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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探究随着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快速发展，中国文学逐渐走向了世界舞台，开始向世界传播。
为了更好地推广中国文学，中国采取了一种名为“走出去”的译介模式。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是指将中国文学作品通过翻译，以多种形式介绍给世界各地的读者。
这种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选择适合外国读者接受的优秀中国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二是找到合适的翻译者，确保作品在翻译过程中能够保持原汁原味；三是积极开展中国文学的宣传推广活动，增强作品的知名度；四是建立与各国出版商、文学组织的合作关系，推动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传播。
在选择作品方面，中国文学“走出去”注重推广那些质量高、代表性强的优秀文学作品。
钱钟书的《围城》、茅盾的《子夜》、鲁迅的《狂人日记》等都是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在国内外都有很高的知名度。
通过翻译这些作品，可以使更多的外国读者了解和欣赏到中国文学的魅力。
翻译是重中之重，好的翻译可以保持原文的艺术性和风格，并传达原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
中国文学“走出去”对翻译者的要求非常高。
翻译者需要深入了解原文的背景和文化内涵，同时还需要具备流利的外语表达能力和良好的写作功底。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作品在翻译过程中不失真，传递给读者的信息完整准确。
宣传推广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一环。
中国文学“走出去”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推广活动来提高作品的知名度。
举办中国文学作品的展览、研讨会，组织中国文学作品的创作竞赛等，都能有效地吸引更多的读者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
与各国出版商、文学组织的合作关系也是中国文学“走出去”非常重要的一环。
中国文学“走出去”通过与各国的出版商、文学组织进行交流合作，将中国文学作品引入国际市场，并通过网络、媒体等渠道进行广泛宣传。
这种合作关系可以为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推广提供更大的支持和帮助。
传播学视域下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文学的“走出去”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
中国文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精深的艺术内涵，对外传播是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方式之一。
在这一过程中，翻译作为传播的重要环节，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本文将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的翻译模式及其影响。
一、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现状中国文学作为独具魅力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独特的审美风格，一直备受世界文学界的关注。
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的蓬勃发展，中国文学也逐渐走向国际舞台。
诸如莫言、余华等中国文学家的作品在国际上广受好评，成为世界文坛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中国文学“走出去”依然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障碍。
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就是语言壁垒。
中国文学的原著作品多为中文写作，而世界各国的读者多数并不懂中文，这就需要翻译家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其他语言，以便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欣赏。
二、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模式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翻译作为传播的关键环节，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翻译模式对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模式主要包括直译模式、文化适应模式和再创作模式。
1. 直译模式直译模式是最常见的翻译模式，它以忠实原文为宗旨，尽可能地保持原作的语言风格和文化内涵。
尽管直译模式能够较为准确地传达原著的意思，但也往往带有本国文化的烙印，不易为外国读者所接受。
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直译模式曾经是主要的翻译模式，但也因为其局限性而逐渐为人所批评。
2. 文化适应模式文化适应模式是在直译模式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一种翻译方式。
它在尽量保持原作的基础上，对原著进行适当的文化调整，以适应当地读者的文化背景和习惯。
文化适应模式能够更好地使原作在不同文化环境中传播，但也容易带来译者主观色彩过重的问题。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探究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中国文学也逐渐开展了“走出去”的译介模式。
这种模式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中国开始与外界接轨，同时也给了中国文学走向国际舞台的机会。
在这一模式中，中国文学通过翻译和出版的方式与世界读者相遇。
翻译起着重要的角色。
通过翻译，中国文学的作品得以用外语向世界展示，并获得国际读者的认可。
而在此过程中，翻译者在保留原作品的也需要用翻译的方式使得作品更好地适应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
翻译者需要既忠于原著又能兼顾目标文化的译者。
除了翻译，中国文学也通过文学出版和文学节展示给世界。
中国文学作品在国际文学展会上得以展示，吸引了许多国际读者的兴趣。
这些展示活动为中国文学的走出去提供了平台，使得世界读者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文学。
而在这些活动中，中国文学也能够与世界文学进行对话，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
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文学也面临了许多挑战。
由于语言的差异，翻译过程中常常会遇到难以准确表达的问题。
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需要克服语言的障碍，使得原著的精神和风格得以保留。
中国文学也需要在国际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文学作品需要与其他文学作品竞争，吸引国际读者的兴趣和注意力。
中国文学需要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创新，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在中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推动。
中国政府通过文化交流计划和文学奖项等方式，支持中国文学走向国际舞台。
政府的支持不仅提供了资金和资源，也使得中国文学能够更加积极地与外界进行互动和交流。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模式是一个多方合作的过程。
通过翻译、文学展示和政府支持等方式，中国文学得以与世界读者相遇。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学面临了许多挑战，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未来，中国文学需要不断创新和探索，以更好地走向世界，提升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探究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崛起，中国文化正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和认可。
这种趋势也促进了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影响力的提高。
然而，中国文学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成为了一项重要的课题。
本文将探讨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的模式与策略。
一、翻译策略的重要性翻译是文学“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之一，因为只有在另一个语言文字体系的环境中，中国文学才能够被更广泛地传播和受众所理解和接受。
因此，翻译策略的合理选择和有效实施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其中，翻译的文学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文学是艺术表达的一种形式，翻译也应该保持这种艺术性，依照源语言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以及目的语言的语言和文化背景进行恰当的变通。
同时，在进行文学作品的翻译时，需要重视语言表达的美感、情感和文化内涵，尤其是对于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作品，在保留原文的特点的同时，把握好翻译的文化差异，寻求最佳的翻译路径。
二、传统翻译和新型翻译的区别传统的翻译方式是以文学“翻译家”的个人能力和经验为基础，依靠译员的翻译能力和语文水平进行文学作品的翻译。
传统翻译依赖于个人的翻译经验和能力，容易产生主观性和片面性。
而新型翻译则注重“翻译理论与方法”、“翻译技术与工具”的研究和应用，采用数据计算与机器学习等技术，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提高翻译质量和效率。
新型翻译在提高了翻译效率的同时，也增强了翻译的适应性和趋势预测性。
三、多渠道推广除了翻译，多渠道推广也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方式。
例如，文学节、出版和版权贸易等都是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
在文学节上增加中国文学的展示与推广，可使外国读者更深入的了解中国文学的文化内涵，引发其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与关注；而版权贸易的发展也可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学作品的推广与传播，及时发掘和推广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
四、本土化策略除了应对外语读者的需求，中国文学也需要考虑本土化策略，通过推广中国文学的本土特色，进一步推动国内文学创作的发展。
传播学视域下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中国文学“走出去”是指中国文学作品通过翻译介绍到国外，让外国读者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学。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本文将从传播学视域出发，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翻译介绍模式进行研究。
一、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现状中国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自古以来就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精湛的艺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国外。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步伐更加坚定和迅速。
中国文学作品不仅在西方国家受到热烈欢迎，也在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展现出强大的影响力。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翻译介绍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官方翻译、学术翻译、商业翻译等。
官方翻译由政府或文化机构主导，主要是通过外交途径将中国文学作品引入国外。
学术翻译是指学者和翻译家通过学术渠道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国外，以推动中外文学交流和研究。
商业翻译是指出版社或文化公司通过市场化运作，以盈利为目的将中国文学作品引入国外读者。
中国文学“走出去”在面临诸多挑战的同时也拥有巨大的机遇。
在翻译介绍过程中，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市场竞争等问题是中国文学“走出去”所面临的挑战之一。
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质量、宣传推广、版权保护等也是中国文学“走出去”面临的难题。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国文学“走出去”也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期。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国文学作品在国际市场上拥有巨大的潜力。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我们需要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提出科学的发展策略。
要加强翻译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批专业的中国文学翻译家和外国语言文学学者，提高翻译质量和水平。
要加大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政策支持力度，鼓励和扶持相关出版社、文化公司等积极参与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工作。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探究1. 引言1.1 中国文学“走出去”现状中国文学“走出去”是指中国文学作品通过翻译传播到国际舞台，为世界读者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和独特性。
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和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逐渐提升，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现状也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
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在国际出版市场上收获了广泛的认可和好评。
中国作家也在国际文学领域取得了一定的声誉和地位，成为世界文学舞台上的重要力量。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数字阅读的普及，中国文学作品通过网络平台传播的速度和范围也大大扩展，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机遇和空间。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现状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的特点，也为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和交流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未完，剩余内容需要继续输出】。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中国文学“走出去”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文学交流的重要议题，通过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传播，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文化、历史和价值观。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究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状况和发展趋势，分析翻译模式的变迁和影响，进一步探讨中国文学如何更好地融入世界文学体系。
研究的意义在于深入挖掘中国文学作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分析各种翻译模式的优劣势，为提升中国文学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提供理论支持。
本研究还可以为翻译理论与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和范本，促进中国翻译学科的发展和学术交流。
通过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可以为推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对话与融合作出积极的贡献。
2. 正文2.1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历史背景中国文学“走出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
随着中国的不断开放和改革，中国文学的国际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
在古代，中国文学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力，比如隋唐时期的唐诗宋词在东亚地区广为流传，甚至对日本和韩国等国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走出去”还是在20世纪以后才逐渐展现出来的。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探究随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中国文学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中国文学的“走出去”，不仅仅是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外语，在国际上进行推广，更是将其中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传递给世界各地的读者。
本文将探究中国文学的“走出去”模式，并对其进行分析和讨论。
中国文学的“走出去”模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专业翻译机构或作家自己的努力进行翻译和出版，让作品进入国际市场；另一种是通过在国际文学界的交流活动中，引起外国文学家和读者的兴趣，进而促使他们主动去了解中国文学。
这两种模式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走出去”。
中国文学的“走出去”模式具有一定的特点。
中国文学通过翻译和出版，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精神。
中国文学作品中融入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这些元素与西方文学有所不同，给外国读者带来了新奇和魅力。
中国文学通过参加国际文学活动，与外国文学家和读者进行交流，增加了文学的多样性和交流的机会。
中国文学通过在国际上获得认可，提升了中国文学作品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
中国文学的“走出去”也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
翻译是一个复杂而困难的过程，不仅仅是将文字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更需要准确地传达原作的意境和情感。
翻译的质量直接影响中国文学作品在国际上的认可度和传播效果。
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推广也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资源投入。
出版、宣传和推广都需要投入不少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这对于一些小众作品或作家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也受到文化差异和口味的影响。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文学作品的偏好有所不同，中国的文学作品要想深入到国际市场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了解国际读者需求和趋势。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学的“走出去”，我们可以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加强翻译人才的培养和推广，提高翻译质量和水平。
加大对中国文学的出版和宣传力度，推动更多的优秀作品进入国际市场。
加强与国际文学界的交流与合作，提高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探究“走出去”是一个成熟的全球化理念，也是中国文学的必要发展方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正在向国际市场扩展，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一环。
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一个灵活、多元的译介模式来推进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
本文将对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进行分析与探讨。
中国文学的“走出去”，一方面需要文学作品本身的品质保证，包括语言表达、文化内涵等方面。
另一方面，也需要译介手段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在这两方面中，译介对于文学作品的传播和受众的接受至关重要。
1. 传统版权输出模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文学的海外出版主要通过传统的版权输出方式来实现，即通过代理、签约、转让等方式将著作权授权给国外出版商发行出版。
由于文化差异、语言难度等因素的限制，这种出版方式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失真、翻译不准确等问题。
同时也可能由于政治、历史等原因导致某些作品无法进入某些国家市场。
但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方式也可以成功地推动中国文学作品与国际读者的交流。
2. 自主翻译模式随着社会对于翻译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自主翻译模式在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得到了越来越多地重视。
自主翻译模式是指中国出版机构主动委托专业翻译团队来完成译介工作，以此提升中文作品的国际传播效果。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确保翻译质量的准确性以及对于文化意蕴的更好还原。
例如中国作家李宗吾的《台湾人在厦门》一书就通过自主翻译模式成功在海外发行，取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市场反响。
3. 平台优化模式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平台优化模式正在逐渐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新方式。
一些数字化出版平台已经开始在多个国家提供中文小说的在线阅读和下载服务。
这种模式不仅能够扩大文学作品的受众范围和覆盖面，同时也可以降低出版和推广成本，从而更加方便、迅速地实现文学作品的国际传播。
总的来说，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的选择取决于作品自身特点、译介市场情况、译介机构等多方面因素。
中国文学走出去——汉籍英译模式探究-汉语言文学中国文学走出去——汉籍英译模式探究李平黄慧摘要：汉籍外译是中国文化输出的一部分。
中国典籍外译数量不少，然而受读者欢迎的、至今流传的并不多。
本文通过归纳分析五种汉籍英译模式，探讨这些模式的成功之道。
译者是成功翻译的决定性因素，译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艺术创造力，几乎决定了一本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命运。
关键词：翻译模式译者创造性读者一、引言中国的汉籍翻译大致经历了这样的历程：外国人（天竺游僧、支谦等）翻译→中外合作（外国人口译，中国人笔述）→中国人翻译。
汉译外似乎在走类似的路线：外国人（耶稣会士）翻译→中外合作（中国人翻译，外国人修改）→中国人翻译。
早在1974年，余光中（2000：81）就呼吁：“汉学英译，英美学者已经贡献不少，该是中国学者自扬汉声的时候了。
”1990年12月第一届全国中译英学术研讨会上，有人提出“重视汉译外，此其时矣”（贺崇寅，1991：1～2）。
2003年，笔者曾批评国内对中国文学英译“关注不够，缺乏主动”（李平，2003：171）。
如今，正如汪榕培所言，中国的典籍英译事业目前正处于历史上的最佳时期（2007）——继《大中华文库》（中英对照）系列丛书陆续出版之后，2004年开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8年开始“国剧海外传播工程”，2009年国家全面推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以更大规模、更多投入，在更广领域支持中国图书“走出去”，继续加大对国际出版合作的扶持和资助力度，积极促进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相互交融、共同发展。
二、汉籍外译模式英国汉学家格雷厄姆（Graham）曾经对中国译者的汉英翻译水平很失望。
他说，在汉英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的，这一规律很少例外”（潘文国，2004：40）。
潘文国反驳道：“中国的译者有译得好的，有译得不好的；西方的译者也有译得好的，有译得不好的；大家应该在同一起跑线上共同竞争。
先验地规定谁有资格谁没有资格是不可取的。
”（潘文国，2004:41）。
实际上，纵观几百年来的汉籍外译，我们可根据翻译主体的构成，大致将其分为以下五种模式：这些模式以译者的影响力为主要依据，同时这些译者的翻译生涯基本结束。
以上五种模式中，毋庸讳言，第一种模式在西方影响最大、人数最多。
因为几百年来，汉学家和来华传教士一直是汉籍外译的主力。
翟理斯（Giles）、理雅各（Legge）、韦利（Waley）等人的译作至今仍为国际学术界广为引用和参考。
在中国，目前以霍克斯（David Hawkes）的影响最大。
但是，辜鸿铭对这些汉学家的译作并不满意，认为他们的“文学训练还很不足，完全缺乏评判能力和文学感知力”，不但误解了中国文化，而且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辜鸿铭，1996：345）。
为了消除这些偏见，辜鸿铭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从而开启了中国人自己翻译典籍的历史。
他先后翻译了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中的《论语》《中庸》和《大学》。
林语堂曾这样称道辜鸿铭的英语水平：“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遣词用字，皆属上乘”，“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Ku，1977：9）。
这些评语虽有溢美成份，但辜鸿铭的西学造诣在当时确实难有其二。
后来的中国译者或多或少受其影响，立志于中外文化的交流，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林语堂。
第二种模式中，林语堂是最出类拔萃的。
如《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中所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汉英翻译方面中国出现了几位先驱，如苏曼殊和辜鸿铭，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类翻译才产生了一定影响（Hung Pollard，2004：372～373）。
”在林语堂的翻译生涯中，汉译英要远远多于英译汉。
据笔者统计，从1930年到1971年，林语堂共编译了14部著作（汉英词典不计），其中7部在美国出版（另7部在大陆、香港、台湾出版）。
论英语水平，林语堂也许不如辜鸿铭；然而，论译著的普及率，林语堂则胜过辜鸿铭。
这与他们的目标读者不无关系：辜鸿铭是为“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而译，希望他们读过译作之后，“能引起对中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对于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辜鸿铭，1996：346～347）；而林语堂是为西方普通读者而译。
结果，都达到了各自目的：辜鸿铭的译作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流传，而林语堂的译作在西方普通大众中畅销。
林语堂模式的译者包括辜鸿铭、王际真、熊式一、张爱玲、刘殿爵等，只是其他译者没有林语堂的影响力大。
第三种模式是一种中国作者与外国译者合作的模式。
绝大多数翻译的问题都是出现在原文理解这一方面，在这个方面，作者拥有其他译者无法相比的优势：比任何人更了解原文的内容以及原文写作的目的，而且作为作者，他还可以根据目标读者来调整内容；而外国译者拥有译语表达优势。
因此，中国作者与外国译者合作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汉籍外译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老舍与浦爱德(Ida Pruitt)合作翻译了《四世同堂》。
该英译并不是由译者浦爱德独立完成的，因为她只听得懂但看不懂中文。
老舍先对小说进行修改、删节，然后用中文口授给译者，在小说出版之前又由出版社再次进行了删节。
这个译本比较成功，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
陈建功的《找乐》也是一个成功译例，莫言的作品在国外畅销一定程度上也受益于该模式。
第四种模式是中外译者合作模式。
事实证明，“中西合璧”——中国译者和外国译者合作（如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沙博里与夫人凤子），各取所长——较“单兵作战”的方法更佳，译出了大量高水平的译作。
第五种模式是中国本土培养的译者模式。
这种模式以许渊冲为代表，目前中国不少汉籍外译都采取这种模式。
这些译作绝大部分都是由中国本土培养的译者翻译，由中国人编辑，在中国出版销售。
相比之下，前三种模式的译著在国际图书市场上比较受欢迎，而后两种模式在国内图书市场比较畅销。
杨宪益夫妇翻译了大量作品，在国际市场上并没有取得理想效果，海外汉学家为此深感惋惜。
三、不妨学学林语堂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不妨学学林语堂。
林语堂很早就提出了“译者对读者的责任”，后来汉斯·弗米尔（HansJ. Verm eer）在翻译“目的论”（S kop os The ory），尧斯（H a n s R . J a u s s）在“接受美学”（R e c e p t i o nAesthetics）中都有涉及，可见中外翻译家对此早有共识。
从林语堂英文创作环境看，他可以说是最早接受“语言、出版、市场”三座大山考验的中国现代作家、翻译家。
他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出国”的，因此他的创作和翻译必须获得市场的认可，读者就是市场。
看看林语堂翻译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从中国人名入手，然后是导读，接着是主要内容，其间有各种形式的注释，如脚注、文内括号注、文中评注等，最后是索引：每一步都是精心设计的。
翻译过程中与编辑商量，图书出版后邀请专家写书评，在重要报刊上打广告等等。
德国语言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指出，翻译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尽可能地不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扰乱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接近读者（Lefevere，1992：149）。
林语堂无疑是采取第二种途径。
白居易曾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翻译同样如此，译者希望读者读了译作能够有所收获，有所共鸣。
对于考虑读者接受心理这一点，林语堂是毫不隐讳的。
他在《作文六诀》《如何用英语作文》和《写作的原则》中反复强调读者的重要性。
笔者曾在《书写差异：林语堂同一作品在中美的不同策略》(李平，2010)一文中探讨了这个问题。
林语堂在美国出版的7部作品，无一不是在原作的基础上改编、改写或者重述（edited, adapted, retold）。
余斌研究《中国传奇小说》（）后得出结论，林语堂在编译过程中，根据西方读者的趣味与理解力，对原作进行了“加减乘除”（2003：424～431）。
这种做法虽然为人所诟病，但是却非林语堂首创，而是从中国前辈那里学来的。
据李欧梵（2001:22）所言,翻译并不一定要“信、达、雅”，“信、达、雅”并不能代表翻译的最高标准，它代表的只是一种文学的功能，一种美学的功能，并不能完全代表一种文化的功能。
从晚清通俗小说里面的翻译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通的现象，就是“添油加醋”的非常多，几乎是无“信”可言，甚至于假造。
在这种“添油加醋”的过程，翻译把一种文化变成了一种形象，介绍到另外一个文化领域里来，……按照西方功能翻译派的观点，翻译中的原文本只是提供信息，任何接收者（包括译者）都会做出选择，选择他们认为有趣的、有用的或能有效传达目的和意图的信息（Nord，2001：25～26）。
译者能做的，并且应该做的，就是创造一个可能对目标读者有意义的文本（Nord，2001：32）。
林语堂的翻译目的就是为了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因此，翻译过程中“添油加醋”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证明，林语堂的翻译作品在西方很受普通读者欢迎。
中国许多译者受原文和中国意识形态、诗学的束缚，对汉籍外译采取与外籍汉译同样的办法，却忘了目标读者的不同、语境的不同。
《晏子春秋》中，晏子以桔为喻，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同一本汉籍外译，在中国和美国恐怕也会产生“橘”与“枳”的差别。
当然，有些译者的主要目标读者是国内读者，如“许渊冲模式”的译本基本都是在国内发行。
但是，这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名与实都不相符。
国内学术界、出版界要想在国际汉学研究和汉文化的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 就有必要研究那些风行西方的译本的诗学, 而不是沿用中国的诗学和意识形态，更不能把西方读者与中国读者同等对待。
如赵毅衡（2004）所言：“西方人要把中国人名字读得出，分得清，记得住，就得出一身汗。
”以对中国读者的态度对待英语读者，其结果恐怕是无法沟通。
中国的译者有必要学学林语堂，把对原文亦步亦趋的“忠实”先搁一边，了解一下西方出版市场和西方读者的“期待域”，照顾一下西方读者。
四、结语不少研究者把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不力归咎到译者身上，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译者文字水平的高低，翻译时下的功夫深浅，所理解并转达的原作精髓的程度，往往决定了外国读者对原作的认识、理解、欣赏、认同、接受程度，决定了一本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命运。
莫言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优秀译者。
于是有人提出，以葛浩文为代表的汉学家，是“中国文学走出的最理想的译者模式”（胡安江，2010：11）；也有人认为，外国译者（汉学家）的中文水平不理想，而中国译者的英文水平不理想，认为中外学者合作翻译是取长补短的好办法（马祖毅、任荣珍，1997：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