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国企业家》：30年31位年度企业家1978 袁庚1978年10月12日，袁庚起草、交通部党组上报的《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得到国务院批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蛇口处在孕育中。
袁庚在蛇口所推行的诸多观念至今仍然让人惊异。
比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比如，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比如，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表达意见的权利。
完全可以把袁庚看作思想启蒙者，这不仅在当时党的资深干部中罕见，即便在今天，也不能说中华民族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启蒙。
在对蛇口记忆深刻的那些人们看来，蛇口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做出的尝试较之它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更值得珍视。
在最初的10年中，蛇口工业区干部由群众直选，干部终身制、任命制被彻底打破，《蛇口通讯报》被着意培植为独立的监督力量，蛇口的空气中洋溢着真实、轻松、积极的因子。
“我以为，”在蛇口工业区建立10周年的一次演讲中，袁庚说，“要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设备等等，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而要创造一个适应这个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则要困难得多。
进步的社会、进步的人，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起飞的大前提。
有人问：‘蛇口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回答：‘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改革开始的。
’”蛇口被随后兴起的各类工业区淹没是它光荣的宿命，而中途夭折的政治体制改革试验则成为袁庚革命生涯中的一道伤口。
鲁冠球的工厂已有400号人，年产值300余万元，到这一年的秋天，厂门口已有“宁围农机厂”、“宁围轴承厂”、“宁围链条厂”、“宁围失蜡铸钢厂”、“宁围万向节厂”五块牌子；一些企业已经开始悄悄恢复基本工资加奖金的制度，有的还开始尝试计件制。
1979 荣毅仁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与荣毅仁、古耕虞（猪鬃大王）、胡子昂（钢铁大王）等“工商界五老”座谈。
邓小平向“五老”阐述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并就如何发挥工商业者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征询大家的意见。
63岁的荣毅仁在那一刻究竟作何感想不得而知。
1954年，父亲荣德生去世两年，荣毅仁将荣氏各地的企业悉数申请公私合营。
周恩来谈到此事时曾说：他是全国第一号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一个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的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
文革中，荣毅仁右手食指被红卫兵打断，左眼因耽误治疗失明，家人也备受折磨。
荣毅仁夫人杨鉴清曾向他抱怨：“都是你，解放时要是不留下，也不至于吃这么多苦。
”荣毅仁因此发怒：“我跟你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我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工作，第三才是家庭，你要记牢。
”荣的信念坚定让人惊叹。
面对邓小平，当“五老”中的几位要求摘除资产阶级的“帽子”时，荣毅仁提出吸引外资兴办实业的建议。
邓小平对此很感兴趣。
荣熬了几个晚上写出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报告，当年获批。
从资本家到“红色资本家”，完成这种轮回的，中国绝无仅有。
5月，国家经委等部门选择钢铁公司等8家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中国最早实行承包制的首都钢铁公司，自承包后连续12年实现利润平均每年递增19.1%；上海一些老工商人士和部分境外公民以民间集资方式创建了“上海市工商办爱国建设公司”，后来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
1980 伍淑清左手拎着十多斤重的皮包，右手提着差不多同样重量的塑料袋，60岁、娇弱的伍淑清出现在北京客来思乐餐厅。
记者忍不住想问的两个问题离开了改革开放的宏大命题。
一是：“为什么要这么累？”二是：“一个人不孤单吗？”她并不在乎这些同情心，说道：“从没有人左右过我的生活！生命是爸妈给的，自己的选择要对得起这份礼物。
”骨子里的强势！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当然绕不开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简称北京航食）。
1980年，伍小姐和她的父亲伍沾德先生投资成立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
这一年，香港最大的餐饮企业之一美心集团和中国民航局共投资588万元人民币，中方占投资总额的51%，港方占49%，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
由于它的“准生证”上写着“外审字（1980）中外合资企业001号”，所以一直被称为“天字一号”。
其后的1982年，中国成立了首家合资饭店——建国饭店，投资额近北京航食的4倍。
但前者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后者。
2008年9月30日，北京航食的创办人之一、现任董事伍淑清接受了《中国企业家》专访。
《中国企业家》：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把中国的大门吹开一条缝，很多人都在窥探，你当时却建议你的父亲到北京成立公司，背景和过程是怎样的？伍淑清：现在看1978年的改革开放政策冲破了以前的条条框框，但是，当时大家都不理解什么是改革开放。
是不是坐下来就开放了？后来大家理解了，市场开放是要放人家进来，自己要走出去。
让一些人眼里的资本家进来，这需要胆量。
我是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一次内地考察活动中知道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的。
当时，中美复航，从北京直飞旧金山，搞不出合格的配餐是不允许飞的。
所以我想到了这是个投资机会。
我和爸爸到了北京，当时我们一个政府官员都不认识，也不会讲普通话，可贵的是时任中国民航局局长的沈图很支持我们，他帮我们跑审批。
有一天他和我爸爸说，还没有批下来，你先把设备买进来，只能先有鸡蛋后有母鸡了。
我们也很矛盾，直到批下来才放心。
到了1981年，我们又遇到难题。
一是，合资企业要搞审计。
当时北京没有会计师事务所，我们只好让上海的会计师跑来北京查账。
二是，合资企业没有上级监管单位，外贸部和内贸部都不管，只好由当时的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暂时管理。
《中国企业家》：能回忆一下你最困难的时候吗？伍淑清：我们在内地有十一二家合资企业，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故事，都不容易。
上海最开始飞国际航线的时候，航空配餐楼的卫生间不合乎标准，做的食物根本进不了客舱。
我从香港空运了两个卫生间过来，吹风机、镜子等等所有的配套都运过来。
那个时候国庆节放假，我又请香港的工人过来，将原来的卫生间打掉，安装上新的。
没有法律保障，我们的风险是很大的。
内地当时只有14条合资企业法律条文，肯定不够。
我们先把香港的公司法翻译成中文，北京民航局的朋友将我们（广东式）的中文翻译成大陆式的中文，这样才有了合资企业法雏形。
《中国企业家》：中国的合资企业一方面要适应国内的体制与中国独特的商业环境，另一方面要跟市场对手竞争。
能否就此谈一下你个人的体会？伍淑清：在任何地方做生意，都应该先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我们决定在西藏办社会型企业时，为了解当地人的生存状态，我去拉萨33次。
我早上去拉萨的菜市场买菜，也到当地研究所考察那里无土种植的土豆。
可能香港企业做事情要谨慎些，这也和香港先进行全球化有关。
比如说，我们为德国汉莎的飞机配餐，哪怕是一杯冰水，德国人都要先飞过来，拿着样本飞回到法兰克福进行检验。
他们不相信北京的标准。
一旦不合格，他们会告诉全世界北京生产的航空食品的标准是怎样的差。
我们就这样子熬了28年了（微笑）。
这次“毒奶粉”事件的后续很可能是全世界来中国吃掉中国的（奶粉）市场，吃掉中国的品牌。
我们的品牌没有开发、没有研究、没有自觉的保护，这会导致恶性循环。
国家应该给更多的年轻企业家更多的政策，让他们去创造中国自己的品牌。
企业家也应该珍惜机会。
《中国企业家》：在香港，你是第二代企业家，而在大陆这边你又是第一代。
你感觉两地企业家的差异在哪里？3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个差异抚平了吗？伍淑清：两地企业家的区别在于，香港的企业家不可能靠政府，很纯粹地依赖自己和生意伙伴，他们的资金永远是自己筹到的。
内地的企业家是配合政策，想办法再融资，他们的融资渠道比香港灵活。
当然他们的风险比香港多些，一是可能有不太明确的法律；二是有时候法律变得相对快些。
遇到官司，内地的企业家很难打赢。
香港很简单，程序上合法就可以办成事，不会有人说一句话就解决问题。
如果说有差异主要是商业环境的不同。
《中国企业家》：在改革开放30年这个时点上，你认为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其价值被大陆社会充分认识到了吗？中国未来10年，企业家阶层的角色与作用有可能怎样演化？伍淑清：不同的区域不同的企业不一样。
沿海地区的企业家比较活跃，他们很容易被外界认同。
西部的企业可能还要经历一个过程，因为他们很少去外面做生意。
出口企业少的地方要靠政府进行推动，如果政府没有落实的政策，企业家们很难做成功。
未来中国企业的三分之一会卖给别人，像朱新礼的汇源一样；三分之一会与其它的企业合并；三分之一会成为家族企业。
这是一个自然淘汰的过程。
《中国企业家》：有什么人对你的影响比较大吗？伍淑清：不是一个伟大的人说过什么话就影响了我的一生。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祖母，她是个农民。
她27岁做了寡妇，从美国带着我的伯父和我的爸爸回广东老家，靠做腐竹生意将他们带大。
她一直告诫我们对任何事情不要乱发脾气，要忍耐，慢慢解决问题。
她67岁去世。
祖母一生的言传身教，比任何一个伟大的人讲的话更有用。
后来，我到香港上学，读到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很崇拜他。
他去世时只留下两句话：“博爱”、“世界大同”，也是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宽容，要做事情，如果不这样，一生也就过去了。
这和改革开放要坐下来思考怎么做、然后站起来干是一个道理的。
10月23日，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带领几名科技人员，创办中关村首家公司“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移植美国硅谷经验扩散新技术，从此开创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冬季，华西村原党委书记吴仁宝，带领村民把全村600亩粮田由30名种田能手集体承包，将绝大多数劳力转移到工业上去。
当年，华西村的销售产值达到1亿元。
1981 年广久1981年8月1日，安徽芜湖，一个闹市区的巷口，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人。
其中，一名头发蓬乱的中年男子正在忙不迭地给顾客称售瓜子，他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的年广久。
在他背后的墙上，贴了一张醒目的广告，上面便是后来被收录进《邓小平文选》而家喻户晓的“傻子瓜子”。
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曾经风光无限的“傻子瓜子”已在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中散落江湖，却依然有无数记者来到芜湖追访这位已然年逾古稀却声音洪亮、手持一部属于上个世纪的砖头手机的老人，只为年广久身上所承载的那段与中国改革开放息息相关的传奇往事。
就是这位老人，一生三次获罪，罪名分别为“投机倒把罪”、“牛鬼蛇神”、“流氓罪”；三次被邓小平点名(《邓小平文选》收录了其中两次)，分别为1980年、1984年、1992年，而这刚好踏上了改革开放的三个重要转折点。
他的命运在风口浪尖处数次因小平同志的“点名”而化险为夷，起伏跌宕却恰恰暗合了我国个体私有经济的发展进程。
“我从小是学经济学的。
”目不识丁的年广久这样说，商海沉浮一生，他自有在活生生的市场里摸爬滚打中摸索出的生意之道。
就是这个卖瓜子的“傻子”，靠着“多抓一把”而广结人缘，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成为百万富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