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世家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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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阀士族萌芽于西汉中后期一自给自足的大地主田庄经济是门阀士族形成的经济基础。
萌芽于西汉中后期的田庄经济,在东汉得到了普遍发展。
象西汉末年樊重所经营的那种田庄,在东汉则更多了。
以至东汉的世族豪强都把能拥有一座田庄作为人生的一大理想。
“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
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
养亲有兼珍之膳,妻擎无苦身之劳。
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啄以奉之。
”①从而过上一种优闲安逸的生活。
西汉末东汉初,南阳阴氏家族占有土地“七百余项,舆马仆隶,比于邦君。
”②东汉初期,马援的三个儿子“奴蝉各千人以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青肤美田。
”③明帝时的廉范,世代为边地郡守,“广田地,积财粟。
”④窦宪广占田地,“奴蟀以千数,于亲戚、功臣莫与为比。
”⑥东汉中叶,梁翼把东起荣阳,西至弘农,南到鲁阳,北达黄河、淇水近千里的大片上地粉占为林苑,还象皇室一样加以封禁。
美其名日“有人误杀了苑中的一只兔子,他竟残暴地杀死十几个人。
他强迫数千平民为奴娜,还无耻地自卖外”。
梁其搜刮的财物折成钱合30多亿,大约相当于东汉政府一年财税的一半。
郑太“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⑦灵帝时,盖勋领汉阳太守,时郡饥荒,“先出家粮以率众,存活者千余人。
”⑧献帝时,“(赵)谦、谦弟温,相继为三公。
一通岁大饥,(温)散家粮以振穷俄,一所活万余人。
”⑨这些人在饥荒年景尚有大量的家粮储谷,自然都是广占田地的大地主。
东汉时期,地主土地私有制充分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性质也比西汉更为明显.东汉人妊的《四民月令》对寸东汉大地主田庄经济有较全面的描述。
根据《四民月令》的记载,在一年中的每个月份,田庄中各种生产及其他舌动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特别是对农业生产的安排,非常注意时令和节气,而且讲究精耕细作,根据不同的土壤种植不同的农作物,采用不同的种植密度。
还非常重视翻土施肥、除草晒田、双季轮作,以改良土质,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
青春岁月东汉时期的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
起初世家大族通过察举制,依靠乡举里选,熟读经书入士升迁。
随着其自身在政治、经济上的发展,选拔官吏开始与世家大族紧密联系,如东汉思想家仲长统说:“天下士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门阀,一俗”。
所谓“族姓”,便是指世家大族。
三国时期魏国建制的选官制度——“九品官人法”以及西晋时期对此选官制度的沿用,维护了门阀士族政治层面的“权益”。
九品官人法起初主要以德识才学和门第高低为标准。
但到曹魏后期,政权旁落于世家大族司马氏集团手中,选才标准不再是德才和门第并重,而是门第标准远远超过了德才标准。
最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九品官人法变成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工具,为门阀士族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永嘉之乱后,西晋王室渐为灭亡。
琅邪王司马睿在王导、王敦兄弟的帮衬下,建立了东晋。
在朝中,除皇帝之外,王氏兄弟掌握内外大权。
因此,就有了“王与马,共天下”之语。
至此门阀士族之势达为鼎盛。
门阀士族的势力如此雄厚,以至于东晋时期,可以与皇帝“共天下”,那么为什么之后走向衰落的残局呢?一、政治因素造成门阀士族崩溃的政治因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士族之间关于争夺权力的政治内斗;另一种是士族自身的堕落腐化,昏庸无能。
1、士族间的政治斗争士族集团内部的权利斗争,是造成本身崩败的一个政治因素。
这种用阴谋或武力来相互摧残的政治斗争,是某一世族势力遭到另一世族势力排挤,甚至是被杀的一种政治手段。
虽然说,通过政治斗争,某一世族势力在朝内获得了极为强大的权力,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世族集团的整体势力在被削弱。
最终使整个世族集团走向崩败。
从晋初的司马懿和曹爽的斗争,到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都是大规模的世族斗争。
至南北朝后,这种世族间的争斗显得尤为频繁。
刘裕代晋,徐献之、傅亮二人有辅佐之功,后掌握朝权。
而文帝时,徐、傅则被诛杀。
构成其事者,则为王华、王昙首两世族。
孝武帝时,王僧达与颜竣的先后被诛,也是由于他们彼此间的互相攻讦与陷害。
历史上有名的世家大族——范阳卢氏l 汉代至隋唐知名世家大族,源自姜姓,齐太公姜子牙后裔,因封地在卢邑而受姓卢氏,秦汉时期迁居到涿县(今河北涿州),曹魏时期设置范阳郡,涿县归属范阳郡,所以史称范阳卢氏l 范阳卢氏始祖是东汉末年经学家、中郎将卢植,卢植先后参与平定蛮族叛乱,与农民起义军黄巾军张角交战,后因反对董卓另立新帝而激怒董卓,后被袁绍请为军师而追随袁绍。
卢植作为东汉末年名儒,门下弟子众多,代表人物有白马将军公孙瓒、蜀汉创始皇帝刘备。
l 卢植后人可以说人才辈出,他的小儿子卢毓在曹魏政权官至司空,辅佐曹操到曹髦五位君主,并建议针对朝廷官员实行业绩考评的考课法,对后代的官员考核制度影响深远,成语故事“画饼充饥”就出自卢毓,卢毓曾负责人才选拔工作,他选拔人才不仅看人才的名望,更看重人才的实际才能,否则就像画上的饼,好看缺不能充饥;其后人在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北齐、北周都有人担任过帝师;唐代时出宰相职位八人,位列七姓十家之列。
l 范阳卢氏作以儒学传家,涌现出了非常多的经学家、史学家、诗人、画家等杰出人才;卢植就是方志学的开山鼻祖,其撰写的《冀州风土记》堪称中国地方志的开山之作,后人卢思道为隋朝著名诗人,代表作《从军行》传唱后世,开创了“七言歌行”先声;卢纶为唐代著名边塞诗人,代表作《塞下曲》名扬后世。
l 范阳卢植先祖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后世民间传说卢植的父亲是卢充,卢充二十岁那年,冬天外出打猎,射中了一头獐子,獐子倒了又爬起来跑掉,卢充就追,追到城西三十里多的地方,獐子不见了,却见一个深宅大院,象是很阔的人家。
门口有个人大声说,“请贵客进来,我家主人有请”,卢充说我衣服破烂,不适合见你家主人,那人就给了卢充一套新衣,还说,“我家主人让我给您准备的。
”卢充换好衣服,见了主人少府,少府说,“令尊不嫌我家门第不高,最近来信,为你聘我的女儿为婚,所以特地把你接来了。
”说罢就拿出卢充父亲的书信给他看。
卢充父亲去世时,卢充尽管还小,但已能认得父亲的手迹。
“东汉六大家族”指的是那六个豪强大族?东汉六大家族,是指东汉早年帮助刘秀复兴东汉王朝的邓禹家族、耿弇家族、梁统家族、窦融家族、马援家族和阴氏家族。
汉光武帝刘秀之所以能够复兴东汉王朝,是因为得到了出生地南阳豪强地主和河北豪强大族势力的援助。
这和刘秀画像高祖刘邦与杀狗的庶民一起创建前汉是根本不同的。
汉光武帝刘秀因此,一般认为东汉王朝是豪强大族联合政权。
和惟一的皇帝掌握强大权力的西汉相比,东汉时代皇权较弱,具有与豪强大族协力联合行政的意义。
邓禹家族—东汉最显赫的大家族邓禹,字仲华,汉族,南阳新野(今河南省新野)人,“云台二十八将”之首。
史书上说“自邓氏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29人,公2人,大将军以下13人,中二千担14人,列校22人,州牧郡守48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
”后世子孙有中邓训、邓骘、邓绥、邓猛等显赫人物。
邓禹耿弇家族—三代为将的铁血巨族耿弇,字伯昭,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东汉开国名将,云台二十八将之一。
从东汉开国到建安末,耿氏家族共出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娶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成为东汉一朝之巨族。
从耿弇的父亲耿况开始,经过耿国的兄弟一辈,到耿弇的子侄辈,三代为将。
耿国、耿广、耿举、耿秉、耿夔、耿恭等人皆为当世名将。
耿弇梁统家族—与汉共存130年的望族梁统,字仲宁,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
刘秀建武五年四月,梁氏先祖梁统附汉,到桓帝梁氏被涉,其间恰好130年。
梁统至梁冀,先后有七代十五人封侯。
仅梁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 。
后世子孙有中梁纳、梁纳、梁冀、梁莹等显赫人物。
梁统窦融家族—阴谋逼宫篡位弑帝的外戚窦融字周公,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
窦氏一门贵宠,前后一公、两侯、三公主、四二千石,府邸相望京邑,奴婢以千计,当时贵戚功臣都无法相比。
东汉的四大家族何王邓卫的势力与家族财富东汉时期,何、王、邓、卫四大家族成为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重要势力。
这四大家族拥有庞大的财富和强大的势力,对东汉王朝的运行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将就四大家族的势力来源以及家族财富进行论述,并对其对东汉社会和历史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何、王、邓、卫四大家族的势力来源1. 何家:何氏家族是东汉末年的一个显赫家族,他们通过婚姻和权谋手段逐渐拓展势力,与皇室有着紧密的关系。
何进嫁给了何太后,成为皇后,因此何家获得了朝中重要职位,并掌握了许多实权。
何氏家族的兴起主要得益于其家族内部的政治智慧和积极的婚姻联姻策略。
2. 王家:王莽时期,王家是最重要的家族之一,王莽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取得了汉成帝的支持,并成为东汉王朝的实际掌权者。
王莽曾经任命自己的亲戚为官员,为王家的势力扩张提供了机会。
虽然王莽夺取了帝位后被推翻,但王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势力仍然存在,并继续对东汉朝廷施加影响。
3. 邓家:邓家是东汉末年一个有着强大势力的家族,在皇室中有着较高的地位。
邓皇后、邓太后和邓氏家族成员通过婚姻联姻获得了许多政治和经济资源,积极参与朝廷和皇室事务,并掌握了一定的权力。
邓家的势力主要来源于其家族成员对政治联姻和权谋的巧妙运用。
4. 卫家:卫家在东汉中期是一个重要的家族,其势力得益于卫子夫的智慧和鲁班的手艺。
卫家子弟才华出众,通过政治智慧和手艺技术的运用,获得了许多政治和经济上的机会。
卫家的财富主要来自政府合同以及手工业和商业领域的经营。
二、四大家族的家族财富1. 何家的财富:何家通过婚姻和政治手段积累了大量财富。
他们掌握了朝廷的财政权和许多商业机会,通过收取税收和经营贸易等手段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何家还在土地和矿山方面有所投资,进一步扩大了其财富规模。
2. 王家的财富:王莽通过其掌控的政权从各种渠道获取了大量财富。
王家在地产、农田和商业中的投资为其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此外,王家还掌握了国家的财政机构,能够通过征收税收和发行货币等手段获取财富。
豫州——东汉末年地⽅豪族⼤姓和世家门阀豫州颍川许县 陈⽒陈寔陈寔(shí)(104年—187年),字仲躬(案《陈寔碑》 作仲⼸者误)。
颍川许县(今河南许昌长葛市古桥乡陈故村)⼈ 。
东汉时期官员、名⼠。
少为县吏都亭刺佐,后为督邮,复为郡西门亭长,四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将军府。
司空黄琼辟选理剧,补闻喜长,宰闻喜半岁;复再迁除太丘长,故后世称其为“陈太丘”。
与⼦陈纪、陈谌并著⾼名,时号“三君”,⼜与同⾢钟皓、荀淑、韩韶等以清⾼有德⾏闻名于世,合称为“颍川四长”。
妻⼦:钟⽒、李⽒。
继室:荀⽒。
⽣六⼦:陈纪、陈政、陈洽、陈谌、陈信、陈光。
陈纪陈纪(129年-199年6⽉),字元⽅,颍川许(今河南许昌)⼈,陈寔之⼦。
享年七⼗⼀岁。
与弟陈谌俱以⾄德称,兄弟孝养,闺门雍和。
与⽗亲陈寔和弟弟陈谌在当时并称为“三君”。
遭⽗丧,哀痛欧⾎豫州刺史表上尚书,绘象百城,以励风俗。
遭党锢后,累辟不就。
董卓⼊洛阳,就家拜五官中郎将。
纪不得已⽽到京师。
累迁尚书令。
建安元年(196),袁绍为太尉,欲让于纪,纪不受。
拜太鸿胪,卒于官。
纪⼦群尝谌⼦忠各誉其⽗公德,相争不决,质于祖⽗实。
实道:“元⽅难为兄,季⽅(谌字)难为弟。
”纪于遭党锢后,发愤著书,号⽈《陈⼦》,凡数万⾔。
陈谌陈谌,字季⽅,东汉官员陈寔第四⼦。
陈寔第六⼦是陈光。
陈谌陈谌(《后汉纪》作陈淑),字季⽅。
与兄陈纪齐德同⾏,⽗⼦三并著⾼名,世称:三君。
多次同时受到朝廷的辟召,同时旌命。
羔雁成群,当世荣之。
陈谌曾任司空掾,去世早了。
陈群陈群(?-237年2⽉7⽇),字长⽂。
颍川郡许昌县(今河南许昌东)⼈。
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曹魏重⾂,魏晋南北朝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和曹魏律法《魏律》的主要创始⼈。
东汉太丘长陈寔之孙、⼤鸿胪陈纪之⼦。
陈群出⾝名门,早年被刘备辟为豫州别驾。
曹操⼊主徐州时,被辟为司空西曹掾属,后转任参丞相军事。
曹操封魏公时,任魏国的御史中丞。
东汉初期四大家族东汉初期四大家族门阀制度萌芽于东汉,形成于曹魏,发展于西晋,到东晋其势力已达顶峰,至南朝门阀制度逐渐走向下坡路。
隋朝建立科举制,门阀制彻底崩溃。
在曹魏西晋时,王谢袁萧四大家族的地位并不高于其他士族,有的甚至尚未进入士族行列。
但由于王、谢官位的上升,才被列为门阀;晋明帝的世子妃庾文君因晋成帝只有四岁临朝听政,庾氏家族开始以外戚身份崛起。
之后庾家没落,让出来的空位,经过几番权力斗争,最后的赢家桓温,得到了荆州刺史的位置。
东晋进入桓氏时代由于梁末侯景之乱对南朝士族予以沉重打击与门阀士族自身的腐朽,四大家族及其他士族逐步走向没落和衰亡。
东汉初期四大家族之王家琅琊王氏,是王姓的郡望之一。
其始祖为周桓王之子王子成父,本为姬姓,后因驱逐赤狄有功,被赐姓王姓。
王姓在战国时出了一员大将,就是续白起之后的秦国名将王翦,秦始皇扫六合定中原,王翦祖宗三代立有赫赫战功。
后来王翦的曾孙王元一支,迁到山东琅琊(今山东省胶南市琅琊台西北)一地。
到西汉时,琅琊王氏出了个很有名的人物王吉,官至博士谏大夫,其后世代为官,“有累世之美(《汉书》),开创了琅琊王氏显贵的先河。
琅琊王氏的后世子孙,无不以“汉谏议大夫吉之后为荣耀。
但说到琅琊王氏最辉煌的时期,则是在“王与马,共天下东晋朝时。
马是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王便是琅琊王氏一族最显赫的人物王导。
司马睿最初受封琅琊王,得到王氏一族的鼎力支持。
晋末丧乱,在王导的策划下,又拥立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
可以说,司马睿的发迹,和琅琊王氏是分不开的。
所以司马睿在登基典礼上,让王导与他一同坐在龙椅上,“王与马,共天下也传为佳话。
王导官居宰辅,共辅佐了元帝、明帝、成帝三任帝王,成为东晋初期,王朝的实际缔造者和操纵者。
王氏子孙及家族成员也多为朝中要员。
东晋时,王氏家族曾先后出过8个皇后,与皇室公主联姻的有20多人。
在军事上又多掌握兵权,政治地位不可动摇,对整个东晋王朝影响至深。
其堂兄王敦都督江、扬六州军事,拥兵重镇,后来一度叛乱,威胁晋室,也是王氏一族势力强大的一个侧面反映。
东汉初期四大家族东汉四大家族是指在东汉早年跟随刘秀起兵而后兴起的家族。
下面是有东汉初期四大家族,欢迎参阅。
东汉初期四大家族门阀制度萌芽于东汉,形成于曹魏,发展于西晋,到东晋其势力已达顶峰,至南朝门阀制度逐渐走向下坡路。
隋朝建立科举制,门阀制彻底崩溃。
在曹魏西晋时,王谢袁萧四大家族的地位并不高于其他士族,有的甚至尚未进入士族行列。
但由于王、谢官位的上升,才被列为门阀;晋明帝的世子妃庾文君因晋成帝只有四岁临朝听政,庾氏家族开始以外戚身份崛起。
之后庾家没落,让出来的空位,经过几番权力斗争,最后的赢家桓温,得到了荆州刺史的位置。
东晋进入桓氏时代由于梁末侯景之乱对南朝士族予以沉重打击与门阀士族自身的腐朽,四大家族及其他士族逐步走向没落和衰亡。
东汉初期四大家族之王家琅琊王氏,是王姓的郡望之一。
其始祖为周桓王之子王子成父,本为姬姓,后因驱逐赤狄有功,被赐姓王姓。
王姓在战国时出了一员大将,就是续白起之后的秦国名将王翦,秦始皇扫六合定中原,王翦祖宗三代立有赫赫战功。
后来王翦的曾孙王元一支,迁到山东琅琊(今山东省胶南市琅琊台西北)一地。
到西汉时,琅琊王氏出了个很有名的人物王吉,官至博士谏大夫,其后世代为官,“有累世之美”(《汉书》),开创了琅琊王氏显贵的先河。
琅琊王氏的后世子孙,无不以“汉谏议大夫吉之后”为荣耀。
但说到琅琊王氏最辉煌的时期,则是在“王与马,共天下”东晋朝时。
马是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王便是琅琊王氏一族最显赫的人物王导。
司马睿最初受封琅琊王,得到王氏一族的鼎力支持。
晋末丧乱,在王导的策划下,又拥立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
可以说,司马睿的发迹,和琅琊王氏是分不开的。
所以司马睿在登基典礼上,让王导与他一同坐在龙椅上,“王与马,共天下”也传为佳话。
王导官居宰辅,共辅佐了元帝、明帝、成帝三任帝王,成为东晋初期,王朝的实际缔造者和操纵者。
王氏子孙及家族成员也多为朝中要员。
东晋时,王氏家族曾先后出过8个皇后,与皇室公主联姻的有20多人。
东汉的世家大族本文摘自《文史知识》2010年第6期,作者:陈苏镇,原题:《东汉的世家大族》所谓世家大族就是那些世代高官的士大夫家族。
它们是东汉豪族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又是士大夫集团的代表和领袖。
西汉后期。
随着豪族势力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一些世代官至二千石的家族,甚至还有父子相继为宰相的例子。
东汉建立后,世代公卿的家族越来越多.世家大族势力进一步膨胀。
历史证明,在豪族社会基础上和豪族政治框架中。
世家大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它们必将成为东汉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光武帝刘秀为了约束世家大族,防止它们结党营私,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手段。
太尉西曹掾蒋遵因微过被免官禁锢,侍中戴凭为之求情,刘秀怒曰:“汝南子欲复党乎?”(《后汉书》卷79《儒林传·戴凭传》)大司徒侯霸推荐“素有讥议”的前梁令阎杨,刘秀“疑其有奸,大怒”,赐侯霸玺书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
欲以身试法邪?将杀身以成仁邪?”(《后汉书》卷26《冯勤传》)崇山、幽都,相传是舜流放骥兜、共工之处。
“比周”意为结党。
刘秀如此多疑,说明他对大臣结党高度警觉。
继侯霸之后担任大司徒的韩歆、欧阳歙、戴涉三人相继被杀,便都与此有关。
刘秀曾对司徒冯勤说:“人臣放逐受诛,虽复追加赏赐赙祭,不足以偿不訾之身。
忠臣孝子,览照前世,以为镜戒。
能尽忠于国,事君无二,则爵赏光乎当世,功名列于不朽,可不勉哉!”(同上)刘秀的上述言行,释放出强烈信息,即大臣必须“尽忠于国。
事君无二”,而不得“朋党比周”。
做到这一点,便可“爵赏光乎当世.功名列于不朽”,否则将有“放逐受诛”之祸。
故韩歆等被杀后。
“大臣难居相任”。
蔡茂、玉况为司徒,小心翼翼,“清俭匪懈”,“皆得薨位”(《后汉书》卷26《侯霸传》、《蔡茂传》)。
冯勤听了刘秀的劝戒,“愈恭约尽忠,号称任职”。
明帝、章帝时期,最受信任的三公有赵熹、牟融、郭丹、鲍昱等。
熹“正身立朝,未尝懈惰”;融“忠正公方,经行纯备”;丹“廉直公正”;昱“奉法守正”(《后汉书》卷26《赵熹传》、《牟融传》,卷27《郭丹传》,卷29《鲍永传》)。
东汉的世家大族本文摘自《文史知识》2010年第6期,作者:陈苏镇,原题:《东汉的世家大族》所谓世家大族就是那些世代高官的士大夫家族。
它们是东汉豪族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又是士大夫集团的代表和领袖。
西汉后期。
随着豪族势力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一些世代官至二千石的家族,甚至还有父子相继为宰相的例子。
东汉建立后,世代公卿的家族越来越多.世家大族势力进一步膨胀。
历史证明,在豪族社会基础上和豪族政治框架中。
世家大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它们必将成为东汉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光武帝刘秀为了约束世家大族,防止它们结党营私,采取了相当严厉的手段。
太尉西曹掾蒋遵因微过被免官禁锢,侍中戴凭为之求情,刘秀怒曰:“汝南子欲复党乎?”(《后汉书》卷79《儒林传·戴凭传》)大司徒侯霸推荐“素有讥议”的前梁令阎杨,刘秀“疑其有奸,大怒”,赐侯霸玺书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
欲以身试法邪?将杀身以成仁邪?”(《后汉书》卷26《冯勤传》)崇山、幽都,相传是舜流放骥兜、共工之处。
“比周”意为结党。
刘秀如此多疑,说明他对大臣结党高度警觉。
继侯霸之后担任大司徒的韩歆、欧阳歙、戴涉三人相继被杀,便都与此有关。
刘秀曾对司徒冯勤说:“人臣放逐受诛,虽复追加赏赐赙祭,不足以偿不訾之身。
忠臣孝子,览照前世,以为镜戒。
能尽忠于国,事君无二,则爵赏光乎当世,功名列于不朽,可不勉哉!”(同上)刘秀的上述言行,释放出强烈信息,即大臣必须“尽忠于国。
事君无二”,而不得“朋党比周”。
做到这一点,便可“爵赏光乎当世.功名列于不朽”,否则将有“放逐受诛”之祸。
故韩歆等被杀后。
“大臣难居相任”。
蔡茂、玉况为司徒,小心翼翼,“清俭匪懈”,“皆得薨位”(《后汉书》卷26《侯霸传》、《蔡茂传》)。
冯勤听了刘秀的劝戒,“愈恭约尽忠,号称任职”。
明帝、章帝时期,最受信任的三公有赵熹、牟融、郭丹、鲍昱等。
熹“正身立朝,未尝懈惰”;融“忠正公方,经行纯备”;丹“廉直公正”;昱“奉法守正”(《后汉书》卷26《赵熹传》、《牟融传》,卷27《郭丹传》,卷29《鲍永传》)。
他们的形象对世家大族有示范和矫正作用。
和帝以降,外戚、宦官专权,政治环境日益恶化。
大臣们多随波逐流,容身自保。
如窦氏当权时,“兄弟专朝”,“虐用百姓”。
朝野“论议凶凶”,而“公卿怀持两端,不肯极言”。
梁氏及宦官当权时.“内外莫不阿附”(《后汉书》卷45《袁盱传》),“中外服从,莫不屏气”(《后汉书》卷78《宦者传》序)。
这些大臣虽能“容身避害”(《后汉书》卷43《乐恢传》),甚至“光宠三族”(《后汉书》卷78《宦者传》序),但得不到舆论的好评.又每每随当权外戚、宦官的覆灭而被处死、远徙、免官、禁锢。
长远地看,这些人及其家族没有前途,不是当时迅速崛起的世家大族的主体。
在外戚、宦官的淫威之下,也有一些大臣敢于抗争。
如窦氏专权时,尚书仆射乐恢弹劾窦氏党羽,“无所回避”。
并上书和帝“诸舅不宜干正王室”,后遭窦宪迫害,“饮药死”。
司空任隗和司徒袁安,“同心毕力,持重处正,鲠言直议,无所回隐”。
“窦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后汉书》卷43《乐恢传》,卷21《任隗传》,卷45《袁安传》)。
窦氏败后,和帝除乐恢之子已为郎中。
任隗已薨,和帝“追思隗忠”。
擢其子屯为步兵校尉。
袁安亦薨,和帝“追思前议者邪正之节。
乃除安子赏为郎”(《后汉书》卷43《乐恢传》,卷21《任隗传》,卷45《袁安传》)。
和帝对这些忠臣的褒奖,及舆论对他们的赞扬。
为世家大族进一步指明了发展方向,并创造了汝南袁氏等一批新兴的世家大族。
袁安先人,只有祖父袁良见于记载,且位不过县令。
袁安以下.则世代公卿。
安子京至蜀郡太守,京子彭至光禄勋。
彭弟汤至太尉.彭子贺至彭城相,贺子忠至卫尉,汤长子成至左中郎将,成子绍至大将军.汤次子逢至司空,逢子基至太仆,逢子术至后将军,逢弟隗至太傅.安子敞至司空,敞子盱至光禄勋。
其中安、敞、汤、逢、隗,“四世五公”(语见《后汉书》卷58《臧洪传》)。
与袁氏情形相似的还有张荫、韩棱、周荣等.他们也都通过与窦氏的抗争,使家族地位得以上升。
张醋父祖皆无官位,而酷至太尉,二孙济、喜皆至司空。
韩棱父为陇西太守,祖父以上不详。
而棱官至司空,子辅至赵相,孙演至司徒。
周荣家世不详,当出身平民,而荣官至太守,子兴至尚书郎,孙景至太尉,曾孙忠亦至太尉(《后汉书》卷45《张醋传》、《韩棱传》、《周荣传》)。
安帝末年,何熙、役讽、羊浸、李郃、陶敦、杨震、朱宠、陈禅等,同外戚阎氏、耿氏、乳母王圣及宦官进行了斗争,从而使又一批世家大族崛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弘农杨氏。
太尉杨震上疏,要求安帝疏远王圣等人,安帝不听。
而“内幸皆怀忿恚”。
耿氏和阎氏向杨震推荐亲信党羽.震皆不从,因而“见怨”于外戚。
安帝大兴土木,为王圣修建宅第,宦官樊丰等趁机舞弊,“诈作诏书”,调发钱谷和材木,“奋起家舍、园池、庐观。
役费无数”。
杨震上疏弹劾,语气“切至”,“帝即不平之,而樊丰等皆侧目愤怨”,遂共谮毁之。
安帝罢其太尉,遣归家乡,杨震不服,“饮鸩而卒”。
顺帝即位后。
安帝外戚、内宠被诛,杨震的门生“诣阙追讼震事,朝廷咸称其忠”。
顺帝乃除杨震二子为郎,并以礼改葬。
据说,“先葬十馀日.有大鸟高丈馀。
集震丧前,俯仰悲鸣,泪下沾地,葬毕,乃飞去”(《后汉书》卷54《杨震传》)。
从此,弘农杨氏的声望和地位骤然提高。
杨震曾祖以下皆无官位,自震以后则世代公卿。
长子牧至侯国相,牧孙奇至卫尉。
少于奉似无宫位,奉子敷早卒,敷子众至侍中。
中子秉一支最盛.秉及子赐、孙彪皆至太尉。
史称“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后汉书》卷54《杨彪传》)。
外戚阎氏、耿氏及宦官、内宠将杨震迫害致死后,又“构谗太子及东宫官属”.将太子废为济阴王。
太仆来历,太常桓焉,廷尉张皓,光禄勋役讽.宗正刘玮,侍中间丘弘、陈光、赵代、施延,太中大夫朱伥等十馀人,“俱诣鸿都门证太子无过”。
这位太子就是日后的顺帝。
故顺帝即位后,拜张皓为司空。
桓焉为太傅,来历为卫尉,“役讽、刘玮、闾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为郎。
朱伥、施延、陈光、赵代等并为公卿”(《后汉书》卷15《来历传》)。
其中。
来历有外戚背景,曾祖来歙官至中郎将,祖、父皆无官位,而来历官至车骑将军,子定至虎贲中郎将,孙虎至屯骑校尉,孙艳至司空。
来历在安顺之际的表现,使来氏也成了世家大族。
桓焉世代帝师.祖荣、父郁皆至太常,而焉至太傅、太尉,家族地位进一步提高。
张皓.祖上宫位不详,而皓至司空,子纲至广陵太守。
顺帝“欲擢用纲”。
“不幸早卒”(《后汉书》卷56《张纲传》),否则也会位至公卿。
朱伥、施延、陈光、赵代等人皆平民出身,位至公卿后,家族地位必然大大提高。
顺帝初年,外戚、宦官势力较弱,士大夫们略占上风。
后者利用这一机会迅速扩张自己的势力。
司空张皓“多所荐达,天下称其推士”(《后汉书》卷56《张皓传》);太尉王龚“所辟命,皆海内长者”(《后汉书》卷56《王龚传》);尚书令左雄改革察举制度,提高人仕门坎。
十多个太守“坐谬举免黜”,而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多位名士拜为郎中。
史家描述当时朝中盛况说:“李固、周举之渊漠弘深,左雄、黄琼之政事贞固,桓焉、杨厚以儒学进,崔瑗、马融以文章显,吴祐、苏章、种忌、栾巴牧民之良干,庞参、虞诩将帅之宏规,王龚、张皓虚心以推士,张纲、杜乔直道以纠违,郎颉阴阳详密,张衡机术特妙。
东京之士.于兹盛焉。
”这些人物中不乏世代高官者。
除前面提到的桓焉及张皓、张纲父子外,还有:山阳王龚位至太尉,子畅位至司空;汝南陈蕃位至太傅,子逸至鲁相;颍川李膺位至长乐少府,祖脩至太尉,父益至赵国相,子瓒至东平相;下邳陈球位至太尉,子瑪至吴郡太守,瑪弟琮至汝阴太守,弟子珪至沛相,珪子登至广陵太守;汉中李固位至太尉。
父郃至司徒,子燮至河南尹;江夏黄琼位至太尉,父香至魏郡太守。
孙琬亦至太尉;河南种篙位至司徒,子拂至司空,孙劭至大鸿胪。
不见于上述名单的还有:弘农刘崎位至司徒,子宽至太尉,孙松至宗正;蜀郡赵戒位至太尉,子典至卫尉,孙谦至太尉,谦弟温至司徒。
东汉称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为“公”,称其子孙为“公子”、“公孙”,“公”之家族则称“公族”。
他们是朝廷显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门数“公”的家族更是世家大族的中坚。
上述世家大族的崛起,固然与其成员不畏权势的政治勇气及窦、阎兴衰所提供的历史机遇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有清廉正直的品格作风,且代代相传。
汝南袁氏就是这样。
袁安“乃情帝室。
引义雅正,可谓王臣之烈”,袁敞“廉劲不阿权贵”,袁盱“正身自守”,袁彭“行至清.为吏粗袍粝食……有清洁之美”,袁汤“诸儒称其节”,袁逢“宽厚笃信,著称于时”,袁忠“以清亮称”。
灵帝时,“袁氏贵宠于世,富奢甚”。
而袁贺之子袁闳“少励操行,苦身修节”,常对兄弟叹曰:“吾先公福祚,后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竞为骄奢,与乱世争权,此即晋之三卻也。
”闳弟弘则“耻其门族贵势,乃变姓名,徒步师门,不应征辟”(《后汉书》卷45《袁安传》)。
弘农杨氏更是这样。
杨震6(J陸公廉,不受私谒”,所举茂才王密曾“夜怀金十斤以遗震”,曰:“暮夜无知者。
”震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
何谓无知?”密惭愧而出。
有故旧长者劝震为子孙开产业,震不肯,日:“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及弹劾外戚、宦官,又毫不畏惧。
宁死不屈。
杨秉亦“以廉洁称”,在位“计日受奉,馀禄不入私门。
故吏赍钱百万遗之,闭门不受”。
自言:“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竞为贪淫,朝野嗟怨”。
秉乃条奏牧守以下五十馀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肃然”。
宦官侯览弟参为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参,槛车征诣廷尉。
参惶恐.道自杀”。
杨赐和杨彪也都有与外戚、宦官斗争的事迹。
赐曾上书指斥“妾媵嬖人阉尹之徒,共专国朝,欺罔日月”;彪曾揭发宦官王甫“使门生于郡界辜榷官财物七千馀万”。
杨奇与灵帝的一段对话,更生动地反映出杨氏的门风。
灵帝问:“朕何如桓帝?”杨奇答:“陛下之于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
”灵帝很不高兴地说:“卿强项,真杨震子孙,死后必复致大鸟矣。
”(引文分见《后汉书》卷54《杨震传》、《杨秉传》、《杨賜传》、《杨彪传》、《杨奇传》)东汉的其他世家大族也多是这样。
世家大族的门风,得到当时舆论的好评。
特别是在桓灵之际的清议运动中.“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
太学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士大夫们又“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
上日三君.次日八俊,次日八顾,次日八及,次日八厨”。
“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俊者.言人之英也”,“顾者,言能以德行引入者也”,“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后汉书》卷67《党锢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