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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邹忌讽刺齐王纳谏《邹忌讽刺齐王纳谏》出自《战国策齐策一》，讲述了战国时代齐国的策士邹忌向君主劝谏、广开言论、改良政治的故事。
文章由邹忌这样自觉明，善于思考，塑造了劝谏贤人的形象。
同时，齐威王知道了错误后可以改变，提出谏言的明君的形象和消除弊端，提出了改良政治的迫切愿望和重大决心。
请告诉我们，站在上面的人要广开道路，多用语言，虚心接受批评，积极改正才能成功。
2、魏征《谏太宗十思疏》“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国象征贞观十一年（637）对唐太宗的奏文，意在戒除太宗的居安，戒除奢侈，节俭节约，积德。
太宗，即李世民，唐朝的第二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开明君主之一，在他的统治时期出现了安定富强的政治形势，历史被称为“贞观之治”。
“十思”是上奏文的主要内容，是十条应该深入思考的状况。
“疏”是“奏疏”，是古代臣下向君主议事进言的文体，属于议论文。
3、触龙叫赵太后。
《触龙说赵太后》是《战国策》中的有名篇。
主要讲述战国时期，秦国趁着赵国政权更替的机会，大攻赵，并已占领了赵国的三个城市。
赵国处于危急状态，向齐国请求援助。
齐国一定要以赵威后的小儿子长安为人质，才肯出兵。
赵威后溺爱长安，执意不肯，使国家危机日益深重。
本文讲述的是在强敌的压迫下，赵太后在拒绝谏言的危险状况下，用柔克刚触摸龙，用“爱子计之深远”的道理，说服赵太后，让爱子出格，以兵换国的危险他赞扬了触龙注重国家利益的品质和思想工作的优秀才能。
4、褒良返陛下笏推荐的故事还笏，典故名，典出《古唐书》卷80的《嘉遂良列传》。
唐朝的高宗建立武则天后，奉行良说，皇帝不听。
遂良去了笏殿阶，流着血说“陛下，我把笏还给你！”，然后主张原则放弃官职。
之后也表示问候、退社。
5、海瑞上奏嘉靖明嘉靖皇帝，想进入仙人界，祈祷长生不老。
他受到道士王金、申世恩、花非花的欺诈，在仙人街巷建了一座灵坛，供养女婆婆而不是献花的“灵芝仙草”。
为了建设灵坛，劳动部主事率顾造和道士率众锦衣卫强制拆除民房，引起了人民的不安。
宋代谏官言谏制度变化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朝代，谏官言谏制度是它的重要内容之一。
宋代谏官言谏制度的变化，反映出宋朝不断发展和完善谏官制度的过程，并把它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起先，宋朝政府推行“九品中正制”，规定谏官有九个等级，有资格接受朝廷命令而予以实施。
它还设置了咨询机构，官员可以参加会议听取中央指示。
随着政府办事机构的发展，诸子百官结构从此形成，使谏官言谏制度进一步完善。
“宰相制”的出现，对宋朝谏官言谏制度变化起了重大作用，宰相独享大权，从而控制官员的晋升和任用，实行“宰相专政”，而谏官则失去其原本的政治地位和权利，处于一种劣势地位。
宋朝后期，谏官言谏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宗室朝廷坚持“爱民”的政策，把宫殿内的宰相专政改革成“议政”制度，使得宰相经常受到官员的监督，而谏官独自言谏又得到朝廷重视，起到了诸多的保证作用。
宋朝末期，谏官言谏的作用越发显著，由于政治不稳定等原因，朝廷经常依靠官员对它的言谏，比如著名的“开元文宗”就把“言谏之类”当成朝廷管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重要依据，因此它变得越来越重要。
总之，宋代谏官言谏制度的变化反映出宋朝政府不断从中央到地方的发展，它的出现和发展既有利于宋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也为现代社会谏官制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中国历代中央部门的台谏制度中国历代中央部门的台谏制度源远流长，而且在不同朝代中有着不同的演变和发展。
台谏制度是指中央政府设置的一个职能部门，其职责是向皇帝或最高统治者提供忠告、警告和意见，以助其决策和治理国家。
这个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既是政策咨询者，又是监督者，为中国政治与国家治理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台谏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周朝。
周朝的政权欠缺中央集权，因此台谏制度并不像后来的朝代那样形成。
然而，随着秦、汉、唐等朝代的崛起，台谏制度逐渐形成并成为中央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的台谏机构通常是由一群学者、官员和名士组成。
其中，对于政策咨询的学者，多数被视为“国策之师”，以其专业知识和智慧来为君主提供咨询。
官员和名士则在政治经验和社会声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汉朝时期，台谏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汉朝设立了两个台谏机构，分别是尚书台和御史台。
尚书台是朝廷的最高机构，负责全面处理政务。
御史台则负责監察官吏、检举弹劾，以保证政府的廉政和治理。
这两个机构为汉朝的统治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在唐朝时期，台谏制度进一步发展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唐朝设置了三个台谏的机构，分别是左丞相、右丞相和御史台。
左丞相和右丞相负责政治决策和治国事务，御史台则负责監察宰相和其他官员，以保证政府的清廉和治理。
宋朝时，台谏制度也有所变革。
宋朝的台谏机构被分为两类，一是直接参与政策决策的机构，如尚书省和翰林院；另一类是专门负责监督和检举的机构，如御史台。
这些机构在政府决策和官员选拔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明朝时期，台谏制度继续存在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明朝设立了两个最高机构，一个是六部，是负责国家政务的机构；另一个是御史台，负责监察宰相和其他官员，以防止腐败和不当行为。
御史台在明朝时期的反贪污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对政府的决策和治理起到了监督作用。
清朝时期，台谏制度在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角色。
清朝设置了两个主要的台谏机构，一个是西书房，一个是东厂。
谏官谏官中国古代官职之一，是对君主的过失直言规劝并使其改正的官吏。
谏官的设置比监官早。
春秋初年齐桓公设大谏，为谏官设置之始。
晋国的中大夫、赵国的左右司过、楚国的左徒，都属于谏官性质。
秦汉时有谏官之设，但是没有专门的谏官机构。
汉代置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谏大夫、中散大夫、议郎等官职，都属光禄勋，掌议论，侍从皇帝，顾问应付。
东汉侍中、中常侍成为正式官称，属少府。
隋朝改侍中为纳言，武则天时增置左、右拾遗与左右补阙。
宋改补阙为司谏，改拾遗为正言，并置谏院，作左右谏议大夫为长官，司谏、正言为其所属。
辽以后，谏官名存实亡，或名实俱亡。
中国古代谏官制度研究“谏官”又称“谏臣”，指规谏君过之臣、劝谏天子过失之官。
《孔子家语·子路初见》有“为人君而无谏臣则失正”的名论；《白虎通·谏诤》论及朝廷职官时说，“设辅弼，置谏官”，谏官被看作是与左丞右相同等重要的帝王羽翼。
“谏”字包含多重意蕴，而要义在“直言以劝正”。
《说文》曰：“谏，证也。
从言柬声。
”《广雅·释诂一》曰：“谏，正也。
”《字汇》曰：“谏，直言以悟人也。
”综上所述，“谏”的基本内涵是，以正直之言启悟别人。
谏官之“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给各类人提意见，而是针对君主，“谏朝政之得失”。
“廷诤”（在朝廷当面向君主直言）与“上封事”（书面向君主提意见）是谏官将批评上达君主的两种形式。
白居易说：“国家立谏诤之官，开启沃之路久矣。
”[1](P1371)中国的谏官制度源远流长，自周代设“保氏”以降，各朝皆有谏官设置，虽然其名称有异，作用各别，但谏议制却一以贯之。
究其原由，则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属性所使然。
大略言之，人类社会所出现的政体（政权构成形式）有三种类型——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
中国历史上虽然出现过氏族民主制，但自从跨入文明门槛以后，则只有不发达的贵族制和发达的君主制两种政体。
由战国发其端，秦汉定型的专制主义君主集权政体在中国延续达两千多年之久。
中国古代的谏官制度
中国古代的谏官制度是一种由皇帝任命的官员，负责向皇帝提出批评和建议的制度。
谏官的职责是监督皇帝的行为，防止皇帝犯错误，同时也是皇帝的重要咨询人员。
在中国古代，谏官制度起源于商朝，但真正形成和发展是在周朝和秦朝。
在周朝，谏官被称为“大夫”，主要负责向国君提出建议和批评。
在秦朝，谏官被称为“司隶校尉”，主要负责监督皇帝的行为和纠正皇帝的错误。
随着时间的推移，谏官的职责和地位逐渐提高。
在唐朝，谏官被分为三品，分别是正谏大夫、中谏大夫和少谏大夫，其中正谏大夫是最高级别的谏官，拥有很高的地位和权力。
在宋朝，谏官制度更加完善，谏官被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宰相推荐的“翰林谏议大夫”，另一类是由皇帝亲自任命的“御史台谏官”。
中国古代的谏官制度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皇帝的得力助手，也是监督皇帝行为的重要机构。
同时，谏官制度也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谏诤制度中国古代谏诤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商、周等时期。
《尚书》中就有记载，周武王在位时，就设立了太监制度，太监作为君主的助手，负责监察君主的言行和政策。
到了秦汉时期，谏诤制度进一步完善，成为了一种正式的制度。
在汉代，谏诤制度由丞相和御史大夫等官员执行，他们负责监察君主和其他官员的行为，向君主提出忠告和批评。
谏诤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官员的谏诤权，二是谏诤的方式。
官员的谏诤权是指官员有权对君主和其他官员的行为进行批评和劝告，保持君主的公正和廉洁；谏诤的方式主要有直谏、表章、上疏和上书等方式。
直谏是指官员直接面对君主，直言劝谏；表章是指官员将自己的意见写成文书，呈送给君主；上疏和上书是指官员将自己的意见写成奏章或书信，上呈给君主。
这些方式不同于普通百姓对君主的批评，官员通过这些方式可以更直接地将意见传达给君主，提醒君主注意国家大事。
谏诤制度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监督君主的行为，提醒君主注意国家大事，避免君主偏听偏信，做出错误的决策；二是批评和纠正官员的错误行为，保持官员的廉洁和公正；三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谏诤制度可以通过及时纠正错误和改进政策，推动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然而，谏诤制度并不是万能的，它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君主往往会忽视官员的谏言，偏听偏信，导致错误决策的出现。
其次，官员在谏诤时往往需要考虑到君主的意愿和权威，有时会出于私利或害怕得罪君主而选择沉默。
再次，谏诤制度也容易被滥用，一些官员可能利用谏诤之名进行攻击和陷害他人。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谏诤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起到了重要的监督和提醒作用，有助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然而，它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改进。
谏官是职责是监督皇帝，并向皇帝提意见的官员，它没有正式的官职名，但必须是言官。
言官分为二种，一种是监督政府，一种是监督皇帝，只有兼任了监督皇官职责的言官，才能向皇帝提意见，再怎么得罪皇帝，皇帝都不能治其罪，否则冒犯皇上，都属于以下犯上，龙颜大怒时，是要承担杀头之罪的。
谏官制度在汉代正式确立，当时的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谏大夫、中散大夫、议郎等官职，都属于谏官性质，统一归汉九卿之一的光禄勋管辖。
最早在春秋时期就有雏形，像齐国的大谏、晋国的中大夫，楚国的左徒等都属于这一性质，当时的御史是负责监督政府的，不属于谏官。
谏官最盛时期是唐朝，当时谏官机构不断扩大，设有左右谏议大夫、左右拾遗、左右补阙、左右散骑常侍等，另外，中书和门下两省的宫员也都有兼职进谏的职责。
唐代著名的谏官有魏征、诸遂良、萧筠、孙伏枷等，著名的诗人杜甫、陈子昂、元稹都任过谏官一职，宋朝皇帝开始也比较重视谏官，像北宋的欧阳修司马光、范中淹都是著名的谏宫，宋朝后来成立专门的谏院，但谏院成立后，谏官不再由宰相裁定，而是由皇帝任命，并且可以兼任御史，时间一长，逐渐由监督皇帝变成了监督宰相和百官。
谏官的品级没有统一的规定，上到一品大员，下到七品以下官员，都可以兼任谏官一职，不过品级小，人微言轻，
见皇帝也困难，全靠递奏折，而品级高一些的，或经常和皇帝在一起的，还是对皇帝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宋代特别是宋徽宗之后，谏官已名存实亡了，直至名实俱亡。
历史上名垂青史的十位廉政名臣一、晏子―'廉者，政之本也，德之主也'晏子，字平仲，原名晏婴（公元前595－公元前500年）。
春秋时齐国夷维(山东高密)人，其人虚怀若谷、闻过则喜、廉洁从政、仁政爱民，出使楚时曾舌战楚王，维护国家尊严。
内辅国政，屡谏齐君。
对外他既富有灵活性，又坚持原则性，出使不受辱，捍卫了齐国的国格和国威。
生活节俭，谦恭下士著称。
他管理国家秉公无私，亲友僚属求他办事，合法者办，不合法者拒。
他从不接受礼物，大到赏邑、住房，小到车马、衣服，都被他辞绝。
不仅如此，晏子还时常把自己所享的俸禄送给亲戚朋友和劳苦百姓，致其身体力行而为民之楷模。
晏子晏婴不死君难，弃个人小义而逐国家百姓之大'利'，以国富民强为己任，重视物质基础、造福百姓、强大国家的行为，义于名而利于实，是司马迁心中'义'与'利'相融合的理想境界，孔子赞其：'不以已之是，驳人之非，逊辞以避咎，义也夫！'二、黄霸―'仁厚爱民，教化为先'黄霸(公元前130年-公元前51年)，字次公，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共事汉武帝、汉昭帝和汉宣帝而历三朝。
武帝后期，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制定了极其严酷的法令，同时建立了察举制度，并任酷吏以严刑法。
昭帝继位后，朝中严格遵循武帝时期的法律制度，以严刑峻法来控制各级官员。
于是一些世俗官吏为迎合皇上旨意，就以在执法上能尽量采用严刑酷法作为一种有才能的表现，以能吹毛求疵作为衡量能力的标准。
黄霸断案却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
黄霸黄霸善于调用下属，百姓之事，无论巨细，都派人详加调查并妥善处置，就连平民的家常琐事，他也考虑得周到得体，黄霸还让驿馆、乡里治所都喂养鸡猪，以便赡养鳏寡贫弱的人。
黄霸任颍川太守时，得知某乡有孤独老人去世，没有后人来安葬，黄霸就亲自督管此事，哪个乡里治所的大树可以砍伐作为棺木，哪个驿馆饲养的猪可以用来祭祀等。
中国古代政治的协商传统制度一、朝议制度朝议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御前会议、朝会议政和大臣会议等几种形式。
在先秦时期，君主依靠贵族联合统治全国，形成了卿大夫联合执政的局面，御前会议和朝会议政成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事和决策机构。
随着秦汉大一统的实现，皇帝制度逐渐确立，御前会议成为皇帝控制下的最高决策机构，而朝会议政则成为中央政府的重要议事机构。
大臣会议则是由皇帝召集，各部官员参加的会议，也是政治生活中重要的决策机构之一。
朝议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决定国家大政方针、推举官员、弹劾官员等。
二、谏官制度谏官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的是为了监督官员行为、纠正政治错误和提出建议。
谏官通常由具有一定政治经验和才华的官员担任，他们在监督政治行为、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历史上著名的谏官有唐朝的魏征、宋朝的包拯等。
谏官制度的出现和发展，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国家的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地方会议制度地方会议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地方自治、促进地方治理和解决地方问题。
地方会议通常由地方官员、乡绅、士人等组成，他们通过讨论和表决来决定地方重大事务。
地方会议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制定地方政策、推举官员、解决民间纠纷等。
同时，地方会议制度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民主思想的体现之一。
四、乡里自治制度乡里自治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基层自治、促进基层治理和解决基层问题。
乡里自治通常由乡绅、士人等组成，他们通过选举产生乡长、里长等基层官员来管理乡里事务。
乡里自治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维护基层秩序、推动经济发展、保障民生等。
同时，乡里自治制度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民主思想的体现之一。
五、士人参与政治制度士人参与政治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的是为了吸收士人阶层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
我国历代谏官制度及十大著名谏官续二我国历代谏官制度及十大著名谏官 (续二)
(一)谏官言者无罪
谏官，是专司谏诤之职的，国家设立谏官的目的，就是让他讲话，所以谏官是言者无罪的，讲错了也不要紧，所谓谏言不咎，谏官不罪。
这里有两件史实很能说明问题。
一件是:唐元和三年(公元880年)四月，白居易初授拾遗时，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
依照惯例，在四月举行的“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的科举考试中，皇甫shí在对策中，抨击时政，语言激切。
牛僧儒、李宗闵也力诋宦官和权贵。
当时的考官是吏部侍郎杨玉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他们主持正义，不仅录取了这三个人，而且还使他们名列前茅。
这就激怒了宦官和旧官僚李吉甫。
据《资治通鉴》说:“李吉甫恶其直言，泣诉于上。
”宦官和旧官僚一齐合力攻击这次考试。
于是宪宗命裴jì、白居易等六人复查。
复查结果，同意杨玉陵、韦贯之的“策为上策”。
可是宦官集团不肯罢休，继续“泣诉，请罪于上”，结果唐宪宗听信谗佞之言，黑白颠倒，罢黜杨玉陵、韦贯之，对参加复查工作的裴jì罢翰林学士，除户部侍郎，其他参加复查工作的人也都受了处分，而白居易也参加“考复”工作，而且慷慨陈词为杨玉陵、韦贯之、裴jì等人辩护，却未受处分。
裴jì出翰林院时，白居易遂上《论制科人状》说:“臣伏以裴jì、王涯、卢坦、韦贯之等皆公忠正直，内外咸知，所宜授以要权，致之近地。
”用这些人“则必君子之道长”，退这些人，“则必小人之道行。
”“臣职为学士，官是拾遗，日草诏书，月请谏纸;臣若默默，惜身不言，岂惟上辜负圣恩，实亦不负神道。
所以密缄手疏，潜吐xiě诚;苟合天心，虽sǐ无恨。
”这是多么激烈的言词～也足见白居易忠于谏官之职守，以致唐宪宗不能容忍。
但由于白居易是谏官，而谏官是“言者无罪”的，“不宜阻居易言”，所以唐宪宗只能怒而哀叹道:“白居易小子，是
朕拨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只能“难奈”而已，不能治罪。
但是白居易为太子左赞善大夫时，即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七月，宰相武元衡被盗shā，白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耻”。
由于他已不是谏官了，唐宪宗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而贬其为江州司马。
二是:范仲淹在不任谏官而拜礼部员外郎以后，奸相吕夷简就曾威胁他说:“汝即非谏职，不得妄议军国大政”。
但范仲淹面对奸相，无所畏惧，继续向仁宗皇帝谏诤，最后被仁宗皇帝以“越职言事”，罢知饶州。
白居易和范仲淹的经历充分说明，谏官的职责就是直言以谏。
既然是直言以谏，就不能因直言而罪之。
相反，如果不任谏职，话说错了或不合朕意，就随时都有被杀头、贬官的危险。
谏官谏诤，然后皇帝善择，“言之当者，朕有厚赏，言之不当，朕不加罪”。
王安石在论《谏官》一文中说:谏官其所以极言以谏，就在于他是谏官，即“盖已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
因此，言者无罪，也就成为谏官的“特权”。
(二)官卑秩微，任选青年
谏官不罪或者言者无罪，这只是一种礼法制度，实际上只是皇帝的一种道
德规范。
不遵循礼法，就会落得一个诛杀谏臣的罪名，有了这个罪名就是一个昏君。
所以，遵守制度的皇帝是不能随意诛杀谏臣的。
但要每一个封建皇帝都不去诛杀、贬谪那些“逆鳞”的人又谈何容易,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
”因此在选用谏官时，往往需要选用那些敢说直话不怕shā头的年轻人，同时官卑秩微。
所谓“官卑”，是指官位不高;“秩微”，是说待遇不厚。
谏官，跟随皇帝左右，地位相当重要，白居易谓之“位当星象”。
但官阶甚卑，其秩甚微。
谏议大夫作为谏官之长，也没有超过四品官的。
其它诸如拾遗、补阙、司谏、正言，均没有
超过七品的。
唐代对谏官是很重视的，但谏议大夫为正五品，而左右拾遗和左右补阙仅为八品之官位，这在九品官位制度中几乎是最末的。
为什么谏官的地位相当重要，而官位却很低呢,关于这一点，王安石曾为之大鸣不平。
他在《谏官》一文中说:“今之谏官者，天子之所谓士也，其贵则天子之三公也”。
然而，“今命之以士，而责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责，非古之道也”。
因此，王安石提出要为谏官正名。
其实王安石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谏官其所以责之三公，命之以士，其秩甚微，官职甚卑，就在于官位低下，说话就没有什么顾虑，不会珍惜官位而不敢直言，说错了大不了不干这个差事。
但官位一高就不行，为了保其官位，免丢乌纱帽，该说的可能也不说了，该谏的一看皇帝的眼色也不敢谏了。
白居易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对于“其秩甚卑”很能想得通。
他在《初授拾遗献书》中指出:谏官“其选甚重，其秩甚卑。
所以然者，抑有由也。
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位，身贵则爱其身。
惜位则偷合而不言，爱身则苟容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
故拾遗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爱也。
所以重其选者，使上不忍负恩，下不忍负心也。
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负，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
这就充分说明了谏官职位不高的原因。
谏官除位卑秩微以外，在选人上一般选年轻人担任。
汉时的终军十八岁任谏大夫，刘向二十岁任谏大夫。
唐宋时期的谏官，大多是在初进士后，就委以谏官之职，年龄都是在二十几岁左右。
如陈子昂二十四岁迁右拾遗，元稹二十七岁为左拾遗。
谏官选拔年轻人担任，这一方面同位卑有联系，进士以后，首先从小官做起，被皇帝认为是正直敢言，然后再予以升迁。
这里有意思的是古代帝王有时也将能正直敢言作为任官的标准，汉唐举士都设“能言极谏”科，就是例证。
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年轻人不那么世故，“后生可畏”，初生之犊不怕虎。
年轻人火气大，敢想、敢说，临事不怕冒风险，这些也正是作为谏官之职所必需的。
在敢谏上，年轻人实属可爱。
(三)谏言不露
谏官之所设，在于纠正皇帝的缺失，谏官的使命就是挑皇帝的错误和毛病，向皇帝进忠告。
皇帝设谏官，当然也就有希望他们挑自己错的一面，否则，谏官恐怕也就难以存在。
但封建时代的皇帝绝没有让人当众批评的勇气，也没有将缺点错误公开的胆魄和胸怀，因而就出现了一项制度，这就是“谏言不露”、“谏书人莫窥”。
谏官言事要“密陈其奏”。
白居易《初授拾遗献书》中说，谏官言事要“密陈所见，潜献所闻”，“密缄于疏，潜吐xiě诚”。
魏征就曾为公开在朝廷上“辱”唐太宗，而险遭shā害。
谏言之不露恐怕有两个原因:
第一，怕影响皇帝的威信。
皇帝者，天赐之子，金口玉言，哪会有缺点错误,但历史无情，自然有道，纵然真龙天子，也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不可逆转历史的规律，于是乎欲盖其恶，悄然改正，神不知，鬼不觉，保全了龙颜脸面。
但欲盖弥彰，既然连公开承认缺点错误的勇气都没有，又何以能真正纳其谏言而改正呢, 第二，欲毁灭“罪恶”史。
封建皇帝一般都想为自己树碑立传，有哪一个君主想将自己的“罪恶”史传之于后世呢,谏言，自然大多是讲皇帝的坏话，如果公开出去，传之于后世，岂不有损于荣耀,司马迁著《史记》，只是记载了一点点汉武帝的坏话，结果到东汉的时候，大臣王允就埋怨“武帝不shā 司马迁，使谤书流于后世”。
所以唐代严格规定，“领史职者，不宜兼谏议”。
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历史存在于人民的心目之中。
统治者做了坏事，要瞒是瞒不了的，正史不传，还有野史，“流芳”还是“遗臭”，历史自有公论。
(四)宁鸣而sǐ，不默而生
按照礼法，谏官是言者无罪的，但不遵守制度的皇帝却是大有人在，于是就形成了谏官最重要的职业道德，这就是宁鸣而sǐ，不默而生。
当然，这种道德的指导思想又是“忠君”，正所谓“忠臣不避重诛”。
这种职业道德的形成最早当然与远古时圣贤者的求谏纳谤分不开。
《孝经•谏诤章》:“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子。
”《荀子•臣道》篇曰:“君有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诤。
”《说苑•正谏》:“君有过失者，危亡之萌也。
见君过失而不谏，是轻君之危亡也。
夫轻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为也。
”这就为直言敢谏，以死而诤奠定了理论基础。
夏桀及商纣时的关龙逄、比干又在行动上开了先河，成为以后谏官及谏臣们学习的榜样。
同时，从封建统治者来讲，也需要这样“披腹心而效愚忠”的忠良之臣，“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其人，天下自治”。
故汉唐选士设“能言极谏”科，选敢于直言者为谏官。
古代圣贤更是做出了榜样，“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赏为千金，从刑为猛虎，使其前有所趋，后有所避，其势不得不极言规失”。
做谏官的也都以尽忠和谏以死诤为荣。
《艺文类聚》载:楚庄王时，三年不听朝，并对文武百官下命令说:“寡人恶为人臣谏其君”，“有谏即sǐ无赦”。
有数百人因进谏而被shā，苏纵却不怕sǐ，对楚庄王强谏。
他说:“处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禄，爱sǐ(惜身怕sǐ)不谏，则非忠臣也。
”历史上以sǐ相谏的史例不胜枚举。
范仲淹因谏而三次被贬官，诗友梅尧臣曾寄诗《灵乌赋》，希望他拴紧舌头，锁住嘴唇，但范仲淹却回赠同名的《灵乌赋》，表示“宁鸣而sǐ，不默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