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绿色GDP核算及应用浅析

我国绿色GDP核算及应用浅析摘要：当前我国经济呈现出“高速低质”式的发展，gdp的高速增长以资源大量耗减和环境急剧恶化为代价，因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推进绿色gdp核算。

文章首先构建理论框架分析了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缺陷，指出了绿色gdp的意义及作用；然后就国内外关于绿色gdp在理论和实践发展脉络上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接下来论述了绿色gdp核算存在的问题和应注意事项；最后提出对策，并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

文章力求通过对绿色gdp核算及应用研究，为科学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构建、区域发展定位、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污染控制和环境保护治理等方面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绿色gdp核算 sna 资源耗减环境降级可持续发展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5-046-02当今世界，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制约人类生存发展的全球化危机之一。

然而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却没有立足于可持续发展视角，重经济增长，轻人类发展。

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最核心的指标是gdp，然而“传统gdp对于经济发展中的社会的发展成本、经济增长方式和为此所付出的代价、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社会财富的积聚和社会分配、社会公正等问题无能为力”。

因此能够将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涵盖其内，能代表国民经济增长净正效应的绿色gdp核算在国内外达成一致共识。

对我国而言，基于绿色gdp的核算不仅可以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依据，也是深入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和手段，同时还是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在要求。

一、绿色gdp核算的现实背景1.我国经济“高速低质”的发展模式。

中国gdp总量已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按照“可持续指数”排名，中国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据测算，中国经济增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超前透支获得的。

之所以出现差异如此悬殊，与gdp构成有很大关系。

消费、投资、出口净额等是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我国长期以来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当2008年金融危机使外贸状况恶化时，投资成为保证经济增长的主因。

由于缺乏资源环保机制和法规的有效监控约束，投资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加速了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当然这与“唯gdp至上”的政绩考核机制也关系密切。

2.我国社会目标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为关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我国gdp告诉增长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能”的粗放型经济作为支撑，不符合“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违背了“代际公平”的原则。

因此应当转变增长方式：由“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粗放式转为“资源1-产品1-资源2-产品2”集约式的循环经济模式。

3.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局限。

gdp作为一个国家社会财富总量的参考系，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整体经济形势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然而它只考虑了经济活动的经济性属性却忽视了其社会性属性，未能体现出自然资源与环境对经济活动的贡献，将资源和环境视为游离于经济过程之外的自然因素。

如图1所示，现行gdp核算只考虑资源的开采成本，忽略了资源的使用成本和环境成本，导致资源环境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并虚增了gdp。

经过图1所示传导机制，最终加速了资源耗竭和环境降级。

绿色gdp是指现有gdp扣除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后的余额，是将资源和环境纳入经济活动后对真实国民财富的科学计量和客观反映。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绿色gdp核算成为我国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热点。

二、绿色gdp核算发展脉络1.国外关于绿色gdp核算及应用的研究。

国外关于资源环境经济核算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各学者基于不同视角提出了相应核算指标，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提出可以采用“生态需求指标”（index of ecological irement，eri）来定量研究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的关系；1972年，托宾（james 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 narwhals）在其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中考虑到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特征，指出应当将环境污染导致的福利损失从总福利中扣除，并以此对gdp进行调整修正；1990年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john b.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利用“可持续收入”来测算福利，其实质已经接近绿色gdp的内涵。

从应用层面来看，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为绿色gdp核算体系确立提供了方向和原则；1993年联合国推出了改进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1993）及其附属账户体系（seee），该体系“既可以将核心账户中没有反映的资源环境内容在附属账户中给予充分反映，又可以使sna核心账户的结构保持相对稳定，有利于历史对比，也有利于各国实践sna的持续性”；2003年联合国、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正式出版《seee2003》，作为对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修正。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包括美、德、法、加、挪等在内的10余个国家初步建立并尝试编制绿色gdp核算体系。

2.国内关于绿色gdp核算及应用的研究。

我国理论界对绿色gdp 核算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基于国际比较视角的研究，为我国绿色gdp的应用提供借鉴参考，如周龙（2010）《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与绿色gdp的建立》一文中对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菲律宾、哥伦比亚等国绿色gdp核算体系进行了论述；二是基于核算方法技术的探讨，如牛芳兵（2011）《绿色gdp与环境成本核算研究》一文主要内容即对环境成本核算方法的探讨；三是基于某区域的绿色gdp核算，为区域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如陈铁华（2007）《江苏省绿色gdp的核算及应用研究》和张婧、朱国伟、姚海燕（2007）《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绿色gdp核算———以江苏省为例》。

从应用层面来看，2004年9月，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统计局在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论证会上论证通过《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基于环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这意味着中国绿色gdp核算体系框架已初步建立。

三、绿色gdp核算存在问题及注意事项1.我国绿色gdp核算存在问题。

绿色gdp核算是一个外延和内涵存有争议、横跨多个学科领域的世界性课题，就我国而言，对于资源环境经济核算研究还不成熟，大部分研究属于跟踪国际最新成果，然后联系我国现状进行分析；我国已经在部分地区开展绿色gdp 核算试点，并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但距离形成一整套系统化、规范化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适性的体系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全国范围的资源环境信息数据库尚未建立起来，对特定资源核算的具体技术方法也未达成共识。

另外，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生存权和发展权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将始终是第一位的。

因此，可以预见中国绿色gdp 核算体系的实施将是一个逐步探索、逐步规范的漫长过程。

具体而言，我国绿色gdp核算存在如下问题：（1）就市场层面而言，环境和资源的产权划分不明晰，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估价困难。

当前我国资源环境产权多属于公共产权，资源环境消费的竞争性、排他性及有偿性较弱，一直以来资源环境的价格与其内在价值间存在着较大的背离。

另外，由于污染具有“流动性”“全球性”的特征，对资源、环境损失的核算难以确定合适的归属范围，这使得产权界定变得困难。

（2）就制度层面而言，首先，唯gdp至上的政绩观，增加了绿色gdp核算的实施难度。

单纯以gdp增长为业绩衡量指标，会使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相脱节，因此，一方面，要将绿色gdp 纳入经济社会综合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必须变革现有的干部绩效考核体系；其次，具体法规和制度建设还不健全，我国已经在战略层次（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两型”社会等）上做出了部署，但在战术、策略层次方面，与绿色gdp核算相关的资源环境统计规划、统计制度和统计标准还未到位。

（3）就核算数据及核算技术层面而言，问题包括：第一，我国缺乏核算基础资料的数据库，难以对基本资源价格和环境保护治理成本等进行科学准确的厘定；第二，环境要素、自然损耗量的估价方法和技术缺乏统一的标准，这影响结论的可比性和可操作性，也使得核算方式外部效用（普适性）方面欠佳；第三，我国现行核算体系“重实物量核算，轻价值量核算；重人造资本核算，轻自然资本核算”，要实现观念和行为的转变，还需一段较长过程。

（4）其它层面问题还包括：资源环境损失的滞后性问题；国际上没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代际间的不公平等，在此不一一赘述。

2.绿色gdp核算的两点说明。

首先，绿色gdp核算体系是对现行以gdp为核心内容的核算体系的补充而非替代。

绿色gdp核算体系本质上是将资源、环境要素纳入到现行经济体系中，分析经济活动与资源环境的双向作用，目的是将资源、环境、经济综合考虑，正确客观的反映人类真实的经济活动成果。

然而，gdp本身有着其内在的优良特性：基于真实的交易活动，具有客观性和可靠性；国际上统计口径一致，具有可比性；能为宏观经济决策提供足够的信息，具有相关性。

因此，gdp 在核算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很难动摇。

在联合国seea2003中，绿色gdp核算也仅仅作为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卫星体系而存在。

其次，绿色gdp核算体系较sna有所改进，但并非尽善尽美，还有很大改进余地。

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提升和生存质量的恶化，人类开始反思其经济活动的后果，最终将经济活动的负外部性进行内部化处理，即将资源、环境纳入经济活动过程予以测算和衡量。

然而，受数据获取、产权界定、货币化计量、统计口径等条件限制，人力资本投资、幸福感、满意度等并没有囊括在绿色gdp核算体系之中。

四、绿色gdp应用对策探究针对上述问题，在整理分析前人研究基础上，归纳总结出如下对策。

1.市场层面：明晰资源、环境产权，建立健全资源的价格体系。

建立一支由资深专家学者组成的资源、环境产权问题课题研究组，率先构建起我国资源环境产权状况的框架体系；通过建立试点，依据实际应用的经验教训不断修正，成立由政府官员、专家和企业家组成的论证委员会，论证通过后，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执行。

2.制度层面：首先，转变各级政府和官员干部的绩效考核机制，由追求“唯gdp至上”逐步转变为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综合可持续发展”，依此，促使其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内化为自觉加强污染治理、注重资源保护的切实行动；其次，宏观方面要加强环境资源的统计规章、制度建设，使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有法可依，微观方面“要建立企业环境会计制度，奠定绿色gdp核算的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