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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中国成立后历次通货膨胀的成因近几十年我国通货膨胀曾经出现过四次波峰，其产生的原因和呈现的特征也各不相同：建国初期，1949—1950建国初期物价波动最剧烈的是1949年—1950年3月,先后发生了四次大的物价涨风。
1.第一次涨风。
政府通过抛售物资、取缔投机、加强市场管理等措施,很快阻止了涨风的继续蔓延。
2. 第二次涨风。
这次物价风潮发生在上海解放后不久。
针对这一涨风,党和政府采取了各种管理市场物价的新措施,如制定各种交易规则、对几种主要商品禁业场外交易、统一交易时间、规定现款当日交割、禁止栈单买卖、禁止兼做业外生意、实行议价等,以限制私商的投机活动。
3. 第三次涨风。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物价涨势最猛,波及范围最广,局面最紧张,延续时间最久的一次全国性物价涨风。
陈云首先集中精力应对北方粮价稳定问题,然后始全力抑制上海的物价涨势。
经过一番努力，最终制止物价上涨。
4. 第四次涨风。
1950年春节前后,投机分子利用上海市场春节“红盘看涨”的老“规律”和国民党飞机轰炸上海，消费品供应趋紧等,在粮食和纱布上掀起又一次物价风波,带动全国物价上涨。
陈云组织了纱布和粮食全国大调运,迅速稳定了物价。
1959-1961年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和工作失误，供不应求，物价上涨，国内粮、油、肉、蛋、布等主要商品货源锐减，1961年较1957年物价上涨7.5%。
1961年开始调整国民经济，扩大了定量供应商品的范围，在保证定量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于定量以外出售高价商品，开设高价商店，以保证供应和回笼货币。
高价商品共实行3年，对稳定物价和调节市场供应起了显著作用。
1963年工农业生产开始好转，国民经济也逐步发展，集市贸易价格纷纷回落，高价商品逐渐取消，平价商品价格基本稳定。
改革开放后一、1978-1981年国民经济恢复和调整期的通货膨胀1、通胀概况：8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党的工作重心刚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这段时期，宏观经济增长速度迅猛、投资规模猛增、财政支出加大导致出现较严重财政赤字、盲目扩大进口导致外贸赤字，外汇储备迅速接近于零。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物价发展【摘要】物价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宏观指标，对我国国民经济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CPI作为物价的测定指标，首先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物价表动情况，揭示了在我国体制转型时期物价变动的特点，并结合经济现象和社会背景，分析历次通货膨胀发生的共同原因和特殊原因，以对现在和将来的经济发展提供预警信号和政策参考。
【关键词】改革开放30年CPI 通货紧缩通货膨胀200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30 个年头，随着市场化体系的逐步建立，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
但是发展的道路并不是平坦没有曲折的，我们是在不断的学习和摸索中前进的。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每一次起伏都伴随物价涨落。
3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半」周期，CPI 亦完成了「三个半」轮回，只是CPI 的涨落总比GDP 的增长落后一年左右，而针对物价涨落进行的宏观调控则贯穿每一轮经济周期。
截止2008 年，我国GDP 增长了15 倍左右，物价上涨了 4 倍左右。
总体来说，在这30 年里，我国物价保持了基本稳定，但是存在5 次间断性的波动，这种特点与体制转型这个大背景是分不开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物价史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1978 ～1991 年为第一阶段，即改革开放初期物价史。
这一阶段物价史伴随经历了1978 ～1981 年、1982 ～1986 年和1987 ～1991 年三次经济波动，采取了1980 ～1981 年的调整、1986 年的“软着陆”，以及1989 ～1990 年的“治理整顿”和“双紧”政策。
这一阶段的经济波动，与经济体制改革有比较大的关系。
1992 年至今为第二阶段，即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阶段物价史。
其间伴随经历了1993 ～1996 年的通货膨胀，1997 ～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9 ～2002 年的通货紧缩，2003 ～2004 年的局部过热，以及2005 年至今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经济运行偏热，相继采取了1993 ～1997 年的紧缩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1998 ～2003 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2004 ～2007 年的稳健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以及2007 年12 月 3 ～5 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的五次物价上涨，有诸多共同之处，但因时代和体制变迁，这几次物价上涨的表现形式、传导机制和治理措施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纪敏伍超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体出现了五次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
三十多年来，伴随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这几次通胀在表现形式、具体成因、传导机制以及治理措施上，都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
总结和比较这些变化，无疑有助于增强应对未来通货膨胀风险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典型物价上涨原因及其治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五次较大幅度的物价上涨，分别是1980年、1985年、1987～1989年、1993～1996年、2007～2008年。
改革开放以来(1978～2008)的32年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平均为5.5%，上述五次物价上涨均明显超过了这一历史均值(见图1)。
1980年的物价上涨，主要是当时急于摆脱文革后的经济萧条，通过大量进口国外机器设备，“大干快上”若干项目实现“四化”。
结果短期内进口、投资、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激增，严重破坏了总供求平衡，物价迅速上涨，称“洋跃进”。
为此，当时采取了压缩基础建设、收缩银根和管制物价等办法加以治理。
1984年通过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财政承包、放权让利、拨改贷和价格“双轨制”改革全面推行。
由于在放权让利的同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企业预算约束，企业投资热情空前高涨，基建、技改投资迅速扩张，加之随后实行货币化工资改革，致使1985年物价涨幅接近两位数。
当时为抑制通胀，除削减投资规模、加强物价监管外，重点对信贷投放进行了全面检查，并自此开始实行严格的信贷规模管理。
1988年的通胀膨胀比较严重，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达到18.8%，一度出现抢购生活必需品和银行挤兑现象。
当时触发涨价的直接因素，是价格改革“闯关”，计划内和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并轨，并同时放开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价格。
深层次矛盾仍然是经济改革不配套，国有企业改革滞后，放权让利同时没有形成有效的自我约束，多年积累的比例失衡矛盾在价格“闯关”改革中集中释放，之后不得不暂停“闯关”，并严厉紧缩财政、信贷，但由于力度过大和其他因素影响，随后出现了市场疲软和经济大幅下滑。
改革开放至今，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而来的有5次物价上涨，每次物价上涨，都于细微处，影响普通民众的生活。
从最初的使用行政命令调控物价，到后来使用金融手段、综合经济手段调控。
在一轮又一轮的物价高涨中，政府的调控能力和手段，日渐理性与成熟。
1981:行政命令调控物价1979年，吉林大学经济系大二学生袁钢明在广播里听说，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国家将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国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支持城市工业的发展。
这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是国家第一次利用价格杠杆，调整收入分配，提高农民收入。
”袁钢明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政策直接导致改革开放后第一次物价上涨。
一年后，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统计数字，1980年，中国商品价格上涨了6%。
“建国后，中国的物价几十年没有上涨过！”这一年，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机械配制厂工人王桂香发现，牛奶价格涨了，但她的工资也多了起来，每个月大概涨了十几块钱。
30年后，已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袁钢明解释说，“农产品价格上涨，带动了城市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城市居民受不了了，国家只能给补贴或者发奖金，提高工资。
这增大了政府财政支出，政府出现财政赤字，只能增发货币，货币一多就出现了通胀。
”面对突然的物价上涨，1981年，政府紧急刹车，全面压缩计划外投资，借用地方财政存款，暂时冻结企业存在银行的自有资金、紧缩银行贷款，连续两次发文，要求各地调控物价，严禁议价。
那时，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达90%以上，国家行政命令式的调控手段，立即见效。
物价在1982年，回落到正常水平。
“那时候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解决经济波动的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伟如此评价。
1985:半途而废的调控1985年，中国经济再次驶入快车道。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运行公报》记载，1985年，中国零售物价总指数比上年上涨8.8%。
那一年，32岁的袁钢明研究生毕业，进入社科院经济所。
他了解到这一轮物价上涨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经济波动分析1. 1978-1983年中央领导没有考虑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严重扭曲的实际情况，想继续按照过去的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粗放增长方式，而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上。
1978年-1985年间，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在全国形成14个大型重工业基地，做到在8年期间，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10%以上。
从国外引进耗资160亿元的9套大型化工项目，以及100套综合采煤设备、宝山钢铁厂等22个项目，共耗资600亿元。
如此巨大的投资规模，对国民经济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力量，财政力度加大造成了财政赤字。
国有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使得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投资主体，各级政府和企业由了独立的利益和投资自主权，但国有企业机制尚未完全转变的情况下，投资决策的利益与责任具有非对称性，盈亏与风险具有非对称性，投资最终决策者是国家，企业可以从国家决策投资中获取利益，但不用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和责任。
因此，企业热衷于向国家争项目正投资，而不顾资金成本，盲目向银行贷款，加大投资力度，造成社会投资过热，造成通货膨胀和经济波动。
2. 1984-1990年（两次经济过热）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扭转了1981- 1983年期间计划经济思想的回潮。
当时全国上下群情振奋，认为从此可以放手改革。
此外，从1985年起执行的扩大专业银行贷款自主权办法在设计时发生了一项技术性错误，导致各基层银行不但对企业的贷款需求有求必应，甚至还送款上门，鼓励企业多借贷款，竞相扩大信贷规模，逐级部署，制造“基数”。
货币供应迅速增加，1984年，现金发行比上年增长%，银行信贷总额比上年增长了%，其中仅12月就比上年同期增长了%，物价开始飞速上涨。
为了抑制高通胀，当时采取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强物价管理，全面进行信贷检查等，但落实不到位。
1986年开始经济再次过热，1988年全面爆发更严重的通货膨胀，1988和1989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总水平上涨了%和%，涨幅比1986年分别提高了和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及治理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4年为止，我国共发生了两次明显的通货膨胀：一次是1988——1989年，当时物价上涨率达到18.5%和17.8%；另一次是1993——1996年，当时的物价上涨率分别为13.2%、21.7%、14.8%。
造成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总需求的扩张，也有成本推进因素，还有体制方面的原因。
第一，总需求的扩张。
首先，财政支出有扩张趋势。
在我国，国家财政具有明显的公共财政功能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职能，即使财政收入弥补不了财政支出，也要通过赤字财政或者发行国债的方式实现对经济较高的投入。
财政支出的扩张造成政府需求始终存在扩张趋势。
其次，企业投资需求扩张。
在我国，由于体制原因，投资主体——国有企业不承担投资风险，不自负盈亏。
由于借钱可以拖欠，甚至可以不还，造成企业投资需求膨胀。
再次，银行信贷扩张。
由于企业投资需求膨胀，导致银行信贷扩张，迫使中央银行不得不采取放松的货币政策。
第二，生产资料、工资等成本推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逐步放开价格管制，所有价格均由市场供求决定，导致价格水平迅速上升。
例如，在1993年，许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40%。
另一方面，工资水平大幅增长。
成本的升高，推动了物价水平的上涨。
第三，结构性转换引发价格上涨。
首先，工资攀比引发价格上涨。
在体制转换时期，我国存在着多种类型的企业，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个体企业、三资企业等，效益好坏不等。
但是由于工资攀比，致使各种企业的职工工资有趋同的现象。
工资的攀比最终引发价格上涨。
其次，产品结构转换引发物价上涨。
由于生产方面的原因，我国产品供给结构无法完全满足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造成某些产品供不应求，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从而引发整体物价水平的上涨。
治理通货膨胀，我国主要采用以适度从紧货币政策为主的一系列措施，收到了明显成效，物价上涨率逐年回落。
在抑制通货膨胀中，中国的经验是不宜“急刹车”，而是要“软着陆”。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四次通货膨胀（一）1985年我国物价暴涨，CPI上涨9.3%，这集中表现在物价上涨幅度大且上涨速度快，1985—1987年，三年间物价上涨率累计比1984年上涨23.7%，1985年全社会零售物价指数比1984年增长6%。
此次通货膨胀原因可总结如下：1．固定资产投资过大，总需求膨胀，导致经济发展过热，但效率低下。
198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961.01亿元，到1985年已增至2543.19亿元，增长了2.6倍。
生产的高速发展，但效率低下，导致有效供给不足。
2．货币的超量发行，直接导致货币贬值。
1984年，我国进行了金融体制改革，央行宣布今后贷款以上年为基数，由此，各大银行为扩大下年规模，大量发放贷款，导致1984年全年货币投放262亿元。
由于时滞效应，影响在85年集中表现。
3．政治上的热情推动。
1983年确立了到20世纪末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84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
（二）1988年—1989年，我国商品零售价出现了新一轮暴涨，物价上涨幅度过大，1988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比1987年上升了18.5%。
同时，各大中城市出现了抢购物品、提取存款的情况。
1987年底货币供应量达到1451亿元。
央行以发行第四套人民币和推行大额面钞的方式应对过热经济对货币量的需求。
1988年，零售物价指数创造了建国40年来上涨的最高记录，达到18.5%。
通货膨胀的加剧，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结果。
原因可归结为：1．全国在建的固定资产投资过多，规模过大，超过了国力承担的可能，消费需求过旺，社会购买力的增长超过了商品供应量的增长。
2．国家财政支大于收，信贷规模过大，货币发行过多。
1988年财政收支差额达-133.97亿元，1989年为-158.88亿元，此外金融机构在这两年间各项贷款达到了26213.06亿元，M2在1989年也更是高达11949.6亿元，三者相互结合为经济过热提供了必要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的五次物价上涨，有诸多共同之处，但因时代和体制变迁，这几次物价上涨的表现形式、传导机制和治理措施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次物价上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体出现了五次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
三十多年来，伴随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这几次通胀在表现形式、具体成因、传导机制以及治理措施上，都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
总结和比较这些变化，无疑有助于增强应对未来通货膨胀风险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典型物价上涨原因及其治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五次较大幅度的物价上涨，分别是1980年、1985年、1987～1989年、1993～1996年、2007～2008年。
改革开放以来（1978～2008）的32年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平均为5.5%，上述五次物价上涨均明显超过了这一历史均值（见图1）。
图1 改革开放以来的物价水平和GDP增速（%）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980年的物价上涨，主要是当时急于摆脱文革后的经济萧条，通过大量进口国外机器设备，“大干快上”若干项目实现“四化”。
结果短期内进口、投资、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激增，严重破坏了总供求平衡，物价迅速上涨，称“洋跃进”。
为此，当时采取了压缩基础建设、收缩银根和管制物价等办法加以治理。
1984年通过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财政承包、放权让利、拨改贷和价格“双轨制”改革全面推行。
由于在放权让利的同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企业预算约束，企业投资热情空前高涨，基建、技改投资迅速扩张，加之随后实行货币化工资改革，致使1985年物价涨幅接近两位数。
当时为抑制通胀，除削减投资规模、加强物价监管外，重点对信贷投放进行了全面检查，并自此开始实行严格的信贷规模管理。
1988年的通胀膨胀比较严重，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达到18.8%，一度出现抢购生活必需品和银行挤兑现象。
当时触发涨价的直接因素，是价格改革“闯关”，计划内和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并轨，并同时放开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价格。
中国经历的几次通胀低收入民众承受的压力最大文汪亚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经历过四次严重的通货膨胀。
分别出现1980年，1988年和1994年和这次我们正在经历的通货膨胀。
这几次通胀对民生都造成了巨大影响，其中低收入民众承受的压力最大。
1980年出现通货膨胀，原因是中国刚刚经历了文*革，经济建设百废俱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
由于当时基建投资规模膨胀，农副产品价格提高，国家不得不对职工进行价格补贴。
1979-1980两年，中央政府财政赤字都达到170亿以上。
因此，国家不得不增发货币130亿元，来弥补国库亏损。
1980年底，全国市场货币流通量比1978年增长63.3%，大大超过同期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16.6%和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37.3%的幅度，自然引发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通货膨胀，商品价格上涨率达到6%，已经到了经济危机的临界点。
这一次通货膨胀过后，政府压缩了基本建设投资，开始收缩银根，并出台了一系列控制物价的措施，通货膨胀逐渐得到控制。
1986年，中国开始推行工资改革，并放开了部分商品的价格管制，旧有价格体系和经济结构中不合理因素又使潜在的经济危机以通货膨胀的形式再度爆发。
1988年3月，上海率先调整了280种国民经济必需商品的价格，接着各大中城市相继提价，提价率占商品总量的80%，价格平均上涨30%，最高者达到80%。
尤其是家用电器，摩托车，石油等化工产品。
据有关方面统计，1988年，零售物价指数的涨幅创造了建国以来的最高纪录，达到18.5%，当年财政价格补贴高达319.6亿元，商品供求差额为2731. 3亿元。
为了这次通货膨胀，中国将第二年的工作重心放到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和治理后，物价上涨的势头逐渐得到控制，通货膨胀阴云消散。
但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中国经济结构中的供需矛盾再次显现出来。
1992年-1993年，国家全面放开了对过去发放票证，限额供应的商品的限制，允许其以溢价形式，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由定价。
改革开放以来的五次物价上涨，有诸多共同之处，但因时代和体制变迁，这几次物价上涨的表现形式、传导机制和治理措施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次物价上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体出现了五次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
三十多年来，伴随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这几次通胀在表现形式、具体成因、传导机制以及治理措施上，都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
总结和比较这些变化，无疑有助于增强应对未来通货膨胀风险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典型物价上涨原因及其治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五次较大幅度的物价上涨，分别是1980年、1985年、1987～1989年、1993～1996年、2007～2008年。
改革开放以来（1978～2008）的32年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平均为5.5%，上述五次物价上涨均明显超过了这一历史均值（见图1）。
图1 改革开放以来的物价水平和GDP增速（%）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980年的物价上涨，主要是当时急于摆脱文革后的经济萧条，通过大量进口国外机器设备，“大干快上”若干项目实现“四化”。
结果短期内进口、投资、财政赤字和货币发行激增，严重破坏了总供求平衡，物价迅速上涨，称“洋跃进”。
为此，当时采取了压缩基础建设、收缩银根和管制物价等办法加以治理。
1984年通过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财政承包、放权让利、拨改贷和价格“双轨制”改革全面推行。
由于在放权让利的同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企业预算约束，企业投资热情空前高涨，基建、技改投资迅速扩张，加之随后实行货币化工资改革，致使1985年物价涨幅接近两位数。
当时为抑制通胀，除削减投资规模、加强物价监管外，重点对信贷投放进行了全面检查，并自此开始实行严格的信贷规模管理。
1988年的通胀膨胀比较严重，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达到18.8%，一度出现抢购生活必需品和银行挤兑现象。
当时触发涨价的直接因素，是价格改革“闯关”，计划内和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并轨，并同时放开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价格。
深层次矛盾仍然是经济改革不配套，国有企业改革滞后，放权让利同时没有形成有效的自我约束，多年积累的比例失衡矛盾在价格“闯关”改革中集中释放，之后不得不暂停“闯关”，并严厉紧缩财政、信贷，但由于力度过大和其他因素影响，随后出现了市场疲软和经济大幅下滑。
1992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
但与此同时，开发区、房地产热迅速升温，投资规模迅猛扩张，并出现乱集资、乱拆借、乱设金融机构的金融“三乱”现象，导致1994货币供应量增长高达34%，居民消费物价涨幅高达24.1%，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
自1993年年中开始，出台了紧缩货币和财政、保值储蓄、整顿金融秩序、实行分业经营等16条措施进行调控。
与前三次相比，这次调控的市场化手段明显增强，既治理了恶性通货膨胀，又没有出现以往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大起大落，国民经济运行成功实现了“软着陆”。
第五次通货膨胀发生在2007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
与前四次相比，这次通胀发生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国际收支持续大幅顺差的背景之下，外部冲击对国内物价波动的影响非常突出。
从需求看，除表现为投资增长过快这一老问题外，2005年以来，外贸顺差持续大幅增长是当时需求拉动的主要特征。
从货币供应看，由国际收支持续大幅顺差引发的货币供应也是主要渠道。
从供给方面看，2007年国际粮食、石油等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导致国内输入型通胀压力迅速上升。
从治理措施看，主要特点是内外兼治。
对内采取上调准备金率等措施大幅对冲顺差投放的货币，对外采取加快人民币升值的办法对冲国内涨价。
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机制和治理措施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的五次物价上涨，有诸多共同之处。
从成因看，都有投资膨胀、货币供应过多、食品价格上涨较多等特点。
从治理措施看，都不同程度采取了抑制投资、收缩银根、增加供给、加强物价监管等措施。
但因时代和体制变迁，这几次物价上涨的表现形式、传导机制和治理措施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
从短缺经济到显性涨价随着体制改革逐渐深入，价格管制被逐步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下“低工资、低物价、低消费”的格局被逐渐打破。
在放开价格和比价关系调整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供应短缺转变为全面、显性的价格上涨，表现为，改革开放以来前几次物价上涨具有明显的体制周期。
1978年的“拨乱反正”，1984年的信贷体制改革，1988年的价格改革闯关，以及1992年开始的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客观上都推动了当年或后期的物价上涨。
应该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就是价格形成机制不断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不断发挥的过程，也是从供不应求状况下的隐性涨价，到供求基本平衡状态下的显性涨价过程。
从整个过程看，我们付出的是价格总水平基准的抬升，得到的是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和价格配置资源效率的不断增强。
从全面涨价到结构性涨价随着大多数商品价格的放开，企业名义投资回报率得以明显提升，从而极大地调动了我国制造业的投资热情和产能释放，绝大多数由制造业提供的一般消费品从供不应求转向供求基本平衡。
在买方市场格局下，通货膨胀往往不再表现为全面涨价，除食品等劳动生产率相对落后部门价格继续上涨较多外，之前涨价较多的一般性制造业产品，如衣着、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信等，则得益于生产率迅速提升，价格涨幅大幅下降。
从国内涨价到国外涨价随着我国经济与全球融合度的提高，国际市场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影响逐渐增强。
从进口看，目前我国原油、铁矿石、铜、铝、大豆进口依存度超过一半，这类资源产品的国内价格基本由国际市场决定。
图2描述了国际大宗商品现货价格指数（CRB）与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的关系，二者同步波动趋势日渐增强。
从出口看，2005年7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弹性明显增强，升值速度逐渐加快，这一方面缓和了原材料进口价格大幅上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另一方面也通过提高出口价格缓和了国内价格上涨压力。
总之，在对外贸易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国内外市场价格变化的相关性逐渐上升，这当中汇率变化越来越成为调节国内外市场比价关系的纽带，成为决定一个开放型经济体是处于通胀净输入还是净输出状态的一个重要变量。
从商品涨价到资产涨价改革开放30年以来特别是近10年，我国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发展迅速，资产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关系逐渐紧密。
特别是2006年以来的这轮价格上涨中，股价涨、房价涨、物价涨的三部曲涨价时有显现（见图3），资产价格上涨对物价变化的预警作用逐渐形成。
这一变化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不断增长，股票、债券、房产等资产需求会不断上升，逐渐成为影响物价变化甚至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提醒我们不仅要关注一般商品和服务价格，而且要从更广泛的角度观察价格变化以及货币与物价、货币与资产价格的关系。
图2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CRB指数和PPI指数图3 资产价格和物价走势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资讯。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Wind资讯。
从投资需求拉动涨价到顺差推动涨价前四次通胀中货币供应量的高增长，主要原因是当时投资体制不健全导致的高投资、高信贷和高赤字。
随着投资体制逐渐完善，投资主体的市场约束逐渐增强，投资引发信贷膨胀的因素有所下降。
与此同时，随着外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高，贸易顺差逐渐扩大，导致中央银行被动购汇投放货币的数量大量增加。
2004～2008年，我国贸易以及整个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大幅增长，外汇占款因素导致的货币投放超过一半，成为货币投放的主渠道。
从行政手段治理涨价到经济手段治理涨价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对通货膨胀的治理，也经历了以行政手段为主向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转变。
1978年到1992年“十四大”召开之前，这一阶段对三次通货膨胀的治理，主要采取了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并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治理整顿。
当时尽管在形式上提出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市场化手段的概念，但在政策实施方式上，行政手段的强制性特征比较明显。
比如货币政策上对信贷规模实行严格的指令性管理；财政政策上，预算计划和支出管理也是指令性的；价格监管上也存在较多管制；等等。
从治理效果看，虽然行政手段见效较快，但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大，1980年、1985年和1988年对通胀的治理，都不同程度导致了1981年、1986年及1989～1990年经济增长出现较大下滑。
1992年“十四大”后至今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明确提出并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这一背景下，通货膨胀治理也逐步由直接的行政和计划手段为主，转变为以经济、法律等间接手段为主，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作用越来越大。
以货币政策为例，1994年提出货币供应量的概念，1998年正式结束指令性信贷规模管理，改由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实施的中介目标，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市场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影响价格总水平。
与前三次治理通胀的措施相比，这两次尤其是最后一次通胀治理不仅注重运用经济手段，而且注重不同政策间的协调配合，适时适度进行渐进式的“微调”、“预调”，在有效治理通胀的同时，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较好地避免了以往行政手段对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
从数据看，第四次通胀的峰值在1994年高达24.1%，到1997年降为2.8%，但同期GDP增速仅从13.1%降为9.3%，通胀治理期间的经济波动大为缩小。
同样，最近发生的这次通胀，从年度峰值看，仅为5.9%（2008年），从月度峰值看，也不过8.7%（2008年2月），不仅峰值水平较上一轮通胀大幅下降，而且即使在遭受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2006～2009年GDP平均增速仍高达11.5%，在通胀水平大幅下降的同时，保持了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
启示和建议第一，坚持用经济手段治理通胀。
通货膨胀本身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各种经济变量关系变化的一个综合反映。
实践反复证明，运用经济手段治理通胀，能够真正消除引发通胀的内在失衡，从而避免经济过度波动。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和政府职能的转换，经济手段的运用条件更加完善，覆盖范围更加广泛，治理通胀的效果也将越来越好。
第二，坚持用改革的办法治理通胀。
历次通胀情况表明，除正常的周期波动、供给波动导致物价波动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体制因素。
在体制因素中，除放开价格、工资等正常因素外，投资体制改革中投资主体利益和责任的非对称、资金来源多元化和预算软约束，也是导致投资膨胀和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
从当前看，地方融资平台等投资主体利益和责任不对称、资金来源多元化同时预算软约束的问题仍然存在，只有割断融资平台与政府公共资源的联系，真正将其推向市场，同时对一些垄断行业放开民间投资，才能真正增强投资主体内在的自我约束，从根本上消除过度融资和投资带来的通胀风险。
再比如，由于土地、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弹性相对不足，就可能导致顺差过大带来的通胀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