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有效教学思想的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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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陶行知思想,开展有效性教学陶行知太伟大了,而我对他了解的确太少了。
迄今为止,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论作有成千上万篇,仅上世纪90年代就有1331篇。
带着一种顶礼膜拜的心情,我通过各种途径走近着陶行知先生的世界,目的是想真切的了解他的教育思想,哪怕只是一些片段。
陶行知这个名字是我在中学历史教材中了解到的。
那个时候给学生上文化史部分的内容,只是按照教学参考书中的注释进行简单处理就行了,因为作为文化史的内容在各级考试中不做要求,于是就既不深挖也不拓展。
就连做老师的我也很惭愧的是为什么毛泽东评价陶性知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宋庆龄赞誉他为“万世师表”……对于这样的评价也没有深入的研究过。
1999年,我有幸参与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臧荣先生等主编的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初中历史教学大纲及教材分析》中“中国近代史(下)文化史内容分析及教学建议”部分内容的写作,其中涉及到了陶行知,当时与北京市教研中心的张桂芳老师探讨到陶行知其人时她很感慨且激动的说:“陶行知作为中国近代后期的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国内在现当代也没有能超过他的教育思想的人,真是应该好好写写啊!”是啊,真是应该好好写写。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就产生了一种要走近陶行知先生的情愫。
也就是在臧荣先生主编的这本书中,关于陶行知我是依据材料并限于篇幅这样写的:陶行知是近代著名人民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著名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学生。
1923年至1926年期间,他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大力开展平民教育,致力于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
他提出“教育必须下乡,知识必须给予农民”的口号,立志把人民大众的教育事业作为自己一生的大事业。
1927年3月,陶行知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从事乡村教育运动,探索中国新教育的道路。
他提出“生活教育”的理论,主张教育要同社会实际生活紧密联系,强调“教学做合一”,强调教育与生活相结合。
他认为实行“教学做合一”,手脑并用才能求得真知,才能培养学生社会生活、生产合创造能力,这是一种崭新的教育方法论。
他把教育作为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武器,他的教育实践和理论,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辉和鲜明的民主主义思想。
(臧荣等主编《初中历史教学大纲及教材分析》,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11月,154-155页)不难看出,我当时对陶行知先生的了解还是比较抽象的,即使是他的教育思想也只是一知半解。
关于“教育救国”的说法有所了解,但关于“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并不是很明白,更不能将他的教育教学思想与自己的教育实践结合起来。
2000年11月12日,有机会聆听了北京市教育学院梅汝莉教授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我国现行教育内在联系》的报告。
报告共包括五个方面:陶行知思想与教育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教师之间内在逻辑联系;陶行知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命题之间内在逻辑联系;关于问题的价值;对教学本质的阐释等。
当时倍受启发。
尤其是从中认识到了陶行知关于教育的价值判断中的教育是一把双刃剑的论述,如“教育有真假之分,假教育可以害国海民”,所以他指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人“宁做真白丁,不做假秀才。
”认识到了他关于教育的人文本质的论述,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理发出的才能达到心的深处,教育是人教人,离开教师人格则达不到教育目的,教师的人格是最大的教育力量。
教师的服务精神关系着国家命运安危,而金钱恰恰是破坏这种服务精神的天敌。
教师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要自立立人、自化化人。
无爱心是教育的异化。
热爱是最好的导师,它是一种境界,超越了责任心……11月13日,我又随区青年干部培训班对北京十七中进行了考察,这是一座陶行知教育思想实验校,1946年由当时北平京东第一村高碑店小学校长王瑞黎在此建立“高碑店工学团”(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1952年正式改名为“北京市地第十七中学”。
据该校高校长介绍说:陶行知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启蒙者、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他早在三十年代就提出教育现代化,并揭示了现代化教育的一些基本规律。
他揭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现代化就是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异和向前发展,以及中国现代化的出路和现代生活教育之路,为中国现代化构建了全民族共有、共治、共享的教育系统工程。
陶西平说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始终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始终代表着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如教育人民少生孩子),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要求(如为民族办教育,办教育为民族),而这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最大的理论意义。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系列学习与思考的基础上,我于2003年在某杂志上发表文章《陶行知教育思想对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的启示》,现将该文第二部分摘录于此: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用陶行知教育思想指导我们实践的意义主要体现在:1、在教育价值观上实现由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转变为教育为人的终身发展服务。
只有人得到了发展,才能保证社会的发展。
这也是对教育本质合教育价值的科学阐述。
我们要把素质教育的教育观、教育方向、科学方法的教育观统一起来,既要从宏观上着眼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还要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要注重在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科学育人。
2、在课堂教学观上由关注注重教师的“教”转变为更加关注学生的“学”。
具体体现在,课堂教学改革必须把握四个结合:教师的主导与学生的主体相结合,以学生的主体为主,谋求教学做合一;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相结合,以培养能力为主,突出学生的创造精神合实践能力;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以课堂教学为主;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相结合,以过程管理为主。
3、在学生观上坚持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的学生观、各有个性的学生观和处在发展中的学生观。
所谓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就是说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人,教育教学活动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教育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学会设问、学会探索、学会合作,把学生的自主学习作为课堂教学的核心。
所谓学生是各有个性的,就是说学生是有独立人格的人,教学中既要研究学生的共性,又要研究学生的个性,要转变过去的“目中无人”现象,作到“目中有人”,进而实现“教书育人”。
所谓学生处在发展中,就是说教育是“人”学,理应促进人的发展,教学中要辨证的看待学生,关注学生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发展,个性和创造力的发展。
4、在教师观上要转变观念,重新定位,树立正确的角色意识,坚持育人为本的教师观、与学生共同成长的教师观、善于为学生营造成长环境的教师观、具备爱的情感、行为和艺术的教师观、富有现代人意识的教师观、不当“教书匠”要做教育家的教师观等。
前些日子,又认真仔细的阅读了陶行知教育文集,在阅读与思考中对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有了整体的了解和初步的认识,也才发现以前对他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的理解的确浅薄,因此也就只能写出以上的这些“正确的废话”类的文字。
1891年10月18日,他出生在安徽歙县西乡黄潭源村。
他一生都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不断地探索着中国新教育道路,大力倡导“教育救国”且身体力行,给后人留下了一笔难得可贵的“生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
从1913—1946年,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经历了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关于教育的论述中的确闪现着现代化气息。
1913—1926年是第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建立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从金陵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留学归国后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教授兼带教务主任。
1918年提出生活与教育不能分离的相互关系。
1919年提出教学改革的思想。
1919年4月21日发表《第一流的教育家》,在中国是最先提出创造精神的教育家,被蒋梦麟称为“教育界的福音”。
在这一阶段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被广泛接受。
1921年组织成立了中华教育改进会,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说,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
1923年8月,开始推广平民教育,成立了南京安徽公学。
1925年把“教学合一”发展为“教学做合一”。
1926年倡导乡村教育运动,开始争取设立试验乡村学校。
这一时期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关于教育救国思想。
他通过在国内外的学习后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了“教育救国”的重要性,也是他树立教育救国的关键时期。
教育救国思想是陶行知教育思想体系的最低层的积淀层。
他所谓的“教育救国”主要是借教育为一方阵地来从事救亡图存的事业。
他明确提出:“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
”“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他就是为了“教育”这一大事而来的,他从青年时代就立志把人民大众的教育事业作为自己一生的大事业,他倾其一生致力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和通过教育以改造社会这一大事,直到1946年因积劳成疾病逝。
早在1916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哈特莱大街1010号公寓里给该大学师范学院院长J.E.罗素的信中说: “我终生唯一的目标是通过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个民主国家。
看到我们共和国突然诞生而带来的严重弊端,我深信如果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制的存在。
我矢志以教育行政为毕生事业,这是去年夏天在日内瓦湖的基督教男青年会上促成的。
”这一年他才25岁。
1923年12月23日在中华教育改进促进社三周年纪念会及羊市大市平民教育会成立上报告中华教育改进社社务时的讲话中说:“卫生问题、生计问题、道德问题、娱乐问题,以及种种别的问题都待解决,都是从事社会改造者不忍放弃的问题。
但是人民不能识字读书也是个待解决的问题,恐怕是一个基本问题。
”2、关于教育功能的认识。
1918年5月,陶行知在向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师生演讲《师范生应有之观念》中指出:(一)教育乃最有效力之事业。
教育能改良个人之天性,教育乃取恶性中之善分子,去善性中之恶分子;教育能养成共和之要素(共和有两大要素:一须有正当领袖,一须有认识正当领袖之国民);教育能传播非遗传的文化,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教育为最有可为之事。
(二)教育乃一种快乐之事业。
(三)各种教育之职业皆须视为平等。
(四)教育为给儿童需要之事业。
教育者,乃为教养学生而设,全以学生为中心,故开办学校,聘请教师,无一非为学生也。
(五)教育为制造社会需要的事业。
当然,陶行知还十分客观的指出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并不完全属于正面的积极的影响,而是具有两面性。
原载1926年11月5日《徽音》月刊第29、30期合刊中的《我的学校观》中提出:学校的势力不小。
他能教坏的变好,也能教好的变坏。
他能叫人做龙,也能叫人做蛇。
他能叫人多活几岁,也能叫人早死几年。
教育就是一把双刃剑,不良的教育是“毁人不倦”。
3、关于“教学做合一”思想。
这一时期,也是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思想逐渐形成的阶段,之所以说是“教学做合一”思想逐渐形成,是因为先有“教学合一”,后来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教学做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