，威胁鲁西南解放区重镇济宁。
这时中野要再退，就要丧失鲁西南全部根据地，只有打，但是打哪个对手呢？当时是犹豫不决的，毛泽东想要打5军和11师，他认为刘、邓既然能消灭整3师，战斗力一定很强，那么消灭5军和11师不成问题，如果这个战略成功，将从根本上改变战争局面。
9月19日他问刘邓“我军与5军、11师接触试打如何？”既然毛有这个意思，一向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刘伯承于20日回电，确定打5军和11师。
46年9月29日，定陶战役后经过20多天休整补充的中野决定动手，下达《巨野战役基本命令》，这个战役,解放军战史叫巨野战役,又叫龙凤大战。
于是，国共内战史上中原战场上首次主力大决战在中原大地上徐徐地揭开了帷幕。
中野主力近6万人全部参战，计有：2纵（欠4旅）、3纵、6纵、7纵、冀鲁豫军区独立旅；具体任务为：1、以十分之一的兵力2纵的5、6旅5千余人在龙堌集一线防御，阻击5军。
2、其他所有主力集结待机，准备消灭凸出的11师11旅。
三河坝战役作者：来源：《源流》2012年第05期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随军北伐的郭栋材、汕头地委的贺遵道等纷纷返回大埔，协同中共大埔县部委实行武装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屠杀。
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同仁、县城茶阳、百侯等地举行武装暴动。
暴动后，建立了县、区政府委员会。
中共党组织在暴动后亦不断壮大，附城、百侯、高陂先后建立区委。
大埔县农民自卫军扩大为独立第一团。
1927年8月，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在南昌城打响反抗国民党右派的第一枪后，起义军实施中共中央预定的“南征”决策，南下广东创建革命根据地。
中共大埔县部委为策应南昌起义军南下，组建大埔县暴动委员会，进一步发动工农暴动。
9月上旬，起义军进入福建后，周恩来在闽西汀州再度召开军事会议，对入粤作出了“叶（挺）、贺（龙）部在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朱德率领第11军第25师及第9军军官教育团，驻大埔县三河坝，阻击尾追之敌，掩护主力南下的分兵决策。
9月16日，南昌起义军先头部队进入大埔石下坝。
18日，主力进入大埔县城（茶阳）。
南昌起义军进入大埔后，朱德和贺龙、李立三、彭湃等领导人，根据大埔由于国民党右派“4·15”反革命扼杀，革命受挫，群众情绪较为低下的状况，把帮助地方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协助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贯彻土地革命精神作为己任。
南昌起义军进驻茶阳后，成立大埔县工农革命政府。
时革命力量控制全县，建立了附城区、高陂区、百侯区、埔西（大麻、三河）区革命政权。
起义军派出工作队、宣传队深入发动群众，颁布《土地改革纲领》，查封国民党首领家产，处决反革命分子，广泛张贴《告革命同志书》及“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等革命标语。
朱德和李立三、彭湃等还在“养育堂”的宅院里召开党、团员、农民自卫军、农会会员代表会议，武装大埔革命骨干。
两天后，朱德率25师等部一进入三河坝的汇城，就及时贴出《安民告示》和各种宣传标语。
“八一一”葛根庙武装起义<a rel='nofollow' onclick="doyoo.util.openChat();return false;"href="#">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踏遍我国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
伪大同元年(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
伪康德元年(1934年)7月1日，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成立。
原址设在郑家屯(吉林省双辽县)日本满蒙公所。
翌年8月1日，迁至伪兴安南省西科前旗王爷庙街(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城北罕山脚下(乌兰浩特一中)。
军校隶属于伪满洲国军事部，实由日本关东军控制指挥，是一所综合性军事学府。
日本关东军王爷庙特务机关长金川耕作大佐任伪军校顾问，是全校的太上皇。
日本关东军佐野少将、服部少将先后任伪军校干事(即副校长、顾问的代理人)。
军事顾问为泉铁翁中佐。
伪军校校长虽然由蒙古族伪军将军级军官担任，但必须服从和执行金川耕作和佐野、服部的命令。
历任校长依次为伪兴安南警备军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少将(兼任)、甘珠尔扎布少将、郭文林中将、乌尔金上将。
军校学生只限蒙古族青年。
学制为8年，分少年科、预科、本科三部分，全校共有8个连，总称生徒队(即学生队，是军校的主体)。
附设教导团、军士候补生队和轮训伪军官的教育部。
从建校至1945年8月的11年间，共毕业9期600余人。
伪康德10年(1943年)8月，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亲临西科前旗王爷庙街到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视察。
翌年初夏，日本天皇陛下的御弟秩父宫到军校视察两天。
是年秋末，伪满洲国治安部大臣、陆军上将于深徵到军校视察数日。
由此，足见日伪最高当局对这所军校的重视。
一次流血的“叛逆”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在政治上对学生实行封闭式的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
“以大日本帝国主义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幼年学校为标准进行指导”、“彻底贯彻满洲国的建军宗旨，明确理解皇军与满洲军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
百灵庙不能遗忘的抗战记忆作者：杜尚儒来源：《新西部》2015年第11期这是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之前对日作战所取得的一场振奋人心的胜利。
毛泽东称其“为全国抗战的先声”，蒋介石称赞其“实为吾民族复兴之起点”。
这虽然不是一个大的战役，但国内外反响极大，在中华民族抗日史上，占据光辉的一页。
说起抗战史上的著名战役，多数人会想到全面抗战后那些耳熟能详的战役。
其实，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我国北部边疆曾发生过一次震惊中外的抗日战役，此役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蚕食绥远的嚣张气焰，中国军队第一次从日伪手中收复了失地，极大地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士气。
这次战役便是七十九年前由爱国将领傅作义组织指挥的百灵庙战役。
傅作义先发制人百灵庙镇为今内蒙古自治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旗府所在地，因当地著名的喇嘛庙百灵庙而得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相继侵占我东北三省、热河省，控制了冀东22县，接着内蒙古东部各盟旗也随之沦陷。
但日寇的野心并未就此满足，而是将其侵略的魔爪继续伸向内蒙古西部各盟旗，又侵占了察哈尔以北六县，其中包括位于绥远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市）西北约170公里的百灵庙。
百灵庙一时成为绥北备受关注的军事要地。
百灵庙是连接我国与蒙古国以及沟通草原南北东西的交通要道，当时，为亲日的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伪蒙组织的巢穴，日军进犯绥远的桥头堡。
镇子上驻有“善邻协会”、“大蒙公司”、“稽查处”等日本特务机关，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山本盛岛和小宾即在这里潜伏。
1936年11月中旬，国民政府绥远省主席兼三十五军军长的傅作义将军得到情报，日伪军由察北用汽车百余辆运送大批武器弹药到达百灵庙，企图由百灵庙向绥远各地进犯，并阴谋在此基础上，推向西北甘、宁、新三省边界，阻断中国西北对外交通和联系，实现其分裂中国的“满蒙政策”。
傅作义当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先发制人，以远程奔袭手段收复百灵庙，毁敌巢穴，保卫边疆。
他在营以上军官会议上说：“日寇占我察北，占我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如若不打，绥远人民不答应，国人也要骂我们，边疆大吏，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傅作义命令，旅长董其武负责指挥打击绥东一带敌人，骑兵师师长孙长胜和旅长孙兰峰为前敌正、副总指挥，指挥骑兵第二师三个团，第二十一旅两个步兵团，第十七师刘效曾步兵团，附山炮兵一营，苏鲁通小炮一队，汽车和装甲车队各一，约5000人，秘密向百灵庙东南35公里的二份子、公胡洞一带集结待命。
红军在安州的历程王乐正张琴封面故事FENGMIANGUSHI绵阳市安州区即原安县。
1935年，安县辖区面积1580平方公里，辖江油的毛家、方水和北川的擂鼓、曲山、永安、安昌等乡镇。
安州自古以来不仅是川西北商埠重地，又是占领成都平原兵家必争之地。
1935年3月初，安县境内驻有川军四十一军王铭章师、二十八军邓锡侯之一部、二十一军刘湘之一部，共计10余万人。
该月底嘉陵江战役后，红四方面军大部队分别从广元、昭化、剑阁、梓潼等县相继进入江油境内。
4月初，红四方面军进入安县毛家、方水、擂鼓、曲山，5月进入千佛（原茶坪）、高川等地。
血战千佛山千佛山位于安州、北川、茂县交界处，主峰在安州区千佛镇境内。
红军进入北川后，川四十一军军长孙震唯恐红军从北川南下成都，急令安县县长殷鉴、北川县长李国祥、旅长李炜如率4个团分别在邓家渡、曲山、漩坪、治城对岸的东狱宫和墩上布防。
同时，川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剿千佛山战场遗址全景图匪”前线总司令）为阻止红军进入其茂汶防区，急令第五师副师长陶凯率龚渭清、牛锡光两个旅以及被土司、头人控制的羌藏马队共1200人，在墩上、桃坪、土门设防，以封锁北川河谷通往成都、茂汶的要塞。
5月3日，红军一举攻下凉风垭，打开千佛山一线的突破口。
川二十八军暂编二师彭函之一部，立即向凉风垭猛烈反扑，被红军打退，敌死伤200多人，退到苏宝沟（原安县，今北川）驻防。
红军在擂鼓建立1个乡、10个村苏维埃政权。
红军主力在总指挥徐向前率领下，相继到达北川，分头向千佛方向进发。
徐向前亲自指挥号称“钢军”的红九军和号称“夜摸常胜军”的三十军之一部，以及妇女独立师100名女红军，与追击敌军的红军先遣队会师，直击伏泉山。
4日凌晨，红军包围了从漩坪撤至伏泉山的李炜如部五团，把守敌围得水泄不通。
红军凭借深山老林掩护，从四面八方发起猛攻，一鼓作气攻上山顶。
大部分守敌惊慌失措、不敢反扑，被红军生擒；余下百余名顽敌均被击毙。
红军占领伏泉山主峰龙宫庙及其周围制高点。
“八一一”葛根庙武装起义<a rel='nofollow' onclick="doyoo.util.openChat();return false;"href="#">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铁蹄踏遍我国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
伪大同元年(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
伪康德元年(1934年)7月1日，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成立。
原址设在郑家屯(吉林省双辽县)日本满蒙公所。
翌年8月1日，迁至伪兴安南省西科前旗王爷庙街(内蒙古乌兰浩特市)城北罕山脚下(乌兰浩特一中)。
军校隶属于伪满洲国军事部，实由日本关东军控制指挥，是一所综合性军事学府。
日本关东军王爷庙特务机关长金川耕作大佐任伪军校顾问，是全校的太上皇。
日本关东军佐野少将、服部少将先后任伪军校干事(即副校长、顾问的代理人)。
军事顾问为泉铁翁中佐。
伪军校校长虽然由蒙古族伪军将军级军官担任，但必须服从和执行金川耕作和佐野、服部的命令。
历任校长依次为伪兴安南警备军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少将(兼任)、甘珠尔扎布少将、郭文林中将、乌尔金上将。
军校学生只限蒙古族青年。
学制为8年，分少年科、预科、本科三部分，全校共有8个连，总称生徒队(即学生队，是军校的主体)。
附设教导团、军士候补生队和轮训伪军官的教育部。
从建校至1945年8月的11年间，共毕业9期600余人。
伪康德10年(1943年)8月，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亲临西科前旗王爷庙街到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视察。
翌年初夏，日本天皇陛下的御弟秩父宫到军校视察两天。
是年秋末，伪满洲国治安部大臣、陆军上将于深徵到军校视察数日。
由此，足见日伪最高当局对这所军校的重视。
一次流血的“叛逆”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在政治上对学生实行封闭式的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
“以大日本帝国主义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幼年学校为标准进行指导”、“彻底贯彻满洲国的建军宗旨，明确理解皇军与满洲军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
“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保佑”下建立起来的，凡从庙前经过的人必须鞠躬敬礼；规定学生每天早晨必须跑到军校北的罕山上列队面向日本东京、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方向遥拜，高声朗诵《日本明治天皇敕语》、伪《满洲皇帝训民诏书》，以示效忠；规定军校的一切命令、口令、公文一律用日文，人人说日语。
禁止使用蒙古语言、文字。
日本军官在校内以“优等民族”自居，处处高人一等，飞扬跋扈。
全校召开大会，须先向日本顾问、干事敬礼，尔后再向蒙古族校长敬礼；蒙古族军官与日本军官见面，须先向日本军官敬礼，言必称“巴格西”(日语，老师之意)；日本军官的工资是同级蒙古族军官的两倍以上，日本军官顿顿吃大米、白面、肉食，而蒙古族军官、学生则常年吃小米、高粱(且谷壳多、沙子多)、素菜，待遇极端不平等。
还建立“思想对策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学生私人日记、笔记和私人信件；严密控制学生，不准与外界接触，限制学生行动，学生毫无人身自由。
同时秘密搜集学生的思想动态，人们稍有反日言论即被列入黑名单，轻则打骂、体罚，重则关禁闭、开除，美其名曰“切磋琢磨，陶冶人格，涵养德性”。
日本殖民统治者通过抓劳工、抓“经济犯”、抓“思想犯”、强迫“粮谷出苛”清乡并户、“治安肃正”、抢占土地、苛捐杂税等手段压迫东蒙古人民的罪行罄竹难书。
伪康德2年(1935年)，日本关东军证谷机械化旅团指挥伪兴安骑兵第七团为前卫，在哈拉哈河发动了对外蒙古的侵犯，遭到苏蒙联军的歼灭性打击，全军覆没。
日本关东军耻于这次惨败，便将战败的罪责转嫁他人，特务机关以“秘密通敌”罪名将伪兴安北省长陵升(达斡尔族，伪满洲国皇妃婉容的叔叔)、省警备司令崇德、参谋长福山及郭文通、登登太等七名伪官吏逮捕，押往新京(长春)严刑审讯后处决。
在市郊刑场行刑时，陵升面无惧色，高喊：“成吉思汗万岁!”这件事给军校蒙古族军官、学生上了一堂千万不要忘记民族恨的政治课。
军校的爱国蒙古族军官、学生们看到国家和民族遭受如此奇耻大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径恨之入骨，反满抗日情绪日趋高涨，并秘密付诸于行动。
12月初的一天傍晚，伪军校校兵队(警卫连)白音那木拉(伪军校包海明上尉的通讯员)、小喇嘛、万宝、乌日滚布、军校医务所护士海柱等8名士兵和伪骑兵六团的一名骑兵躲在一个隐蔽处秘密集会，喝血酒，拜把子，结为义兄义弟，盟誓：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患难与共，待机暴动。
一个星期天，小喇嘛、万宝和乌日滚布在伪军校“酒保”(小卖部)饮酒小憩中，与日本军需官田中话不投机争吵起来。
田中倚官仗势，盛气凌人，野蛮地殴打了小喇嘛。
万宝和乌日滚布见此怒不可遏，一齐上阵，拳打脚踢，把田中打了个鼻青脸肿，狠杀了田中的嚣张气焰。
事后，日本教官下令将小喇嘛三人暴打一顿，关了禁闭，由此点燃了“叛逆”的导火线。
12月31日夜，漆黑如墨。
白音那木拉带领小喇嘛、万宝等8名结义兄弟乘全校师生辞旧迎新防备松懈之际，在夜幕掩护下，悄悄砸开伪军校武器库，取出枪支弹药，全副武装后到马厩各自挑选军马，骑马从学校北门一涌而出，一路向北，向外蒙古方向奔驰而去。
马厩值夜士兵发现后，立即向校部报告。
值星日本军官中田中尉、生徒队中队长渡边上尉命令生徒队和校兵队紧急集合。
操场上，脚步纷乱杂沓，口令声、呵叱声不绝于耳。
全校上上下下如临大敌，十分紧张。
伪康德3年(1936年)元旦，黎明时分。
由日本军官带队，兵分两路追击白音那木拉等“叛逆”者。
一路骑马向北，经西科前旗归流河至喜扎嘎尔旗索伦(科尔泌右翼前旗索伦镇)一带，一路乘军用大卡车向西，经西科前旗第六努图克第五嘎查白音加拉嘎(科尔沁右翼前旗白辛乡)至突泉县学田一带。
傍晚，两路人马垂头丧气的无功而返，遭到服部少将的严厉训斥。
元月4日黄昏，白音那木拉等9人风尘仆仆策马来到西科前旗第三努图克第二嘎查满族屯(科尔沁右翼前旗满族屯满族乡)，投奔到一个牧主家。
连日来，他们躲开大路走乡间小路，拉荒走山路，跋山涉水，马不停蹄，日夜赶路，早已人困马乏，急待喘息。
牧主在蒙古包里对白音那木拉等人盛情款待。
他们不见后面有追兵的踪影，便放松了警惕。
酒足饭饱之后，没设警戒哨便高枕无忧地呼呼大睡。
近午夜时分，牧主见他们已熟睡，便命人策马火速到伪西科前旗警务科乌兰毛都(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毛都苏木)警察分驻所密报，同时指使家奴将白音那木拉等人的枪支弹药悄悄地移至蒙古包外藏匿起来。
驻乌兰毛都伪警察分队闻报紧急集合，连夜策马急驰将满族屯包围起来。
白音那木拉等人在睡梦中惊醒，急忙操枪，枪已不知去向，只好束手就擒。
被押解回王爷庙街后，在日本特务机关的酷刑拷打审讯中，宁死不屈。
元月6日，在王爷庙街东北洮儿河畔英勇就义。
密谋举行武装起义抗战后期，日伪当局颁布《战时刑法》，规定3人以上不准集会，不准收听4管收音机。
在日本法西斯的白色恐怖下，伪兴安陆军军官学校爱国蒙古族官兵、学生们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秘密、稳妥地进行着。
伪康德10年(1943年)8月，在打入伪满洲国军界，时任伪军校蒙古族军事教官、兴安军管区司令部参谋处长阿思根家召开第一次秘密会议。
伪军校第八至十二期毕业生元丹桑布、那顺陶克陶、何俊杰、阿民、义都、阿其、乌力吉，兴安学院学生孟根巴根、育成学院学生包彦满都乎等9人参加。
阿思根赞扬大家为民族解放而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提醒大家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要懂斗争策略，团结广大进步青年，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注意克服年轻人的急躁情绪，等待时机，完成大业。
第一次秘密会议后，大家经常秘密互通情报，鼓舞斗志。
第二次秘密会议，于伪康德11年(1944年)10月9日深夜，借王爷庙成吉思汗庙（座落在乌兰浩特市北罕山顶）落成典礼之机，在蒙古族青年军官胡额斯图家召开。
王海山、都固尔扎布等20多名蒙古族青年军官参加。
会上，打入伪满洲国政界、时任伪兴安总省参事官哈丰阿讲了话。
他说：“蒙古民族要取得解放，必须有一支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武装力量。
因此，大家要尽可能多地掌握可靠的武装部队，以便时机一到立即举行武装暴动，对日本侵略者作战。
”会后，大家分头在各部队中秘密串联，积极做好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
第三次秘密会议，于1945年7月1日在蒙古族青年军官杨古扎木苏家进行。
是日，伪军校第十二期连长达翰尔族青年军官王海山上尉，生徒队队长、蒙古族青年军官都固尔扎布上尉报请伪军校当局批准，为军校第一期死难者举行追悼会，在校生和各期毕业生均派代表参加。
为不引起日本宪兵、特务的怀疑，特邀请顾问金川耕作大佐参加悼念活动。
是日午夜，王海山、都固尔扎布以欢送杨古扎木苏受命赴唐山铁血部队任职为名，秘密通知双宝、鄂荣彬、杨古扎木苏、白明儒、额勒伯克图、乌力吉陶克陶等伪军校第一期毕业的8名蒙古青年军官分别从不同方向秘密汇聚到杨古扎木苏家。
会上，大家认为，德国法西斯已宣布无条件投降，苏德战争已结束，苏联对日宣战在即。
在这种有利形势下，我们要尽快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依靠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自治自决，使蒙古民族获得彻底解放，得到复兴和发展。
会议决定：如果日伪当局在伪军校或其他伪军中动手搞“整肃”，迫害蒙古族兄弟，就在王爷庙街(乌兰浩特市)举行武装暴动，拉起队伍，上山打游击，等待苏联红军；如果日伪当局暂不动手，则等苏联对日宣战后发动兵变，迎接苏联红军。
然后作了明确分工，王海山、都固尔扎布负责伪军校；双宝、鄂荣彬负责伪第五三部队（亦称868部队、满洲第二游击队，官兵800人，隶属日本关东军情报局）；额勒伯克图负责伪兴安第二师；杨古扎木苏到铁血部队后，寻机与八路军联系，接受指示。
一个多月后，却突然发生一件预想不到的事。
8月4日，生徒队队长都固尔扎布上尉突然接到命令，立即到伪军校本部报到，原任职务由日本军官但野上尉接任。
在校部，日本副官长笠田少校命令都固尔扎布：“你守电话，不准离开。
”8月5日上午，都固尔扎布奉命随干事服部少将骑马到日本关东军王爷庙特务机关，见里里外外布满了日本宪兵、特务，气氛十分紧张。
走进特务机关长办公室，都固尔扎布与金川耕作大佐打过招呼后转身欲退出，金川耕作制止说：“不要走了，枪已经打响了，仗也打起来了，已没有什么秘密了。
”随即命令：“都固尔扎布，你从现在起不要离这，随我行动。
”都固尔扎布顿时心头一震，意识到自己已被怀疑、被控制了。
但他仍很镇定，以十分恳切的表情请示说：“我把家属安排一下，我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城里。
”金川耕作犹豫了一下，勉强同意了，但限定日落前返回。
都固尔扎布侥幸脱身后，立即到伪军校找王海山上尉，发现王海山被日本军官牵制住，没联络上。
都固尔扎布心急如焚，终于在下午4时许找到本科二年级区队长郝永芳中尉，急切地对他说：“我已被日本特务机关监视起来了，没办法跟生徒队走，参与杀死日本军官举事。
日落后，日本特务机关肯定要抓我，我不能再露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