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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音乐融合之路的探究一、引言音乐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的艺术形式，是传承和表达人类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音乐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而中西音乐在视觉、听觉上的结合，有很多可能性和创新空间。
二、中西音乐概述中西音乐泛指中、西方两大音乐文化之间的吸收、融合与交流。
中西音乐在中华文化体系和西方音乐体系之间建立了一座文化桥梁，这座桥梁温柔、活力十足，也许未来的中国音乐文化依托于其上。
三、中西音乐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音乐，早在公元前的商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而西方古典音乐的文化渊源追溯到古希腊文化，早在公元前数世纪就已经形成。
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在公元13世纪至14世纪时，开始出现在丝绸之路上。
当时，在伊朗等国家中，有大量音乐记谱，与此同时，西方的乐谱也发展良好。
在亚洲和欧洲的艺术家们互相影响下，中西音乐逐渐产生了融合和交流的过程。
四、中西音乐融合的实践1. 中西乐器结合在音乐的演出和创作中，结合中西乐器可以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比如，在一首西方流行歌曲中加入中国古箏、花鼓等乐器，可以让歌曲更具有亚洲文化特色。
同样的，在一首中国传统音乐中加入西方弦乐器和管乐器，也能塑造出与众不同的音乐风格。
2. 中西音乐元素的结合在现代音乐的创作过程中，往往需要吸收多种不同的音乐元素，而中西音乐的结合可以为创作人员提供更加广泛的选择。
在现代音乐中加入中国民间音乐的元素，不仅可以增添另类色彩，也可以让音乐更加柔和与舒缓；同时，在现代音乐中加入欧美流行音乐的元素，不但可以增加音乐的时尚感，也可以让音乐更加充满活力。
五、中西音乐融合的特点1. 多元包容性中西音乐融合的过程十分包容，可以充分吸收特定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元素，并结合自己的音乐特色，达到多元融合的效果。
2. 创新特色中西音乐融合可以为音乐创造出更多的创新空间，使得音乐更加新颖特别，并且可以促进音乐文化的发展。
3. 文化融合中西音乐融合不仅仅是在音乐上进行的融合，同时也是对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融合，使得中西文化之间形成的文化纽带更加紧密和牢固。
Book Review on The Music Intercourse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y 作者： 王军
作者机构： 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讲师,北京100101
出版物刊名：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页码： 240-248页
主题词： 冯文慈 《中外音乐交流史》 中国古代音乐史
摘要：冯文慈师撰写的《中外音乐交流史》是迄今见到的第一部系统论列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重要学术著作。
该书史料丰富扎实，写作手法新颖别致，研究成果富有独创性和启发性。
其中在涉及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上，作者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匡谬正误，以扎实的史学功底为依托开创新说，借鉴新的研究方法为中国音乐史学研究所用。
从这方面看，它又是一部站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前沿，推动该学科研究的重要学术著作。
循着历史的足迹，踏上音乐交流的“高铁”回首历史，可以发现音乐交流的渊远深厚。
早在古代，音乐就已经成为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桥梁。
中国的丝绸之路和欧亚大陆的贸易，不仅带来了商品、文化、宗教的交流，也将音乐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中亚地区的民族音乐中便融合了来自中国和印度的音乐元素，形成独特的音乐风格。
古希腊的音乐更是对西方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在音乐理论上有所贡献，也对后来的宗教音乐、古典音乐等产生了影响。
随着历史的发展，音乐交流也日益频繁。
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欧洲各国的音乐家纷纷前往意大利学习音乐，从而形成了欧洲音乐的统一风格。
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音乐更是跨越了国界，成为了世界音乐的一部分。
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音乐不仅在欧洲广为流传，也影响了整个世界的音乐发展。
西方音乐也在东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中国的京剧就吸收了一些西方音乐元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到了现代，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全球化的进程，音乐交流变得更加便捷和频繁。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们可以通过各种音乐平台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各种音乐节、音乐会也成为了不同文化交流的平台。
在这个过程中，世界上各种音乐风格相互融合，形成了更加多元化的音乐文化。
音乐也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语言，能够跨越种族、国界和信仰，将人们连接在一起。
在音乐交流中，除了实体的音乐会、音乐节外，音乐教育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
通过音乐教育，孩子们可以学习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音乐，从而拓展自己的音乐视野。
音乐教育也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尊重和欣赏世界上不同的音乐文化，从而培养他们的国际化意识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音乐教师的角色尤为重要，他们不仅需要有扎实的音乐功底，还需要有开放包容的心态，引导学生走入不同音乐文化的世界，体验不同音乐文化的魅力。
除了音乐教育，音乐产业也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音乐交流。
一些国际性的音乐公司和唱片公司帮助音乐家们将自己的音乐传遍全球；各种音乐节和演出也吸引着全世界的观众和音乐家。
第二编汉时期第二章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端绪第一节朝鲜歌曲《公无渡河》与箜篌瑟对于玄菟郡的高句（音勾）骊县（金中国新宾之西），《东夷列传》记述该地风俗说：“皆洁净自熹。
暮夜则男女群聚，为倡（唱）乐。
”汉武帝曾经“赐鼓吹伎人”给他们。
所谓鼓吹，是从中原西北地区兴起的一个乐种。
它是以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为主组成的一种演奏形式，也常有歌唱，因此与民间歌曲的关系甚为密切。
在4世纪的高句丽时期，产生若干重要的古墓壁画，其中已知规模最大最华丽的第三号坟“河坟”（回廊东壁）大行列图，于是1949年6月在安岳（平壤西南，属黄道）出土的。
[图3]是其中“骑马鼓吹乐”的细部，所用乐器自下而上是羽葆鼓、萧（排箫）、角和铙。
从两个图像的比较中，不难体会到汉代鼓吹乐对高句丽的影响。
辰“嫁娶以礼，行者让路”，“俗喜歌舞，饮酒鼓瑟”。
从这一类的记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朝鲜人民的若干音乐歌舞习俗，有些习俗和中原汉族的习俗又是相同或是近似的。
例如所谓“十月祭天”，可能是以十月为岁首的缘故，而以十月为岁首正是代到汉初的制度。
又如辰所喜用的瑟，正是汉族的古老乐器，早在春秋时期业已流行。
根据为数不少的古代朝鲜壁画等可知，卧箜篌在古代朝鲜是相当流行的。
因此我们有理由估计：为《公无渡河》伴奏的乐器应是卧箜篌，该曲的创作时期是在公元前111年消灭南越后，卧箜篌逐渐流传开来的时期，最迟不会越过东汉末。
《公无渡河》又名《箜篌引》，属于汉代的“相和歌”，是以“引”为名的“六引”之一，列在“相和六引”的篇首，由此看来，它很重要，同时大概又会是比较早期的作品。
第五章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鼎盛辉煌第一节与高句丽、百济、新罗的音乐交流在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分别发展了灿烂的古代音乐文化，既有统一的民族特色，又有各自的特点。
在新罗统一的200余年间（668—935），音乐文化的发展得到有利条件的推动。
除歌曲的繁荣外，主要的乐器有玄琴、伽倻琴、琵琶、各种笛、鼓等。
作者： 刘智[1]
作者机构： [1]太原师范学院山西晋中030600
出版物刊名： 戏剧之家
页码： 87-88页
年卷期： 2021年 第8期
主题词： 冯文慈;《中外音乐交流史》
摘要：中外音乐的交流,南北朝至唐代中期可谓是重要阶段,其主要内容是中国音乐受到西域音乐的影响,通过此时期音乐的交流碰撞,中国音乐在许多方面出现了革新,吸收了外来音乐的精华,进一步打开了中外音乐交流的大门.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的传入变得更加广泛,中国人开始大范围地接触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化,这一时期西方音乐的传入推动了中国近代新音乐的启蒙.冯文慈先生所著的《中外音乐交流史》横跨先秦到明清时期,对中外音乐交流的历史做出了全面系统的梳理,笔者在拜读之后浅谈自己的所思所感.。
从音乐文化的角度看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音乐是一种全球性的语言，跨越国界和文化，是连接不同文化之间的桥梁。
中西方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它们之间的交流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和政治的层面，而是在文化交流中获得了广泛的发展。
如何从音乐文化的角度来看待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呢？第一部分：中西方音乐文化的概述中西方音乐文化在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异已经被广泛地证明了。
中西方文化最大的区别在于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
在音乐方面，中西方音乐文化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
在中方音乐中，常常出现的是文人雅士类的音乐形式，如民乐、花鼓戏、昆曲等，这些音乐都强调音乐与民俗文化的关联性，是民众传承的一种文化形式。
而在西方音乐中，更注重于音乐的单纯性和乐理结构，以及作曲家的个性和风格。
第二部分：中西文化之间的音乐交流历史述评中西文化之间的音乐交流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那时候的中西音乐文化交流主要以宗教音乐和文化交流为主。
在西方音乐方面，中东地区的音乐深深地影响了早期的欧洲音乐。
不仅如此，中世纪时期，欧洲的中东音乐文化还曾经一度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17,18世纪时，西方音乐文化不断地发展，意大利的歌剧和器乐音乐在欧洲各地大受欢迎，前往欧洲旅游的儒士和侨胞常常带着中式音乐表演。
如金城博、朱国强等乐团巡演欧洲，这为中西交流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而在20世纪初，更多的基础性文化交流也得到了推广和发展。
第三部分：现代中西音乐文化之间的交流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中西两个文化之间的音乐交流也变得越来越紧密。
对于西方音乐的接受和崇拜，中国的年轻人在全球中处于比较特殊的地位。
近年来，很多国外知名音乐家和乐团在中国进行巡演和荣誉演出，这些活动不仅促进了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极大地促进了当今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
另外，在教育层面，许多中国的音乐学院和音乐学研究中心参与到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中，这些活动不仅能让中西方音乐学术领域的学者们互相交流思想和经验，而且也能让中国的音乐学生能够更好地学习和掌握西方音乐的相关知识。
古代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人类文明进程做出重要贡献的音乐，在不同历史背景、多元文化交汇的情境下，不断地得到新的传承和发展。
作为一种通用的语言，音乐向来都能跨越各种国界和文化的差异，成为不同民族之间连接的桥梁。
对于古代的中外音乐文化，其交流与融合更是各不相同。
本文旨在讨论古代中外音乐文化如何在交流与融合中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
一、中外音乐交流的开端追溯到史前时期，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主要是通过战争、交流贸易和移民等方式进行的。
中国古代在与外国进行交往的同时，也将各种音乐形式带入中国，从而改变了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
其中，蒙古族和西北地区的民族音乐在汉朝时期便得到了广泛传播，该音乐制作和表演在中国的广域地区独具特色。
另外，唐代的阿拉伯音乐也影响了中国音乐的演进，成为了唐代广为流传的音乐形式之一，这些音乐作品是阿拉伯音乐和中国音乐的杰出融合。
二、中外音乐文化的相互影响在经过长期交流的基础上，中外音乐文化产生了相互影响的现象，这种影响往往体现在各种音乐元素、创造方式和乐器制作等方面。
例如在中国，对欧洲的仪式音乐的广泛接受，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和改革注打下了基础。
而在西方文化中，中国音乐文化的传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中国周边的国家中，长期以来中、日、韩三国的音乐文化也经过了相互渗透，为各国的音乐文化提供了新的元素和灵感。
三、中外音乐文化的融合现象汇集了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和影响，中外音乐文化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在意式交响乐和中国民族音乐互动的环境下，出现了意大利组曲《中国龙的传说》，该作品带有浓郁的东方气息，同时也有欧洲音乐文化的叙事特点。
在现代音乐艺术方面，中外音乐文化也展现了强烈的融合趋势。
例如，青年作曲家杨洪基所写的新派民乐中，融合了中国古典音乐和各种现代音乐形式及流行音乐的元素，形成了充满作为性的新的音乐风格。
四、结语总之，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始终是一种不断创造新时代的音乐文化的新的途径。
在我们面对全球化和国际标准化的今天，探索自己的音乐文化，拓展音乐艺术的视野，是音乐人、作曲家不断前进的方向。
第二编秦汉时期第二章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端绪第一节朝鲜歌曲《公无渡河》与箜篌瑟对于玄菟郡的高句（音勾）骊县（金中国辽宁新宾之西），《东夷列传》记述该地风俗说：“皆洁净自熹。
暮夜则男女群聚，为倡（唱）乐。
”汉武帝曾经“赐鼓吹伎人”给他们。
所谓鼓吹，是从中原西北地区兴起的一个乐种。
它是以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为主组成的一种演奏形式，也常有歌唱，因此与民间歌曲的关系甚为密切。
在4世纪的高句丽时期，产生若干重要的古墓壁画，其中已知规模最大最华丽的第三号坟“河坟”（回廊东壁）大行列图，于是1949年6月在安岳（平壤西南，属黄海南道）出土的。
[图3]是其中“骑马鼓吹乐”的细部，所用乐器自下而上是羽葆鼓、萧（排箫）、角和铙。
从两个图像的比较中，不难体会到汉代鼓吹乐对高句丽的影响。
辰韩“嫁娶以礼，行者让路”，“俗喜歌舞，饮酒鼓瑟”。
从这一类的记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朝鲜人民的若干音乐歌舞习俗，有些习俗和中原汉族的习俗又是相同或是近似的。
例如所谓“十月祭天”，可能是以十月为岁首的缘故，而以十月为岁首正是秦代到汉初的制度。
又如辰韩所喜用的瑟，正是汉族的古老乐器，早在春秋时期业已流行。
根据为数不少的古代朝鲜壁画等可知，卧箜篌在古代朝鲜是相当流行的。
因此我们有理由估计：为《公无渡河》伴奏的乐器应是卧箜篌，该曲的创作时期是在公元前111年消灭南越后，卧箜篌逐渐流传开来的时期，最迟不会越过东汉末。
《公无渡河》又名《箜篌引》，属于汉代的“相和歌”，是以“引”为名的“六引”之一，列在“相和六引”的篇首，由此看来，它很重要，同时大概又会是比较早期的作品。
第五章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鼎盛辉煌第一节与高句丽、百济、新罗的音乐交流在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分别发展了灿烂的古代音乐文化，既有统一的民族特色，又有各自的特点。
在新罗统一的200余年间（668—935），音乐文化的发展得到有利条件的推动。
除歌曲的繁荣外，主要的乐器有玄琴、伽倻琴、琵琶、各种笛、鼓等。
以下分别叙述“三国”和中国的音乐文化交流。
一、中国和高句丽的音乐文化交流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高句丽”与“高句骊”并用；北魏正始时期（504—508）又以“高丽”称呼“高句丽”，后世沿用，因此高句丽时期传入中国的伎乐通称“高丽乐”。
根据文献记载，高句丽时期的乐器有36种，其中21种见于中国吉林集安通沟壁画和朝鲜安岳（在今黄海道）的壁画（约4世纪）。
这些乐器中有的是从中国中原流传过去的，如筝；有的是根据中国中原乐器改造发展而成的，如玄琴。
436年，高丽乐被中国的北魏宫廷采用。
同时它在南朝刘宋时期（420—479）也被采用。
到北周时期，高句丽又献其乐。
在《北史》卷九十四中，有高丽、百济、新罗诸列传。
对高丽的记述有些是过去的正史中所未见，如：“乐有五弦琴、筝、筚篥、横吹、萧、鼓之属。
吹芦以和曲。
每年初聚戏坝水上。
”又记丧葬习俗说，“葬则鼓舞作乐以送之。
”隋唐时期的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都包括高丽乐在内。
高丽乐是当时宫廷正式乐部中唯一的一部东方乐，由此可以说明高丽乐的高度水平和重要地位。
二、中国和百济的音乐文化交流汉代以来，中国音乐对于朝鲜半岛的影响，在本时期继续发展。
例如鼓吹乐不仅传播到高句丽，而且继续向南传播，在238年也传到了百济。
根据《旧唐书·音乐志二》的记载，在南朝刘宋宫廷除有高丽乐以外，也有百济乐。
在《北史》卷九十四《百济列传》记述说，百济“俗重骑射，兼爱坟史（经史典籍），而秀异者颇解属文”；“有鼓、角、箜篌、筝、竽、篪、笛之乐”；“八月十五日设乐，令官人射，赏以马、布”。
这里提到的一些乐器，有些来自中国中原，也有些是从西域间接传入的。
北周时期，百济曾献其乐。
在《新唐书·礼乐志十二》叙述“四方之乐”时，于“东夷乐”项下也提到了百济。
三、中国和新罗的音乐文化交流新罗接受中国儒学较高句丽、百济稍晚，但至迟到5世纪初，儒学也已传入。
据《旧唐书·新罗列传》记载，仅唐文宗开成五年（840）一次归国的留学生就达105人之多。
通过留学生，新罗吸收到了不少唐朝的音乐文化。
新罗大约在5世纪中叶输入佛教，由此接受了印度音乐的影响。
在兴徳王时代（826—836），真鉴国师从唐朝归国时首次带入了印度的梵呗。
新罗的音乐文化在人民中的发展蓬蓬勃勃。
据《三国遗事》记载说，当时新罗“城中草屋，接角连墙，歌吹满路，昼夜不绝”。
每年春秋两季，还在全国范围内举行音乐舞蹈大会。
至今仍在朝鲜半岛流行的古老乐器伽倻琴，其创造者据说是新罗真兴王时代（540—575）南方加耶国的嘉实王。
创制过程说法不一，一说是参照中国的筝创造的，一说是参照中国的瑟创造的。
重要的是，伽倻琴由此流行后世，广为传播，至今仍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极富民族特色的乐器。
另外，在日本奈良正仓院尚保存着三张古代伽倻琴，但它在日本被称做“新罗琴”。
隋代，宫廷七部伎中有“高丽伎”，同时也还杂有百济、新罗等伎。
新罗在文武王金法敏四年（664年），派遣乐师星川、丘日等28人到唐朝学习唐乐，并带回了12种中国乐器。
大约6世纪8世纪时期，新罗业已盛行所谓“乡乐”，它们大多是“乡歌”，在音乐上是传统的纯粹的朝鲜音乐和歌曲，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在思想内容和表达方式上则受到中国和印度的影响。
除了朝鲜固有的民间抒情歌曲、悠久的神话传说歌曲以外，它还吟咏“汉词”和印度“梵呗”的古典诗歌，其中既有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有印度佛教思想的影响。
根据历史记载，以劳动歌曲“风谣”为主的新罗乡歌，在6世纪到8世纪广泛流行，其中有27首一直流传到现代。
乡乐以外的唐乐，则是从唐代起传入的中国宫廷俗乐等。
第四编宋元时期第七章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赓续绵延第一节与高丽国音乐交流的发展高丽王氏王朝以佛教为国教，同时延续了新罗统一时期重视并吸收中国文化和典章制度的传统。
958年仿照唐朝建立了科举制度，对儒家思想较新罗时期更为尊崇。
对待音乐文化的社会功能，采纳了中国儒家的传统观点，例如在《高丽史·乐志一》中就写道：“夫乐者，所以树风化象功德者也。
”体现在音乐文化措施方面则是宫廷音乐大量采纳宋朝的雅乐，从而导致高丽宫廷“雅乐”的形成。
此外还吸收了宋代的“词乐”。
元初，高丽在吸收中国的程朱理学、文学、佛学各方面与中国宫廷保持密切关系。
王氏高丽时期，本土的音乐文化包括新罗、百济的传统音乐文化在内，继续得到发展。
这时期完成的重要历史文献有：金富轼（1075—1151）编写的《三国史记》、僧一然（1206—1289）编写辑录的《三国遗事》等。
一、宋徽宗的馈赠和高丽王氏王朝“雅乐”的形成北宋末期，中国宫廷赠送高丽方面大批乐器。
这一重要事件的记载见于王氏高丽的正史。
即后来朝鲜李氏王朝郑麟趾等人编撰的《高丽史》（1452年）。
随着乐器等等的馈赠，中国宫廷传统的仪式音乐流传到了高丽。
这是由于宋徽宗第二次赠送的是中国雅乐所用的大批乐器，高丽王朝遂仿照中国宋朝建立了宫廷“雅乐”的表演方式，即堂上乐登歌与堂下乐轩架（轩悬）的乐器演奏等。
但其乐器、乐队、舞队等等，则要比宋朝宫廷雅乐的规格低些。
高丽史唯一从中国吸收宫廷雅乐即北宋大晟乐的国家。
高丽宫廷中所用的仪式音乐、祭祀音乐，也并非都是从中国戏曲的“雅乐”，在《高丽史·乐志二》就有宫廷重要祭祀也用到本国“乡乐”的记载：“祀圜丘、社稷，享太庙、先农、文宣王庙(孔庙)，亚、终献及送神，并交奏乡乐。
”又如，恭愍王二十一年（1372年）正月，王行祭祀典礼，所奏是“乡乐”和“唐乐”。
另外，在祭祀音乐中用到从宋朝吸取的音乐时，虽然歌词是歌颂往事功德之类，但曲调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俗乐，这是由于中国宫廷雅乐时常从民间采用曲调的缘故。
二、高丽王氏王朝对宋朝“词乐”的吸收中国北宋末年徽宗两次馈赠乐器以后，高丽宫廷音乐便有了“雅乐”与“唐乐”的区别。
12世纪末，高丽宫廷音乐又吸收了本土的“乡乐”。
所以至此宫廷音乐包括三大类别：“雅乐”、“唐乐”、“乡乐”。
高丽的“雅乐”，也用于祭祀等重要典礼，和中国一致。
和“雅乐”相对而言，还有宫廷宴会等场合应用的音乐，通称宴乐，也和中国一致。
宴乐采用“唐乐”，除了来自唐代宫廷的俗乐外，还包括宋代的词乐乃至其它国家的音乐。
“唐乐”和“乡乐”源自统一的新罗时期，历史较“雅乐”更为悠久。
“唐乐”除宫廷使用外，也流传高丽民间，例如，由僧侣主持的两项重要的民间庆典活动，即冬祭的“入观会”和纪念释迦牟尼诞生的秋祭的“燃灯会”，除使用“乡乐”外，也使用“唐乐”。
第五编明清时期第十章与东邻、南邻音乐交流的深入发展第一节朝鲜音乐家朴堧和成伣的业绩关于宫廷音乐文化，在经历了13—14世纪时期由于蒙古和日本红头军的入侵所遭到的破坏之后，在15世纪初期则面临着迫切的恢复和整顿的任务。
李氏王朝崇儒抑佛，因此十分重视宫廷的礼乐文化，任用不少宫廷音乐家，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才能卓越的朴堧。
朴堧在15世纪前半叶，为朝鲜民族音乐事业作出重要贡献，获得历史性的成就。
48岁时，朴堧才走上专业的音乐工作岗位。
他的音乐才能受到世宗的器重，历任乐学别坐、奉常寺判官等，负责宫廷中的音乐工作。
此后由于在宫廷音乐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先后被提升为大护军、惯习都监提调，到晚年又任中枢院副使。
朴堧为了恢复和改造旧乐器，制作新乐器，进行了科学研究，在1428年使70余种宫廷“雅乐”乐器得到系统的整理，完成了建立乐队编制的工作。
新制乐器有编钟、编磬等；改制的乐器有建鼓、埙、笙等。
对于乡乐、唐乐等俗乐，他也进行了系统化的工作。
朴堧对于朝鲜宫廷乐器的恢复和整顿，在东方乐器文化史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在音乐创作方面，朴堧在晚年时期创作了《定大业》、《保太平》、《发祥》、《醉丰亨》、《致和平》、《与民乐》等等具有朝鲜民族特性的大型管弦乐曲，并根据朝鲜宫廷的传统，伴有歌曲和舞蹈。
朴堧根据本民族乐器，在揭示乡乐乐调的特征和体系方面进行了独创性的音乐理论建设。
据传，朴堧从1426年开始负责编撰乐书。
虽然它的著述已经失传，但他所创建的音乐事业和音乐理论的成果，后来被整理收集在由成伣编撰、于1493年成书的《乐学轨范》里。
在这部关于朝鲜音乐理论共计就卷的珍贵典籍中，吸取了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成果，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显示了朝鲜的古代音乐历史、音乐理论，其范围包括“雅乐”、唐乐和乡乐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