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集序》的“乐”与“悲”辨析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著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语文第二册教师教学用书在讲到《兰亭集序》第一二段时是这样表述的：“《兰亭集序》记叙的是东晋时期清谈家们的一次大集会，表达了他们的共同意志。
全文可分前后两个部分。
前一部分主要是叙事、写景，先叙述集会的时间、地点。
然后点染出兰亭优美的自然环境：山岭蜿蜒，清流映带；又风和日丽，天朗气清，仰可以观宇宙之无穷，俯可以察万类之繁盛。
在这里足以‘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可以自由地观察、思考，满足人们目视耳闻的需求。
这里正是与会者‘畅叙幽情’、尽兴尽欢的绝好处所。
这些描写都富有诗情画意，作者的情感也是平静、闲适的。
”接下来说：“后一部分，笔锋一转，变为抒情、议论，由欣赏良辰美景、流觞畅饮，而引发出乐与忧、生与死的感慨，作者的情绪顿时由平静转向激荡。
由乐而生悲，由生而到死，作者时喜时悲，喜极而悲。
”并由此很多教师紧紧抓住第二段末尾的“信可乐也”，总结出了下面的结论：
文中都写出了哪些“乐”？
一、名士相聚之乐：“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
二、环境优美之乐：“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带左右。
”
三、气候宜人之乐：“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
四、相聚狂欢之乐：“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
（赏心、乐事、良辰、美景——四美并具。
）
对于教参的这样一种理解，我难以苟同。
现把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写出来，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首先第一点，不管是“喜极而悲”还是“由乐转悲”，都是一种思想感情向另一种思想感情的转变，转变之后的思想感情往往是事先没有准备的，没有料到的，具有突然性。
也就是说，参加兰亭集会的这些人不是奔着“悲”去的，相反，他们的生活处处充满“乐”，他们是一群有着共同情趣的生活享受主义者，他们平时生活无忧无虑，精神生活闲适放达。
他们中有一个人发现兰亭这个环境优美的所在，定好日期，发出邀请，大家便如约而来。
然后汲取天地之精华，流觞曲水，饮酒和诗，极尽人生之欢娱。
至于三四段的悲情愁绪，应是他们情感世界的一次偶然。
真是如此吗？这真是一群纯粹为了观赏自然山水，到处寻找欢乐，享受生活的人吗？
显然不是。
参加兰亭集会的有四十一人，根据吴大新考究：四十一人中有军方人士二十二人，高级统帅五六人，前线带兵的有三人，其中两人后在前线战死。
辞赋家孙绰，矜豪傲物的谢万当时是幕僚，高僧支道林及王家诸少只是参与，对外可掩人耳目。
这些人大部分来自京城甚至前线，只有司徒谢安一人是名士。
当时交通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发达，出行基本靠马或者步行，外出非常困难。
他们千里迢迢来到绍兴兰亭，不可能只是为了来“雅集”享乐的。
王羲之是一位正直爱国之人，就其早年禀性而言，这样一位大将不可能在战乱之际吟诗作乐，“如此江山残照下，奈何心事菊花边”？
兰亭集会发生在东晋时期，当时的社会时局也不可能让这样一群有识之士仅仅单纯的追求享乐，却无半点抱怨之念。
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制度，表现了在用人方面对大官僚豪强地主妥协的倾向。
司马氏与曹魏的政权争夺客观上造成了社会的黑暗和恐怖局面。
西晋建立后，大肆屠杀政治上的异己人士，清议之风盛行，并逐渐转为清谈，崇尚虚无，消极避世，老庄思想流布，玄学兴起，道家思想更为风行。
这对两晋的士风，文人的世界观和创作都有深刻影响。
西晋王朝是代表士族大地主利益的腐朽政权，在其统治下，各种现实矛盾迅速加剧。
废除屯田制，颁布占田制，实际上把官僚地主的经济特权制度化了，他们可以依据官品合法占有大量土地，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情形。
这便确立了反动的门阀制度。
士族依靠这些制度垄断了政治、经济以至文化特权，加深了阶级鸿沟，更造成了寒门与世族的尖锐对立。
在文化情趣上，反映人民疾苦和追求“建功立业”的内容为揭露政治的黑暗恐怖和“忧生之嗟”所代替；积极的进取精神为否定现实、韬晦遗世的消极反抗思想所代替。
作品中多有老庄思想的色彩，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反抗是其主要倾向，其旨趣与“建安风骨”相继承。
司马睿在南北士族的联合支持下在江南建立了东晋王朝，它是西晋腐朽士族特权政治的继续，各种现实矛盾也继续发展，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不断，皇室、军阀和掌握实权的大士族之间常常爆发尖锐的冲突，从王敦起兵到桓玄篡位，内战不断，政局动荡不安。
东晋的士族经济力量更加膨胀，他们不断兼并土地，成为惊人的大地主，有的一家就占田数万顷。
门阀制度也发展到了顶点，士族公然编订“百家谱”，并不与“杂类”通婚，士、庶的界限越来越严格，地位相差越来越悬殊。
士族阶级占有优越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上，过着苟安享乐的生活。
其文化情趣上，文学作品少有反映社会现实，主要表现士族阶级狭隘思想感情和不健康的艺术趣味，内容空虚。
他们刻意追求形式的华美，讲究词藻的华缛和对偶的工整，一味歌功颂德，把文学推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
少数有识之士的作品内容较为充实，他们或以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抨击腐朽的门阀制度，或以深厚的爱国感情的诗歌托物言志，借景抒情。
清谈玄理风气盛行，“因谈余气，流成文体”，玄言诗统治诗坛长达百年，直到晋末诗人陶渊明的出现，才为空虚的文坛带来了现实清新的空气。
兰亭集会的士子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虽然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面对上层庞大的世族阶层，他们绝对是不敢轻易言说时政的，只能郁结于心，或者借云游自然山水之际，赋诗委婉表达，托物言志。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不如饮美酒，被服执与素”，于是雅集饮酒便成为当时文人士子发忧泄愤的主要形式。
这就是“魏晋风度”，我们现代所说的“兰亭精神”与“魏晋风度”其内核是一致的，优游玩乐显其外，悲愤不满寓其内，乐是表象，悲是本质。
东晋是一个动乱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
一方面，新兴门阀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另一方面，他们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多特立独行，又颇喜雅集。
因为雅集既是抒愤排怨的较好方式，又能符合文人雅士的性格需求。
药与酒、文采词章、玄谈、书法和雅集是相与相存的。
服药乃为对人生命的珍视；饮酒以放浪形骸，任情恣性；文章则以写志；谈玄能逸世优游林下；挥毫作书则以直观表现人格性灵风神：饮酒、玄谈、为文、作书则必雅集。
也就是说，参加兰亭集会的这些人并非是只为游山玩水，好逸享乐。
他们是社会中高层的一群有识之士，避世无门，革世无方，忧虑无以排解，遂学古人以消忧。
前有石崇于河南金谷涧中置金谷园，与陆机、陆云等昼夜游玩，各各赋诗，石崇作《金谷诗序》；今有王羲之携众名士兰亭修禊雅集，公推王右军为《兰亭集序》；后有唐代李白“酒中八友”、宋代东坡“西园雅集”，以及诸种书社画会，都是文人士夫的品格风范并激发着其文艺灵感与热情的外显。
兰亭集诗的内容大体分为两种：一是写山水游赏之乐，表现山水审美的情趣，包括山水之美、饮酒之乐、临流赋诗之雅兴，其核心是在美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中获得审美愉悦。
这是“暂得于己”的旷达情怀，社会现实越是黑暗险恶，他们越是希望欢乐永常，处处成为人间天堂。
二是写在山水陶冶中忘记忧愁，甚至体悟到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力量，进而上升到谈天说地的玄理中去。
这是“抽刀断水”的解愁之法，恰好印证了这些人是带着一颗愁心去集会的，心灵上正需要借这次文人雅集舒缓愁绪，恰好印证了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兰亭集会人员
的社会责任感。
第二点，既然他们是带着现实生活的愁绪去参加兰亭集会的，即使有片时欢娱，在自然山水面前有短暂陶醉，也不能认定“信可乐也”就是他们的主流情感，就是他们内心的真实感受。
“悲”才是现实与理想相续不断的内在的根本情感基础。
据此，我们不能对《兰亭集序》的一二段作表面化的理解，文人们的“乐”，暂时之“乐”，极度之“乐”，刚好反映的是现实社会生活中文人们的“悲”，长久之“悲”，切肤之“悲”。
前面教师们的总结则可以改为：
一、名士相聚之乐应为同命相惜之悲，
二、环境优美之乐应为自娱消遣之悲，
三、气候宜人之乐应为暂得于己之悲，
四、相聚狂欢之乐应为放纵宣泄之悲。
总之，作者名“乐”实“悲”，这种潜在的心理情感与后文感叹人生短暂、天地有常一脉相承。
其“悲”的原因是：一、社会制度日趋腐朽，特别是门阀制度作为人才选拔制度的不合理，大大伤害了有识之士的进取之心；二、身经社会动乱，目睹现实黑暗，少有励志明君，感时伤事，感人伤己；三、玄学思想、老庄道家思想及佛教思想的影响，消极避世，寄情自然，纵情山水，聊以慰藉；四、虽颇具才华，小有资产却不被重用，不能实现青年时期的“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报国无门，退求“修身齐家”；五、雅集之乐不是与人民大众齐乐，而是关注少部分人的价值取向的狭隘之乐，权且宣泄排遣忧愁之举，“后之览者”也是指和他们有着共同致趣的后人；六、《兰亭集序》的景物描写，唯竹兰显志，以恃才傲物，表蕙质兰心，只有心有怨府，方需表白自己品行人格高雅纯美；七、魏晋文人的这一文化心理，上承“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思想，下则开启了唐宋山水田园诗歌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