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特洪堡特（Baron von Wilhelmvon Humboldt, 1767 --1835），德国语言学家、语文学家和政治家。
1767年6月22日出生于德国波茨坦。
1787年秋至1789年期间他曾先后就读于法兰克福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学习哲学、政治、法律以及考古学等方面的课程。
1809年他被任命为内务部文化和教育司的负责人，在此期间他提议并创建了柏林大学。
1819年洪堡特离开了政界。
从1820年到1835年，他专心致力于语言研究。
1820年6月19日，他在柏林科学院宣读了他的论文《论与语言发展的不同时期有关的比较语言研究》（简称《论比较语言研究》），标志着他的语言和语言哲学研究工作的开端。
后来他又先后发表了很多语言学论著。
1828-1829年，他的名著《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问世，1830-1835年他又精心写作了三卷巨著《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该书的引言是一篇独立的论文，题为《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在这部著作中，洪堡特完整阐述了他的语言学思想，使之成为他在该领域全部工作的总结。
洪堡特学识渊博、兴趣广泛，曾在美学、民族学、古典文化等一系列领域进行过深入的探索，但他一生的主要兴趣集中于语言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成就，被视为理论语言学和19世纪整个语言哲学系统的创始人。
他的语言理论与索绪尔的"就语言而研究语言"的学说不同，非常强调语言与民族精神的联系，甚至提出"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的论断。
他强调语言的创造性，人们能用少量规则说出无穷无尽的话语来；强调"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
这些理论直到20世纪仍有很大的影响。
索绪尔在语言学上影响最为深远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他所作的三个区分：语言和言语、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索绪尔也是符号学的先驱，他提出的所指与能指的区别标志着符号学的诞生。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种符号系统，语言学无非是一种符号学。
按照他的观点。
语言单位是概念与音响形象的结合，他把概念称为所指，把音响形象称为能指，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他把这两者的结合成为符号。
在语言学之外，索绪尔的魅力似乎更甚于在语言学之内。
哲学与其他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与索绪尔是一脉相承的。
索绪尔的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开创者，他的魅力似乎一直在被发掘之中，从最先在语言学上全面接受他的理论的特鲁别茨科伊到将他介绍向更广阔领域的哲学家梅洛—庞蒂，都认识到了他的伟大，但也许都没有预料到，他的魅力会这么持久而深刻。
在这之后，对语言的研究才成为一门真正的现代科学，而索绪尔也被人们称作是“现代语言学之父”。
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 是位著名的俄罗斯语言学家，兴趣著作广泛，後移居到斯洛伐克共和国与美国，他是｢莫斯科语言学圈｣的主导者，也是布拉格学派的创建人，以他对语言学、文学理论、结构语言人类学、符号学的贡献来说，堪称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知识份子份子之一。
他在语言学的三个见解直至今日仍扮演重要地位。
罗曼·雅各布森(ＲａｍａｎＪａｋｏｂｓｏｎ，1896～1982)，是布拉格学派的宿将，也是结构主义思潮的先驱。
他是犹太人，出生在俄罗斯；早年就读于莫斯科大学，1918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
读书期间，曾参与创建莫斯科语言学小组。
1920年，才24岁的雅各布森即成为莫斯科“高等戏剧学院”的教授。
1921年移居捷克，1941年以犹太人而流亡美国，先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43～1949)，后受聘于哈佛大学(1949～1967)。
生前曾为9家科学院的院士，得过25个荣誉博士学位，著作超过500种。
雅各布森的语言学研究涉及广泛——从最“专”的音位理论直到最“泛”的诗学论述，其中最有意义同时对传播学也最有启发的，当属有关隐喻与转喻二元对立的思想。
这一思想追根溯源还是来自于索绪尔关于横组合与纵组合二元对立的观点，即语言系统的活动是在两个坐标轴上进行的；一是横向的句段(连锁)关系，如“僧-敲-月-下-门”；二是纵向的联想(选择)关系，如“推／敲”。
罗曼·雅各布森，既是一个语言学家，也是一个诗歌批评家，他运用广博的语言学知识，将结构主义语言学与诗歌批评连接起来，从诗歌的语言形式入手，揭示了“诗文本何以为诗”的奥秘，建立起一种语言学诗学批评方法。
雅各布森很早就将语言学与诗连接在了一起，他的形式主义诗歌理论极有见地，如“诗歌暴露自己的语言手段”、“诗歌是自在的词”等。
但雅各布森在诗歌批评实践上的主要贡献，在于从语言的整体交流功能的对比研究中，分离出一种“诗歌功能”，并对该功能的形成过程给予透彻的语言学解析，从而在理论上解释了诗歌语言何以不同于其他语言。
这一解释具有开创意义，揭开了“诗歌语言之所以成为诗歌语言”的内在生成机制。
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 美国语言学家。
1887年4月1日生于芝加哥，卒于1949年4月18日。
1906年毕业于哈佛学院。
1909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09～1913年先后在辛辛那提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教德语。
1913～1914年在德国莱比锡、格廷根大学深造。
1921～1949年在俄亥俄州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等校任教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布龙菲尔德开始研究菲律宾的他加禄语。
当时对于这种语言，还没有人做过严格的科学研究，布龙菲尔德设计了一套符号来标音，并由此认识到，研究不属于印欧语系的语言，不能以拉丁语法为标准。
后来他又转而研究马来-波利尼西亚诸语言。
1917年后，布龙菲尔德研究北美印第安人的阿尔贡金诸语言。
1921～1927年，他在俄亥俄州大学教书，做了两件重要事情。
①他和G.M.博林、E.H.斯特蒂文特两人联名倡议设立美国语言学会。
1924年这个学会成立，次年出了会刊《语言》，从此语言学在美国的地位蒸蒸日上，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②他与行为主义心理学家A.P.韦斯互相影响，使韦斯相信，人类的行为不能与一般动物同样看待，人类有语言，其行为以语言为基础，而一般动物没有语言。
他还认为，人类行为（心理）既然以语言为基础，那么解释语言现象就再也不能求助于心理，而要在物理世界中找原因，这就是所谓“物理主义”。
这种语言学理论的根源，是哲学上的逻辑实证主义。
布龙菲尔德承认语言是有意义的，也承认有爱情、忠心、智力等，但是觉得这些东西不能用客观方法来观察测量，因此暂时不必去研究。
1927年布龙菲尔德离开俄亥俄，到芝加哥大学讲日耳曼语文学，1933年他写出了名著《语言论》，因为材料充实，方法严密，以后20年间此书成为美国语言学家的必读书。
但现在看来，书中不少论调还需要修改补充。
1940年，布龙菲尔德到耶鲁大学讲语言学。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美国急需大量的外语人才。
布龙菲尔德除训练培养青年语言学家外，还亲自编了3种外语教材，其中两种是荷兰语教本，一种是俄语教本。
乔姆斯基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美国语言学家，转换-生成语法的创始人。
1928年12月7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
1947年，在哈里斯的影响下他开始研究语言学。
1951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完成硕士论文《现代希伯莱语语素音位学》，1955年又在该校完成博士论文《转换分析》，获得博士学位。
从1955年秋天开始，他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曾任该校语言学与哲学系主任，并任该校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为语言学界培养了一批有素养的学者。
乔姆斯基是一位富有探索精神的语言学家。
最初，他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希伯莱语，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转而探索新的方法，逐步建立起转换-生成语法，1957年出版的《句法结构》就是这一新方法的标志。
这种分析方法风靡全世界，冲垮了结构语言学的支配地位，因而被人们称为"乔姆斯基革命"。
后来他又不断丰富和发展转换-生成语法的理论和方法，相继发表了《句法理论要略》、《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语义解释》、《支配和约束论集》等重要著作，对世界语言学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现在，转换-生成语法仍在继续发展之中。
他一下子打消了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及其追随者试图从符号的表面结构中鉴别意义的尝试，颠覆了曾经在动物行为学家中非常流行的信念---可以通过在符号和物体之间建立零碎的联系而获得语言。
他认为语言是个整体，要么完全有要么完全没有，我们在演化过程中已经具备了获得语言所需要的类别，这些类别控制我们话语的“深层结构”，不管我们学习的具体语言是什么。
句子的形成是由于把深层结构转变成为表面顺序的“转换生成语法”不断的操作的结果。
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理解数不清的句子，只要我们掌握了基本的语言能力。
语言技能从根本上说是创造性的，我们理解的无穷尽也标志着我们想表达的意思的无穷尽。
虽然这些观点中有些内容曾经被现代逻辑学的先驱预见到了，但是乔姆斯基教授运用丰富想象力的个人天赋展现出来。
他拥有真正科学家的才能，可以将抽象的理论转变成具体的观察，并且发现别人只能看到普通事实的智慧问题。
因为乔姆斯基教授很早以前就扔掉了他的学术外衣，转而披上了先知的衣钵。
几十年来，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谴责自己的祖国，往往在积满对句法理论一窍不通的崇拜者的大厅前慷慨陈词。
他的公开露面多数都在美国，这个唯一以荣誉和机会奖励诋毁它的人的国家，并让诋毁成为给诋毁者带来好处的生活方式。
乔姆斯基教授成功的证明就是他对美国的攻击被世界各地的美国出版商出版发行，落在世界各地的美国批评家手里，包括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Hugo Chavez）。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也很关注国际政治，对当代政治格局比如伊拉克战争、不平等发展等等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批评。
他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其他人并无二致。
之所以称其为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而是他们享有一定的特权：他们享有更多的资源，他们更有影响力，他们比大众幸运。
特权赋予责任。
如果你是个生活在底层的劳动者，一生都在为温饱挣扎，你能做的肯定有限。
但如果你享有特权，拥有丰富的资源，并受过训练，等等，你能做的就更多，你的责任也就更大。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发掘真相，并帮助他人找到真相；设法和当下的主流竞争并且交战；设法让这个世界进步，这才是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
”韩礼德韩礼德（1925～）(Michael Alexander Kirkwood)英国语言学家。
1925年4月13日生于利兹。
曾在伦敦大学学习中国语言文学，获学士学位；后到北京大学和剑桥大学进修，获博士学位。
1944年后，曾在英国剑桥、爱丁堡、伦敦，美国印第安纳、耶鲁、布朗，肯尼亚内罗毕等大学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