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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末民初中国对万国博览会的三种认知作者：陈占彪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05期〔摘要〕清末民初,不同人物,不同身份,身处不同的历史环境,置身不同的世博现场,对世博会形成的认知是不同的。
通过对此一时期“亲历世博会”的珍贵材料的挖掘和解读,大致可以了解清末民初不同历史时段中国人对世博会的三种不同认知。
一、张德彝、王韬等人神迷“水晶宫”、“珍异物”,冯自由、“抱一”(黄炎培)等人强调“游戏区”、“装饰法”,是从娱乐的角度理解世博会;二、李圭的“裕国利民”,杨兆鋆的“兴盛地方”论,是从商贸的角度理解世博会;三、张元济的“表彰国力,塑造形象”,冯自由的“网罗文化,诱导文化”,是从文明的角度理解世博会。
〔关键词〕万国博览会;炫奇会;商贸;文明〔中图分类号〕K252;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5-0152-06清末民初,不同人物,不同身份,身处不同的历史环境,置身不同的世博现场,对世博会形成的认知是不同的。
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对清末民初中国参加世博会历史的认知,还是一团模糊。
实际上,当时有一批不同身份的中国人先后亲历过历次世博会,并留有相关珍贵记录,通过对亲历世博会珍贵材料的挖掘和解读,大致可以了解到清末民初不同历史时段中国人对世博会的不同认知,由此也可以了解历史上世博会所具备的种种不同功能。
一、聚珍赛奇,娱乐游戏1851年,英国伦敦召开人类首次世博会,来自上海的香山商人徐荣村以“七里湖丝”折得桂冠,而广东“希生老爷”也出现在首届世博会的版画上。
将早期的世博会视为“赛奇会”,当是国人对早期世博会的认知。
在对早期世博会的记录文字中,国人常将之意译为“炫奇会”,这正是游戏赏玩新奇事物的一个侧面反映。
“在维多利亚时代安定的英国人民生活中,对于这些可以美化生活的手工艺品,自然会寄与极大的注意。
”而且正因为世博会的炫奇性质,也产生了“一些和现代有关连的新生活方式”,〔1〕即游览的习惯。
世博会震荡晚清王朝1851年英国兴办世博会，是为了开拓市场、展示国威。
忙于修建水晶宫的英国人未必料到，他们给远在东方的中国，带来了一个打量世界的契机。
10年前，正是英国打开了这个国家封闭的大门，让士大夫们对未知的西方世界充满好奇。
先前，他们只能通过零星的见闻来进行想象，号称“揽尽万国奇珍”的世博会，则一下子将这个世界最先进之处收集在一起。
已很难想象，1876年李圭初次进入世博会是何心情。
在位于美国费城的会场里，这个中国海关文员面对叫不上名字的机械和发明，在书里记下絮絮叨叨的惊讶和感慨。
此时，电话机已经被摆在了世博会的会场供人观瞻。
而地球另一面，当李圭准备乘船出行时，他甚至还不相信地球是圆的。
直到他自上海起航一直往东，最后又回到上海，才“无或疑矣”。
作为第一个代表官方参加世博会的中国人，李圭在他的《环游地球新录》里，详细描绘了巨大的蒸汽机和精密的打字机，并忍不住在描绘的末尾加上“是可异也”的感叹。
他四处考察美国人的机械、水利，有不懂之处便“就询洋人”。
此外，他还在书里对西方“政治之善”进行探讨，介绍当地妇女地位的平等，并对国内鄙夷现代机器的心态进行反驳，强调“凡机器之可以利民者”，不应废而不用。
在世博会上，李圭还看到了中国幼童在美国学习的英文作业。
这些幼童于1872年由“留洋事务局”选派，并资助前往美国留学。
费城世博会期间，117名中国幼童在中国官员和美国教师的陪同下，来到会场参观，并成为当时费城的重头新闻。
他们精通英文，谈吐和礼仪完全西化，但脑后依然垂着长辫子。
对于世博会的益处，有的幼童称“新器善法，可仿而行之，又能联各国交谊，益处甚大”。
这些回答“简捷有理”，让李圭印象深刻，在书里盛赞西方教育的优越。
在李圭之前后，关于世博会的见闻录，不断传回国内。
随着眼界开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游西方，包括王韬、郭嵩焘、黎庶昌、张荫桓等知识分子和官员关于世博会的日记和杂录，不断在国内引发新的话题。
尽管每次都收到邀请，中国政府直到1873年才第一次派代表团参加在维也纳举办的世博会。
浅谈晚清中国与世博会摘要：晚清中国参与世博会，开始并不是清朝统治者认识到世博会的重要性而积极主动地参与。
晚清中国参加世博会的过程中,清政府经历了由漠视,交由海关洋员组织到逐渐认识到世博会的重要意义,积极夺回办展权的变化。
本文就简要探讨晚清中国参与世博会的过程及其表现，从中认识到参与世博会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晚清；中国；世博会在近代中国,博览会又称为陈列会，劝工会，劝业会，展览会，奖进会，物产会等,一般通称为赛会,世博会被称为出洋赛会或万国博览会。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己逐步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从属部分之一,自然难免卷进从西方刮起的赛会热。
正如长期封闭的中国大门,并不是因为封建统治者认识到有走向世界的必要而自觉主动开放的,而是英国侵略者的鸦片和大炮冲开的,近代中国博览会的产生也是被动的。
而在晚清中国参加世博会的过程中,清政府经历了由漠视,交由海关洋员组织到逐渐认识到世博会的重要意义,积极夺回办展权的变化。
1851年伦敦举办的首届世博会上便有了中国人身影和中国商品的展出,不过商品是由中国商人和一些在中国经商的外商自行选送,并获得多项大奖,所送主要为丝绸、茶叶、中药材等一些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品。
1867年,清政府首次被邀参加法国巴黎世博会, 因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而未能成行，但中国的一些民间商人和外商还是以私人身份参加,并获得一些奖项。
当时中国内外交困,缺乏外交人才,清政府对国际博览会态度冷淡,却又不敢影响与西方国家的邦交,于是把持中国海关的赫德便有了插手国际博览会的便利,并且,赫德因为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让清政府较为满意,在海关的政绩又比较突出,清政府很是信任,对他委以重任。
1873年,应奥地利维也纳博览会一再邀请,清政府勉强同意参展,总理衙门授权赫德迅速妥善处理。
这样,赫德管辖下的海关首次参与策划和安排展览事务。
作为掌管中国进出口贸易关税征收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尤其关注于本次博览会展示港口贸易和国际商品交流的目的。
论晚清商品博览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作者：乔兆红商品博览会在近代中国又称为商品赛会，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而采取的一种重要手段，作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一部分，它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而移植中国。
晚清的商品博览会以官商合办的形式在湖北首创。
此后，沿江沿海一些大城巨镇亦纷纷设立商品赛会，其中最有声色的地方性商品赛会是1909年的武汉劝业奖进会，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则是清末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商品赛会。
商品博览会对晚清中国的经济、政治乃至文化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今学术界普遍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因素在内的整体的社会变革系统工程。
这里面当然包含有商品流通、商品市场及其意识观念的内容在内。
本文将商品博览会置入晚清早期现代化的范围之内进行考察。
关于商品博览会，相对来说，史学界的研究起步较晚。
80年代，章开沅对南洋劝业会有所评述（注：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1年。
），马敏和王笛亦分别探讨了南洋劝业会的影响及意义（注：马敏：《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赛会活动述评》《近代史研究》第1期，1988年，收入《马敏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
王笛：《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里程碑——1910年南洋劝业会述论》，《江淮学刊》1989年第3期。
近年来马敏教授对晚清商品赛会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对科技、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作用、影响和意义，详见：《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
90年代，朱英在其论著中，专节论述了晚清劝业会举办的原因和作用（注：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王传瑞则撰文叙述了南洋劝业会的盛况（注：《清末南洋劝业会的产生及影响》，《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第18卷第1期。
）。
日本学者小岛淑男对华侨参加南洋劝业会的情况曾进行初步探讨（注：［日］小岛淑男：《清朝末期南洋华侨在祖国的企业经营——以爪哇巴城侨商梁炳农为中心》，章开沅、朱英：《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190党政党建文_肖志慧近代国家形象的建构——对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的解读摘要：以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这一历史事件为线索，从历史背景、展品的选送类型、国家形象建构等方面分析晚清在此次世博会中的表现，并以此解读其所关联的近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和文化地位。
关键词：圣路易斯世博会…晚清展示…中国形象自1851年英国伦敦水晶宫博览会成功举办以后，世博会就成为西方各国展示科技和文化进步的重要载体，它对主办国、参展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影响力远超其他传播媒介。
起初，晚清政府对世博会持怀疑和排斥的态度，嗤之为“炫奇”、“赛珍”，对历届世博会的邀请均以各种借口予以推辞。
直到大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出银七十五万两参加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这是中国首次以官方代表团的身份参加世博会。
那么，晚清政府为何会选择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并劳师动众、倾注心力？一、姿态的转换：历史背景的解读20世纪初，庚子事件让晚清政府陷入了内外交困的政治泥潭。
欧洲列强认为慈禧是导致此次事变的罪魁祸首，要求清廷支付巨额赔款，并在政治上排拒中国。
主权沦丧，国民怨声载道。
该如何扭转国际舆论中的负面形象，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当晚清政府为此焦头烂额之时，美国政府发来了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的邀请函，这无疑为清廷的外交困境带来了一丝生机，晚清政府需要这样的契机来修复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也需要这样的场域来展示和宣传自己，重新建构自身的国际形象。
与此同时，美国在筹办1904年的圣路易斯博览会时，欧洲各国的回应并不积极，这次博览会是为了纪念美国1804年从法国手中购置路易斯安那州而举办的庆典活动，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因此，美国政府希望中国能够积极参与。
在庚子事件中，面对各列强的步步紧逼，美国政府表现出相对缓和的态度，曾表示赔款过重，希望能酌情减轻。
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政府派出溥沦为代表的参展团参加圣路易斯世博会，既是对美国政府的外交示好，也是其试图回归国际舞台的政治努力。
世博会震荡晚清王朝作者：张伟来源：《传奇故事·百家讲坛》2010年第08期1910年,辛亥革命在即,清政府风雨飘摇。
这当口,出版商人张元济从国外寄回了几封信,发表在报纸上。
张元济原本是去考察西学的。
他和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知识分子一样,相信去西方的旅行可以得到救国的启示。
但七次踏进世博会会场后,他首先感到的是羞愧。
更让张元济感到羞愧的,是外国游客的反应:展场冷冷清清,西方人绝少光顾,即便偶然经过,也是“指指点点、摇头蹙额、不屑一顾,旋即转身离去”。
寄自海外的这些信件,深深刺痛了许多国人。
一场世博会,让国人看得更清楚:这个天朝上国,在世界上已经如此羸弱。
壹已很难想象,1876年李圭初次进入世博会是何心情。
作为第一个代表官方参加世博会的中国人,李圭在他的《环游地球新录》里,详细描绘了巨大的蒸汽机和精密的打字机,并忍不住在描绘的末尾加上“是可异也”的感叹。
他四处考察美国人的机械、水利,有不懂之处“就询洋人”。
此外,他还在书里对西方“政治之善”进行探讨,介绍当地妇女地位的平等,并对国内鄙夷现代机器的心态作了反驳,强调“凡机器之可以利民者”,不应废而不用。
在世博会上,李圭还看到了中国幼童在美国学习的英文作业。
这些幼童于1872年由“留洋事务局”选派,并资助前往美国留学。
费城世博会期间,117名中国幼童在中国官员和美国教师的陪同下,来到会场参观,成为当时费城的重头新闻。
报纸每天跟踪采访,连孩子们每天吃饭的餐馆,也特地挂起中国龙旗炫耀。
李圭在会场上见到了这些孩童,他们有的已在美国学习了五年,精通英文,谈吐和礼仪完全西化,但脑后依然垂着长辫子,而且特地在一身西式装扮外面,套上一件代表中国传统的短褂。
在短短的交流中,李圭问了幼童们几个问题。
对于世博会的益处,幼童们称“新器善法,可仿而行之;又能联各国交谊,益处甚大”。
这样的回答“简捷有理”,让李圭印象深刻,在书里盛赞西方教育的优越。
事实上,参观世博会的这些幼童,早已在美国经历了最早的启蒙。
感想一大英博物馆的“晚清百态”展览是一次令人深思的历史之旅，带领观众穿越时光，回溯到清朝末期的中国社会。
这个展览通过珍贵的文物、照片和历史资料，生动地呈现了那个时代的百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首先，这个展览让我深刻认识到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清朝末期，中国社会经历了政治动荡、外部压力、文化变革等多重挑战。
在展览中，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文物，包括服饰、工艺品、家具等，展示了不同阶层和地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
这些多元的元素使我更好地理解了当时社会的丰富性。
其次，展览中的历史照片给予我深刻的历史感。
这些照片捕捉到了那个时代的人民、城市和风景，将观众带回到过去。
我看到了骑马的绅士、穿越繁忙市场的商贩、沉思的文人，以及那个时代的城市景观。
这些照片不仅记录了历史，也展示了摄影术在中国的发展和普及。
展览中的一些文物和信息还让我对晚清时期的社会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例如，展览中展出的一些老式医疗器具和医书让我明白了当时的医疗水平，以及人们在生病时所面临的困境。
此外，展览中的文献和文件还揭示了晚清时期的政治变革和思想启蒙运动，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令人感动的是，展览中的一些文物和故事展现了人性的坚韧和希望。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人们仍然努力追求幸福和发展。
我看到了一些民间艺术品，如刺绣和剪纸，它们充满了创造力和艺术性。
此外，一些手工制品和农具也表明了人们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中继续生活下去。
最后，大英博物馆的“晚清百态”展览唤起了我对历史的尊敬和对文化多样性的珍视。
这个展览提醒我们，历史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影响着现在和未来。
通过深入了解晚清时期的百态，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更好地欣赏不同文化的丰富性。
总的来说，大英博物馆的“晚清百态”展览是一次富有启发性和感动的历史之旅。
通过展出丰富多彩的文物和照片，它成功地让观众体验了那个时代的生活和挑战。
这个展览让我更深入地理解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让我对多元性和坚韧性充满了敬意。
论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观念认知2011-04-19 18:04:38洪振强艾险峰【英文标题】On the Conceptual Recognition of International Fai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作者简介】洪振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艾险峰，武汉体育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武汉 430079）【内容提要】清朝灭亡前的半个世纪里，时人有不少关于博览会的言论，这些言论反映了晚清社会对近代博览会的观念认知，即先是从“博览会”本身出发，认知到了博览会的“炫奇斗异”及其所具有的联交睦谊、增长识见和奖材励能的作用，再是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认知到了兴办博览会事业，能兴发商利、开展商战，能启发民智、劝兴实业。
晚清社会的博览会认知是层层深入的，与中国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目的性和“自省”倾向。
其背后有很明显的民族主义情感，首先是对博览会上中国落后的深深忧虑，其次是在承认和审思中国落后的基础上，主张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大兴博览会事业，以此来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
这样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
【关键词】晚清社会博览会认知民族主义发源于西方的博览会传到中国，晚清亦称之为炫奇会、赛奇会、赛珍会、赛公会、聚宝会、劝业会、陈列会、博物会、雅物会、考工会、劝工会、物产会，等等，一般统称为赛会。
从1860年代，晚清就开始有关于博览会这个新鲜事物的言论，既有时人参加、观览、举办博览会时所兴发的感知，也有直接关于“博览会”的论述。
这些言论反映了晚清社会对近代博览会的观念认知。
就笔者所知，目前对晚清社会关于博览会的认知从观念上进行过探讨的，只有马敏、赵祐志两先生，前者研究了近代中国对博览会传播功能的认识，认为其经历了一个从“炫奇”、“邦交”到“商利”、“文明”的发展过程。
[1]后者研究了晚清政府对博览会的态度，认为其经历了由疑惧到接受、由炫奇到商战、由邦谊到商利、由惯例到章程的转变过程。
[2]但二者都没有对此问题进行专门研究。
本文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梳理晚清时人有关博览会的论述，重点探讨晚清社会认知博览会的角度、演化历程、特点，进而分析其思想和情感动因，以期有所裨益于对晚清社会思想的认识。
一、以“博览会”为本位：炫奇斗异、联交睦谊、增长识见与奖材励能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时局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外交上设立了总理衙门，对外比以前有所开放；二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开始开展洋务运动，大兴机械，引进西方格致之学，“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3](P4498)三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西之间虽然时有战事发生，但总体是和好局面。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时人开始接触到“博览会”，除感受到了博览会所展示的“新奇”之外，还认识到了博览会本身所具有的联交睦谊、增长识见、扩充贸易与奖材励能的作用。
第一，炫奇斗异。
这是晚清时人对博览会的第一感观。
最早留下有关博览会文字记载的是王韬，他在1867年到法国时正好遇上巴黎世博会，参观此会后，他称之为“聚珍大会”，发出了“珍禽瑰物，奇形异状，皆属未经目睹，始知土地间所产，有不可以寻常意计测者”的感叹。
[4](P92)最早系统留下有关博览会记载的是李圭，他在1876年观览美国费城博览会后写就了《美会纪略》，录入其著的《环游地球新录》之中，他称该会为“赛奇公会”，“广集天下宝物、古器、奇技、异材，互相比赛”，感叹参观此会“如入五都之市，万宝杂陈，已觉心目俱骇”，各国所陈之物“种种奇巧，不可思议”、“种种奇异，不可以理测之”。
[5](P201、202、205、220、221)第二，增长识见，推广贸易。
晚清时人对博览会的“新奇”感叹，并没有视之为炫耀的鄙薄之意，更多的是佩服，认为“新奇”之物“藉以增长识见，盖非徒以益夸炫、耀观瞻也”。
[4](P93)“（博览会）非以夸奢斗巧，实以博见闻，扩知识，一以觇邦国之藏富，一以勉人力之溥存也。
”[6]1872年，有人认为参加维也纳世博会可以“遍览宇宙中之珍异品物、新奇器具”，可以了解各地物产风俗、人之智巧，从而可藉以“广增贸易”、“加精技艺”。
[7]李圭说得更明确，他认为博览会“志在联交谊，奖人材，广物产，并藉以通有无”，“举天下之奇技异能，与夫万物之有益于国计民生者，毕萃一所，由是择其善者而用之，斯罔弗具，亦罔弗当。
”“交谊之好尚，人材之众寡优劣，物产之美恶盈绌，了然于前，然后益求其交谊何以敦而固，人材何以用而效，物产何以聚而备，并己国之人材亦因益以淬厉，物产亦因益以富庶。
”[5](P203-204)这些看法已折射出时人认为博览会能传播新知、发达贸易，因此，观览博览会，“胜于终身周历寰区也”。
[8]第三，联交睦谊。
晚清朝野都认识到了通过博览会能联交睦谊。
1873年，晚清政府参加维也纳世界博览会，是为了“昭示和睦不二之谊”。
[9]1897年，驻美公使伍廷芳在参观费城商务博览会之后，认为博览会“以商务相联络，即所以敦睦谊，固邦交”。
[10](P32)1905年商部在咨订出洋赛会章程时，认为举办赛会“非但为振兴商务之基，亦藉为联络邦交之助”。
[11](P318) 民间亦是如此，有人认为参加世博会“实于中西交际，大有裨益，……而和好于以日敦矣”。
[12]1876年美国费城博览会时，有人劝导中国商人赴赛，说赴赛“诚所谓罄贺忱而敦友谊，实属不可少之举也”，[13]即使留美幼童都认为“能联各国交谊，益处甚大”。
[14]但民间所说的“交谊”不仅仅指邦交，更多指民间友谊。
1897年，维新人士刘桢麟认为博览会有“联交谊”的好处，“若开此会，使吾华绅商日与彼族相处，狎其人情，知其趋避，公私融浃，嫌怨自释，遇有交涉，因势利导，国家不致因恫吓而受吃亏之害，而商民既通于外情，亦不易寻端弄衅，以贻国家之忧也。
”[15]实际上，他认为举办博览会能使中外国民，特别是商民和睦相处，能和平处理纠纷，进而利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和好。
第四，奖材励能。
“材”和“能”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器械为标志的格致之学，因此，时人对博览会上的新式器械介绍甚详，大多认为通过博览会能激发人之巧思，从而推动格致技艺的提升与发展。
格致之学就是近代西方所言的科学。
在晚清开展洋务运动之时，更多强调机械工艺的发明与应用，认为西方器物文明的进步主要源于格致之学的发达，而格致之学的发达又与赛会有莫大关系，“西人工商之进步，出于格致之精益求精，实出于赛会之有加靡已。
格致内也，赛会外也。
赛会者，所以提全欧之精神，而使之一振，所为登高一呼，众山皆应是也。
”[16]早在1872年，时人观览日本举办的“赛工比物之会”后，认为此会能“广见闻，备器械，精格致，斗智巧”。
[17]简短数言，言明了赛会通过比较器械来斗智巧、精格致的真义。
1875年，有人十分强调通过博览会发展以机器为外在形态的格致之学的重要性，认为泰西各国通过赛会，进行比较，能兴发竞争，启发“巧思”，使得格致之学“精益求精”，机器制造业也因此日渐兴盛。
因此，他极力劝华商赴赛费城博览会，“多使士商百工送物赴赛，广其眼界，开其心思，视机器各件之尤有利益者，无论巨细，宜凑股购回，效而用之。
”[18]1897年，为了让国人明确如何赴赛才能发达制造技艺，有人详细述说了怎样通过博览会进行比较而兴制造，认为西国举办博览会，汇聚各地物产，“欲知其水土之宜否也，则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欲辨其制造之巧拙也，则各饬其材，各庇其工；欲知其货财消长之数也，则岁有会，月有计，比较而求之；欲知其民俗好尚之不同也，则若输入，若输出，参互而考之。
一物之列肆也，表其功用，记其价值，详其所出之地，述其所造之人，而有绘图以显之，说帖以明之，盖其事事征实而不惮烦也。
”[19](P12)二、以“中国的问题”为本位：兴商而战与启智劝业中国初次接触博览会所认识到的炫奇斗异、联交睦谊、增长识见、奖材励能，贯彻整个晚清，但这样的认识是对博览会的表象认识，只停留在“博览会”层面，虽然受洋务运动购机械、办军工民用产业的影响，涉及到了博览会能传播格致之学的一面，但还是没有更多地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体认博览会。
约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人开始采用更加实用的眼光，从如何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角度，倡议中国也举办博览会。
首先是从商利思想出发，认为博览会能互通有无，能调剂盈虚，利于相互比较观摩，进而开通利源，繁荣市面，发达生意，最终促使商业兴盛。
1880年，有人认为博览会能繁荣“地方生意”，“凡物之有大利益而无人知之者，或指而示之，则从此可以获利”，因此建议在上海等地举办博览会，“足以通有无而裕利源也”。
[20]1897年，刘桢麟写专文呼吁中国举办博览会以发达商务，认为赛会有八利：“联交谊”、“扩物产”、“奖人材”、“察商情”、“广贸易”、“增关税”、“兴商地”、“除积习”，而“中国不兴商务则已，中国而兴商务，必自赛会始”。
[15]郑观应更是直言“泰西以商立国，其振兴商务有三要焉：以赛会开其始，以公司持其继，以税则要其终。
赛会者，所以利导之也”，“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
[21]陈炽也认为“赛会一事，实扩充商务之本原”。
[22]时人还认识到了博览会发达商利的具体方式，即通过活跃市场，给商家店肆带来实利。
博览会期间，“国中舟车之公司，歇宿之逆旅，饮食之馆，担负之夫，无不同沾余利，利市三倍。
”[23]“远近来观，几成人海，因而茶楼酒肆客店佣居异常隆盛，且朝夕游人沽票登场，所入之资，亦以千万计，由此观之，则赛会之设，实兴利之一端也。
”[24]以上主要是针对博览会具有兴商的作用而言的。
那么兴商是为了什么呢？约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晚清士商更多地认识到，通过博览会能振兴工商、收回利权，能更有利于开展“商战”。
这使得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认知深深打上了“利权”思想和“商战”思想的时代烙印。
1893年，有人认为举办博览会能把全国物产“陈诸会内，使人一望则知，若者可广为行销，若者可精其制造，细加评品，务造精微，他日转运出洋，利权独擅，则从前银钱之漏出者，此后可逐渐收回。
”[25]1903年日本大阪博览会时，政务处外务部官员认为赴赛“意在鼓舞商业，挽回利权”。
[26]四川主事卞鼐把通过赴赛来发达商务、挽回利权的主张表达得更为透彻，他认为，“川产繁富，不能制造，坐听外洋之货充塞，利权旁落，漏卮无穷，若不设法振兴，将来工商必有失业之时，……考察造纸、炼糖、制造纸卷烟、毛革，……易讲求兴办，挽回利权，而塞漏卮之大端，并考察外人嗜好，察其应用物器，可以川中材产照式创造者，将其器物或影照或图绘，归而提倡。
考察之道，不外仿造，以抵制外来之货，创造以求合外人之用，使川中物产不致仍前废弃，利源外溢，斯赴会宗旨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