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

彭大鹏近代的中国可谓命运多舛，历尽磨难，历史运动的轨迹充满着不确定性，各种思潮、各种社会力量则交织在这波诡云谲的变局中。

中国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综合改造运动，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

参加这一运动的团体和机构有600 多个，设立的试验区则有1,000 多处。

用梁漱溟的话说，这些参与者“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背景。

有的是社会团体，有的是政府机关，有的是教育机关；其思想有的左倾，有的右倾，其主张有的如此，有的如彼”。

他们基于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尽相同的理念体系和价值诉求对中国积贫积弱的乡村社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造活动，这些乡村建设运动的时间有长有短，范围有大有小，工作有繁有简，动机也不相同，但都试图在不变更既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前提下从事经济、社会、文化改良，探索农村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出路。

回顾乡村建设运动历史，探询乡村建设者的足迹和路向，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对于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事业，也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

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的那个年代涌现出如此波澜壮阔的乡村建设运动呢？从经济上来看，一方面农村积贫积弱，同时又受工商业经济的渗透，自然经济处于崩溃之际，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特别是大中城市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从19 31 年到1936 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保持在9.3% 的水平，10 年间兴建了8 000 公里铁路，超过以前几十年的两倍，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比20 年代翻了一番。

按照《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说法，1927 年到1937 年，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但是城市工商业大发展的结果之一是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差距的相对扩大。

从文化和社会来看，农村也处于一个凋敝的阶段，城市为传统农民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劳动力转移机会，由此农村愈益显得没有生机与活力，旧的传统和伦理观念此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凡此诸种致使社会上出现了“救济乡村”的呼吁。

而且在这一阶段，战事渐稀，中国暂时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为各种社会改良和试验提供了机会，乡村建设运动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涌现的。

三农问题历史与现状分析三农问题是指中国农村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这个问题是中国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涉及面广，解决起来也相对复杂。

本文将从历史与现状两个方面对三农问题进行分析。

三农问题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农民传统。

在封建社会中，农民处于社会的底层，受到土地的世袭制度和赋税的压迫，生活贫困，处于社会的边缘。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农民农田的丧失使农民面临更加严重的困境。

在1949年以前，农业处于经济的核心地位，中国的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农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但是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民贫困。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农业为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一度遭到忽视，农民地位下降，三农问题恶化。

改革开放以后，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矛盾之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形成了巨大的农民工群体。

同时，农村农业生产水平低下，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贫困问题依然存在。

三农问题具有多方面的复杂性，如土地问题、农产品销售问题、农村基础设施问题、农民教育问题等。

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之一。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制度限制了土地的流动，使农民无法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进行农业生产。

此外，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也存在问题，一些农村土地出现闲置和流转难的情况。

同时，农村土地承包期的不确定性也导致农民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的积极性不高。

农产品销售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由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导致农产品质量和品牌形象不佳，无法与市场需求相匹配。

此外，农产品的流通渠道不畅，农民难以获得合理的价值回报，导致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也导致了农村的贫困问题。

农村基础设施问题是三农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这种不平衡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缺乏基础设施也限制了农产品的流通和农民收入的增长。

农民教育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重要环节。

近代华北农民生活的贫困及其相关因素——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农民收支平衡与否以及农民衣食住行的生活水准，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最终体现，是近代社会经济史学者必须探讨的重要课题。

长期以来，农民生活贫困化已成定论，但缺乏实证分析。

近年来，有的学者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得出了一些新看法，如慈鸿飞以20世纪前半期华北农村为例，认为30年代农民的收入接近1994年农民的收入，农产品出现了大量剩余，中国“糊口”农业说“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无法对历史的发展作出解释。

”① 笔者认为，必须全面考察农民的实际收支状况和具体生活程度，才能得出农民生活是否属于贫困和糊口水平的结论。

本文拟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调查资料为中心，对近代华北农民的生活状况做一细致的实证研究，主要内容有：一、家庭收支水平与生活费用分配结构；二、农民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具体生活状况；三、从土地关系、农业生产力、家庭手工业、商品交换、金融调节、租税程度、天灾人祸等方面，探讨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相关因素。

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一先从家庭收支是否平衡和生活费用的分配结构来考察农民的生活程度。

家庭收支平衡与否，是衡量农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

据1934年初全国土地委员会对华北四省55县60万户的调查，收支有余者占28％，相抵者占34％，不敷者占38％，“农家经济困难，收不敷支，或虽平时收支勉可相抵，设遇以外势必出于借贷。

”①二三十年代各地的具体调查也表明，入不敷出者的比例是很高的。

如河北遵化、唐县、祁州(今安国)、高阳、邯郸5个县，1922年人均收入50元以下者占62％以上，按每人年收入50元为贫困线，“其入息离开‘应有之供给’的地方太远了”。

②清苑县500农家，入不敷出者占62％，总计平均每家亏损20余元。

③山西中部一个村庄，“各种农作每亩的平均收入为1元6角5分6厘，每亩平均支出为3元零9分4厘，收支相抵每亩实赔大洋1元4角3分8厘；如果除去已工不计，每亩仅可实赚大洋1分2厘。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基本社会经济形态作者：王磊来源：《新生代·下半月》2018年第10期【摘要】：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在政府及地方势力的推动下发生了有意义的变迁，在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治下的蒋统区，实行了废除厘金、废两改元、发行法币等政策，这些都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起了推动作用。

【关键词】：蒋统区统一财政伦理本位要探讨20年代末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的经济形态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

首先必须要注意的一点是从1927年南京政权建立到1936年，中国的18个省仍然有很大的一部分并不直接处于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

一部分地方大军阀在自己的控制区内为了各种目的而纷纷进行着财政经济等方面的建设与改革，这是20-30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地方自治思潮的真正实践化。

本文拟对这一时期蒋统区的城市经济形态做一有限探讨。

“蒋统区城市经济形态”主要针对1927-1936年蒋介石控制地区南京中央政府的现代工业经济政策及效果进行分析。

蒋统区城市经济形态工业与农业的“分立式”、“双轨式”运行是中国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长期无法解决或者并无动力解决的问题。

首先中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严重缺乏西方现代的工业基础，即使经过晚清的洋务实践及近代工业初建也大多集中于官方、政府内部等，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可称的上是“杯水车薪”，而以城市和农村为核心内容的民众社会则长期难以得到与其体量相称的发展关照。

清末的留学潮与庚子赔款计划的确为这个庞大又“顽固”的农业帝国提供了第一批革命、实业、文教人才，但先进知识技能与落后现实的脱节又急剧增强了实践过程中的变异。

在20年代后期进入南京中央政府的官员中，一部分承自北洋时期的旧官僚，一小部分来自留洋归来意气风发的新式人才，但正如剑桥史中所言，“南京的领导人没有几个对农民问题感兴趣。

即使他们对经济问题感兴趣，也主要关心现代经济部门。

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有意义的工业基础。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研究评述侯建新【内容提要】农村始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最广阔、最深厚的基础，因此关于农村调查及发展研究倾注了几代中国人的心血。

20世纪上半叶尤其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调查与研究主要有：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试验区以及社会学家李景汉的定县调查；陈翰笙领导的保定、无锡农村重点调查和全国性抽查；国民政府首次以国家机关名义进行的农村经济普查与定期统计。

此外，还有南京金陵大学美国人卜凯组织的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和日本人“满铁”的华北农村调查。

这些农村调查的目的不一，深浅有别，但客观上都为日后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留下了颇有价值的资料。

【英文摘要】Rural area is the broadest and deepest处不表。

）。

20年代至30年代，尤其是1925—1935年的10年间，中国掀起了一股对农村社会经济颇为关注的热潮。

农村问题不仅经常见诸书刊报端，而且还第一次出现了用现代方法对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实地考查的学者群。

到农村参加调查研究或实施某种“建设”的人们，不仅有学者、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还有政府机构和外国学者。

究其原因不外乎主要有这样几方面：一是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情况日形严重，出于对农村前途的关注而调查农村；二是西方的社会学、经济人类学的调查方法传入中国，“秀才不出门”的传统学术作风发生变化；三是当时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争论的表现和反映。

例如，轰动一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五四”以来关于“孔化”还是“西化”、“农化”还是“工化”争论的继续，乡村建设运动很像是中国式的“民粹运动”。

又例如，陈翰笙先生组织的农村调查，是为了以事实来阐明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与第三国际和国内取消革命的托派进行斗争。

国民政府此时也开始进行农村调查，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定期对农村经济情况进行记载，并成为国家统计工作的一部分。

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的演变20世纪，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农村社会的演变也是其中一个缩影。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来探讨这一话题。

首先，我们可以从经济方面来看。

20世纪初，中国的农村经济主要以小农经济为主，缺乏先进的农业技术，生产水平低下。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

1927年，国民政府开始实行“农业救国”政策，加强对农村的投资和支持。

1949年以后，新中国政府更是全力推行农业现代化，建立了大量的合作社和农业机械化企业，并向农民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发展。

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农业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其次，我们可以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来看。

20世纪初，中国农村社会普遍存在封建主义思想和严重的等级制度，农民处于一种低等的地位，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权利。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开始走向民主化和现代化，社会风气开始逐渐改变。

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更是全面改革和发展农村社会。

实行土地改革，破坏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使农村中广大的贫苦农民成为了土地的真正主人。

此外，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激发了农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农村社会逐渐走向现代化和平等化。

再次，我们可以从文化角度来看。

20世纪初，中国农村文化主要以传统文化为主，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开放，西方文化和现代文化开始进入农村。

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进行全面的文化改革，推翻封建文化和旧思想，深入推广新文化和先进文化。

建立了新的文化机构和教育体系，为农民提供了文化和教育的机会。

同时，农村文艺和文化活动也得到了大力发展，民间文化得到了传承和保护。

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文化已经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文艺和文化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最后，我们可以从环境方面来看。

20世纪初，中国农村环境极其恶劣，缺乏环保意识和技术手段。

20世纪30年代乡村社会危机原因探析作者：李爽李连奎来源：《新教育时代·教师版》2016年第17期摘要：20世纪30年代，由于各种社会原因的影响，中国乡村出现了空前的大危机。

本文重点分析了3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从衰落、解体，最后到完全崩溃的过程，借此探讨了军事混战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军阀乡村社会危机历史诱因20世纪30年代前期，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以乡村为主角的大危机。

具体表现为农村濒临破产，土地大面积撂荒，农民陷入极端贫困化等。

本文以华北诸省军阀为例，通过分析其施政方针，来阐述其对乡村经济的破坏，并试图为30年代的乡村危机的历史成因找到一个合理的解读方式。

一、军阀政治与军阀战争的兴起“民主共和”并未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而到来。

1916年袁世凯暴崩，其麾下的北洋集团开始分崩离析，各个派系集团纵横捭阖，角逐中原。

政府受到军阀武力和舆论上的双重压迫，沦为“军阀把他们的意志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最驯服的行政工具”。

出于扩大地盘以及谋求合法政府的需要，所有拥有强大实力和野心的割据势力都为了统一中国而跃跃欲试。

可无论哪个派系，都没有实力完成统一中国的重任，仅仅是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昙花一现。

战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和资源，并保住既得利益。

于是从1916—1927年，短短10年间，军阀各派系间就爆发了5次全国规模的战争，几乎每两年一次。

二、军阀战争对乡村经济的破坏发动战争和维持割据的主要手段是豢养军队，军队的士兵主要由贫苦农民、流氓、破产手工业者等组成。

大量无田可种、无家可归的农民乐于参加军队，因为他们不需要特殊的专业技，并且可以寄钱养家，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学到一些初级的文化，如果在某些军纪不甚严明的队伍里，还可以通过劫掠而发一笔小财。

所以，正是在这种心理驱使下，大量农民“弃农从军”，这样，就造成了农村劳力的一次分流。

表一显示的是1919-1925年华北地区军队的数量就是随着战争的爆发而增加。

作者：张鸣文章来源：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点击数：426 更新时间：2007年11月02日内容提要：近代农村在现代化过程中处于被剥离的地位,却又受到这个过程的吞噬。

政治的无序,畸形的商品化,农村社会结构的恶化,以及农民的普遍贫困化和农村社会武化,都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得不被纳入一条激进变革的轨道。

关键词：现代化农村社会结构武化激进主义商品化从清末到民初的二十几年,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个相当关键的时期。

而恰在这个关头,农民基本上被排除在现代化的视野之外,农村成为中国社会、政治动荡变化的垃圾场。

现代化方向的社会政治变革,其结果却是把中国农村以空前的速度拖入比中世纪更悲惨的境地。

诚然,资本主义发展的西方道路就是以农村的破败为代价的,但是在中国,农村的加速破败,却极大地拖住了中国现代化之足。

整个社会普遍贫困化以及社会结构的恶化,伴随着农村普遍的武化,使中国坐在火药桶上。

而实际上是现代化得益者的现代知识分子,却在农村的刺激下,日益呈现出激进的趋向。

一、中国近代政治演进与农村的破败和结构恶化1．政治演进中的恶化与农民的贫困化进入20世纪,传统社会的种种痼疾,并没有任何改善。

都市化和付给西方的赔款吸走了农村资金,而政治变革改换功能的任务没有完成。

旧体制的弊病上再加新毛病,政治在更新的面目下恶化。

学习西方的种种变革,在农村都变成了灾难。

自庚子以后,整个中国的知识界存在着对于政治以及制度变革的越来越强烈的冲动。

这种冲动和日益膨胀的地方势力奇妙的配合,使得清朝迅速垮台。

由帝制到共和的制度变革虽然出人意料地实现了,但是中央政府却在失去旧的合法性依据之后,没有在民主政体的形式上确立自己的新权威。

而几次想要恢复传统意识形态甚至借助复辟来重建政府权威的尝试又根本没法成功,只是使政治更加紊乱。

民国以后相当多的地方政权经历了从满清官吏——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军阀政客乃至地痞流氓的多次转换。

政治恶化不仅表现为吏治的腐败,更体现在政治的混乱无序上。

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状况的调查学界现在有人下了很大功夫研究二十世纪的湖南农民运动变迁，其中佼佼者之一就是湘藉博士于建嵘。

于建嵘，男，1962年出生，湖南衡阳藉，得天时地利，且有人和之宜。

他是华中师大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徐勇教授门下的法学博士，200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作博士后。

我参加2000年在武汉华中师大徐勇教授召开的"村委会选举学术研讨会"时与他相识并有深谈。

他迷恋衡山农民运动已历时三年，沿毛泽东当年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行程重新走了一遍，身历其境，搜寻史料，体验民情。

他私下向我透露，此生立志要干两件事：第一件事，费孝通写了一本《江村经济》，他要写一本《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1] 第二件事，恩格斯写了一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他要写一本《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

[2]他下村调查并不是像我们这样申请了课题经费再做，而是用自己的钱坐车、住宿、还经常请农民吃饭。

听说我们这次来湖南调查，他专程从安源到长沙机场迎接，虚心向资深教授汇报和请教。

他建议我们也走一遍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走过的道路，他全程陪同当向导。

应当说他的建议对于没有明确确定调查地点的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周到也比较省事的建议。

只是考虑到他虽然心地善良、为人随和，但眼高手狠，干事有心计还不惜力，捞活甚细，且他以衡山为基地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变迁历史与现实的社会调查笔记《衡山调查记事》已经打印成册，洋洋十余万言，其用力之沉足以砸人。

衡山虽是宝地，但是此人狂收了一遍后我再跟着搂捡，在劳动力投入上显然是田野调查的过密化[3]；估计我下气力还是能捡到几穗、搂到几把，但是很难再发现如于建嵘已经收获的那样成捆成垛的有意义剩余；而且还可能受于已经形成的思惟定势影响，导致边际效益递减。

思虑再三，经调查组集体讨论后，我们决定另择调查路线。

他送我的《衡山调查记事》细读数遍，确实是大开眼界。

[4]品读这样的细活，一声赞叹之外，还有同行的一丝嫉妒。

中国三农政策的变化与评价研究中国对三农政策的变化历程与评价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过程中，中国对三农政策的变化历程也是极为丰富的。

这种变化带来的对三农政策的评价也因之而不同。

本文将对中国对三农政策的变化和评价进行研究。

一、对三农问题的定义三农，即指农村、农民和农业，是指我国经济中农业、农村和农民构成的三大支柱。

对于三农问题的定义，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中国政府将其定义为我国经济转型期的重要课题。

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转型，三农问题的界定也在不断完善，其覆盖面和内涵也在逐步扩大。

现在，三农问题不仅关注农民群体的生活状况，更重要的是与国家粮食安全和发展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二、中国对三农政策的变化（一） 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在这一时期，政府实行的是“包产到户”政策，意在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具体措施包括将土地分给每户农民，保障输入、耕地和种子，增加粮食价格和生产补贴等方式。

在这一阶段，中国农业总产值每年都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

然而，就农业生产及农民收入而言，增长的速度却相对缓慢、匀称，与城市地区的收入水平以及提高的国家收入增长速度相比较，还是显得不足。

比如，1986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414元，农村居民的在195元。

且80年代农民人均纯收入一直特别低，从1981年的226元到1989年的308元不到。

那个年代的农村地区生态环境也未得到重视，农业生产规模小，差别大。

比较明显的是资源的浪费。

（二）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到了80年代末期，作为对农村“包产到户”政策不足之处的扩充，政府实行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

这个新政策要求农村实现规模经营，并以家庭或村庄为单位实施生产。

同时，农户也可以依法出租或转让承包土地，并从而形成更为流动的农业经营模式。

对于老龄化严重的农村地区，政府也出台了“农村组织改革试点”政策。

这项政策帮助年纪大的农民退出农业经营的门槛，并促进年轻人农村地区内的就业。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报告》：全景呈现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情作者：来源：《全国新书目》2012年第09期一部展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的大型文献图书,计266册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报告》由凤凰出版社于2012年9月正式出版。

一、20世纪30年代国情画卷日前，凤凰出版社在北京琉璃厂古色古香的中国书店举办《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报告》新书首发式暨发行座谈会。

该书全景式地记录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情调查报告》根据收藏于南京图书馆特藏的“中央政治学校调查报告”汇集影印而成，报告总计约490册，各册页码不等，大致为20万字，总计约1000万字。

这此报告是中央政治学校学生于1927年—1937年所做的国情调查报告，分政治、经济、财政、教育几大门类，涉及市政、警察、司法、工程、民事等内容，调查的区域主要是江苏、安徽、山东、福建、上海、浙江等省市。

这些实习报告全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各地政治、经济、财政、社会状况及各级政府实际的行政能力。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图书馆等单位有关人员与会,国家博物馆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首都图书馆、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人天书店等30余家图书馆、经销商莅会。

《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北京日报》等 10多家新闻媒体莅会报道。

二、极高的史料价值与利用价值“中央政治学校调查报告”是调查者深入实际的调查成果，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利用价值。

中央政治学校的前身为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专门培养国民党的党政干部及“新政治人才”。

从1927年5月建校之日起至1947年，一直由蒋介石担任校长。

1930年9月，中央政治学校本科第1期学生253人修学期满，依所学专业不同分派江苏、浙江两省及南京、上海、杭州、汉口、青岛、济南各市实习，以资历练，实习期为4个月，以后历届毕业生的实习均沿用上述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