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钟书文学批评的对话性

每个工具都带有用来创造它的那种精神。

——物理学家海森堡“文体”(style)一名实含多义，有语体、笔法、笔性、文类、风格等义，从表层看，它是文本的语言秩序和话语体式；从深层看，它负载着特定的文化精神和作者的个性素质。

大作家、大学者、文化大师必有一种属于自己的任何人无法模仿的文体，融汇贯通着他个人的所有智慧才情综合着语体、笔法、笔性、文类、风格而以他的名字命名之。

钱锺书是一个哲学家型的作家、一个审美鉴赏型的文化学者、一个机锋谈笑的通人，他以生气勃勃充满思辨智慧和极富想象力的格调议论风生夹叙夹议，融铸成一种深刻博雅的文化随笔，无论在小说、随笔还是文评中都表现了这种“钱锺书文体”的风致，从而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风景线内最漂亮风趣深隽耐嚼的人文话语。

钱锺书乃中国最出色的文化随笔大师，他的文化随笔兼融着风华绮丽、鉴赏旨趣、渊博睿智、狂士才子气质而成，其中有义山诗美宋诗风调，也有巴洛克风格，有小说家法闲聊情趣，也有全知全能式的批评家纵横臧否的兴致。

超然的、打通的、哲学的、心理学的、审美的、批评的、博学的、游戏的，种种尽在其中。

探讨“钱锺书文体”是一次灵魂的冒险。

一、“随笔式的叙事”和“说书式的随笔”英国小说家萨克雷的小说文体是一种“夹叙夹议”的文体，像古希腊悲剧里的合唱队，时时现身说法对人物和故事作一番批评。

萨克雷在《名利场》序文中说：“这场表演……四面点着作者自己的蜡烛。

”他的议论就是台上点的蜡烛，他那批判讽刺的目光照明了台上的把戏，他的同情和悲悯笼罩着整个舞台。

这种小说文体，可以称作“评论式的随笔叙事格调”。

由于议论的处处介入，便使感性叙事变成了分析性的解剖叙述与评说性的闲聊，这是一种混合文本，混和着进入与跳出的视角、绘画与解说的功能，这便是随笔，叙述反成了宾从附着，讲解才是它的格调。

在英国牛津留学的钱锺书，他的小说文体和萨克雷的一样，“四面点着作者自己的蜡烛。

’’把萨克雷《名利场》翻译过来的，正是钱夫人杨绛。

试析钱锺书文学批评语体特征形成的原因(2)二、异量之美在新文化运动一路高歌之时，钱锺书还在家乡接受童蒙教育，对于这场必将深刻影响到他本人学术研究的革命懵然无知，遑论发表意见。

然而十几年后，“文白之争”早已尘埃落定，青年钱锺书却“不合时宜”地发表了自己对于文言与白话的看法，这就是刊发在《国风》半月刊上的《与张君晓峰书》。

在这封信中，钱锺书认为，文言白话之争表面看“已成Deadissue”，“已由时代代为解决”，“无须讨论”，但实际上颇值得反思：昔El新旧两派大起争端，是因为“双方皆未消门户之见’!，“各否认彼此根本上之有存在之价值也”；如今时过境迁，双方“气稍释而矜稍平”，方能有保留地于“异量之美”兼收并蓄。

钱锺书接着写道：窃谓苟自文艺欣赏之观点论之，则文言白话，骖袒比关，正未容轩轾。

白话至高甚美之作，亦断非可家喻户晓，为道德涂说之资。

往往钩深索隐，难有倍于文言者，……若从文化史了解之观点论之，则文言白话皆为存在之事实；纯粹历史之观点只能接受，不得批判，既往不咎，成事不说，二者亦无所去取爱憎。

若就应用论之，则弟素持无用主义(Futilitaifanism)非所思存，恐亦非一切有文化之人所思存也。

一笑。

由上述文字可以看出，与五四时期新旧两派歇斯底里或气急败坏的论辩态度相比，钱锺书的气度要平和从容得多，这其中自然也有时过境迁、语境大不相同的原因，但立论的角度和思维的方式更是决定这份从容之态的重要因素，请看这封信中的另外一段话：弟以为白话文之流行，无形中使文言文增进弹性(Elasticity)不少。

而近日风行之白话小品文，专取晋宋以迄于有明之家常体为法，尽量使用文言，此点可征将来二者未必无由分而合之一境。

两段话合观，可以更清晰地看出钱锺书的立场态度。

首先，在立论的角度上，钱锺书实际上完全摒弃了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待语言功用的立场。

信中很清楚地表明，讨论此问题的角度，一是“白文艺欣赏之观点论之”，文言白话，各有其美，深赜难解或晓畅易懂全在文章本身，并不关乎文字；二是“从文化史了解之观点论之”，存在即是合理，不必费言空论，心存偏执；至于其他角度(即信中所谓“应用”)，钱锺书则明确表示自己与“一切有文化之人”一样持悲观主义(Futilitarianism)态度，换言之，那种将复杂的语言变革问题简单归结为政治启蒙的实用主义观点，是钱锺书“非所思存”的。

钱锺书文学著作互文性发微
张隆溪
【期刊名称】《江海学刊》
【年(卷),期】2024()3
【摘要】钱锺书是一位精通中西文化传统的学者,以其评论中国古典文学和诸多经典的《谈艺录》和《管锥编》享誉海内外学界,但他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和
散文家。

他的文学著作和学术著作一样,总是在中西文化传统之间,展开内容极为丰
富的精彩对话,譬如《围城》和其他几个短篇小说及散文作品,随处可见与欧洲作品
之比较、化用,或直接引文,或暗用典故,由此形成钱锺书文学著作一个特殊的风格、一种特别的声音。

讨论钱锺书作品中“互文性”的诸多方面,可以从比较的角度探
讨他的文学写作,对重新审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也有所裨益。

【总页数】10页(P228-236)
【作者】张隆溪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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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的文学阐释学观念与方法钱锺书，我国著名学者、作家，其文学阐释学观念与方法在我国文坛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本文将详细探讨钱锺书的文学阐释学观念与方法，以飨读者。

一、钱锺书的文学阐释学观念1.文学阐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钱锺书认为，文学阐释应当兼顾作品的客观性和阐释者的主观性。

他强调，文学作品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阐释者应当尊重作品的原始意义，但同时也要注重个体阅读体验，将主观情感融入阐释过程中。

2.文学阐释的层次性钱锺书提出，文学阐释具有层次性，包括字面意义、象征意义、隐喻意义等。

阐释者应从不同层次去挖掘作品的意义，力求全面、深入地理解作品。

3.文学阐释的动态性钱锺书认为，文学阐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的变化，作品的意义也在不断演变。

因此，阐释者应当关注作品在不同时期的接受与评价，以揭示其历史价值。

二、钱锺书的文学阐释方法1.比较文学方法钱锺书擅长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将中外文学作品相互对照，从中挖掘共同点和差异，以深化对作品的理解。

例如，在《管锥编》中，他通过比较中外诗歌，探讨了诗的审美规律。

2.知人论世方法钱锺书认为，了解作家的生平、思想、创作背景等，对于深入理解作品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他倡导知人论世的阐释方法，通过对作家及其时代的了解，揭示作品背后的深层意蕴。

3.修辞分析法钱锺书注重对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手法进行分析，认为修辞是作家表达思想、情感的重要手段。

通过对修辞手法的解读，可以更好地把握作品的意义和审美价值。

4.文化阐释法钱锺书关注文学作品与文化背景的关系，强调从文化角度对作品进行阐释。

他主张将作品放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探讨其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

总结：钱锺书的文学阐释学观念与方法，既注重作品的客观性，又兼顾阐释者的主观性；既有层次性，又有动态性。

浅谈钱钟书先生的互文空间互文性，也译为文本间性，为法国批评家克里斯蒂娃所提出，指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某种关系特征，联系与转换是其基本要素。

以下就是由小编为您提供的浅谈钱钟书先生的互文空间。

 联系与转换都征兆着文本之间的关系：每一个文本都同他文本相互指涉，每一个文本都是对他文本的重新改造。

互文性这个概念是舶来品，但也并不意味着我国古代文论中没有与之对应的思想资源。

文本之间的交互关系一直是古代文论家所关心的问题，例如古代文论中十分重视诗歌创作之间的师承关系，尤其注重考察文体、字法、句法的因袭，喜好分析诗人对前人言说的借鉴因袭、改造重铸，以及对历史话语(特别是典故、成语等)的点化熔铸。

显然这些内容都涉及了诗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问题，笔者还发现，在传统诗话中，对诗歌的互文现象、互文关系的关注随处可见，传统诗话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

 譬如《随园诗话》中：谢康乐诗：干岩盛阻积，万壑势萦回。

李白诗：千岩泉洒落，万壑树萦回。

两句不但袭其意，兼袭其词。

以太白之才，岂肯蹈袭前人?因其生平最喜谢诗，故不觉习而不察。

杜少陵平生最爱庾子山，故诗亦往往袭其调，如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之类，不一而足。

这一则将文本之间的因袭分为三种情况，即袭其词、袭其意、袭其调。

袁枚认为李白蹈袭谢诗是因为过于喜欢，所以习而不察，而杜甫却喜欢袭调。

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有时是有意的，有时却是无意的，故而文本之间存在暗合的现象：诗有无意相同者：蔡太夫人咏《蝶》云：试向青陵台上望，可曾飞上别家枝? 王次岳咏《蝶》云：果是青陵旧魂魄，不应到处宿花房。

 不过与传统文论中的零星互文性资源相比，《谈艺录》中的互文性思想则更为突出，且将互文思想完美融入批评方法之中。

在钱钟书那里，转换比联系更重要。

巴赫金认为：语言中的每个词，一半要算是别人的词，它生活在他人的嘴上，他人的语境里，服务于他人的意向，就文本的生成而言，总是会打上他人的印记，如若想成功的实现文本的转换，则是相当艰难的。

龚刚：论钱锺书所激赏的当代散文家——兼谈当代作家的文化断裂问题钱锺书（1910-1998）中学时就读于教会学校，本科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修西洋文学，又曾留学英法，对西方古典文化与现代文明都颇为谙熟，回国后长期居于华洋杂处之上海，得风气之先，对新文学、新文化都不陌生，他的长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猫》以及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从语言上来说，文白化合，典雅活泼，堪称新文学中的经典。

颇为吊诡的是，钱锺书在学术上却以研究旧文学为主业，甚少触及新文学，即使偶有评论，也是语多讥讽，如在《谈上海人》一文中讽刺林语堂的“新幽默”不过是“降格的旧式幽默”（the Old Humor writ small），在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源流》所作书评中对其“遵命文学”观提出质疑、又批评其散文有“骨董葛藤酸馅诸病”。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钱锺书是一个特殊的作家，他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他对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极少正面评价，他是文学评论家，但他几乎从没有正面评价过他同时代的作家，他在学生时代评价过同学曹葆华的诗歌，但也是否定为主。

”以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钱锺书对其清华同学曹葆华的新诗集《落日颂》所作评论，可以说是钱锺书学术生涯中唯一一篇完整的新文学作品论。

不过，钱锺书并非没有正面评价过他同时代的作家，他对横跨现当代的散文名家黄裳（1919-2012，本名容鼎昌）就推崇有加。

一、钱锺书对黄裳散文的点评黄裳与众多文化名人如梅兰芳、盖叫天、巴金、吴晗等相交甚笃，他与钱锺书也文缘早结。

1950年春，钱钟书为黄裳写下“遍求善本痴婆子，难得佳人甜姐儿”妙联，分指黄裳觅得《痴婆子传》抄本及其爱慕黄宗英二轶事，传为文坛佳话。

从黄裳保留的十五通钱锺书复函或来函可见，至迟自1948年起，两人就有书信往来，多是黄裳赠书索书，后者复之以长笺短札。

钱氏信函皆以文言文写就，颇有旧文人酬酢之风，文笔或俏皮风趣，或精致典雅，堪称咳唾成珠。

内容除自述近况、答问赠诗之外，每有盛赞黄裳散文艺术之语，比较重要的是如下几则：“比见《人民日报》及读书杂志中大作，均隽妙迥异凡响。

浅谈钱钟书《围城》中语言的睿智幽默2第一篇：浅谈钱钟书《围城》中语言的睿智幽默 2浅谈钱钟书《围城》中语言的睿智幽默河北省怀来县沙城第五小学赵艳峰【内容摘要】钱钟书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名家，而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的《围城》则是他的代表作。

他的语言风格诙谐幽默, 令人拍案叫绝，《围城》的幽默是别具一格的，他书中人物语言的幽默、俏皮、睿智，一踏进《围城》的世界里，读者简直有些措手不及，那连环炮一般袭来的联珠妙语，天生谐谑，叫人既应接不暇，又丝毫不能割舍，于新奇兴奋中竟有目眩神迷之感。

尤其是那些新奇的比喻，简直如天上的星辰光彩夺目，不落俗套，充满智慧之光，令人忍俊不禁，又是赫然警句，诱人深思。

读过《围城》的人都领略到他深厚的语言功底，具有“幽默中见睿智”之特色。

而这一特点源之于钱钟书先生对人性的洞察，对知识的广博吸取，对生活的深刻省悟。

有了这一切，才会使他站在不同凡响的高度上，俯视“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使人觉得有一个独具慧眼的智者隐身于字里行间，含着戏谑的眼光看待灰色社会和人物，因而《围城》熔铸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体现出智慧和书卷气的幽默风格，并在轻松的笑语中蕴藏着丰富的、温厚的内涵。

这种幽默具有恒久的超时空性，从而达到了一个他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关键词】幽默睿智妙语联珠深厚的文化底蕴语言大师【正文】钱钟书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名家，而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的《围城》则是他的代表作。

他的语言风格诙谐幽默, 令人拍案叫绝，《围城》的幽默是别具一格的，他书中人物语言的幽默、俏皮、睿智，具有“幽默中见睿智”之特色。

第一次读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常常被先生睿智幽默的语言逗笑，击掌而乐，颇有点拍案叫绝的意思。

自此成了钱迷。

《围城》这本书首先让我折服的就是语言的魅力，那种充满着敏锐思维与丰富联想的独特小说语言，既是天生妙语，令人忍俊不禁，又是赫然警句，诱人深思。

至于《围城》的象征主题我倒是后来才慢慢意识到的。

试析钱锺书文学批评语体特征形成的原因【论文摘要】典雅精炼的文言与明白晓畅的白话兼用，是钱锺书批评著述重要的语体特征。

以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为背景，考察钱锺书在文言与白话问题上的辩证立场和基本态度，指出批评对象、批评文体时钱锺书语体选择的制约与影响，对于深入反思白话文运动的成败得失，更好地理解钱锺书文学批评的语体特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钱锺书；文言；白话；批评文体；批评对象在中国现代批评史上，很少有人像钱锺书那样同时使用文言白话两种语言进行写作：既可以采用严谨准确的现代汉语，书写《七缀集》、《写在人生边上》那样的学术论文、学术随笔，也能够运用典雅精致的文言，完成《管锥编》、《谈艺录》这样的札记和诗话著作。

“在《谈艺录》中，有意识的精致的文言，与《写在人生边上》中实验性的形式，成为鲜明的对照，并令人更加相信钱锺书在后一部著作中，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以古典文体的流畅表达，来充实粗浅的白话。

”…换言之，对于钱锺书而言，原本以一种残酷的非此即彼的状态对立着的文言与白话，已不再是矛盾的两极，而成为可以转换自如的语言符号。

那么，钱锺书“文白兼用”的语体特征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笔者认为，以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为背景，考察钱锺书在文言与白话问题上的辩证立场和基本态度，揭示批评对象、批评文体之于语体选择的制约与影响，对于更好地理解钱锺书批评话语的特点以及更深入地思考白话文运动的成败得失，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文自之争肇始于晚清的语言革命，到五四时期演变为声势浩大的白话文运动，在激烈的论辩中，主张以白话取代文言的革命者最终得偿所愿，由知识界发起的语言变革迅速获得官方的认可，北洋政府教育部在1920年颁布命令，要求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从这年秋季起一律改用白话。

而在此之前，积极倡导这场变革的学者和作家们，就已开始尝试用一种不同于几千年来传统汉语书写的语言，进行着意义非凡的言说活动。

“文白之争”尘埃落定已经近一个世纪，其间尽管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意识形态变幻莫常，社会体制多有更迭，但无论是官方盖棺定论式的结论，还是主流知识界一般的立场，基本上都对这场影响深远的文化革命持肯定的态度――这并不奇怪，因为评价五四时期的语言变革，一个基本的立场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以白话取代文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语言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知识阶层的专擅之物，语言的平民化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的平民化、文学的平民化乃至政治的平民化，对于苦难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