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独立。
我自己是四川人，过去对此感觉不明显。
后来一位在中国各个地方教过英语的美国老师告诉我，她发现四川人和别处人不同，很独立，不太容易听人的话。
过去有个名对联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这是明末清初的话，到清末民初似也如此），大致也反映出这一特点。
巴蜀文化与周边西南的云、贵、藏，西北的陕、甘、青，甚至远到东南亚的文化，都有一些相似，又都不那么一样。
当然，作为中国文化之一部分，巴蜀文化是中国文化之下的一个区域分支，还是存在于某一特定区域的中国文化，是可以斟酌的。
换言之，中国文化不必是由一个个可区隔的子文化相加而成，而是中国之内各地方人共同分享又各自表述的一个文化；共享者反映共性，各表者表现个性。
梁启超早就说过：“自春秋以降，我族已渐为地方的发展，非从各方面综合研究，不能得其全相。
”因此，要“了解整个的中国，非以分区叙述为基础不可”。
只有通过“分区叙述”以展现个性，才能够真正了解“整个中国”的共性。
以下所说的巴蜀文化或区域文化，大体都基于这一视角。
三星堆青铜面具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中心或主体基本稳定，边缘却伸缩波动，变多于定。
巴蜀文化亦然，它不仅在时序上是流动发展的，对外也始终包容开放，没有太强的排他性。
在长期持续的互动中，外在因素时常内化于巴蜀文化之中，进而物质化于我们这几天看到的历史遗迹和民风民俗之中。
从三星堆到金沙的出土物事可以看出，从很早开始，巴蜀文化就有自己的区域特色，和中原不甚同；但又一直和中原保持接触，与中原文化关联密切，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不入流。
包括后来文翁的教化作用，影响恐怕也没有教科书上说的那么大。
司马相如的学问，就是在文翁入蜀之前修习所得。
蒙文通先生曾细考其文，发现他“所用词语，多本‘六经’”。
故在文翁办学之前，“六经之学已传于蜀”。
四川既然出过这样可以影响全国而且带动风气（后来赋的文体很流行）的人物，文翁开发的必要性就减小了（除非文翁入蜀更早）。
且文翁带来的不必就是我们后来理解的那个儒学文化。
那是中原重黄老的时代，长安就正在重黄老，他会带那么多儒术来吗？故文翁对巴蜀的改变，部分是一个后来塑造出来的形象，也可能是在独尊儒术以后才构建出来的。
很多年后的扬雄，仍没体现出多少“文翁教化”的痕迹，反倒是继承了司马相如的风格。
所以《汉书·地理志》明言文翁教化的成效有限，而司马相如、扬雄一系，才体现了巴蜀的风格。
但是，巴蜀也一向不那么排斥外来的文化，到了清代可能更开放一些，因为四川从清代开始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社会。
据说川人被张献忠杀得差不多了（杀人者或也包括追剿张献忠的官军），康熙初年，似乎尚不足十万户。
当然有很多人或许只是逃跑了，不是真的被杀了。
但当时被杀的人或被吓跑的人确实多，我下乡的那个地方，距成都只有一百公里，当地有一种灌木叫马桑，它应该永远长不大，几乎是每年自己死掉，然后换新的，所以树干永远都只能长到直径两三厘米左右；偶尔有几株没死的，会继续长，也会被当地人砍了作柴烧，过不了当年。
但贫下中农告诉我，他们祖先来的时候，马桑已经长到直径超过十厘米那么粗了。
也就是说，离成都一百公里的那个地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烟，可想那时人口已少到什么程度了！后来经过著名的“湖广填四川”，形成一个移民为主的社会。
故四川文化虽有自己的特色，川人对外来的人和外来因素通常都不会太排拒。
当然也不是完全不排外，还是排一点。
以前四川这边做生意的多是陕西来的，所以对北方人通常以“老陕”称之。
我小时候，如果在成都街上看到一个像我今天这样说国语的人和一个说四川话的人打架，那大家多半都会帮那个讲四川话的人；只要喊一声“打老陕”，很多人都上来帮忙。
或即因多是移民，养成了一种能打群架的防卫本能。
但不打架的时候，川人对外来人还是较亲切的，毕竟很多人自己也是外来的。
简言之，巴蜀文化从一开始就既独立又不那么排斥外来文化或外在影响。
这样的一个文化，自有其特点。
我的感觉，巴蜀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带有“坐井观天”的意味。
我这里用的是这个词的本义，可以形象地表述出一种在框架中无限开放的取向。
如果在很开阔的大平原，人们可能多四顾，而不一定向上看，无形中可能忘了对我们很重要的“天”。
而四川的地理形态是一个盆地，在这样的地貌，人就比较容易向上看，所以天文学长期很发达（如汉代就出了落下闳）。
一直到近代廖平的“经学六变”，由第三变开始，后来的变化就越来越往天上走。
对廖平的“六变”，连他最重要的学生蒙文通都不敢接受，只申说前两变，三变以后的基本存而不论。
其实把天人结合起来思考，是传统四川文化的一个典型再现（依扬雄所言，要能“通天地人”才是“儒”）。
在近代这样一个天崩地裂的大乱之时，出现了思想的大断裂，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我们周围的自然和我们自己的社会，思考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就像重新坐在井里往天上看。
我的看法，廖平的“六变”是重要的思想观念，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又不为时空所限，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四川文化又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易学”（《易经》的“易”）传统深厚。
“易学在蜀”是大理学家程颐所说的话，比较不会太离谱。
直到晚清张之洞入川，仍发现蜀士喜言《易》，可知这传统有多么源远流长（也说明张献忠杀人没怎么中绝文化特色）。
跟易学有关的就是中医，中医也是四川一个很强的传统。
以前四川的老中医常说，北京某某名医，就是在我们这儿混不下去，然后跑出去的；出了夔门，就成了全国第一的名医，其实在我们这里也就一般。
这里当然可能有“医人相轻”的成分在，且不同地域的中医治不同的人，用药是有差异的，有些适用南人的药，就未必适用北人。
故易地而能著名，其原因甚多，还可斟酌。
无论如何，中医的学理，有系统而重变化，与易学关联很密切。
你们听了蔡进老师的讲座，就知道四川的好中医不仅能治病，而且在学理上也有独到的认识。
另外，四川“道学”（道家之学）发达，也有长久的传统。
著有《道德真经指归》的严遵（字君平），是研究《老子》的重镇，后来成都有两条街道以君平名（今天的君平街为其一）。
道家所谓重玄派，主要的活动地域也在四川。
四川又是道教发源的地方（当然各说不一），且源远流长。
我们去过的青城山，迄今仍是道教的重镇。
现在到青城山，大家都坐缆车，这也很好。
若走路，旁边有个小山洞，不在正常的旅游路线上，据说是张天师在此修炼过的，我去的时候里面还有一个道士，修炼的方式说是跟张天师原来的一样。
而且道教在四川分布广远，我们昨天去的峨眉山，原来也是道教很重要的一个场所，是所谓三十六小洞天的第七洞天。
佛家较晚才进入峨眉山，却后来居上，逐渐取代道家，峨眉山遂成普贤菩萨的道场，在佛教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说现在的中峰寺，就是由以前道教的乾明观改建，有个殿的屋顶上还有一个什么鸟的图形，是道家的符号，可知这个佛寺的庙宇是将就原来的道观改建的。
青城山四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文风很盛。
从很早的司马相如、扬雄，到宋代的三苏，一直到20世纪有很多人喜欢、有很多人不喜欢甚至排斥的郭沫若，以及活了百岁的巴金，都被我们列入文学一类。
当然，除了郭沫若、巴金这一代，从司马相如起那些人恐怕不一定接受我们所说的“文学”概念。
或许过去所说的“文章”，更能为昔人所接受。
不论如何称谓，文学是可以改变历史的。
现在你要到美国大学里念书，中国近现代史的指定参考书往往都有巴金的小说《家》。
一般都说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在这书里却是一个束缚人的地方，所以那时要搞家庭革命。
我很少看到美国学生质疑中国的家庭怎么会成了革命的对象，或许他们以为这是很自然的，则其读到的中国近现代史就已有着特殊的风采了。
不幸我们现在又相当崇拜美国的中国研究，读这小说的人毕业后写了专书，又反过来影响中国的历史研究。
经过这样出口转内销之后，至少人们认知中的中国历史，已被改变了。
这是四川文学家一个非常广远的影响（尽管很多人没注意到），无意之中指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好像我们中国人都不喜欢家，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很喜欢的（现在更西化以后，反而没那么喜欢了）。
像最近大陆新出的法律解释，强调从财产角度肯定婚姻中的个体，等于提示大家最好结婚前先把重要的财产登记一下，免得将来出问题。
这个主张特别能凸显法制观念，也展现了典型的市道逻辑。
不知这法官是不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因为中国的大学生好像早就不读巴金的《家》了。
当然也可能因为“家”已被人讲坏，巴金当年的想象，现已内化为人们的基本意识了。
或许因为四川文化的独立，蜀学还有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经学传统一直不那么强。
司马相如以赋体申六经，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此后四川经学的正统力量始终相对较弱，不像中原和清代的江南。
如清代汉学特重的小学，在四川就基本停留在工具的层面。
而外地风风火火的汉宋之争，在四川也不明显，甚至不那么对立。
不过，对正统派而言，这或许意味着这里的汉学、宋学都不够纯正。
远的不说，近代被我们认为很好的廖平，在晚清那个时候已经被视为有些离经叛道，从教书的学校被开除了。
吴虞也是，他编的《宋元学案粹语》被认为曲解了宋儒，同样在清末已被四川的学政处理（现在的清末档案里就有廖平和吴虞曾被四川学政修理的材料）。
两人显然都对经学、理学有着深厚的兴趣，却不一定被认可，可见经学在四川从来都有一些特别之处。
这或也由于四川的道家思想较强，从儒、道竞争的角度看，道盛则儒便相对弱一些，不过这方面的影响更多是潜在的。
另一方面，“道家者流，出于史官”。
道学渊源深厚，史学便容易出色。
蜀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史学一直有着比较有力的发展，出现了撰《三国志》的陈寿和撰《华阳国志》的常璩，尤其到宋代形成非常强的传统。
这也跟我们演讲中最后一讲（经史关系）相关，因为经学没有中原或江南那么强，史学的发展就相对容易。
四川的史学从宋代起一直有明显的特色，就是重视两个方面：一是材料，一是见解。
协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范祖禹（现存司马光关于编资料“长编”的主要见解，就在他给范氏的信中）以及后来做《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李焘，都非常重视史料。
还有另外的一派，就是苏东坡他们一家。
三苏都有很多史论，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太看得起，但另一部分人又认为他们太有见解了。
重材料和有见解两者结合起来，就成为后来四川史学的特色。
可惜再后来两者又慢慢地分开了，一些人仅重史料，看不到见解；另一些人则徒事发挥见解，太过偏颇，严格说已不能被承认为史学了。
我们可以看到，从最早到最后，尽管中间被杀掉这么多人（不仅明末清初，宋末元初蜀人被杀戮也极惨烈），最奇特也最值得研究的就是：天文、易学、中医，还有“文学”，等等，这些巴蜀文化原来的特点，都没有因为明末的杀戮而改变，到清代、到近代，仍然是这么一个传统。
另一方面，四川地处边远，仿佛在主流之外，也是一个持续的认识。
晚清张之洞到四川办尊经书院，被不少人看作近代的文翁。
然而在他之后任四川总督的锡良仍说，“吾初来川，学界幼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