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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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近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热词,这是好事。
供给、需求、价格乃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就建立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组成。供给是指生产者在某一时期某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商品或劳务,总供给可近似用总量生产函数来表示,由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共同决定。
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
供给侧包含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生产要素投入,如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土地等资源投入、企业家才能投入、政府管理投入,分别对应着收入法计算的GDP中的工资、利息、地租、利润、税收;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由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如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要素升级(即生产要素质的提升,与生产要素量的投入增加不同,包括技术进步、知识增长、人力资本提升等,创新驱动即是解决这些问题)“三大发动机”(其中制度变革又是根源性发动机)决定。
隐含在其中还有三个重要的供给侧因素:一是主体发展,包含劳动力或创业者、企业和企业家、投资者、政府管理者等主体素质的提高,及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二是产业发展,含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新兴产业成长等);三是区域发展,包含区域创新、区域结构优化、区域新增长点的形成等。
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问题、消费结构问题、区域结构问题、要素投入结构问题、排放结构问题、增长动力结构问题、收入分配结构问题等。
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几乎包括所有重要的改革,如行政管理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价格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生态制度改革等。可以说,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相当于从“政府调控侧”转向“全面改革侧”。
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避免几个误区和偏颇:
一是简单用西方供给学派的观点来理解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西方供给学派主要强调减税、放松管制、反过度福利等,这确也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但中国体制特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限于此,内容要丰富得多。
二是将供给侧与需求侧对立起来。以为转向供给侧就不要需求侧了,其实供给侧与需求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一只手的手心和手背,缺一不可,而且二者要尽可能对称和平衡,经济才能健康可持续发展。过去多年来我们过于强调从需求侧进行政府调控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现在强调供给侧是对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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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修正,但过于偏向供给侧而忽视了需求侧,同样是一种偏颇。
三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理解为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在产能过剩形势下,单纯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只会带来进一步的产能过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意图是,通过针对结构性问题的改革,一方面淘汰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是将改革侧的生产要素与效率提升因素平行放在一起。如有的学者将供给侧因素理解为包括人口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创新、制度等。其实,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与生产要素质的提升是不同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与一般性要素投入也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抓住制度改革这个“牛鼻子”,同时通过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来推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过去,我们过多地通过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特别是政府投资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从需求侧“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有形之手”伸得过长。今后,我们要更加强调供求平衡,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要更多地发挥好企业和个人的作用,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政府的主要职责定位于制定好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为企业和社会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重点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通过改革加快培育各种创新主体,如创业者、创新型企业、创新型地区或园区、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创新型政府等;二是通过改革(如保障产权、减税、简政放权、放开价格等)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通过改革痛下决心以可控方式和节奏主动释放风险,打破刚性兑付,退出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业,培育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业和新产品;四是通过改革促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等要素升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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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共享的发展。
供需关系
2003年后,中国央企生产力变革变得很缓慢,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几大行业,亏损面已经达到80%,产业的利润下降幅度最大,产能过剩很严重。截至2015年12月初,几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这几大行业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了70%—80%。
中国供需关系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已成为阻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一方面,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因此,强调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供给端入手,调整供给结构,为真正启动内需,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寻求路径。[7-8]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为了保增长或稳增长,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主要针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政策。这些政策确实起到了保增长或稳增长的效果。[9]
结构性问题
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问题。[9] 这六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叠加,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去有针对性地解决。
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低附加值产业、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比重偏高,而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比重偏低。为此,需要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促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需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提供动力;需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去淘汰落后产能和“三高”行业等。
区域结构
区域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人口的区域分布不合理。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尤其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偏低,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大大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此,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推进农民的市民化进程,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区域结构的另一个问题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公平。例如,有些地方享有很多“特权”政策,有些地方发展严重滞后。为此,需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区划体制改革等,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解决不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使人口和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自由流动、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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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结构
中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投入,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投入比重偏低,导致中低端产业偏多、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等问题。为此,必须要加快科技体制、教育人才体制等改革,优化要素投入结构,更多地实现创新驱动。
排放结构
中国排放结构中废水、废气、废渣、二氧化碳等排放比重偏高。这种不合理的排放结构导致了资源环境的压力比较大。为此,必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特别是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以及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动力结构
中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三驾马车”来拉动,特别是过度依赖投资来拉动。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边短期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对应着改革、转型、创新)“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要更多地依靠改革、转型、创新,来提升全要素增长率,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分配结构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居民贫富差距都比较大,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地区、少数行业和少数人中。因此,有必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和财税制度改革等,促进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缩小贫富差距。
改革内容编辑
如果用一个公式来描述人们口头上所说的“供给侧改革”,那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含义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12]
改革实质
供给方式
供给侧改革实质上就是改革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给方式,也就是改革公共政策的产生、输出、执行以及修正和调整方式,更好地与市场导向相协调,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说到底,供给侧改革,就是按照市场导向的要求来规范政府的权力。离开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谈供给侧改革,以有形之手抑制无形之手,不仅不会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也会损害已有的市场化改革成果。
供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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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中央政府“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改善供给体系的供给效率和质量”等明确表示看,供给侧改革就是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市场所需供给约束为标准的政府改革。从供给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看,无论是削平市场准入门槛、真正实现国民待遇均等化,还是降低垄断程度、放松行政管制,也无论是降低融资成本、减税让利民众,还是减少对土地、劳动、技术、资金、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供给限制,实际上都是政府改革的内容。
改革角度
从中国政府改革的角度看,供给侧改革可谓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时间里最深刻的一次政府功能转变。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多方面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使产业、企业的自然活力非受限于作为公共政策供给方的政府约束。[13]
改革重点
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说过,“任何制度都是对实际生活中已经存在的需求的响应”。随着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一些制度体系已严重滞后,进而提出了创新制度供给的迫切需求。所有这些需求加起来,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主要是因为,虽然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有三十多年了,但迄今为止仍然只能称为“半拉子”市场经济,在影响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土地、劳动力、资本、创新等要素方面,还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供给抑制与供给约束。现在制度结构、生产结构已经不能满足庞大中等收入家庭的各类新需求,不利于中国各类消费潜力、改革红利的释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才会提出“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号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