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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中国的买办对于“买办”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为：殖民地半殖民的国家里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经营企业推销商品的代理人。
而中国的买办，则是指1800年－1910年，帮助欧美国家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
这类人被外商雇佣的商人通常外语能力强，一方面可在中外贸易中充当翻译的角色，另一方面可处理欧美国家商界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双向沟通，另外，这类商人还能自主经营商铺，因而致富者颇众。
历史上对买办大多持批判否定的态度，认为买办帮助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加剧了中国封建小农经济的解体，从而使中国经济出现衰退，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民不聊生，在某种意义上，正如严中平1先生所指的那样，“买办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操纵、只是和庇护下，发挥为外国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作用，通过为外国资产阶级积累资本的方式，以积累自己的资本”。
㈠但我认为，此类观点不免有些偏颇，现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时期，我想对于旧中国的买办阶层更应有正确客观的认识。
由于中国在早期近代化运动时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政治上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在经济上是强大但已经在解体的自给自足的封建主义小农经济结构，加之，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以及清政府自身的腐败，都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而且最高统治阶1严中平（1909－－1991），江苏安东（今涟水）人。
中国经济史学家，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顾问、研究员。
级的贪图享乐又使国家财政陷入崩溃的边缘，因而那时整个中国没有独立运行早期近代化的经济实力。
虽然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甚至是清末新政的“预备立宪”，都或多或少促进了中国早期工业化与民主化，但实际上，中国在资金、技术上要依靠外资的管理经验，这样买办就成了洋人和政府的媒介。
㈡对于中国当时的社会环境，一般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很难与封建地主阶级、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相抗衡，而发展壮大。
而在此状况下，买办作为一个“两面性”职业，拥有一般商人或资本家所没有的特殊身份和地位，他们不仅是洋行的雇佣，同时又是自营生意的商人或工矿企业的所有者；不仅是商业货物的经纪人，同时又是或者；不仅赚取薪金和佣金，同时还赚取大大超过两者的商业或工业利润㈢，所以我认为，买办不是单单的为资本-帝国主义服务，用来压迫、掠夺中国人民的“强盗的帮凶”，而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有能力逃脱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压迫的，能自主积累财富的阶层，正是他们的特殊性质，能在旧中国这样一个背景下能在较短的士气内积累了巨额的货币财富，成为近代中国的“暴发户”。
买办制度的演变篇一：论买办论买办买办是指1800年－1910年，帮助欧美国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
这类被外商雇用之商人通常外语能力强，一方面可作为欧美商人与中国商人的翻译，也可处理欧美国家商界与中国政府之双向沟通。
除此，这类型商人还可自营商铺，因此致富者颇众。
买办曾经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导，是西方资本主义人侵中国的桥梁。
他们中间一部分人的转化，曾经引起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动。
在近代商品经济瓦解中国这个古老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买办的作用从沿海城市一直渗透到穷乡僻壤—他们对中国社会影响的深度，也是不可忽视的。
一、鸦片战争前后买办制度的变化有清一代的对外贸易, 在鸦片战争以前虽然经历了海禁时期(顺治元年—康熙二十二年)多口通商时期(康熙二十三年—乾隆二十二年)广州贸易时期(乾隆二十二年—道光二十二年)等阶段，但是中央政府的基本政策是闭关自守，重点放在防闲、防夷上面。
在清政府看来, 对外贸易可有可无，海关税收也是次要的, 。
但是既允许贸易(那怕是带有很大限制性的)，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货物买办、银钱收付、陆地居住、生活供应等问题，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语言隔阂、制度两岐、商情互异、货币不同的困难。
既要贸易，又要管理, 于是就出现了既是贸易交往中不可缺少的中间商人, 又是贸易管理中承上连下的环节人物—行商们、通事、买办、银师等。
这些人物在商业交往中各有其专职，但在监督外国商人方面又起着对官方保证，并又互相保证的作用。
行商是经过清政府核准的、垄断对外贸易的少数特权商人。
到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中国官方把保甲制度的成规施之于行商。
“行”与“行”互保，同行倒闭，各行行商负责分摊清偿；“行商”保“夷商”，夷商生事或拖欠税款由行商负连带责任，这就是所谓“保商制度”[1]。
到鸦片战争前夕，已经形成一个以监督外商为主要任务的错综复杂的保证系统。
自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以后，清政府为了达到闭关自守、防闲、防夷的目的，首先把对外贸易的渠道约束在广州这个窄狭的地区，然后又在这一“瓶颈”地带实行一套“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管理制度。
买办兴起的原因及其社会地位的分析买办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本文将从买办的起源、买办的社会地位、买办兴起的原因、买办的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买办的社会作用五个方面来对买办进行分析。
一、买办的起源买办作为一种职业名称并非始于近代。
但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这一词逐渐成为comprador（康百度）的译名，其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
明清时就已经出现了买办，最初他们多是供应宫廷、官府、官宦家族用品的采购商人。
《明会典》1598年（万历二十六）有“考顺假买办之名，杂然以金珠、宝玩、貂皮、名马进贡，帝甚以为能”的记录。
①到了广州十三行时期，由于清朝实行“以商制夷”的政策，买办成为公行制度的一部分，开始与夷商发生关系。
外商在华期间由于语言、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不同，在生活和生意等方面，必须需要人手做购买食品、推销物品、管理账房、银库保管等杂役工作。
如嘉庆年间，两广总督百龄就有言:“查夷商所需食用等物，因语言不通，不能自行采买，向设有买办之人，由澳门同知给发印照，近年改由粤海关监督给照”。
②在十三行制度下，买办必须经过官府的许可，获得执照之后才可充任。
这就使得早期的买办带有监视外国商人的色彩。
这就是公行制度下的买办，还是由官府许“保充”、“给予腰牌印照”的半官方职业，还没能转化成为具有近代自由个体意义上的、进而取代行商的“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商业居间人”。
③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实力增强，这种公行制度被打破。
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对于中国买办可以说是一个转折。
其中第五条规定:“今大皇帝准其嗣后不必仍照问例。
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
……其随意雇觅跟随、买办、通事均属合法。
中国地方官毋庸经理。
”买办从此成为自由身，变成了独立的个体。
1844年签订的《中美五口贸易章程》中进一步规定:洋商“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书手……均属事所必需，例所不禁，应各听其便”。
这更巩固了买办自由人的身份，他们可以更加自由地与洋商打交道，其依附客体也逐渐由官府转向了洋商。
中国式买办的前世今生中国式买办的前世今生——群魔乱舞的买办时代分享到：时间：2018-05-13 10:57龙语天下事·作者：巨龙·浏览：1134评论：0历史是一面镜子。
虽然现在中国严厉禁毒，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的买办力量，特别是渗透在体系内的两面人，却还是非常深入，短期看似乎危害还不算大，长期的危害呢?不要忘记，今天是5.12汶川地震10周年，即使在抗震救灾中，各种NGO和宗教组织，都在往里面渗水。
上一章写到，买办们(其实包括所有的私营资本)，其生存原则，就是“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
”其实除了资本，中国的千年官僚体系，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原则。
到了清朝统治的后半阶段，维护延续清朝最出力的，不是八旗子弟和满清贵族，而是汉族的地主豪强士族阶层，因为他们本能地意识到，维护清朝的统治，对他们所处的阶层最有利。
因为清政府与官僚豪强阶层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这也是为什么晚清出现了那么多鞠躬尽瘁的“裱糊匠”，比如晚清四大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四人。
力主禁烟的林则徐，实际上一生也是在践行“福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曾国藩，清政府给了最高谥号“文正公”，但是另一头的绰号是“曾剃头”(根据人口学家估算，太平天国运动导致超过7000万人的死亡，绝大多数都是汉族人);抬棺进入西北收复新疆的左宗棠，平定“同治回乱”有功，也是有力“ 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大功臣;即使是“洋务运动”，也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本质上也是为了维护统治。
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生存在中华大地上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王朝、地主豪强、买办阶层、宗教势力的战争和勾结中，遭遇了一轮轮“割韭菜”式的惨烈大屠杀。
论绝对死亡的人口，近代史没有任何族群，付出了这么大的死亡数量代价。
——中华民族的崛起，实际上是以上亿人口的牺牲做代价换来的。
中华大地遍地烽烟的这一段历史，却是买办们发“国难财”的黄金时代。
鸦片战争前的买办和近代买办阶级的产生陈诗启一、鸦片战争前的买办中国的买办，大概起源于明代中叶葡萄牙商人东来之后。
葡萄牙商人在16世纪初年(明正德、嘉靖年间)就在中国沿海开始活动。
1535年(嘉靖十四年)，他们贿赂了明朝的腐败官员——都指挥黄庆，窃据了广东壕镜(澳门)。
自是，壕镜地方，“高栋飞甍，栉比相望，闽粤商人趋之若鹜”。
到了17世纪10年代(万历后期)，他们又在壕镜筑城，“聚海外杂番，广通贸易，至万余人”①。
从此以后，他们以澳门为基地，独占中国沿海贸易达七八十年。
葡萄牙商人在这期间，大肆骚扰东南沿海地区，中国人民对此非常鄙憎，所以“华商之正直而有体面者，皆不乐与晋接”。
但他们既“寄踪于中土，其日用所需之糗精等，势不得不取给于中国。
不得已，乃雇华人为之居间，以洋货携赴内地，易粮食而回。
此等华人类皆郁郁不得志或贫而无聊之徒”②。
这些“居间”的华人，当时葡语称为Comprar(意即采办)。
英语作Compradore，_____________________①《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
②《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
即从Comprar转化而来①。
由此看来，在中国最早使用买办的，当是葡萄牙人。
英人包培和一些日本著作把葡萄牙和西班牙混在一起，认为Compradore一词系来源于西班牙语，当系误会。
外国商人在中国比较普遍使用买办，当在18世纪中叶对华贸易开始扩展之后。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规定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
自此以后，外商来华贸易，集中于广州一口。
这正是西方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交错时期，西方的商人无不力图在中国发展贸易，积累资本。
英、美、德、法、荷兰、瑞典、丹麦、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商人，都先后来到广州，租赁十三行行商提供的房屋作为商馆，和中国进行贸易。
截至1838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两年为止，外商在广州的商馆达五十多家，“寓居广州的洋人共307人”②。
清政府为了防范这些带原始积累性质的西方商人危及自己的统治，在广州设立了“公行”，以监督他们的行动。
[键入文字]
“买办”的由来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外国在华洋行雇用中国人做他们的代理人，这些人被称为“买办”。
实际上，他们是专门帮助外国资本家剥削本国劳动人民，而自己从中发财的“国蠹”。
“买办”一词始于明代。
当时是指专司宫廷供应的商人。
后来，凡为政府从事采购的人员，都称为“买办”。
至清代，官宦家族的采购人员也都称为买办，后来还把买办一词当作招待外国商馆中办事人员的通称。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从雇用买办来进行侵略的活动中，得到了好处，便逐步使其制度化——买办制度。
从此，外国侵略者与中国人打交道都照例物色代理人，认为这是打开国家财源大门的“灵巧的钥匙”。
而买办在取得外商的信任后，利用外国资本主义的特权和影响，自己也经营工商业，取得直接剥削中国劳动人民的利润收入。
如叶澄衷、孔祥熙等都是由推销美孚煤油而积资巨万的买办商人。
买办和买办商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开始孕育、产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迅速发展，到19 世纪末，已经逐渐形成为一个阶级。
tips:感谢大家的阅读，本文由我司收集整编。
仅供参阅！
1。
中国近代经济的特殊产物————买办制度摘要：买办是中国近代社会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既在经济领域积极活跃着，同时又是中国近代社会特殊政治条件下的产物，在近代中国社会，他们出入于中西方之间，成为近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符号。
研究买办这一特殊社会阶层对于我们深入近代中国的具有特殊的、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文主要从中国近代买办的生活史出发，尊重史实，全面看待买办的地位和作用，给近代买办阶层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关键词：买办鸦片战争对外贸易洋行一、买办的起源和发展买办很早就有其英文名comprador，而买办在中文词汇里最早见于《明史》，是指宫廷供应商人。
而在近代的中国，买办可以说是帝国殖民主义经济侵略下的直接产物，但是正如买办一词早于《明史》中就有记载，买办的产生和发展又与中国本土的渊源以及近代化进程紧紧联系着，他们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甚至一些大买办直接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近代时期，英美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多年的海外殖民和扩张迅速崛起，超过了闭关锁国多年的清王朝，渴求并觊觎中国丰富的物产和原料以及巨大的商品销售市场，心之所向，剑之所至，贪婪的列强以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迈开了殖民中国的第一步，一开始列强们兴奋难耐激动不已，可很快狂热的心就凉了一半，因为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旧中国，他们千辛万苦、漂洋过海运回来的商品根本就开不开销路，再加上语言不通，风俗各异，商业规则不尽相同，因此开拖市场的难度可想而知。
受挫之后，列强们对症下药，在中国寻找一批熟悉外语和对外贸易的人，与合同形式与洋行形成国定的雇佣关系，让其成为固定的代理人即：买办。
那么近代中国买办为何能有如此大的影响，这不得不令我们思考，可以明显看出的是，这些买办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量，无非是凭借了他们的财、权、势，而在财、权、势中，最终凭借的还是巨大的财力，本篇就试图从买办制度这一套包括了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的制度来探寻买办的财富来源，同时通过对买办制度的分析与当今社会的制度成本问题作比较，从而得到一些启示。
买办阶级对中国的影响买办制度是外国侵略中国的产物。
买办是指1800年代－1910年代，帮助欧美国家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1840一1912年)是买办阶级的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
买办阶级的形成过程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的深入是一致的，买办和买办商人就是从鸦片战争时开始了。
(1912一1927年)是买办阶级的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正处于从袁世凯开始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也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扩大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使中国沦为它们巩固的半殖民地的时期。
首先，买办阶级为了适应帝国主义扩大商品输出和搜刮资源的需要，扩大了买办队伍。
其次，为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买办阶级还在中国建立和发展了一个金融控制网。
他们除了为在华外商银行垄断中国国际汇兑，操纵中国对外贸易和控制金融财政等效劳外，还和帝国主义银行财团合作开设银行，经营军阀政府外债和吸收军阀官僚私人存款的业务，买办阶级凭借比较集中的金融资本，控制了全国很大一部分工商业，并在财政上支持军阀政权，更重要的是他们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金融财政的中心支柱。
帝国主义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发展，从控制中国商品和原料市场进而控制金融财政，买办阶级也从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发展，通过金融资本，在全国范围内操纵工商业。
帝国主义不仅要求从经济上控制中国，还要从政治上控制中国，买办阶级也争取部分地和一定程度地参与军阀政权，积极干预政治，破坏中国人民革命，第三阶段(1927一1949年)是买办阶级发展到最高也是最后的阶段。
它发展成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1927年夏季，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建立了买办阶级和大地主阶级联合的反动政权，买办阶级由此不仅直接操持了全国性的国民党政权，也控制全国性政权。
买办阶级的全部活动自始至终都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分不开的，它在经济上代表旧中国落后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它向帝国主义在旧中国开辟并发展了一个商品推销网、原料收购网和金融控制网，通过为帝国主义倾销商品，搜括原料和操纵金融，使自己的利益完全依附于、服从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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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中国严厉禁毒，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的买办力量，特别是渗透在体系内的两面人，却还是非常深入，短期看似乎危害还不算大，长期的危害呢?不要忘记，今天是5.12汶川地震10周年，即使在抗震救灾中，各种NGO和宗教组织，都在往里面渗水。
上一章写到，买办们(其实包括所有的私营资本)，其生存原则，就是“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
”其实除了资本，中国的千年官僚体系，也差不多是一样的原则。
到了清朝统治的后半阶段，维护延续清朝最出力的，不是八旗子弟和满清贵族，而是汉族的地主豪强士族阶层，因为他们本能地意识到，维护清朝的统治，对他们所处的阶层最有利。
因为清政府与官僚豪强阶层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这也是为什么晚清出现了那么多鞠躬尽瘁的“裱糊匠”，比如晚清四大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四人。
力主禁烟的林则徐，实际上一生也是在践行“福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曾国藩，清政府给了最高谥号“文正公”，但是另一头的绰号是“曾剃头”(根据人口学家估算，太平天国运动导致超过7000万人的死亡，绝大多数都是汉族人);抬棺进入西北收复新疆的左宗棠，平定“同治回乱”有功，也是有力“ 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大功臣;即使是“洋务运动”，也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本质上也是为了维护统治。
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生存在中华大地上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王朝、地主豪强、买办阶层、宗教势力的战争和勾结中，遭遇了一轮轮“割韭菜”式的惨烈大屠杀。
论绝对死亡的人口，近代史没有任何族群，付出了这么大的死亡数量代价。
——中华民族的崛起，实际上是以上亿人口的牺牲做代价换来的。
中华大地遍地烽烟的这一段历史，却是买办们发“国难财”的黄金时代。
而这些买办阶层，基本上都是读书人。
正如我前面所写的那样，即使要做买办，也都必须是高智商的“精英”阶层。
买办们的黄金时代人们都说犹太人会做生意，其实这个世界上做生意做的最大的，最善于利用一切机会，并不是犹太人，而是中国人。
这里随便写点东西证明一下：——广州十三行当时的首富伍秉鉴，按照欧美给出的数据计算，其积累的财富相当于当时英美首富的4-5倍。
只是做买卖贸易而已，还没有玩工业化。
——近代史最先进入工业时代的英国，和中国的贸易是逆差，最后不得不通过鸦片这种卑劣手段，扭转贸易平衡局面。
——在东南亚地区，华裔并不占据政治主导地位，人口的数量也不足，但是主要的经济命脉都控制在华裔的手上。
只要看得到利益和回报，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的商人，为了利益，都可以把绞索卖给自己的敌人。
没有谁比谁更道德，也没有比谁更没有底线。
只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技术的代差，在同等技术水平下，只要贸易条件公平，中国生意人能把全世界的对手虐成渣。
看看卖遍全球的手机就知道。
你要说帝国主义国家，没有想法把中国人当作印第安人2.0版本来收拾，那实在是太天真了。
并非不想，实在是做不到，中国土地太大，地形很复杂，人口众多，搞全面侵略屠杀也会遭遇强力反抗。
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谁也不想让对方独吞了中国的这块肥肉。
一点点蚕食最后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通过扶植代理人，把中国变成一盘散沙，成了他们的默契(二战打破了这种默契)。
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屡战屡败，又不敢搞也搞不起全国动员的情况下，为了保住政权，本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一次次出卖中国利益。
从这个角度而言，晚清的政府，其实就是那个时代洋人在中国最大的买办。
搜刮中国人的血汗，一点点填入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胃口，给这个王朝苟延残喘。
后来继承清政府的民国时代，同样也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买办，只不过那个时代更为混乱，每一个军阀背后，都站着一个帝国主义的势力。
论及买办程度，北洋政府其实要比南京政权低很多，但是其时南方经济远比北京强悍，南方买办资本获得的国际财力支持更多，北洋政府始终无力再统一中国。
而在北洋政府被打垮以后没有多久，日本人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国家已然如此，整个神州大地，自然就迎来了买办们的“黄金时代”。
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在中国混得好的风云人物，基本都是买办力量，伴随着这个国家却越来越沉沦，以下是几个的历史的例子：——暗算胡雪岩的幕后黑手“洞庭山帮”，就是英国资本支持的江浙买办财团，而左宗棠用兵平定西域，就是胡雪岩筹备资金支持的。
本土资本深受打击之后，民族产业振兴愈发乏力，国家力量也愈发薄弱。
——被江浙资本财团控制的国民党，从出生开始，就天然带着软弱性。
而民国时期著名的“宋氏三姐妹”，对当时的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都是在美国念书长大，其父亲是在美国投靠舅父，也是基督教徒(这渗透力度......)。
所以国民党受美国的影响最深，政府里充斥着大批美国留学回来的博士。
国民党一头代表了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另一头充当英美买办，本来是引领中国走上印度道路的。
不过后来主席领导的TG崛起，可谓天不绝我中华，此是后话。
买办，从鸦片-茶叶到金融、实业、宗教、文化无所不包英国怡和洋行在中国的发展浮沉，其实差不多算是大半部中国的买办历史。
怡和洋行(伍秉鉴的商行也叫怡和，比英国的要早，两者渊源很深)，是很早与中国从事贸易的英国洋行(贸易公司)，早年是与广州十三行交易。
主要从事鸦片及茶叶的买卖，林则徐在1839年实行禁烟时，怡和的创办人在伦敦游说英国政府与满清开战，并且力主从清朝手中取得香港作为贸易据点，因此有“先有怡和后有香港”的说法。
1872年，怡和洋行放弃在中国进行鸦片买卖，并不是他们觉悟了，而是那个时候，中国已经遍地种植罂粟，实现了“进口替代”，各地军阀和地方官，通过鸦片敛财。
而国门大开的中国，对于洋人来说，有更多的生意在等着他们，除了贸易外，怡和还在中国大陆及香港投资兴建铁路(比如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船坞、各式工厂、矿务、经营船务、银行等各行业。
1949年后，怡和在中国大陆的大部分资产及生意被收归国有。
1954年，怡和公司总部迁回香港。
怡和的大班负责人离开中国大陆的时候，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跟旧中国做了一百年生意，也想跟新中国做一百年生意”。
而改革开放之后，也是这家公司，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北京航空食品，就是在飞机上卖盒饭。
从卖鸦片到卖盒饭，这像极了一个历史的隐喻，当中央政府强大的时候，资本一定会循规蹈矩老老实实做事。
顺便再说一下怡和的今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怡和唱空香港带头撤离，导致其失去了香港回归以后的很多机会。
不过在今天的香港，怡和的影响仍然无处不在，小到7-11、惠康、万宁、美心、KFC、必胜客，大至宜家、金门建筑、文华东方酒店、置地广场、太子大厦等等，其实都是怡和的产业。
怡和洋行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恰好是一部中国近代的买办历史。
当历史进入19世纪时，工业革命让英国跃升为西方世界头号强国，大英帝国的几个商人、几名传教士，再加几条帆船，就可以纵横四海。
商者无域，只要有利润，什么都敢干，什么底线都没有。
而在中国买办们的努力协助下，洋商们在中国的业务也不断扩大升级。
从开始的茶叶鸦片贸易，然后是实业金融，最后是国家经济基础，与此同时通过传播宗教对普通民众进行麻醉和洗脑。
在一个乱世之中，小恩小惠加一些宗教麻醉，对于绝望的底层民众，的确有巨大的吸引力。
任何一种宗教的大面积传播，往往意味着中央政权在基层的影响力下降，外来的思想与中央政权正面争夺阵地。
雍正皇帝曾经禁止西方宗教在中国传播，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指示：“尔等欲我中国人民尽为教友，此为尔教之要求，朕亦知之。
一旦如此，则我等为如何之人，岂不成为尔等皇帝之百姓乎？教友惟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艘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
”不知道还有几个人，能够读得透这一段跨越时空的话?清王朝当政者当然很清楚宗教的威力，清朝初年，康熙皇帝还利用藏传佛教+ 定向计划生育，搞定尚有一点勇武精神的蒙古族。
康熙皇帝一手操刀，为蒙古族普及推行藏传佛教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
不到五、六十年光景，蒙古族人口即减少一半，加上宗教的作用，整体上扼杀了蒙古族的武勇精神。
除了宗教传播，在那个时代伴随的文化渗透，更是无孔不入，用赚来的钱养媒体、养文人代为发声控制舆论。
历史是一面镜子。
虽然现在中国严厉禁毒，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的买办力量，特别是渗透在体系内的两面人，却还是非常深入，短期看似乎危害还不算大，长期的危害呢?不要忘记，今天是5.12汶川地震10周年，即使在抗震救灾中，各种NGO和宗教组织，都在往里面渗水。
马克思说过，宗教是底层民众的鸦片。
如果再加上低生育率，康熙年间对付蒙古族的那一套东西，会不会在今天的中国重演?会不会是隐蔽的买办们的工作重点方向?鉴古思今，隐蔽的买办力量错过了一个工业时代，就是落后百年。
在清朝末年，因为清军无力再镇压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所以就不得不重用汉族的大臣，而在连年的战争中，中国人的军事、思想、科技都纷纷开始转变，一批又一批的人才脱颖而出，尚武精神在重新回归，也开始接触近代现代工业。
而且在战乱中，中国人迅速开枝散叶，进入了东北、西北很多地方，还有很多人远赴南洋。
帝国主义国家，当然也担心中国人自己创办产业，特别是重工业。
于是通过代理人战争或者自己上阵，一轮一轮摧毁中国进步的步伐。
每当中国出现一点向好趋势的时候，战争总会接踵而至，不给予中国发展的任何机会。
而在百年血与火的战乱中，中华民族的顽强、智慧、不怕牺牲、勇于斗争的一面，就充分地展现了出来。
买办再多再精英，数量也是很有限的一小撮人，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不可能带来这个国家的独立。
从1842年到1949年，没有任何一片大陆如中华大地一般，有过如此持久的动荡战乱，没有哪一个族群像中华民族一样，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
阅读近代史，我常常想起《倚天屠龙记》里面......只听灭绝师太道：“俗语说得好：‘千棺从门出，其家好兴旺。
子存父先死，孙在祖乃丧。
’人孰无死？只须留下子孙血脉，其家便是死了千人百人，仍能兴旺......”前一阵我曾经写过叙利亚的评论文章，《用生命的本能，对抗世间的力量》。
其实，叙利亚今天发生的一切，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持续了一百多年。
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像印第安人那样被屠戮殆尽，没有像中东那样被肢解得分崩离析，靠的就是异常顽强的生存繁衍能力，有了足够的人，最终在其中出现了伟人，建立了组织，成长出了军队，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一场场仗打过来，一个个产业突破。
我一直在想，如果中国遭遇下一轮的危机，问题会出在哪里?强大的帝国，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
既然中国的崛起，是思想的解放、伟大的领导人和强大的组织，这一切的基础乃是众多的人口，那么通过内部的代理人和两面人人，进行宗教、文化渗透，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然后再通过生育意识的改变，像康熙皇帝对付蒙古族那样，用不了2代人，也许就像当初蒙古族那样被阉割掉很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