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制度改革与农民利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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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改革与农民利益问题

◇在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人口增加的绝对值过大的作用下,任何单纯农业的体制变化或者

政策调节,都已经不可能根本扭转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的趋势。

◇但由于土地面积一定、而劳动力绝对过剩且不断增加,劳动力作为要素投入既使无效益

也仍然追加,使得资金和技术等其他要素难以在边际报酬的作用下对劳动力进行替代,在

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生产领域,市场机制这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有时候就是不显著。?

◇统农区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都已经有了外出就业的经验,其劳动力机会收益随之成

为“影子价格”,农村劳动力价格也就参照非农就业价格被“显化”出来。

◇农户收入低,投入低的内在制约因素,主要是国情矛盾的硬约束条件下,农户的土地规模

有限,而不是承包期长短的问题。

土地制度不仅是农村制度变迁研究的首要问题,而且无论其变迁形式是激烈的战争还是温和

的改良,最终形成的制度内涵总是相对稳定的[1]。人们如果对建国以来的土改(1949)、大包

干(1978)、“延包30年”(1998)这三次有本质上相似之处的制度安排的认识不清晰,往往会

把复杂的农村社会经济问题(亦即“三农问题”)简单化,进而对土地制度变革寄予急功近

利式的过高期望,由此忽视更为艰苦细致的农村组织、制度的创新……

家庭承包制=“均分制+定额租”

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是由内生性的因素决定的,与中国农村的“小农村社经济”这种传统的

经济基础高度相关。

1、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

小农村社经济与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个基本国情矛盾相辅相成。

上下五千年的农业中国,由于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土地资源被高度开发,才得以在复种、

套种指数相对提高的基础上,支撑了人口的不断增长。

早在13世纪初叶的宋朝,中国人口南北合计突破1亿,那时就已经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

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人口已超过4亿。其后百余年人口数量稳居世界第一。1949年

新中国成立时人口已经超过5亿,虽然也通过垦荒造田,一度使耕地面积增加,但上世纪五

十至六十年代的人口政策造成六十年代人口超过8亿,在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人口增加的绝

对值过大的作用下,任何单纯农业的体制变化或者政策调节,都已经不可能根本扭转人均耕

地面积下降的趋势。因此,令我们自豪的农业文明史给今人留下的最大问题,就是不可能解

决、只可能相对缓解的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

2、小农村社经济条件下土地无限细分的财产制度必然导致人口过剩?

正是在这个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使得任何土地过分向少数人集中的制度安排都无法维持社

会稳定,中国农业社会才不得不以“均平”为传统理念,逐渐形成了兼业化的小农经济结构

和传统的子嗣间平分财产的内生性制度。

这种内生性制度的作用使农村在人口增长的同时,每个农户经营的农地规模越来越小。从而

形成典型的村社内部化的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又必然带来人口过剩,加剧国情矛盾。这是

因为,小农经济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资本的平均利润和地租都不会表现为经营的界限,

只有在它扣除实际成本之后,付给自己的工资才是绝对的界限”。这使得在高度分散的农户

经济条件下农民习惯以大量不计报酬的家庭内部劳动投入替代资本和技术要素的投入,由于

这种不断追加劳动的“精耕细作”可以使农户的土地生产率提高,因此从每一个农户的角度

并不计算人口增加的成本。但最终,这个成本要由全社会来承担。

农民在资源约束下追求土地不断细分的制度,在解放前的集中表现足以“耕者有其田”为目

标的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也被各种正规或非正规的农地制度安排所充

分体现。

我们都能够看到这样一个制度现象:无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土改、六十年代初的三自一

包,还是七十年代末的大包干及其后各地普遍出现的“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甚至九

十年代落实30年不变的“延包政策”,其实际内容在农村都被农民搞成只不过是按照村内

人口平均分一次地。而且,传统农区土地大的调整基本上20-30年,即每隔一代人就进行一

次。

事实告诉我们,不论以什么名义,搞什么政策、建什么制度,其结果都一样。除非谁能把农

村人口大规模地“农转非”,否则,这个制度现象就不得不继续下去。

3、两田制和两权分离

在家庭承包制得到普遍推行的同时,村社内部实际上还恢复了土地的公田与私田并存的“两

田制”,以及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两权分离”。而这两种制度却并无新意,不过是存在于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之中的长期制度。

解放前“两田制”中的公田大约占土地面积的6-7%(也有认为10-20%,我们在广东珠江三

角洲调查到的案例中,有的村甚至占80%以上);而现在,则允许集体保留5%的“机动地”。

[2]

尽管解放前后的这两种公田名称不同,但实际作用一样,都是出租或“发包”给农民,收益

也都主要用于村社的公共开支。

主要的不同在于:解放前的“两权分离”是所有权归地主,使用权向中农和富农集中;现在

的所有权归村集体,使用权平均分配。

由于规模细小、剩余太少,在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村经济基础之上,根本不可能建立庞大的

上层建筑,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至少试图维持“轻徭薄赋”。到近现代,则强调“减租

减息”,或者“减轻农民负担”。家庭承包制稳定下来以后,长期规定的农民负担不超过

5%,就是以政府强制的形式,规定了政府和集体作为土地所有者占有的最低“地租”。

综上所述,在中国这种特定资源环境制约下,当代土地制度改革的实质内容可以被概括为“均

分制+定额租”。

土地产权制度与农民利益问题分析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家庭承包制的差别

可以认为:经常被国内外理论界引述的、文件语言表达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老

百姓俗称的“大包干”根本不同。[3]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人民公社的基本体制框架内部对农业生产形式的改变,在大多

数地区只在1978-1982年农村改革初期实行过,那时的政策目标最初只是“落实党在农村的

经济政策(其意是指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三自一包[4])”。

对农民而言,土地所承担的生存功能,已经日益重于生产功能

此后,随着1982-1984年中央政府以政治手段大规模推行这种改革,被各地“矫枉过正”

地普遍落实了的,实际上恰恰是农民俗称的“大包干”。只不过,官方文件上的政策语言阈

于八十年代的意识形态制约,没有跟随这种客观发生的制度变化而改变。

大包干这个让农民分户经营的制度实际上既不“联产”,农民也不对国家承担除了税费

之外的“责任”。到1998年的中共中央十五届三中全会,中央在文件中终于把早已经没有

实际意义的“联产”和“责任”取消,正式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称为家庭承包制。

从产权理论看,这种制度之下以农村社区为边界的土地产权,虽然本质上是一种“非公

有制[5]”,但仍然被理论界普遍认为是一种残缺产权。不过,如果我们从中国农村的实际

情况出发,人地关系越紧张,土地就越难以完全实现西方那种个人化的私有产权制度。因此,

如果不能把土地上超载的农村人口大幅度减少,这种残缺产权就是可行的、合理的制度安排。

2、土地制度变迁中的产权问题和制度成本

新中国历次土地制度变迁中形成了两个产权问题:

其一,以村为单位平均分配土地,等于按照社区血、地缘关系,形成对外排他的私有土

地产权,这种农地制度是“风吹得进,雨打得进,皇帝的脚踏不进”。但那其实是政府退出

的结果。此后,政府权利介入往往只在农地“农转非”——被征占为工商业用地、形成巨大

增值利益的时刻。

其二,如果国家以政治的或者行政的手段、而非市场的手段推行土地制度,那么,在国

家权利侵入的条件下,必然造成这种土地产权残缺导致的制度成本。

例如,土改时出于新民主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目标,国家规定农民在土改中得到的

土地可以出卖,但一般不许出租。又如,大包干以后为了发展规模经营,则农民土地使用权

可以“有偿转让”,亦即有出租权,集体作为所有者只可以让国家征用土地但不许进入土地

一级市场直接买卖。

这样的产权残缺是各级政府以国家权利为名侵犯农民利益的制度条件。例如1956年后

推行的集体化(包括高级社和公社化)、现在的垄断土地一级市场都造成了惨重的制度成本

——越来越多的群体性治安事件。[6]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农民对集体化的直接反抗,发生在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

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阶段,表现为破坏生产工具、宰杀牲畜、砍伐林木。在高级社

完全剥夺农民的私有生产资料、并一年后迅速转入人民公社之后,农民则从直接反抗变为间

接反抗,具体表现为土地粗放经营、消极怠工。于是,发生了“3年自然灾害”,也引发了

1959-1961年的农村政策调整:允许土地所有权“退回”生产队、亦即再次承认农村社区的

血、地缘关系是土地的产权边界;允许农民在“自留地”、“拾边地”上自由种植,产品可

以自由进入市场。如果我们承认政府才是当年的经济主体,那么也可以这样说:是国家权利

退出了集体化中的“不经济”部分。

现在的政府垄断征占土地引发大量上访告状、包围政府,恶化了农村中的党群关系,例

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发生的第一轮“圈地运动”中,广东46%的上访事件归因于征占农村

土地;2002年开始的第二轮圈地运动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农民上访归因于征占土地。间接

的社会成本则是加重了腐败这个最大的制度癌症。

各地政府在农民普遍反抗垄断征占土地的压力下的让步政策,表现为允许社队集体有

15%的土地开发权、允许集体土地作股或者租赁参与城镇化建设,甚至如广东和上海,鼓励

“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自行规划开发村社土地。但这又导致企业从镇中心外迁,

镇域经济“空心化”。[7]

而且,由于这种让步政策的非规范制度特征,又连带产生了政府和村级干部寻租、滥用

土地、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等问题。

3、土地的福利化问题

在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资源约束条件下,经过长期反复的制度变迁过程,形成了所

谓“均分制+定额租”的基本制度,这是中国当前以“家庭承包制”为名的农地制度的实际

内容。这种制度的最大“收益”是农村的相对稳定;其制度成本,则是农村土地的逐渐福利

化,难以形成规模经济。

在全国普遍推行大包干之后的1984年,农村劳均耕地面积约为0.3公顷,人均只有约

0.1公顷土地(老口径)。平均承包土地使广大农区、尤其是大多数传统农区,一个农户占

有三五块、十几块,甚至几十块“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耕地成为普遍现象。其后随人口增长,

土地还要“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由此客观上造成土地无限细分的问题,小农经济的

规模日渐细小。

到全国落实“延包政策”的1998年,农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到约为0.27公顷,人均只

有约0.08公顷土地。由于人地关系更为紧张,对农民而言,土地所承担的生存(社会保障)

功能,已经日益重于生产功能。因此,农民在落实“延包政策”中重新界定土地产权,所依

据的仍是产生于古老的农业文明的“均平”理念,即70%以上绝大多数农业地区,仍然按社

区内的人口而不是按劳动力把集体所有的农地划等平分。

4、农业的要素配置难以完全市场化

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福利化特征。而土地既然成为农民

生存保障的基础,就很难再完全体现市场经济的原则。中国农村是最早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的

领域,市场机制本来应该成为农户农业生产活动中资源配置的调节手段。但由于土地面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