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独秀“反孔批儒”的再认识作者：郭继民苗青来源：《理论导刊》2014年第11期摘要：作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者、实践者，陈独秀在处理“外来”文化和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之关系时采取了“非此即彼”的方式：早期他以为科学、民主与传统儒学形如水火；后期则以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势不两立。
其“反叛”固然过于激进，但毕竟“事出有因”。
我们探讨陈独秀“反孔”之态度，旨在通过还原历史之场景，恰适地理解其思想，并为当下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会通”提供参鉴。
关键词：陈独秀；马克思主义；儒学；“反孔批儒”中图分类号：K8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11-0044-0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儒学”（11AHZ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继民（1972-），男，山东郓城人，海军陆战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中西哲学文化比较；苗青（1966-），女，郑州人，空军工程大学理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硕导，研究方向：伦理学。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和五四运动的主要发起者，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和践行者，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
与有“容人并存之雅量”、颇具中庸思想的李大钊不同，在对待儒家的态度上，陈独秀措辞“激烈”，大抵以反封建制度的“斗士”面目出现于世。
就“表象”而言，陈独秀可谓彻底否定了传统，否定了儒家。
然而，事实上，问题却没有这么简单。
一、陈独秀反孔之“维度”及内容1.反孔之维度。
若片言只语地摘抄陈独秀的“反孔”、“反传统文化”之言论，似乎他真的是彻底的反传统者。
譬如在《警告青年》中，他明确宣布，“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1]168又如，其对“国学”批驳亦非常严厉：“学问无国界，…国学‟不但不成个名词，而且有两个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东方文化圣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还不过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如适之，辛辛苦苦的研究墨经与名学，所得仍为西方逻辑所有，真是何苦！），后者更是在粪秽中寻找毒药了。
”[1]404单凭这两条，似乎就足以断定陈独秀对孔教乃至中国文化的“憎恶”与否定。
问题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陈独秀固然反孔、反国学，但我们须厘清他在哪个层面上“反传统”。
倘若不清楚这一点，笼统地讲陈否定传统、否定儒家，将可能造成“一锅煮”的糊涂账。
因为陈独秀反孔、反传统是有针对性的，此“针对性”，也就是笔者所谈的“层面”或“维度”。
关于“层面”或“维度”问题，我们可借鉴诠释学的相关理论。
按照诠释学的相关原理，若对人类社会所处的“思想-社会体系”进行分类的话，大致可分“纯理论”“被解释的理论”“以被解释的理论为价值内核的行为结果”等三个层面。
与此相关联，儒家文化同样可分为这样三个层面，即儒家原始思想（纯理论）、被意识形态化而衍化为仁义道德及各种义务式的儒家教条（被解释的理论）以及“教条支配下的儒教社会”（由被解释的理论所形成的实际效果）。
借鉴此种模式，窃以为，就当时“尊孔”与“反孔”派所持有的立场而言，大概可以这样划分：梁漱溟等“尊孔派”的思想家大抵立足于第一个层面，即持守儒家思想（义理）本身，强调其对人的情感之适意，发掘其符合人性的永恒价值；康有为等“保皇派”乃主要基于维护第二、第三两个层面之立场；反孔派的思想家基本立足于第二、第三个层面，即主要从儒教社会、从社会批判进而反对其背后的价值支柱——儒教教条，并强调这些教条所体现出来的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冲突。
2.反孔的具体内容。
对儒家理论的分类确实有助于我们厘清陈独秀反孔之“维度”，陈独秀反儒家乃至反传统，主要基于第二、三个维度，他很少触及第一个维度。
确切地讲，其反孔、反传统更是直接针对袁世凯称帝、康有为立孔教等一系列事件（自然也包括当时中国的儒教独占一尊的现实背景）。
他在《复辟与尊孔》中明确指出：“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故不能已于一言。
”[1]229关于这一点，胡军先生也有类似考量，他曾撰文指出，“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文章①所批判的直接对象并不是孔子本人及儒家思想，而是康有为为帝制复辟运动而发的思想言论及实践活动。
”[2]言及陈氏反孔、反传统之具体内容，概略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在政治上，反对孔教之“专制”。
五四运动前夕，陈独秀之所以才打出“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1]168之口号，乃是针对康有为等“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的政治叫嚷。
以陈氏观之，当时无论是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复辟竟然不顾世界发展之潮流，却打出孔教的“绝对服从”那一套，仰仗尊孔之名进行。
照直说，他们就是在孔教的“君臣大义”中找寻其倒行逆施行为的理论合法性。
鉴于此，陈氏针锋相对，打出反孔教，乃至反“传统文化”的旗帜。
因为在他看来，“礼教吃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而这种社会现象的价值内核就是儒教教条，其主要内容就是绝对的服从和卑屈陋劣的奴隶心态。
与绝对的服从相匹配的是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独裁，必然导致腐败。
因此，欲反专制，只有从根源上打倒“孔教”的教条乃至其“核心价值”，方才能釜底抽薪，唤醒民众自由、民主的意识。
此亦如其在《吾人最后之觉悟》所言，“吾国欲图世界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知的国民政治也。
”[1]107政治上的反孔，实质上是对当时专制事实的反叛，大致隶属于第三维度的范畴。
（2）伦理上，主要反对封建的“三从四德”。
陈独秀认为，政治上专制之根源在于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
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陈氏对儒家的三纲五常理论进行批判。
他认为，儒者三纲之说，乃是一切道德之根本。
无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还是夫为妻纲，皆将后者置于附属品的奴隶地位，在这种伦理架构下，天下所有为臣、为子、为妻之男女，断然无任何独立自主的地位。
以此伦理所制定的忠、孝、节等道德名词又强化这种奴隶道德。
更何况，孔子生长在封建时代，所提倡的道德、礼教、政治，其仅仅与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名誉相关联，而与大多数国民的幸福无涉，与当今时代更不相契。
这里，单就陈独秀对“三从四德”的批判来看，则更多是基于第二层面，其目的仍在于摧垮那些萌生专制制度的“儒家教条”。
（3）在学术上，主要反对孔教的“一孔之尊”，争取百家争鸣的自由权。
陈独秀反孔，还有学术（包括“旧文学”）上的考量。
五四运动之前，陈在《古文与孔教》一文中明确指出，“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惟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又孔子祖述儒说阶级纲常之伦理，封锁神州。
斯二者，于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潮，显相背驰，不于根本上词而辟之，则人智不张，国力浸消，吾恐其弊将只有孔子而无中国也。
”[1]177即便把孔教作为国粹来弘扬，也应考量其他的学派，而不必仅仅尊孔，恰如其言，“即以国粹论，旧说九流并美，倘尚一尊，不独神州学术，不放光辉，即孔学亦以独尊之故，而日形衰落也。
”[1]177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中，陈独秀亦质问道：“儒学不过学术之一种，倘以儒术统一为国是、为文明，在逻辑上学术与儒术之内包外延何以定之？倘以未有独创异说为国是、为文明，将以附和雷同为文明、为国是乎？则人间思想界与留声器有何区别？”[1]286在陈独秀看来，孔教甚至还算不上“一流的国粹”，在《宪法与孔教》中，陈独秀通过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与孔子之比较，认为作为国粹的儒家孔子甚至比不上阴阳、法、名、墨诸家。
针对复古派的主张，陈独秀给予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尊孔者“效法汉武之术，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则学术思想之专制，其湮塞人智，为祸之烈，远在政界帝王之上”。
[1]145陈独秀所主张的学术上的反孔，依然处于二、三层面，并没有真正触及到儒学的核心。
二、反“孔教”的目的和策略1.反“孔教”的目的。
关于陈独秀反孔的目的，我们可按历史进程进行粗线条划分：前期即其作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其反孔教之目的就在于倡导并落实科学与民主之精神；后期是指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其反孔目的还在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此部分仅以前期的科学、民主论述之）。
（1）对于民主，陈独秀尤为推崇。
陈独秀将民主理解为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并将民主化视为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趋势。
他认为，近世国家是“民主的国家”，民主国家是真正的国家，它以人民为主人，以保护全体国民利益为宗旨。
中国欲革新政治而图存于现代世界，必须以“民主主义”为发展目标。
民主主义的核心在于个人的解放，在其创刊的《新青年》中，陈独秀将之称为“人权”。
他当时颇醉心于资产阶级的“人权说”，认为人权是近代文明的主要特征，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标志。
在《警告青年》一文中，他明确指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
”[3]其中，“自由、平等、博爱”更是近代文明之精华。
然而，在当时之旧中国，阻碍民主思想的“劲敌”是孔教，基于民主主义的观点，陈独秀对“孔教”进行了无情的攻击。
在陈看来，旧的封建礼教道德、政治、文化，乃是造成当时国家衰退、国耻丛生之要因，因此他甚至发出“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之过激言论。
（2）对于科学，陈独秀同样推崇有加。
他认为“科学”与“民主”若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同样重要。
他认为，科学首先是对迷信的否定，科学法则具有支配一切事物之功能，遵循科学理性，人类即可祛除迷信的羁束，解放锢蔽的智灵，获得真理的力量。
同时，科学还具有征服自然和厚生、利用的功效，现代社会之工业、商业、农业的经济功用，都离不开科学。
在现代社会，机器巧夺天工，而且新器发明日进未已，科学之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和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具有无限的潜力：“余辈对于科学之信仰，以为将来人类达于觉悟获享幸福必由之正轨，尤为吾国目前所急需。
”[3]93陈独秀倡导科学精神，其主旨还在于以理性科学之精神破除鬼神迷信、偶像迷信（崇拜）与宗教迷信：“增进自然界之知识，为今日益世觉民之正轨，一切宗教，无裨治化，等诸偶像，吾人可大胆宣言者也。
”[1]144对于偶像崇拜，陈独秀曾引用一些有趣的说法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不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久）坐不动，十（实）是无用。
”[1]276偶像崇拜，实则是权威崇拜的、孔教崇拜的“形象化”，任何东西一经绝对化，则必然导致权威化、偶像化。
纯粹的鬼神迷信及宗教自然涉及科学知识，须用科学精神、科学知识以攻破之，至于偶像（权威）之“无来由”的迷信则需对“孔教”开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