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概述

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概述

金鹏

【摘 要】朱仙镇木版年画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代表.无论是历史之悠久、形式之丰美,还是民众的认知程度,都是特别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在众声喧哗的当代艺术界,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情况的真实了解,是艺术理论创新与边界内容拓展的紧迫需要,也是凸显艺术本土化特色并使之充满生命力的不竭源泉.在当今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尤其是所显现的新维度的基础上提出了新观点和新见解,并以此为依据,强调了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旨在为下一步的研究展现新的方向和提供新的参考与借鉴.

【期刊名称】《设计艺术研究》

【年(卷),期】2015(005)006

【总页数】5页(P104-107,119)

【关键词】朱仙镇木版年画;民间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年画工艺

【作 者】金鹏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武汉430070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J026

年画极具文化价值，即可以从艺术的角度贴近中华文明之根，了解中国艺术、美学的产生、发展的基本问题。作为中国艺术发展的母体，民间年画艺术也在不断丰富民众的审美情趣甚至是日常生活。既然年画的地位如此重要，那么作为中国传统年画品种之一的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研究状况如何？这是艺术理论研究之中需要搞清楚的问题，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从已经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来看，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并主要集中在专著、论文以及画册方面，基本形成了文献（文字资料、图像资料）集成与理论研究并行的态势，并有较大的交叉。

有关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学术专著，已出版的如冯骥才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朱仙镇卷》、开封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编写的《中国朱仙镇木版年画》、王树村的《河南朱仙镇年画》等［1］。此外，还有一些综合介绍与研究民间艺术与年画的专著，涉及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也不少。冯骥才长期致力于中国年画调查、发掘与保护工作，对年画的生存现状、民间艺人的创作生态予以全面考察，为民间木版年画的生存环境疾呼奔走。王树村则是国内研究年画艺术的泰斗级人物，在其著作中有大量论及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内容，如《中国民间年画》、《中国年画史》、《中国民间美术史》等。遗憾的是，全面对朱仙镇木版年画进行系统生态考察与研究的专著，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以及学术洞察力与影响力，却是乏力的。大部分著作还是停留在简单梳理朱仙镇木版年画以及年画缘起、发展脉络、艺术风格的总体特征方面。而对艺术家的访谈、深入细致地田野考察和有关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具体问题，以及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和传播学等视角展开的研究还有较大欠缺。相对而言，发表的论文却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即以全新的方法研究朱仙镇木版年画，因此观念比较新颖，方法也灵活多样。

冯骥才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朱仙镇卷》由中华书局于2006年10月出版，是冯骥才及其团队对中国年画进行系统普查的阶段性成果。该书结合中国年画的人文价值与艺术价值，对中国年画的艺术渊源、美学特征进行了系统地介绍与探讨，并论及年画普查的意义与方法。进而指出从2003年开展的普查具有三大特点，“第一，不是把年画作为孤立的艺术现象对待，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化学、人类学和美术学的研究对象整体地进行考察；第二，不是孤立地面对作品。对其制作中的起稿、描线、刻版、印画、彩绘到工具、材料、艺人、画店、销售及相关的行业习俗与口传口诀都要做到全面调查；第三，这次普查采用了20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兴起的视觉人类学方式，运用‘文字、拍照与摄影’三结合的手段，既有详实周全的文字记录，也有静态和动态的视觉记录”［2］。冯骥才对中国年画的普查是建立在科学与高效的方法之上的，为后学与研究人员研究探讨不同地域的文化背景、不同艺术风格的年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数据库，为学术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详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由于学术研究是需要交锋与争鸣的，所以祝仲铨于2009年5月12日在《中国图书评论》上发表《批评》，指出冯骥才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定位存在着不够严谨的态度。祝仲铨认为冯骥才将朱仙镇木版年画与开封年画混为一谈，没有搞清楚朱仙镇木版年画虽然源自开封年画，但是二者并非从属关系，而是明清时期开封的漕运地位逐步丧失，而作为商品转运重要枢纽的朱仙镇代之而起，成了年画产销的主要地区。所以朱仙镇木版年画与开封年画之间，存在着文脉传承关系，但绝不能混为一谈。这些观点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朱仙镇木版年画传布历史的了解与认知。王小明编著的《朱仙镇年画：郭泰运·尹国全》采用访谈的形式记录了两位年画老艺人的从艺经历与创作理念［3］，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该书从“从师学艺”、“地区概况与地方风俗”、“朱仙镇年画的艺术特色”、“年画制作工艺流程”、“年画制作工具、材料”、“年画的传人”等方面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生存境况与所面临的挑战做了系统地介绍与分析。尤其是本书从艺人的角度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展开，形式独特新颖，故此老艺人的思想观点更令读者信服。书中提到的年画制作工艺流程与工具、材料成为人们了解年画制作程序的第一手资料。王树村是国内民艺研究的翘楚，由其编著的《河南朱仙镇年画》一书也具有相当厚重的文献价值。该书篇首《开封朱仙镇年画》一文介绍了年画的源起与发展，以及开封的历史、社会经济地位与朱仙镇木版年画勃兴之间的逻辑联系，中肯地分析了朱仙镇年画工艺的形成与形式美特点，此外还特意强调了鲁迅对朱仙镇年画的关注与收藏。文虽不长，但却将朱仙镇年画的形成与发展做了准确地介绍与分析，其主体部分登载的则是作品。沈泓的《朱仙镇年画之旅》并未采用严谨的学术写作体例，而是使用了报告文学的形式，他深入年画生产的第一线，通过采访、观察、考证的方式生动介绍了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生存现状，提出了一系列诸如如何培养木版年画创作人才，如何抢救濒临灭绝的民间工艺问题，这些都是在轻松笔调下十分沉重的人文反思。此外，任鹤林的《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4］、宋瑞祥的《朱仙镇年画史话》［5］与《朱仙镇年画七日谈》［6］、张继中的《朱仙镇木版年画》、开封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编写的《中国朱仙镇木版年画》也集中阐述了朱仙镇木版年画的源起与发展历程、风格形成的总体脉络等问题。

相对专著数量较少，研究方向单一的问题，有关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研究论文数量则比较繁夥，研究的内容、方向较为多元，视角也很新颖，并且大量涉及与其他学科碰撞之后所产生的另类视角、边缘方向。如较早论及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论文有《朱仙镇木版年画调查概述》、《河南省木版年画调查小记》、《踏遍古州、访古寻源——朱仙镇年画考察记》、《鲁迅、刘岘与朱仙镇年画》等。尤其是余望杰、任鹤林的《鲁迅、刘岘与朱仙镇年画》介绍了我国著名版画家刘岘与鲁迅之间的学术交谊，以及鲁迅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认知。鲁迅在收到刘岘赠送的河南年画后回信说：“河南门神一类的东西，先前我的家乡——绍兴——也有，也贴在厨门和墙壁上，现在都变了样了。大抵是石印的。要为大众所懂得，爱看的木刻，我以为应该尽量采取其方法……”这是鲁迅对河南朱仙镇年画的第一次关注与肯定。该文记叙刘岘将一包年画交给鲁迅时，鲁迅笑着说道：“年画、门画在绍兴称之谓花纸。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很好，雕刻的线条粗健有力，和其他地方印制的不同，不是细巧雕琢。这些木刻很朴实，不涂脂粉，人物也没有媚态，颜色很浓重，有乡土味，具有北方木版年画的独有特色。”鲁迅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的价值予以了肯定，激发了他对中国年画、木刻艺术的进一步关注，也同时促进了学术界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研究兴趣［7］。

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研究逐渐多元化，总体上可以分为五个方向，分别是考证、文化与民俗、制作工艺、形式与美学以及传承与保护。其中所谓的考证主要是针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兴起与发展中的细节问题进行资料分析与逻辑思辨。有一定代表性的论文是《“朱仙镇年画”的说法始于何时》、《中药与朱仙镇木版年画用色的内在性关系分析》、《中原戏曲文化与开封朱仙镇年画之盛衰》、《朱仙镇木版年画兴衰考》等。如任鹤林的《“朱仙镇年画”的说法始于何时》一文，就“朱仙镇年画”的提法进行了考证，指出，“可见‘朱仙镇年画’的说法形成于1962年，刘铁华是始称‘朱仙镇年画’之第一人”；戚序、贾国涛的《中药与朱仙镇木版年画用色的内在性关系分析》一文极具创新精神，从年画颜料的成分均可入药为切入点，站在中药的角度阐述了年画中所蕴涵的文化理念，为年画文化与中药文化的关系寻找到了一个重要的连接点。

文化与民俗的维度主要是从民俗文化的视角研究年画的文化价值的，如《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兴衰》、《朱仙镇木版年画题材田野研究》等，还包括朱仙镇年画与兄弟年画的对比，如《滑县与朱仙镇木版年画比较研究及生产性保护》、《朱仙镇木版年画和桃花坞木版年画比较性研究》、《朱仙镇木版年画与滑县木版年画艺术特色辨析》、《朱仙镇、杨柳青、绵竹三地木版年画色彩特征比较研究》、《朱仙镇木版年画出版传播研究》等。这些论文都从年画与民俗、年画与文化的关系入手探讨了朱仙镇年画得以诞生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年画的生存发展须立足于民间文化，也是各地年画形成不同风格的重要原因。

制作工艺主要立足于揭示朱仙镇木版年画在构思、制作、印刷流程中的工艺问题，如《木版年画与胶印年画的抗衡——朱仙镇木版年画创新发展现状的个案调查》、《朱仙镇木版年画工艺流程实录》、《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工艺探究》等。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工艺流程在一些专著中就有涉及，前文也已强调。而在论文中，作者多采取深入民间年画制作第一线挖掘那些不为人们重视但却具有特殊意义的工艺与技巧。年画研究的意义一方面是要留住中华民族的根，另一方面是要对子孙后代负责，为其留下工艺美术的基因与财产。而有关工艺的记录，正是坚守传统最为切实的途径。就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探讨工艺流程的论文之所以不多的原因在于年画的工艺基本定型，研究人员对一线制作的工序不感兴趣。然而通过比较、分析不同种类年画之间的工艺差别以及年画与其它艺术形式在工艺流程上的区别，可以重新审视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美学意义，是当今研究工作中亟待加强的问题。以上两篇论文，为进一步探讨研究树立了榜样。

形式与美学是任何艺术类型都必须具备的要素，年画亦然。朱仙镇木版年画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俨然成了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一种艺术形式，有着完全自我的叙事、话语体系，研究这个系统进而辩证继承、丰富这个系统，成为当下寻求显现年画现代意义的最佳途径。有关朱仙镇木版年画形式与美学的论文数量最大，具代表性的如《论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艺术特色及程式化语言》、《论朱仙镇木版年画的色彩表现》、《朱仙镇古版年画中五色审美的偏色研究》、《朱仙镇木版年画艺术语言研究》等。这些论文或是从艺术造型入手，或是从色彩与文化的关系切入，都具备较高的学术价值。作为独具特色的年画类型，朱仙镇木版年画的造型特点、色彩观念等形式美法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现在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文化的层面，于是具有空泛的毛病。年画终究是“画”，其美学价值是长久的，因此一定能为当代的艺术与艺术设计创新带来新的刺激。

朱仙镇木版年画在现代主义文化的冲击下，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寻求发展。既然要生存就必然涉及传承与保护问题，而寻求新的发展无疑属于当代应用的策略，其实这两个问题的内在联系是毋庸置疑的。传承与保护可以分为静态和动态，静态要求保存其现有的生存环境即生态，在相对稳定的氛围中求得延续与发展，而动态则要求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紧跟当代文化的步伐，这就涉及如何应用年画艺术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