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名言素材

师夷长技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魏源《海国图志》
夫强中御外之策，唯有以忠义号召天下之心，以朝廷威灵合九州之力。

乃天经地义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理。

……夫不可变者，伦纪也，圣道也，非机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

——张之洞《劝学篇》
维新变法
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耽。

处四强邻之中者，岌岌哉！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隆隆，凡百君子，岂能无沦胥非类之悲乎！
——康有为《强学会序》
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变亦变，不变亦变。

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

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
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

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

……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

”而中国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

”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

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

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

——严复《辟韩》
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

……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益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

其他百端，则皆若是。

——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词·饮冰室文集》
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

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

……这是积多少年社会心理遗传下来！对于科学认为“艺成而下”的观念，牢不可破，直到今日，还是最爱说空话的人的最受社会欢迎。

做科学的既已不能如别种学问之可以速成，而又不为社会所尊重，谁肯埋头去学他呢？
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

……他们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等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

……他们以为只有化学、数学、物理、几何……等等才算科学，以为只有学化学、数学、物理、几何……才用得着科学；殊不知所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只要够得上一门学问的，没有不是科学。

……或者说：只有理科、工科的人们才要科学，我不打算当工程师，不打算当理化教习，何必要科学？中国人对于科学的看法大率如此。

我大胆说一句话：中国人对于科学这两种态度倘若长此不变，中国人在世界上便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中国人不久必要成为现代被淘汰的国民。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

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

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

……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为科学。

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

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

青年勉乎哉!
——陈独秀《敬告青年》
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

——易白沙《孔子平议》《青年杂志》第1 卷第6 号
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合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
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

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

若是一面要行共和政治，一面又要保存君主时代的旧思想，那是万万不成。

而且此种“脚踏两只船”的办法，必至非驴非马，既不共和，又不专制，国家无组织，社会无制度，一塌糊涂而后已！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
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

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

倘于政治否认专制，于家族社会仍保守旧有之特权，则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之原则，破坏无余，焉有并行之余地？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

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

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者，三纲之说为之也。

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已属人之奴隶道德也。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横竖睡不好，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狂人日记》
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

———李大钊《孔子与宪法》
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之结构”，“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话语须有个我在”。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

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
（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
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

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

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

吾敢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在救亡、变政、启蒙的近代多重奏中，新文化运动在其中的作用主要的不是变政，也不是救亡，而是思想变化上的启蒙。

它的根本目的在于“立人”（改造国民性），摧毁旧传统，重建崭新的华夏文明。

——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上册
辛亥革命
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

……兄弟曾经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

……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

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

将来民族革命实行以后，现在恶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扫而去，却是还有那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

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

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

……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

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

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