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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转型与治理（王绍光）｜世纪大讲堂中国社会转型与治理（王绍光）｜世纪大讲堂转型与治理---王绍光许戈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大家好，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许戈辉。
从今天开始我就要主持这个节目了，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大讲堂里学到更多的知识，领略到更多的声音，也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我们今天就开始第一讲。
整整二十五年前，中国打开了封闭的大门，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二十五年过去了，不论是经济上的发展，还是政治上的进步，都是全世界范围内有目共睹的。
不过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面临了种种的新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些问题的首要条件，就是要先了解我们国家真实的国情，当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必然的。
但是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强烈的呼吁，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基本制度的保障的话，经济建设或者是民主进程的推进，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在这些强烈呼吁的声音当中，有一位格外的嘹亮，那就是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
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他的简历。
王绍光简历王绍光，1954年生于湖北武汉，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之后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继续深造，先后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而后又在耶鲁大学教书育人十年整，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
-视1993年，王绍光和著名学者胡鞍钢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这场报告推动了中国整个分税制的建设和分税制的改革，被国外媒体称作“王胡报告”。
此后，王绍光与胡鞍钢合作撰写了1995年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1999年的《中国：不平衡发展的政治经济学》、2000年的《政府与市场》、2003年《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等著作。
1993年迄今，王绍光共出版著作二十余部，在中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几十余篇。
王绍光：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今天我要讲的内容不多，三个方面。
第一个叫做成就与挑战；第二个讲良治的基础。
良治就是良好的治理的基础，现在国际上，包括世界银行和联合国都在讲良治的必要性，但是我们觉得讲必要性是重要的，但是还要讲良治是什么样一种制度性的基础；第三方面结合中国的实际讲一讲，在中国进行国家制度建设或者重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这么三个方面，闲话我就不多说了。
2011.No112跟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完全靠市场和私有化来解决，会带来巨大灾难。
重庆此时提出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问题，正当其时媒体：过去许多年里，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甚嚣尘上，认为只要将财产权交给私人，将决策权交给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私人业主，将政府干预减至最低程度，市场就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无尽的财富，“下溢效应”最终会让所有人受益。
果真如此吗？王绍光：卡尔·波兰尼说，“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
”20世纪末，在“华盛顿共识”蔓延的同时，穷国与富国、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致使贫富差距最大的拉丁美洲国家纷纷向左转。
到21世纪初，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危害变得更明显。
香港《信报》创办人林行止先生自称写了30多年政经评论，在2007年10月16日的专栏里，他开始对于自己“年轻时是盲目的自由市场信徒……一切讲求经济效益，认为企业的唯一功能在替股东牟取最大利润”反省。
2008年4月28日，他又发表专栏文章，重申“对过去理直气壮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颇生悔意”，因为“看到了太多不公平手段和欺诈性活动，而一些本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则经不起现实考验”。
媒体：林行止转向不久，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从美国蔓延至全世界，作为资本主义象征的大型企业一个接一个破产倒闭。
王绍光：是的。
经济危机发生以后，迫不得已，冰岛、爱尔兰、澳大利亚、日本、英国、美国等政府纷纷出手将银行、保险公司、汽车业国有化。
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也惊呼：“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了”！虽然世界经济危机也拖累了中国经济，但现在全世界都承认，社会主义的中国经济将维持正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之一。
媒体：在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之下，重新审视中国坚守的方向和走过的道路，意义非同寻常。
如何评价中国在过去30年中的社会主义实践？王绍光：在过去30年中，中国不可避免地走过弯路。
尤其是在1990年代，中国有意无意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下溢理论”。
王绍光：谈民主和“选主”石剑峰：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绍光被称为当今中国知识界“新左派”的代表。
去年，一直对西方民主制度十分关注的他出版了小册子《民主四讲》。
王绍光向《上海书评》强调，西方的民主实则已经蜕变为“选主”、“金主”。
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建设不必一味以西方为榜样，中国的政治改革突破口也不在于建立西方竞争选举制度，更重要的是“在各个方面促进老百姓、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跟他们利益相关的事务决策过程”，“民众表达意愿，政府做了回应，民主就是这个东西”。
作为讨论民主的一家之言，王绍光先生在访谈中对西式民主的看法或有商榷之处，但不管立场左右，每一次观点争鸣都可以看作是对民主的滋养。
关于“民主”这个词，到底是从“democracy”还是“polity”翻译过来，在学术界还是有争议。
您个人的观点是什么？王绍光：民主这个词，大家都很清楚是来自于古希腊语，一般人认为在雅典最早就有民主，但是现在也有研究说可能最早并不一定在雅典。
那么这个词呢？它本来是两个词根，一个是“民”，一个是“治”，所以民主就是民治。
但在我的《民主四讲》中很重要一条是，民主从它诞生开始一直大概到十九世纪，它都不是“好东西”，大家都不觉得它是个好的政治形式。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古希腊绝大多数的思想家，都认为民主不是一个好东西。
“众人之治”有两种，一种是众人为了公众的利益“治”，那叫“polity”；众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治”，那叫“democracy”。
所以，亚里士多德说，polity退化了才会成为democracy。
虽然有人说，民主至少是坏的统治方式里不算最坏的。
但是你要看，在亚里士多德他们的论述里，就是把民主称为“乡巴佬的统治”。
从古希腊一直到十八世纪末，主流还是把民主视为一个坏东西。
十九世纪开始，有些人说民主可能是个好东西，但当时还没有真正形成一种共识。
我在《民主四讲》里想回答一个疑问，这个疑问来自我在2000年在耶鲁大学开的一个会。
浅论金融犯罪的祸起萧墙文章标题:浅论金融犯罪的祸起萧墙伴随着经济转型向纵深发展,在金融体制的不断完善与成熟的过程中,金融犯罪呈现愈演愈烈的态势,以上海这个金融中心城市为例,从*年以来的5年中,金融犯罪的数量每年以的比例递增,成为上海市经济犯罪案件中仅次于合同诈骗的第二大类经济犯罪案件。
由于金融机构资金集中,犯罪分子一旦得手就可以“迅速致富”,所以倍受不法分子青睐。
金融犯罪在发展中呈现了许多新特点,表现出了许多新方式,但无论经济犯罪怎么发展变化,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实践来看,大量的金融犯罪都与金融机构的自身有关,或利益驱使,或管理松弛,或是工作人员与外部犯罪分子互相勾结实施犯罪,致使经济犯罪“祸起萧墙”。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命脉,金融犯罪的危害性也相对更大。
所以,金融机构和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应该充分重视金融犯罪,充分重视由于“祸起萧墙”导致大量金融犯罪的出现。
一、金融机构自身的原因1、金融机构重视经济利益,忽视风险。
当今社会,经济是中心,从而使得金融行业的作用非常突出,进而金融机构大量出现,导致金融行业竞争的加剧,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面临国外金融巨头的抢滩,国内各金融机构使尽浑身解数,导致竞争日趋白热化。
加上近年来金融机构纷纷改制,加快了金融行业的商业化进程,为了寻求商业利益,金融行业甚至出现了恶型竞争。
许多金融业经营机构重视资金的流动性、效益性,但忽视了资金的安全性,把注意资金安全性放在了次要地位,特别是商业银行注重以吸收存款来维持生存,在竞相揽存的举措中方便储户被放在首位,有效防范金融诈骗犯罪、规避金融风险却被放到了不太重要的位置,导致金融行业中出现了如“利率大战”、“开户大战”、“储蓄大战”,盲目扩张分支机构和网点,不计成本,不计代价地拉来储蓄和存款,加大了金融犯罪的发生几率。
2、金融机构自身不重视金融业务的手续的履行。
制度执行不严肃,有章不循,有禁不止,违反财经纪律和操作程序,给工作造成许多漏洞,许多银行逆程序审批,超权限审批,造成金融案件发生,南海冯明昌骗贷中国工商银行74亿元案件于此有关。
美欧债券危机与全球经济态势沈建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博士后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家课程前言王鲁湘：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自2008年美国次货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直至今日，经济局面依然不容乐观，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2011年8月5日宣布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3A下调至2A+，评级展望负面，这是历史上首次失去3A信用评级，而欧元区核心国家的经济数据也发出了极负面的预警，特别是德国、法国经济近于停滞的事实，引发了人们对欧洲经济复苏前景的担忧，此次债务危机将蔓延到何种程度？它对全球经济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有关这些问题，本期《世纪大讲堂》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此前曾为欧洲央行资深经济学家的沈建光博士，欢迎您。
沈教授您好，欢迎做客《世纪大讲堂》。
沈建光：谢谢。
没想到这么年轻，像一个刚刚出大学校门的大学生一样，我看一下大屏幕，一个介绍沈先生的短片。
专家简介：沈建光，美国麻理工学院经济系博士后、拥有赫尔辛基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此前为欧洲央行资深经济学家、主管亚太经济预测和分析，是经合组织2002年撰著，《中国和世界经济》作者之一，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中金公司担任经济学家，获新财富和机构投资者中国宏观研究第一名。
王鲁湘：沈先生，现在关于世界经济危机二次探底，好像弄得大家都很恐慌，那么最近G7财长会议以及它的央行分会在法国马塞举行，你觉得这一次的这一个会议能不能就两债危机特别是这第二次会衰退的经济危机，拿出一些比较有用的一些救市的措施。
沈建光：其实现在发达国家来看，它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像G7就是七国财长就能决定，或者对这些国家有任何帮助的这个办法了，你基本上现在的最主要全球的最重要的机构变成20国集团了。
王鲁湘：G20。
沈建光：G20，对，G20就是说光发达国家就是主宰世界就是说它们七个国家一商量一商定，就是全球经济政策怎么实行，就对全球经济有所改变有所影响，我觉得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警惕资本外逃暗流关于警惕资本外逃暗流一、引言资本外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加速发展，资本外逃问题不断扩大，并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资本外逃问题只是针对某些国家而言，但它是全球性的，并能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影响。
本文旨在介绍有关警惕资本外逃暗流的问题，并对其进行分析。
二、资本外逃的概念和影响资本外逃是指国家内部的私人资本突然外流到海外市场，或国外资本在国内市场上不稳定的拥有和运用。
当资本外逃时，国家失去的是这些资本可以提供的收益和增长机会。
资本外逃还会导致国家财政和资金流失，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
此外，资本外逃还会导致汇率贬值和通货膨胀等问题，影响着全球市场的稳定性。
三、资本外逃的原因资本外逃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一些原因是经济上的，包括通货膨胀和汇率波动。
另一些原因是政治上的，包括负面政策和不稳定政治状况。
此外，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和缺乏效率的国内市场也是资本外逃的原因之一。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资本外逃都会对国家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四、关于警惕资本外逃暗流的建议资本外逃暗流的发现是维持国家经济稳定的关键之一。
因此，建议国家制定更为有效的政策，以防止资本外逃。
具体来说，应合理制定税收、金融和监管政策，确保国内市场良性运作。
此外，应增加对资本外逃相关法律的执行力度，以防止恶意的资本外逃行为。
在国家金融市场危机期间，政府还可以采取有力措施，例如协商诀税、货币贬值或限制资本外逃，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五、资本外逃案例分析1.爆炸性市场爆炸（1994年）墨西哥的债务危机是在1994年发生的，当时，该国的财政主管人员试图创造更多的小型银行借贷资产和更高的贷款批准率。
大量的解决方案引起了对国内货币的通货膨胀担忧，这引起了持续的资本外逃。
流入墨西哥的资本减少，使得货币贬值。
国家必须通过协商外国援助，以能够避免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
2.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国家协会的财政政策导致了在199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
王绍光：关于民主运作形式的反思来源：人文与社会（本文根据2012年11月23日复旦大学思想史讲习会第二期笔记整理，原文标题为抽选、代表、民主——关于民主运作形式的反思。
）标题是抽选、代表、民主，从逻辑关系上讲，要想大家明白的话，可能应该先讲的是民主、代表、抽选。
就是民主跟代表，然后代表跟抽选的关系，大家可能这么理解。
但是我又把抽选放在前面，是因为我今天讲的重点是抽选，并不是代表本身，并不是民主本身。
我觉得代表的概念大家虽然未必很熟悉，但是至少可能比抽选熟悉。
民主的概念大家未必真正的了解，但至少了解一部分。
而恰恰是抽选可能很多人以前听都没听说过，想也没有想到过，所以我把它作为重点来讲，所以我把它放在前面。
民主的基本含义从逻辑上来讲，民主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按照最原始的含义是ruled by the people，是人民当家作主，是人民来管事情。
那么，人民管事情肯定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人民直接的管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跟民主相关的相当重要的一个概念叫自治，自己治理自己，这是直接民主。
但是有些时候可能直接民主并不能完全落实，希望其他人帮着人民来治理，这就需要代表。
所以当人们不能直接当家作主的话，就要通过他们的代表。
问题是代表哪里来?我们现在熟悉的代表们，大家会说很简单，用选票选出来，这样选出来的人就叫代表。
竞选，谁得的选票多，谁就是人民的代表。
比如说美国刚刚结束的总统大选，奥巴马得到的选票，当然不是选举人选举选票而是选举人票多一些，所以奥巴马就当选了。
但是代表产生还有一种可能的方式，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抽选.抽选不是有人出来竞选。
而是在座的都是人民，人民当家作主，大家都有份，所以谁出来作为代表，我用抽选的方式来抽，随机的来抽，抽到谁，谁就是人民代表。
这种方式在历史上怎么回事，我待会儿讲。
我先讲讲跟民主相关的中间的一个概念：代表。
代表这个概念很多人以为很简单，比如说选出来的就是代表，但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我现在举两个例子。
：介绍一下咱们的来宾，首先介绍一下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是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国庆专家，博士生导师。
王绍光教授是香港大学中文系教授，清华大学特约教授。
还有国务院中心卢主任优势提前回去了。
这次胡教授和王教授是应隋书记邀请到垦区来考察调研，昨天来的看看了我们九三后也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特别是王教授对大豆很有研究，他抽出宝贵的时间对我们农业种子还有政研室还有科技局相关部门的处长做了一个专题讲座，给咱们开了一个小灶，就是国际资本对大豆的控制的角度谈了大豆产业的发展，我想呢这个讲座对咱们九三管局大豆产业的发展特别是非转基因大豆核心区的建设和保护将起到有益的作用，这次陪专家来的还有总局的高部长，还有经济研究所的向所长，对他们一并表示你欢迎。
下面请王教授给大家做专题讲座。
王：首先我说一下我对大豆没有研究，我这个是四月底在哥伦比亚大学那个会，那个会是讨论资本怎么影响当代世界的，我们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的影响，所以大豆只是一个切入点，正标题是大豆的故事，副标题是怎么削弱了人类的安全。
大概讲三方面，一个是为什么选择大豆作为切入点，第二个现在谁在控制大豆，第三个是控制大都以后对人类有什么影响。
先讲第一个，大豆对人类特别是对东亚地区与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很重要的食品和豆油。
从食品来讲呢，大家也都知道，亚洲大多食品都依赖大豆，豆油是世界上消费最多的菜籽油，相当于世界可食用油的50%，60%的豆饼是用大豆，我们养家畜也大豆依赖豆饼作为饲料。
我这个事从日本一本书上弄下来的，大豆相关的产品，可以看到很多，这本书还有点老，如果更新的话，大豆相关的产品将会更多。
那么这张图是中国1964你年到2010年的大豆消费量，从90年代中期以后大豆在中国的消费在急剧的增长，然后我们在看生产的话，就有意思了，一方面在中国的消费是急剧的增长，另一方面呢大豆的生产实际从90年代初期就基本就没有大的增长，04、05年有过短暂的增长，但是以后都在往下走，尤其最近两年。
王绍光：大豆的故事——资本如何危及人类安全字号:小中大大豆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耳熟能详的作物。
它本身对人类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
大豆是人类拥有的一种含有高营养价值的原始作物，尤其对物质贫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食品的营养价值显得更加珍贵。
同时，大豆是世界上最大的植物蛋白质来源，大豆类产品（鲜豆、豆芽、豆腐、豆奶等等）是亚洲饮食的基石，而大豆油是消费量最大的植物油，大约构成了世界食用油产量的一半；豆类食物不但占据着世界食物产量60%以上的份额，而且在蛋类、家禽、猪肉、羊羔肉、牛肉和鱼类生产的饲料方面均是首选。
大豆不仅富含蛋白质，而且价格相对低廉，这些都是大豆这种食物资源的优势，足见其重要性。
一、大豆简史——中国由大豆出口国到进口国的转变大豆的生产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
从那时起，中国就已经种植大豆了。
直到二战时期，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大豆生产量最高的国家，约占据世界大豆产量的90%。
大豆在中国种植收获了不错的产量，中国的亚洲邻居（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缅甸、尼泊尔和北印度）也开始种植大豆；在欧洲，大约是18世纪上半叶有了大豆的种植；在美国，1765年大豆首次被当作“中国的野豌豆”（Chinese vetches）介绍到北美殖民地，直到20世纪40年代，大豆农业才在美国真正起飞，美国在接下来的五十年中主导了世界大豆生产。
从图1可以看出，1961年时，美国生产的大豆已占世界总量的68.7%；而居第二的中国，大豆产量份额跌至23.3%。
不过，那时其它国家生产的大豆加在一起也才8%。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大豆农业在拉丁美洲飞速发展起来。
1974年巴西的产量超过了中国，1998年阿根廷的产量也超过了中国，2002年巴西和阿根廷的总产量又超过了美国。
到2011年，中国大豆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比重仅仅只有5.55%，而美国的份额是31.88%，巴西的份额是28.67%，阿根廷的份额是18.73%，就连本来不怎么生产大豆的其它国家，份额也达到历史新高15.16%，其中印度的产量达到1228.2万吨，比2004年几乎翻了一番，相当于中国产量的85%。
也许再过几年，印度的大豆产量也会超过中国。
图1：1961年-2011年世界大豆产量分布资料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
有数据显示，中国的大豆消费量在逐年攀升（见图2）。
1964年消费量不到八百万吨，到2010年已经跃升到近七千万吨。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个数字还将继续上升。
与消费量迅猛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大豆的生产量，从1964年到2010年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巅峰时期也不到1700多万吨，比1964年翻了区区一倍。
2010年中国大豆的生产量是不到1500万吨，而消费量却高达7000万吨，这中间的差值只能依赖进口。
图2：1964年-2011年中国的大豆生产、消费与进口（单位：百万吨）资料来源：Earth Policy Institute，/data_center/C24。
1964年中国大豆基本不需要进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其后，大豆进口迅速增长，到2011年，中国进口大豆占消费的比重已经达高达80%以上（图3）。
2012年，中国进口了5838万吨的大豆，比上年增加1.53%，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转基因的大豆，主要来自于美国、巴西和阿根廷。
从全球大豆交易来看，一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市场还微不足道；到20世纪最后两年，中国市场的份额才超过10%。
然而，从那时以后，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中国市场的比重呈跨越性增长。
现在，世界大豆出口总量的60%都涌向中国市场（图4），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
图3：1964年-2011年中国大豆进口量与进口大豆占消费的比重资料来源：Earth Policy Institute，/data_center/C24。
图4：1964年-2010年中国大豆进口量占世界出口量的比重资料来源：Earth PolicyInstitute, /data_center/C24。
2010年，荷兰的拉博银行发表了一份报告，题为《全球食品供应链的可持续性与安全性》（Sustainability and security of the global food supply chain）。
根据该报告，中国从世界各地进口冷冻鱼、羊毛、棕榈油、棉花等各种农产品，但最大宗的农产品交易是来自阿根廷、巴西和美国的大豆，三者的总价值达二百亿美元左右。
从上面简短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一幅近似沧海桑田般的变化：曾经占据世界产量90%的大豆王国，而进入20世纪之后，相继被美国和拉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家超越，并在过去15年里变成了一个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因为国内产量跟不上日益膨胀的消费需求。
但近年来从报章新闻中，我们得知，国内的豆农日子很难过，他们往往为大豆卖不出合理价钱发愁，并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减少大豆种植面积。
这样一来，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国产的大豆打不过进口的大豆？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变化？二、资本介入大豆产供销链条——大豆由食物到商品的转变在整个经济领域中，农业对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逻辑有较强的抵制。
前面也提到过，直到20世纪，中国一直是大豆生产的第一大基地，而当时国家之间很少有大豆贸易。
引起之后大豆生产区域和大豆贸易巨大变化的，正是跨国资本的介入。
以日本的三井物产、丹麦的宝隆洋行（East Asiatic Company）、俄国犹太裔商人创办的罗曼•卡巴尔金父子公司（R. M. Kabalkin and Son，Inc.）等为代表，它们于1908年开启了向欧洲出口大豆的贸易，大豆因此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有了资本介入以后，大豆就不再是单纯的食物，而是变为商品。
大豆吸引资本介入有其自身的原因。
资本从来不会以物品本身的性质来为其定性，而是把它们视作贸易的标的。
在资本的逻辑里，大豆不再是一种富含蛋白质、能够提供食用油的人类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能够为资本家谋取利益的商品。
的确，大豆对资本的最大诱惑在于它适合于资本密集地大规模栽培。
不管是在中国东北，还是在其它地方，到大豆产地看到的往往是一望无际的大田作业。
目前世界上的大豆生产集中在四个国家，即美国（40%以上）、巴西（25%左右）、阿根廷（15%左右）与中国（6%左右）。
四国的产量达到全球产量的近九成。
其它国家（如印度、加拿大、巴拉圭）也生产大豆，但它们各自的产量不大。
而大豆及其产品（豆油与作为饲料的豆粕）的消费遍布全球，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摆脱对它的消费。
由于大豆只在有限几个国家生产，只有经过大规模的跨国贸易，亿万生活在其它国家的人们才能消费大豆与大豆制品。
这样一来，大豆的产供销链条变得很长，从资本投入到种植、到贸易、到加工、再到消费，产供销链变得层次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对资本家来说，从链条的每一级抽取利润都是可能的。
本文关心的重点因此不是大豆本身，而是与大豆相关的各利益群体，看大豆与大豆产品是如何经过这些群体生产出来的？也看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如何被不断复制出来的？三、跨国公司——大豆供应链的实际控制者（一）跨国公司和资本在这个复杂的大豆供应链条上，是谁在起控制作用呢？是谁在产豆国（美国、巴西、阿根廷）与消费国（中国以及世界其它各国）之间做大豆贸易呢？又是谁控制了把大豆加工成豆油与豆粕的过程？豆农、贸易商、加工者和消费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最关键的是要明确资本在大豆产供销链条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居于何种位置。
如图6所示，在数以百万计的豆农与数以十亿计的消费者之间存在着长长的大豆产供销链条，而在这个链条里的每个环节上都有跨国公司的渗透，包括对农业投入（如种子、农药、化肥、农机）、贸易、加工、零售等环节的投资。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跨国公司谋求的往往不仅仅掌控某个环节，而是上下通吃，不放过产供销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目的是谋取利润最大化。
图5：大豆的供应链图6：大豆产供销链条中资本的角色和位置跨国公司何以能够成为控制大豆产供销链条的主体呢？说到底就是因为它们自身拥有雄厚的资本，并且能够轻易地从各国银行获得进一步融资，这样的能力是个人经济体、普通公司甚至是一些小的国家都不可比拟的。
资本是助推世界大豆产供销一体化的关键因素。
由于具备这些优势，在大豆产供销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基因、种子、农药、化肥、贸易、加工、分销以及零售）上，少数几个跨国公司就足以形成对全球市场的垄断控制。
而这些跨国公司追求的只有一样东西：为资本的所有者谋取最高额的利润。
这些跨国公司与全球金融体系是密不可分的。
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拥有雄厚资金的投资者（包括大公司、机构投资者、退休基金、信托、银行）可以于数秒内在世界范围内动用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资金，寻求最快和最高的回报。
近年来，国际流动性十分充裕，但金融市场相当滞怠。
为了追求稳固的长期投资收益，金融投资者将大量资本投入全球食物生产和农产品贸易。
这使得一些经营农产品的跨国公司很容易筹得海量资金。
利用这些资金，这些跨国公司可以开启新业务，可以收购国内较小规模的公司，可以到世界各国收购大量公司，也可以并购大型竞争者。
这一切都有助于这些跨国公司扩大自己的实力，从而强化它们对大豆产供销链条各个环节的控制。
（二）大豆产供销领域的五大跨国公司在这些跨国公司中，主要有五家大型公司控制了全球的大豆产供销链条。
它们分别是：孟山都（Monsanto，美国公司），成立于1902年，总资产在2011年为198.44 亿美元，是世界最大的种子公司和一个主要化学杀虫剂生产商，在2011年《财富》世界500强中排名第234位。
它在66个国家运作，有22000名雇员。
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美国公司），成立于1902年，总资产在2012年为415.53 亿美元，是世界最大的大豆加工商，也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贸易和加工商之一，在2010年《财富》世界500强名单中排名第27位。
它在75个国家运作，有30000名雇员。
邦吉（Bunge，美国公司），成立于1818年，总资产在2011年为232.75亿美元，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全球大豆出口商和全球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和加工公司之一，在2010年《财富》世界500强公司的名单中排名第172位。
它于2001年秋上市，此前是非上市的私人公司。
它在40个国家运作，有32000名雇员。
嘉吉（Cargill，美国公司），成立于1865年，是世界上最大的非上市私人公司，总资产在2012年为625.8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宗产品交易商。
假如它是上市公司，嘉吉将被排进《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前十位。
它在66个国家运作，有142000名雇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