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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案例讨论非典病毒，又称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可引起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病原体。
2002年至2003年间，非典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给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健康危害和社会影响。
在这次疫情中，不同国家的应对措施和防治经验也有所不同，我们有必要对非典疫情进行深入讨论，以便总结经验教训，为今后类似疫情的防治提供参考。
首先，我们可以从非典疫情的起源和传播途径入手。
据研究发现，非典病毒最初来源于中国南部的广东省，然后通过旅行者的传播迅速蔓延到全球各地。
这表明，病毒的起源地和传播途径对于疫情的防控至关重要，需要加强对疫情流行地区的监测和防控措施，以阻断病毒的传播链。
其次，我们可以讨论非典疫情对各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在非典疫情期间，各国纷纷采取了封锁城市、关闭学校、取消大型集会等严格的防控措施，这对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许多行业受到了重创，尤其是旅游、餐饮和娱乐等服务行业。
此外，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也发生了改变，这些影响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另外，我们还可以探讨非典疫情期间各国政府和卫生部门的应对措施。
在非典疫情期间，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包括加强医疗资源投入、提高公众卫生意识、加强国际合作等。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并为今后类似疫情的防治提供了宝贵经验。
最后，我们可以总结非典疫情的教训和启示。
非典疫情的爆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要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同时，我们也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威胁，这需要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的共同努力。
总之，非典疫情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但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通过对非典疫情的深入讨论和总结，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类似疫情的挑战，保障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希望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能够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威胁，为建设健康、安全的世界作出积极贡献。
对当前行政执法活动中存在问题的对策与思考对当前行政执法活动中存在问题的对策与思考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执政能力建设，特别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也是我们党始终面临和不断探索的一个重大课题。
依法执政离不开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依法执政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研究和解决当前行政执法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提高司法及行政执法能力和水平，是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密切需要，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法治政府，提高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尤其是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之后，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依法行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依法行政的关键是行政执法，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高行政执法水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当前行政执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1、经费保障不足，驱使部门执法利益化的问题一些行政执法部门仍然存在着执法人员的开支、生活福利及办公经费等没有列入财政全额拨款，或仅仅保障人员开支，其他费用由单位自酬，使其正常执法活动难以得到顺利开展。
在这种情况下，执法部门往往就要以收费或罚没收入充抵执法经费，方能保障正常办公。
在我市今年查处的某县煤炭管理部门乱施处罚的监督案件中就有这样一幕：执法人员披星戴月上路执法，一旦遇到违规行为不论情节轻重一率按上限实施处罚，待罚没款上缴财政后，财政又以95的比例反拨经费，以保证执法人员开支。
导致了该部门不是为了管理而执法，而是为了“生存”而处罚。
这样的情况还致使一些执法部门行使职权与经济利益未彻底脱钩，自办经济实体，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下设协会巧立名目收费，甚至向行政执法人员和下级机关下达收费和罚没款指标的做法。
受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严重影响，有的执法人员为谋取单位、部门利益，乱施处罚，重复处罚，致使“乱关人、乱扣押、乱罚款”的三乱现象屡禁不止，造成行政执法不公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的。
关于“非典”引起的行政法思考(1)论文论文关键词:“非典” 行政法行政行为思考论文摘要:“非典”疫情蔓延，引发我们对诸如行政应急原则、依法行政的内容、行政主体应如何处理相互间的关系、各种具体行政行为如何发挥其综合作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的关系、依法行政的国际合作等行政法的热点问题进行理性思考。
同时，我们还应对“非典”防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对产生的问题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可行有效的解决办法。
20XX年曾肆虐我国部分地区的“非典”疫情，使人们碎不及防，给人们的生命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随着抗击“非典”斗争的展开和结束，法学界开始对“非典”防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法律的理性思考。
本文就与“非典”防治相关的行政法问题谈几点个人的认识。
一、“非典”疫情艾延，引发的行政法热点问题思考(一)关于行政应急性原则和制度的思考突如其来并迅速蔓延的“非典”疫情，对中国和世界都是非常陌生的，尤其是中国，多年以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让人感到恐惧的疫情。
为了控制疫情扩散的速度，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行政措施，例如，强制检查、强制隔离、强制治疗乃至强制解剖、强制火化等，这对疫情的控制，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行政应急性原则是现代法治原则的重要内容，在某些特殊的紧急情况下，出于国家安全、社会秩序或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采取没有法律依据的或与法律相抵触的措施。
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和紧急措施的实施，对于遏制疫情、稳定民心、发展经济是非常必要的。
防治“非典”的实际斗争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紧急权力的行使并不是不受任何限制，它并不排斥法律的必要控制。
应急权力的行使，仅仅是行政合法性原则的例外和补充。
应该看到，在防治“非典”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紧急措施，既有无法可依的问题，也有虽有立法但立法不够完善的问题，还有已有立法不知运用、不敢运用、不善于运用的间题。
这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应当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建立和完善行政紧急权力行使的制度问题。
非典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与启示2003年9月2003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袭击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首当其冲，在经济发展、人际交往、社会公平、社会参与、政府政治、健康、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
党中内、国务院果断决策，在一手抓抗击“非典”的同时，一手抓经济建设，非典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形势依然保持良好态势。
但非典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和启示则迫切需要我们对其进行理性的思考。
一.非典与经济目前非典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形势依然良好，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0053亿元，比去年同期实际增长8.2% 。
上半年，经济增长不仅速度高，而且质量和效益比较好。
一是工业经济效益大幅度增长。
二是财政收入大幅度增收。
三是国家外汇储备稳步增加。
但非典对经济滞后影响在下半年会进一步显现，下半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走低，主要表现在：1、对就业影响大于对GDP的影响。
目前，我国正处于就业高峰期，今年城镇要新增1000万个劳动力，目前有600万下岗职工，800万登记失业人员，而今年计划新就业1000万人，其中净增就业岗位800万个，就业缺口达1400万个。
特别是今年高校毕业生达212万人，是高校扩招以来首次毕业的一年，比上年净增67万人。
截止6月末，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签约率为60%，就业压力依然很大。
这次非典主要打击的是第三产业中劳动密集度最高的服务类行业。
如餐饮就业人员有1700万，住宿业就业人员有1200万人，旅游业直接就业人员为600万人、间接就业人员达3000万人，还有零售业、娱乐业及其他服务业等，与工业相比，其在就业中所占比重明显大于占GDP的比重。
非典期间，还有1000万农民工返乡，存在着大量人员失业或隐性失业现象。
2.对居民收入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就业减少直接导致居民收入的减少，特别是减少了农民的收入。
去年农民增收的四成来自进城务工收入，今年非典将直接减少农民打工收入约二三百亿元，农民减收已成定局。
非典后的感悟与反思2002年，在中国大陆俗称“非典”的肺炎患者爆发，意外地席卷全国，引发了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
可怕的是，虽然经过中国政府的全力以赴的抗击，到最后，这一疫情被有效地控制住了，但这一次的疫情依然对整个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也引发了众多的思考与反省。
首先，非典的爆发使中国的医疗体系出现了巨大的挑战。
在肺炎疫情发生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医疗水平落后，抗病毒药物不足，针对此类病毒的检测等方面也很不完善。
非典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在短期内迅速采取了众多措施，加强了抗病毒药物的研发和采购、优化了整个医疗体系，以及发展了强大的疫情防控技术。
这样一来，中国政府研发和实施的所有措施把这一公共卫生危机有效地控制住，也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激发出了中国医疗体系的质的飞跃。
其次，非典疫情的爆发，使中国人民对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有了更加积极的重视。
当时，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卫生教育，普及人们对病毒传播机制和预防知识，并采取了封闭小区，封城，学校停课、晚间断电等措施，形成了抗击病毒的高压环境。
这样一来，整个民众对病毒传播及其防控的认知提高了，也提高了政府的具体行动的针对性和效率。
此外，非典疫情的发生，也让各方都受到了教训，也在政府和人民中间形成了一种“人人有责”的思想。
在这一次疫情发生过程中，警惕已经普及到了每个学校，每个家庭，每个街坊，每个办公室以及每个政府机构，都在采取各自的防控措施。
这样一来，整个民众的社会责任感和政府责任感都更加明确了，也更加合作于就是把疫情有效地控制住，使得整个社会的应对能力也大大提高了。
最后，非典疫情的发生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包括经济的增长，外贸的发展，旅游业的发展，消费者保护等方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就需要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来鼓励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非典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出台了抗击疫情财政政策，实施税收减免和政策性投资等措施，使得经济活动得以更快地复苏，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The administration reform of China in the post-
SARS period
作者： 蒋建军
作者机构：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出版物刊名： 中国行政管理
页码： 10-13页
主题词： 中国;行政管理;改革;行政信息专属;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知情权;常态管理;危机管理
摘要：'非典型肺炎'疫情危机,在对公众健康、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促使人们对政府管理、传统生活方式乃至公众思维等方面进行反思.就政府管理而言,'非典'疫情昭示我们,后'非典'时期的中国行政管理必须实行四大方面的变革:从行政信息专属到行政信息公开、从常态管理到危机管理与常态管理并重、从借助传统政治优势到建立制度化的治理合作伙伴关系、从一定程度上忽视行政管理的公共性到全面关注行政管理的公共性.。
简述防治“非典”引出的行政法思考(一)论文关键词:行政法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非典”论文摘要:抗“非典”斗争中涉及的许多问题都是行政法问题,诸如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建设问题、行政紧急权力制度建设问题、各类行政权力的综合运用问题、在职渎职行为的法律责任问题、社会组织的作用问题、行政法的国际化问题,都是行政法学者应该关心重视和认真研究的问题。
“灾难是一笔财富。
”2003年春季是一个不平凡的春季,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全国人民展开了一场前所未遇的防治“非典”的伟大斗争,工作已初见成效。
这次“非典”病毒来势凶猛,人们包括医学工作者都缺乏心理准备和知识、技术准备,因为这是一种过去没有发现、至今还没有完全认识的新型病毒。
这一疾病开始发生、传染和扩散时,人们一时手足无措,以至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然而,我们很快镇静下来,在斗争中学习,在工作中锻炼。
在初步总结这场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时,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意识到,战胜“非典”、一靠精神,二靠科学,三靠法治。
作为行政法学者,笔者深深感到抗“非典”斗争中涉及的许多问题都是行政法问题,很值得行政法学者认真研究。
一、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建设问题“非典”疫情的发生,是人们所未预见的,这种传染病首次在中国南方出现。
在人们没有认识它的成因之前,我们一般理解它是一种自然现象。
可是,这种疾病的最初流行及其严重后果足以使我们警惕。
除了医务工作者的敏感之外,我们的政府部门理应引起高度重视。
而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要把真实的情况向上反映,同时有关部门应该及时通过媒体等手段,依法定程序向社会公布,以引起全社会的足够重视。
但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我们虽然近年来开始探讨和研究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但由于缺乏具体法律的支持以及相关制度(例如新闻发布、网络发布、统计制度等)的配合,尤其是有些行政官员习惯于因循守旧的思维方式、习惯于暗箱下操作,因此,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无法得到确切可靠的疫情消息,这在一定程度上贻误了最初遏止疫情蔓延的时机。
非典防治中的行政补偿与赔偿问题研究摘要：为应对非典这一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强制检查、强制征用、强制隔离与治疗等行政行为，这些行政行为不论是合法行使还是违法实施都可能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一定的限制或损失。
根据公共负担平等原则，为平衡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这一不可抗力事件中的公共利益负担，国家应当对利益受损相对人进行行政补偿或行政赔偿。
突如其来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是一场重大的自然灾害。
打羸防治非典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既要依靠科学，又要依靠法制。
由于非典是一种新的传染性很强的疾病，再加上我国人口众多，流动性大，只有严格依法管理、依法防治，才能使整个防治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才能彻底切断疫病传播和扩散的途径，有效控制疫情蔓延，也才能保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与财产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应急条例》)是依法防治非典的主要法律依据。
为对非典患者实施有效隔离治疗，防止非典疫情蔓延和扩散，国家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卫生防疫机构、医疗保健机构、突发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各地疾病防治中心等国家行政机关，根据上述法律规范实施了大量紧急处置行为。
这些紧急处置行为主要有：(1)对非典病人及非典疑似病人的强制隔离治疗;(2)对从疫区、异地流入人员和与传染病人有密切接触者的强制体检、隔离观察;(3)对部分医疗机构、科研机构、社会个人及企事业组织的劳务和财产实施强制征用和征调;(4)对人员比较集中、流动性强的餐饮业、旅游业、交通业、娱乐业及大型商场等企业法人的商业活动实施管制;(5)对违反传染病防治的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等。
随着非典防治的进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不可避免将面对因国家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治疗、强制体检与隔离观察、强制征用、商业管制等强制措施行为所引起的行政补偿与行政赔偿问题。
Word文档可进行编辑简述防治“非典”引出的行政法思考论文关键词:行政法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非典”论文摘要:抗“非典”斗争中涉及得许多咨询题基本上行政法咨询题,诸如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咨询题、行政紧急权力制度建设咨询题、各类行政权力得综合运用咨询题、在职渎职行为得法律责任咨询题、社会组织得作用咨询题、行政法得国际化咨询题,基本上行政法学者应该关怀重视和认真研究得咨询题.“灾难是一笔财宝.”2003年春季是一个不平凡得春季,在党中央、国务院得统一领导下,全国人民展开了一场前所未遇得防治“非典”得伟大斗争,工作已初见成效.这次“非典”病毒来势凶狠,人们包括医学工作者都缺乏心理预备和知识、技术预备,因为这是一种过去没有发觉、至今还没有完全认识得新型病毒.这一疾病开始发生、传染和扩散时,人们一时手足无措,以至为此付出了沉重得代价.然而,我们非常快冷静下来,在斗争中学习,在工作中锻炼.在初步总结这场斗争得经验和教训时,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意识到,战胜“非典”、一靠精神,二靠科学,三靠法治.作为行政法学者,笔者深深感到抗“非典”斗争中涉及得许多咨询题基本上行政法咨询题,非常值得行政法学者认真研究.一、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咨询题“非典”疫情得发生,是人们所未预见得,这种传染病首次在中国南方出现.在人们没有认识它得成因之前,我们一般理解它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这种疾病得最初流行及其严峻后果足以使我们警惕.除了医务工作者得敏感之外,我们得政府部门理应引起高度重视.而政府高度重视得一个重要表现确实是要把真实得情况向上反映,同时有关部门应该及时通过媒体等手段,依法定程序向社会公布,以引起全社会得足够重视.m但从总结经验教训得角度来看,我们尽管近年来开始探讨和研究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得建设,但由于缺乏具体法律得支持以及相关制度(例如新闻公布、网络公布、统计制度等)得配合,尤其是有些行政官员适应于因循守旧得思维方式、适应于暗箱下操作,因此,在较长一段时刻里,人们无法得到确切可靠得疫情消息,这在一定程度上贻误了最初遏止疫情蔓延得时机.这是这次抗“非典”斗争中最初时期所获得得也是最重要得教训.在初步展开斗争得关键时刻,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果断决定,实行疫情公开通报制度.实践证明,这一举措对战胜“非典”起了不可磨灭得伟大作用.我们应该举一反三,善于从失误中汲取教训.今后,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得可能性依旧存在,而且人类永久不可能完全幸免偶发重大事件(包括自然发生和人为发生),在任何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得最初时刻,应该使有关信息通过政府依法定程序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布,如此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痛定思痛,当我们回忆并总结这场全国范围内开展得抗“非典”伟大斗争得经历和经验教训时,我们不能不记得行政公开制度得重要性.温家宝总理曾经指出:要严格疫情报告制度,所有地点、任何单位都必须及时准确地掌握和上报疫情,决不同意缓报、瞒报和漏报.在卫生部承认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备不足、要求不明确、指导不得力得情况以后,中央断然采取措施,决定每天公布全国疫情,并公布重点隔离地区名单.信息公开得效果差不多为抗“非典”斗争实践证明是特别必要得.总之,这次“非典”疫情得肆虐是一件坏事,但它告诉我们,首先要相信人民,信任人民,把人民看做信息得主人.政府得要务之一,是通过各种渠道把社会重要信息收集整理,而且及时公布,使之成为全社会得财宝.在以后得信息社会里,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将是一项与公民权利休戚相关得须臾不可离开得重要法律制度.二、行政紧急权力制度建设咨询题任何社会,都会遇到突如其来得咨询题,犹如人会遭到突如其来得灾祸和疾病一样,因此必须建立应付忽然事件得预警机制和处理机制.非典型性肺炎是一场突如其来得严峻灾难,而且这是一种人类尚未完全认识得疑难病症,对政府卫生部门得防疫体系和能力是严峻得考验.实践表明,一开始卫生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得预备不足,尤其是北京市在应对疫情之初,未能有效地监控和切断传染渠道,给北京地区乃至全国得疫情操纵带来非常大被动,造成了不小得损失,教训深刻.事实上,举一反三,目前在其他领域得突发事件处理上,也存在着类似得咨询题,有些领域得紧急应对突发事件得能力可能更差.因此,关于作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得主导性力量得行政紧急权力,要加倍注意研究.在这次抗“非典”斗争中,各地政府和卫生部门依照有关法律,对传染病病人、病源携带者、疑似传染病人得场所、物品和紧密接触得人员,实施必要得卫生处理和预防措施,包括采取隔离、封锁和强制检查等强制措施在内得防止紧急措施.这对爱护大多数人得生命、健康,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是特别必要得.由于我们对行政紧急权力得研究和宣传都非常不够,对其运用专门是依法运用相当陌生,因此在抗击“非典”初期,一些政府部门不知所措,犹豫不决,不知如何采取果断紧急措施;同时也有一些公民和单位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得紧急处置措施,这对“非典”得防治工作带来直截了当得不利妨碍.通过抗“非典”斗争,我们都意识到,行政紧急权力是在特定情况下不得不运用得权力;不采取紧急措施,人民得利益就得不到保障.行政法学者应该研究这种权力形式,应该研究行政紧急权力合宪性、正当性、必要性咨询题,同时要研究行使行政紧急权力时如何遵循比例性原则、合乎法定程序原则以及权益补救与救济原则等咨询题.总之,在采取行政强制检查、强制隔离、强制治疗乃至强制解剖、强制火化等行政紧急措施过程中还存在诸多咨询题,其中既有无法可依得咨询题,也有虽有立法但立法不够完善得咨询题,还有已有立法不知运用、不敢运用、不善运用得咨询题.最近,有关部门开始抓紧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并将正式出台,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得报告和处置等一系列咨询题纳入法制化轨道,这是一件大好事.但笔者认为这还不够,还要把视野放得更宽些,今后要把各类行政紧急权力得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得宪政课题和行政法课题来抓.专门是在理论探讨方面,我们会发觉行政紧急权力运用会引发出其他许多咨询题.例如,医疗机构与传染病病人之间得关系不同于医疗机构与一般病人之间得关系.由于传染病防治法以及相关法律得授权,医疗机构在防止传染病蔓延和扩散时期,不但负有收治传染病病人得专门义务,而且有治理传染病病人得专门权力,因此医疗机构与传染病病人之间形成了专门权力性质得特别行政法律关系.行政法学者应该关怀和研究这类咨询题.三、各类行政行为得综合运用咨询题在这场防治“非典”斗争中,各级政府都充分运用各种手段,采取各种方法来开展工作,从行政法学角度看,林林总总规范性文件在各地出台,各种行政行为纷纭繁杂、琳琅满目.如,在行政检查方面,沈阳市卫生监督所制订了《沈阳市公共场所预防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监督检查规范》;上海市政府连续公布关于从发生非典病例地区返沪来沪者必须同意医学观看健康检测等通告,行政许可、行政调查、行政征用、行政优惠、行政处罚、行政奖励、行政强制、行政减免、行政补助等行为方式都结合起来运用,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总结各地得做法,其中有些做法是否都合乎行政合法性原则还值得研究和总结.在抗“非典”工作中,我们还看到许多不平常得行政法现象.如,行政指导方式得到了充分得运用,国家卫生部先后公布了《公众预防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指导原则》、《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推举治疗方案》、《公共场所预防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消毒指导原则》,教育部也发出了《关于作好高校离校学生得教育和治理工作得指导建议》等.一方面,行政机关这些指导性意见是通过认真研究得,有些还汲取了专家得意见,具有权威性;另一方面,政府把这些指导性意见告诉群众,如把预防非典得有效得、无效得、不确信效果得预防方式公之于众,群众是否采纳能够由自己推断、自己选择,不把政府得主张强加于群众,对“非典”时期公民得行为具有导向作用,使人们减少受传染得可能,遏止了瘟疫得传染.这种行政指导方式得适当运用在防治工作中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防治非典工作中,我们采取了刚性行政行为和柔性行政行为相结合得方针,取得了积极效果.行政法学应该关注行政行为得新方式、新内容、新咨询题.四、关于失职、渎职行为得法律责任咨询题在防治“非典”斗争初期,有些行政官员缺少责任感,没有尽到应尽得职责.为此,中央采取了果断得人事措施,卫生部长和北京市市长同时被免去职务.在这一工作推进过程中,有些地点和部门得官员也因为治理不到位、防治措施不得力、瞒上欺下、严峻得官僚主义等种种失职、渎职行为及时得到了相应处理.事实表明,采取这些内部行政措施是必要而又及时得.因为在特别时期,人民对行政官员得期望非常高,政府官员假如在关键时刻不为民着想、不为民谋利,马上就会失去人民得信任,给事业带来严峻得危害.因此,追究失职、渎职行为得法律责任是理所应当得.尤其是在抗非典斗争得关键时刻,把“占其位而不谋其政”得领导干部从关键性岗位上撤换下来,对保证防治非典工作顺利开展,具有不同平常得意义.然而,什么情况下构成失职、渎职,如何追究失职、渎职行为得法律责任,如何追究直截了当责任人员得责任,以及如何科学划分直截了当责任和领导责任,专门是在特别时期和特别情况下如何保证行政人员廉政勤政等咨询题得解决,还大有学咨询.我们会发觉,我们得行政组织法在这方面还亟待健全,有关得干部人事任免、奖惩、升落制度等都有待完善.另外,对干部得处理即使在特别时期也必须实事求是、不枉不纵,既不能包庇纵容,也不能任意责罚,也要把他们所犯错误得情节、性质、后果向人民公布,如此才能把干部人事制度中得人治因素落到最低程度,减少后遗症.历史和现实例子都告诉我们,我们在处理行政官员得法律责任咨询题上还缺少成熟得经验,尤其是关于追究领导人员得领导责任咨询题还缺少严密得科学得稳定得制度,常常发生畸轻畸重得情况.这是我国行政组织法应该认真研究得重大课题.五、社会组织在特别时期行政治理中得作用发挥咨询题在这次防治“非典”伟大斗争中,广阔群众得紧密配合和热情支持,是打赢这场“人民战争”得群众基础.专门是在一些大都市(如上海),一些社区、社会团体、社会组织都动员起来,参与治理,参与监督,把防治“非典”及“非典”传染引发得各种咨询题解决在基层.中央及时地把广阔农村防治非典作为工作重点,各地农村得基层自治组织也纷纷行动起来,形成了防治非典得铜墙铁壁.这是一场考验,也是一场洗礼.社会组织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得作用愈来愈突出,这既是对民主得推动,其本身又是民主政治进展得结果.令人欣慰得是,政治学界、行政法学界许多学者近年来开始关注社会组织得作用咨询题.实际上,处于政府和个不公民之间得非政府组织是分为各种层次得.有些社会组织贴近基层,具有强烈得自治性,要紧起配合政府治理得自我治理作用;有些社会组织则具有较强得治理性,它们或是获得法律、法规、规章得授权,或是同意行政机关得直截了当托付,在社会生活中要紧扮演着公共治理得角色.就我国大多数社会组织而言,都有程度不等得两重性,分门不类研究它们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得作用是一个特别有意义得课题.既要充分认识它们在社会治理中得积极参与和民主监督作用,也要防止其可能发生性质变异、滥用权力等咨询题.六、关于行政法得国际化咨询题“非典”疾病是跨国界得传染病,不然而中国得灾难,也是人类得灾难,是一种全球性得公共卫生危机.在经济全球化得今天,抗击“非典”成为人类面临得共同挑战和任务.传统行政法被认为是“国内公法之一部分”,行政法得调整范围通常是限制在国界里边得,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只有借助于联合行动,才能赢得应付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瘟疫流行等共同性咨询题.卫生咨询题也早就开始成为跨国界得世界公共卫生得咨询题.如,国际卫生检疫甚至能够追溯到15世纪.18世纪为防止当时鼠疫得传播,法国等一些欧洲国家纷纷成立检疫站;19世纪初霍乱传入欧洲,各国更加注意联合防范传染病流行,加强联手开展卫生检疫.1951年第四届国际卫生大会通过了《国际公共卫生条例》,1969年第二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作了较大修改以后,更名为《国际卫生条例》,成为各国实施国境卫生检疫得共同行为准则.我国于1976年6月承认该条例,并成为缔约国.1987年5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完全符合《国际卫生条例》精神,成为爱护我国人民和全人类健康得重要法律.可见,由于国际关系得日益紧密,人类共同利益要求各国摆脱行政法得封闭性和狭隘性,互相学习、互相借鉴,成为不可逆转得趋势.“非典”这种恶性传染病得爆发及迅速传播也是全球化得副产品,是全球生态环境变化得恶果之一.因此,我们一方面要依靠各国、各地区科学家得合作,共同制服病魔;另一方面各国政府间得合作相当重要,国际行政法包括国际卫生行政法得作用不容忽视.最近,国人不但认识了wto(世界贸易组织)得作用,而且开始认识到who(世界卫生组织)得作用,确实是一个明证.温家宝总理参加了在泰国曼谷进行凉爽得防治“非典”得国际会议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由此可见,中国行政法(包括卫生行政法)得河流正在流向世界行政法(包括世界卫生行政法)得海洋,并将为世界卫生事业及其规范化作为应有得贡献.今后,我国行政法学界要和其他国家行政法学界更多地交流和合作,包括在公共卫生行政法律治理领域做更多得共同研究,这对全人类得健康和幸福基本上有益得.。
“非典”及后“非典”时期的行政法律问题思考张智远(河北经贸大学经济法研究生)在研究“非典”和后“非典”时期的法律问题时，笔者一直在考虑政府在抗击非典时期采取的各种措施的合法性、正当性和必要性，即行政措施的法律依据。
尽管大多社会公众对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表现出了高度的理解和服从，但笔者仍对抗击非典过后可能暴露的诸多涉行政法律问题深感忧虑，以防处置不当引发政府行政的诚信危机。
下面采用综合宏观论述和具体问题的表现及对策的形式来探讨“非典”和后“非典”法律问题。
一、对该类紧急事件的基本立法问题根据国务院行政法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我省相应制定了的《河北省突发卫生事件应急办法》。
这两个法的出台，最大的贡献就是创设了行政紧急权制度，从而为抗非典时期的诸多行政措施寻求到了法律依据。
行政紧急权力是指在特定情况下不得不运用的权力；不采取紧急措施，人民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
其性质属于行政权的紧急扩张性质，即授权政府在紧急事态下可采取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措施、或违反某些法律规定的权利，因此对其合宪性、正当性、必要性就应严格考察，并制定事后评估和追责机制。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在非典时期采取的有些强制隔离措施已经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性质，根据立法法确定的立法原则，对紧急行政权的制定应有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为依据，即应由人大常委会制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然后由国务院制定实施细则，或由人大常委会对其授权予国务院。
既已创设，就要研究行使行政紧急权力时如何遵循比例性原则、合乎法定程序原则以及权益补救与救济原则等问题。
总之要解决行政强制检查、强制隔离、强制治疗乃至强制解剖、强制火化等行政紧急措施存在诸多问题，就要着力分析其中的法律依据问题，防止对已有立法不知运用、不敢运用、不善于运用的情况。
具体问题表现形式及对策：1.关于隔离补偿制度对于被隔离人员来说，是否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实行不同的补偿制度？隔离根据不同情况来划分其性质，但不能否认强制隔离所具有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属性。
根据《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以及《传染病防治法》第 24条规定，只有对非典病人、疑似病人才能采取隔离治疗措施。
而在这次抗非典实践中，有非常多的村委会、机关企事业单位对疫区回归人员采取了严厉的隔离措施。
因此对于在没有法律赋予相关行政紧急权力的情况下，任意增加强制隔离人员的种类和范围因没有法律依据，属于违法。
如果确属造成损害的，应当建立行政补偿制度。
可采用政府专项基金或政府投保的方式。
2.关于隔离的法律要件对非典（SARS）病人或者疑似病人实行隔离（行政措施）或者强制隔离（行政强制）的法律要件与行政裁量的问题？对这两类人员的隔离有着法律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第24条），关于行政裁量，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33条给予了授权。
但是对其法律要件还不很明确。
应当明确的有：非典病人的确诊标准（已颁布）；疑似病人的判断标准（已颁布）；密切接触者的判断标准（已颁布）；疫区的判定标准等。
[!--empirenews.page--]在防非典实践中，存在着把强制隔离无限扩大化的倾向：阻断交通；禁止出差；从外地回来均须自我隔离（农村中甚至出现对外出返乡人员不区分情况，一律先强行隔离）；禁止外部人员进入办公大楼、居民区等。
这些措施无疑使的人人自危，使人们产生了外地都是疫区、陌生人都是传染源的非正常心理，增加了人们的恐慌，这使得许多违法措施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使措施制定者及执行者“因无不同声音而貌似合法”。
在最近出现的因缺乏法律依据的收容导致湖南大学生被殴打致死，其最高的依据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与立法法关于人身强制措施必须由法律规定相违背，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又一次以行政法规的的形式来确定人身限制的隔离，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一些部门无限扩大限制的范围、程度，变相剥夺人们的基本自由权利。
3.法律保留制度限制人身自由与法律保留问题（在抗击非典（SARS）的非常时期，是否应该更多地承认行政裁量？如何理解法律保留原则？）这一问题的回答具有重要意义。
在突发事件中，应更多的承认行政裁量，这次抗击非典出现的好多问题还远未暴露，适用法律保留原则，的确可以从法理上为相当多的不法行政措施寻求到合法的外衣，这也是笔者一再主张相关行政措施违法造成后果适应更多的采用“补偿”，而不是“赔偿”原因。
但是，涉及限制人身自由强制隔离，不能适用这一原则。
因为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是宪法性权利，而法律保留原则的效力是低于宪法的。
二、关于紧急事件中的行政执法、处罚问题在非典时期的采取了大量紧急相关行政执法措施，尽管目前还未出现对抗政府行政措施的情况，但不排除非典过后个别人对行政措施的合法性进行质疑，甚至可能涉及行政复议或是行政诉讼。
因为行政权的属性在于法的限定性，即行政执法措施必须有法律的依据，否则，就属于不当执法。
因为这一问题的核心仍在于“有法可依”，因此在答疑中仍是分析执法措施的法律依据问题。
具体问题的表现形式及对策：1.对学生处罚问题在对抗非典（SARS）过程中，学校对不服从隔离或者进出校门规制者予以一定的纪律处罚，是否一定要有具体明确的法律依据？目前有没有法律依据？如何理解实践中的做法？应当区分纪录处分的性质，对于开除这一最为严厉的处罚措施，必须应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对于其他的纪律处罚，应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可自主决定。
如果受开除处罚的学生就该处罚提请行政复议或诉讼，应当予以准许。
但考虑到涉学生问题历来都是敏感问题，建议先由省教育厅进行新闻发布，讲明处罚的依据，如果教育厅不能讲明依据的，就应采取行政措施对该违法行为进行系统内纠正。
2.关于追责机制对于疫情的大面积扩散，是否应该不加区别地一概由有关官员来全面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后相当一段期间内疫情依然未得到控制，是否依然存在责任追究的问题？在抗非典过程中，人们看到了大量官员因采取的措施不力而被免职，确是属于我党在执政上的一个进步。
但是，公众对其评价是建立在“党对腐败干部处置不力”的心理基础上，因此虽深得群众拥护，但在其科学性上确有问题。
[!--empirenews.page--]解决这一问题，涉及两项基本的行政法律制度，即应建立行政措施成效评估制度，建立行政追责机制。
布什在美国“911”事件时曾向美国民众承诺：不因恐怖事件而减少人民的自由。
我们党的这种只追究“措施不力者”，甚至株连无辜者的“只要出现非典，不问事由，一律就地免职”的极端做法，完全抛弃了行政措施的成效评估。
现在我们应当评估：到底我们采取的许多限制民众自由的措施是否必要；如必要，是否有更好的替代办法；如不必要，措施制定者、仿效者应当承担何中行政责任。
三、对行政管理类立法问题根据非典时期采取的行政措施的性质来看，包含有行政管理权的紧急创设和变更问题。
管理权和执法权不同，可以由政府在法律框架内自主创设，其更多的属于行政指导的性质。
比如非典引发的财政问题；大中小学改变教学方式问题；特定行业税收减免问题；对环境的卫生防疫管理问题；紧急行政管理权的扩张问题；行政信息披露问题；行政管理紧急权程序问题；特定行业安全管理问题。
虽可自主创设，但仍应当考虑创设管理权与既定法的冲突界限。
行政管理权包括行政许可、行政调查、行政处罚、行政奖励、行政强制、行政减免、行政补助等。
在非典时期，卫生部先后发布了《公众预防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指导原则》、《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推荐治疗方案》、《公共场所预防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消毒指导原则》，教育部也发出了《关于作好高校离校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工作的指导建议》等指导性文件。
一方面，行政机关的指导意见是经过认真研究的，有些还吸收了专家的意见，具有权威性，另一方面，政府把指导性意见告诉群众，例如把预防非典的有效的、无效的、不肯定效果的预防方式公之于众，群众是否采用可以由自己判断，自己选择，不把政府的主张强加于群众，但对公民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
这种行政指导方式的适当运用对防治工作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人们的生命和健康直接带来威胁，并造成集体性恐慌。
宪法和行政法要求政府有所作为。
但行政权不宜涉及国民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况。
行政指导的使用便成为必然。
域外的经验（此次SARS事件中有关国家运用行政指导的状况）也是如此。
此次SARS事件中我国对行政指导方式有助成性行政指导：介绍相关事例；政府大量使用此种行为方式，反映政府对自身义务的重视；此一方式应该法定化以做到及时、有效；诱导性行政指导：介绍相关事例；政府没有充分使用此种行为方式，反映政府尚未重视行政管理的艺术；此一方式有利于调动民众积极性，应该在预防阶段充分运用；规制性行政指导：介绍相关事例；此一方式没有充分使用，反映政府对强制的片面强调；此一方式能有效抑制微小的危害因素，并有助于协调官民关系，应该得到重视。
具体问题表现形式及对策：1.特定行业紧急停业问题对歌舞厅、浴池、影剧院、网吧等特定行业的紧急停业问题，能否提请司法救济，如不能，如何救济？责令特定行业停业问题，有《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为依据，政府以政府令的形式发布，属于抽象法律行为，因此对于特定行业因停业损失问题，不能通过司法救济程序获得解决。
当然，考虑到非典时期特定行业的受损情况，政府相关部门应在非典过后出台相应的税费减免措施。
[!--empirenews.page--]2.行业协会可否有所作为问题特定行业要求税收减免问题，如何解决？行业协会能否提请司法救济？特定行业，比如交通、旅游、医院等虽政府未采取责令停业措施，但由于这类行业受非典影响非常大，所以政府应考虑这类行业的税、费减免问题。
行业协会现在应把主要精力放在于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协商上：向有关部门提供可靠的行业受损失的法律文件，提供解决方案建议，要求政府听政或要求政府把决策的依据公开。
防止对政府日后确定的减免标准、范围等虽有不同意见，但因未参与其中而失去争取行业最大利益的机会。
但依照我国诉讼法律制度，行业协会类组织不能提请司法救济。
3.医务人员被感染的责任问题对于不断有大量医务人员被感染的现实，是否应该追究有关部门或者个人的失职责任？应该追究什么部门或者个人的失职责任？这一问题，在非典过后必定会突出的表现出来，关于要求相关责任人承担责任的呼声会越来越高，处理不好，会伤了我们“白衣战士”的心，因此必须应充分预见到问题的严重性。
解决这一问题，应当依靠行政措成效施评估制度。
对未采取措施、采取措施不当的应区分主观情况和措施应有的风险性来确定是否构成失职，如构成，理应追究。
应追究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医院负责人、科室负责人失职责任。
对于当地行政首长有责任的，应采用引咎辞职制度。
对于部门党的领导，应从三个代表的高度另行确定，不宜与行政首长等同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