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架构——试论中西比较诗学方法论

文学评论·古典文学浅谈《中西比较诗学》许可蒙 延安大学文学院摘 要：《中西比较诗学》是曹顺庆先生的诗学著作。

作者力图坚持着中西方诗论平等对话的原则，对两种文明一视同仁，不失客观，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本书依旧存在用西方“模子”套中国现实的嫌疑，其“整合与建构”的理想也流于空谈。

关键词：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建构作者简介：许可蒙（1994.5-），女，延安大学文学院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89-011987年，曹顺庆先生写出了在当时乃至现在都颇具分量的博士学位论文——《中西比较诗学》。

在这篇论文中，曹顺庆对中西古典文论进行了比较研究。

他始终坚持着中西方诗论平等对话，在比较过程中，对两种文明一视同仁，自觉地将中西诗学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力求凸显出各自的特点和长处。

将中西文明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归结到地理或许并不算多大的创见，只是当时一个很流行的理论，但在那个“全盘西化”泛滥、普遍认为蓝色文明优于黄色文明的时代，曹顺庆这种独立思考而不盲目趋从的品质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在艺术起源论这部分中，他就首先对当时国内论及艺术起源几乎言必称希腊的状况提出质疑，并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艺术起源论。

但如果用他的另一篇文章《文论失语症和文化病态》中的观点来审视这部专著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作者有意识地想要避免以西方“模子”套中国现实的弊端，却仍然无法完全避免。

他在论及中国古代艺术起源的时候，往往先提出西方的艺术起源论，然后再找出这种起源论在中国早已存在的文论证据：在西方“情感表达说”之后说“这种情感表达说，中国很早以前就已经明确提出来，并为人们普遍接受了”；西方的“巫术说”之后又说“关于这种巫术祭祀而来的艺术起源，中国古代亦早有论述”；在“西方符号说”之后又说“中国古代人早就接触到这一点了”……以这种方式进行中西诗学比较固然无可厚非，也在一定程度上向人们介绍了中国古代的艺术起源论，但实际上的确如他自己所说，“这种做法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把表面的相似性看作另一个系统的全部”[1]，没有跳出以“西”观“中”的窠臼，倒颇似一种“阿Q”式的自我欺瞒。

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以《中西比较诗学》为例庞莉芹【摘要】曹顺庆是中国中西比较诗学学科的开创者，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以“中西比较诗学”命名的学术专著，乃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

他从中国古典文论研究转向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将中西诗学的范畴、概念互证互释、双向阐发，分析了中西古典文论的异同之处，阐发了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世界意义。

曹顺庆希望通过对中国古典文论的重视来摆脱中国学界“失语症”的状态，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以及深入“跨文明”研究，从而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文论体系。

%He described the scope and mutual conceptual interprt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 anatyzeu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and expounded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in the world. Cao hoped to getrid of the Chinese acadmic aphesia by emphasizing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and set up a new uniuersal system of literary theoy through equal dialogue with western culture and in-depeth inter-civilization research.【期刊名称】《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2(022)003【总页数】4页(P47-49,61)【关键词】《中西比较诗学》;中国古典文论;“失语症”;“跨文明”【作者】庞莉芹【作者单位】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40071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221904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红楼梦评论》，标志着中国比较文学的开端。

中西悲剧审美差异分析《罗密欧与朱丽叶》与《牡丹亭》比较研究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生活在人类历史的同一时代，都是十六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的代表作品《牡丹亭》和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被称为中西方戏剧史上最绚丽的两朵奇葩，绽放在几百年的艺术舞台上.两部巨著描述的都是一对青年男女为追求自己的爱情而做的一系列抗争.两部诞生在不同历史土壤和文化土壤中的作品,在许多方面有着众多相似之处,诠释着人类共同美好情感；同时也存在着差异，折射出中西文化在诸多方面的不同。

在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研究《牡丹亭》和《罗米欧与朱丽叶》的学者众多,在这些学者和专家当中，更多人仅单独就某一作品进行研究,做二者比较研究者相对较少。

做比较研究者多侧重爱情故事、哲学思想、艺术形式或舞台技巧等不同角度。

从中西方审美文化差异和审美心理差异角度研究者和作品明显不足.笔者力图通过研究两部巨著，透视和折射中西方审美文化差异和审美心理差异。

这一研究对我们理解和研究中西方戏剧文化，进行中西方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推动意义。

本文采用比较研究法从三个方面探讨两部作品中反映出的中西方不同的审美文化。

一方面，通过比较得出东西方具有审美价值取向差异。

西方追求人性至上，而东方则崇尚礼理至上；在悲剧人物的选择方面，西方悲剧侧重于高贵的英雄人物，突出主人公昂扬的斗志，东方悲剧侧重于地位低下的善良弱小的人物尤其是女性作为悲剧的主人公；在对美的基本观念上,西方人求真务实，他们认为悲剧的本质是美和真的体现，而东方人则追求美和善。

第二方面，通过研究得出东西方审美心理差异,表现在审美意象上，同样是表达爱情悲剧，西方人常用阳台或雷、电、光等自然界中较为剧烈的意象。

东方则采用后花园、优美的亭台楼阁、牡丹、柳枝等较为温和之物作为审美意象；在对悲剧结局的期待方面，西方人追求一悲到底。

而东方人则喜欢大团圆的结局,即使是悲剧也要加上一条欢乐的尾巴。

西方的爱情悲剧受骑士精神的影响,主人公充满阳刚之气，而中国的爱情悲剧中男主人公通常是文弱书生，即才子佳人的爱情模式；在爱情表达方式上，东方爱情表达含蓄、委婉，西方则热情、奔放.第三方面,从审美形式上对两部作品进行分析.在结构上。

中西诗学比较研究初探摘要：诗学这一术语，最早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诗学就是关于诗的艺术。

而现代意义上的诗学和传统的诗学有很大的区别，它本质上是一种文艺理论或文学理论研究，是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总称。

中国和西方由于社会文化特征的不同，导致中国诗学和西方诗学呈现迥异的色彩。

因此，要对中西诗学进行比较研究，就要对中西诗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特征进行比较，从而找到中西诗学产生不同的真正根源，以有利于中西比较诗学的发展。

关键词：诗学比较文化特征一、引言诗学一词，最早见于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诗学的概念包含了诗和技艺两个方面。

即诗学是关于诗的艺术。

在古希腊，作诗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作或创造，而是等同于一个制作或生产的过程。

因此，那时作诗既是一门学问，也是一种技艺。

而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不但探讨了诗的种类、功能、性质，也探讨了其他艺术理论以及悲剧、模仿等美学理论，这样，亚里士多德就把诗放到了一般的意义上，即艺术。

这就给诗学定了位，将诗学概念引入了美学，把诗学看作了一般的文艺理论。

而中国古代使用诗学一词，其内涵和西方是很不相同的。

在中国古代，诗学有时是指《诗经》之学，有时也指诗歌的创作技巧和批评著述。

如元代杨载的《诗学正源》，明代周鸣的《诗学梯航》等。

这些著作所使用的诗学意义一般主要指诗歌的创作与技巧，同时也涉及诗歌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理论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狭义的诗学概念。

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诗学概念已经不同于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诗学了，同时也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古代的诗学概念，而是一个融文艺学、文艺理论及美学理论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学科理论的总称。

而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文学艺术及文学理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之上的，因此，要对中西诗学进行比较研究，离不开对中西诗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文化特征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及文化特征才能真正找到导致中西诗学呈现不同特色的根源，从而使我们能够更深刻地认识中西方诗学，推动中西比较文学及世界文学的发展。

中西文化差异与诗学方法论思考一、“诗学”一词在中西文化语境中的蕴含演变及“知识”定位１．“诗学”一词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基本蕴含及演变“诗学”一词的最早使用，一般说来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诗学》的原文为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ｏｕｓｐｅｒｉＰｏｉēｔｉｋēｓ，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Ｐｏｉēｔｉｋē意为“制作的技艺”，等于ｐｏｉēｔｉｋēｔｅｋｈｎē，因此亚氏的“诗学”一词实包含了两个关键词：“诗”（ｐｏｉēｔｉｋē）和“技艺”（ｔｅｋｈｎē）。

ｐｏｉēｔｉｋē从动词ｐｏｉｅｉｎ（制作）派生而来，故诗人是“制作者”（ｐｏｉēｔēｓ），诗则是“制成品”（ｐｏｉēｍａ）。

ｔｅｋｈｎē来自印欧语的词干ｔｅｋｈｅ－，原意为“木制品”或“木工”。

它是一个笼统的术语，既指技术和技艺，也指艺术和工艺，而古希腊人没有把这两种含义严格区分开来。

在希腊人看来，诗人做诗，就像鞋匠做鞋一样，都是靠自己的技艺“制作”社会需要的东西；称呼“写诗”，他们不用ｇｒａｐｈｅｉｎ（“写”、“书写”），而用ｐｏｉｅｉｎ。

⑥在柏拉图以前，诗和诗人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

按照维科的看法，人类的历史愈往上走愈充满“诗性的智慧”。

⑦诗人作为“通神者”，又往往将先知、祭司、甚至王者的“身份”集于一身，而荷马经常用“神一样的”（ｔｈｅｏｓ）一词来称赞诗人。

诗人虽说也是凡人，但是他们受到了神（缪斯）的特别眷顾和宠爱，写作诗歌是一种神赋的才能。

至于诗人的地位之所以如此崇高，实则与诗的实际功效密切相关；正如中国的先秦时代一样，早期希腊人也主要是从诗的作用方面来了解诗并借此对诗和诗人进行不同的定位和评价。

到了公元前５世纪，荷马和赫西俄德因其诗歌的多重功用而被普遍尊为希腊民族的教师。

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因为柏拉图（也许还包括苏格拉底）等人的见解，⑧诗和诗人的地位开始下降了。

柏拉图一方面秉承了前人早已提出的诗歌神赋论、模仿论，另一方面又在神赋论、模仿论之中注入了和前人全然不同的内容。

中西诗学理论的比较[摘要]“诗言志”与“模仿说”分别是中西文论的源头。

民族诗学体系与本民族的社会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

本文通过比较二者的异同，分析这两中学说的内涵，意在阐明这种异同对中、西古代文学体裁方面的深远影响。

在中西方传统的文论中，“诗言志”与“模仿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分别成为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的发展源头。

中西最早的诗史之分别可由以下几段引文见其端倪：大舜云：“诗言志。

”[1]许慎云：“史，记事者也。

”[2]亚里士多德云：“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

[3]在诗学体系上，西方由于社会经济形态带着浓重的商业性，所以比较重视人的外在的、实际的活动。

这种精神表现在文学观念上，就是以叙事文学为本位。

因此在古希腊，史诗在文学中具有典范性。

后来从史诗中发展出来的戏剧和小说，也都是以模仿写人事和人生图画为宗旨的。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所谓的“诗”，都指记叙性的文学如史诗、戏剧而言。

正因为西方人以叙事文学为本位，所以也就形成了他们对文学性质的传统看法：模仿和再现。

西方的“模仿说”的最初萌芽源于古希腊艺术优良的显示主义传统的实践总结。

在古希腊，雕塑直接模仿人体，音乐模仿自然的声音，舞蹈模仿生产劳动，戏剧模仿实践中的人。

柏拉图将诗歌定义为一种“模仿”或称“mimesis”。

“诗的模仿术模仿行为着——或被迫地或自愿地——的人，以及，作为这些行为的后果，他们交了好运或厄运（设想的），并感受到了苦和乐。

” [4]。

他还提出的“文艺是自然的模仿”，是“影子的影子”，这一说法也反映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

这本书是西方传统上经典的文学理论，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是起源于人从孩提时代就具有的一种模仿本能，诗人的职责就是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和过程来模仿它。

他从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柏拉图的观点，但他抛弃了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理式论，充分肯定文艺模仿的真实性。

他认为艺术对现实的模仿是一种创造性的模仿，强调诗人应该按照现实事物的本质与发展规律来描写事物。

中西方诗歌的比较第一篇：中西方诗歌的比较中西方诗歌的比较诗歌被誉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和最高体现，同时诗歌也是时代、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

中西方诗歌迥然不同，分别体现了中西方的文化、艺术、美学、文论的综合成就。

对中西诗歌进行比较既是文化交流的客观必要，也是研究和发展我国诗歌的主观要求。

中国的诗歌历来受到世界的关注，精炼的语言、优美的意境是其标志特征，西方的诗歌同样的耀眼夺目，我们可以从数量浩大的诗作中发现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

中西的诗歌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寻找到彼此的影子。

中国的诗歌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的诗歌或多或少都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

中外、古今之间虽自成体系，但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并非完全隔绝。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相同的地方.相同点一：中国古典诗词用词凝练，意境含蓄，诗画合一，形象生动的特点在交流中融入了英美现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中，我们先来比较下面的两首诗：饮酒（晋）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茵纳斯弗利岛（爱尔兰）威廉〃巴勒斯〃叶芝我就要动身去了，去茵纳斯弗利岛；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巴房；支起几行云豆架，一排蜂蜜巢，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

我就会得到安宁，它徐徐下降，从朝雾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我就要动身去了，因为我听到，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都在心灵深处听见这声音。

①从上面的两首诗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意境和用词是非常相似的，“结庐”与“造屋”如出一辙，“采菊”与“种豆、养蜂”异曲同工，“山气”与后一首的中间四句的意境完全可以互相补充。

两位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要离开这个充满痛苦的红尘世界，去过世外桃源般的生活，表现了宁静致远的思想和远离尘嚣的真意。

中西比较诗学的可比性与研究方法赵学斌课程：中外文学比较教学目的和要求：认识中西比较诗学研究的可比性，例如文学存在方式和功能上东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异同点。

了解当前比较诗学的主要五种研究方法。

重点和难点：在了解平行研究与文类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学派中的主要论题是关于中国古代诗学话语的现代转换即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重建问题，由叶维廉与曹顺庆的研究方法为出发点，启发学生理解中西比较诗学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与当前的学术热点，进而掌握相当的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

这一部分的重点是比较诗学的可比性问题，难点是当前颇有争议的研究方法问题。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和讨论结合，多媒体课件辅助。

教学过程：从教材《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对李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与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谈起，指出“豪放飘逸”与“浪漫主义”，“沉郁顿挫”与“现实主义”在诗学比较中之同与异（时代与文化背景），进而引入比较诗学的话题，例如“失语症”与异质话语对话理论。

（可设计提问：请问为什么你认为李白是浪漫主义或杜甫是现实主义？）季羡林先生很有感触地指出：“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

”海外学者对当代中国文论的不景气，亦颇有同感，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梁教授十分感慨地说：“在当今的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

20世纪是文评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

……尽管中国的科学家有多人得过诺贝尔奖，中国的作家却无人得此殊荣，中华的文评家无人争取到国际地位。

”一、基本理论概述：诗学与比较诗学早期翻译者用汉语的“诗学”指代“poetic”,而中国传统诗学指的是限定在诗歌范围内的一种特定文类研究。

经过翻译整理,汉语读者所获得的西方“诗学”概念大致是: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包括了诗论和一般文艺理论乃至美学理论的总体概念。

批判与架构试论中西比较诗学方法论20世纪80年代末,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的各种思想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人面对西方的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

面对西方发达的经济 ,反思自己经济落后的原因,国人当时认为是因为没有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应该一切向西方学习 ,补上资本主义的一课,要搞“全盘西化”才是拯救中国的良方。

原本就是舶来品的中国比较文学领域也充斥着这种论调。

西方学者因为对中国甚至东方的文论不了解,从而抱着轻视的心态来对待。

在西方比较文学学派中,法国学派的理论基础建立在仅仅限制于一国对一国的“二元的”事实关系的研究之上,文学研究成为文学的贸易,将比较文学变为“法国中心”的文化扩张主义;而美国学派对法国学派“法国中心主义”的批判也只不过将之扩大到“西方中心论”,把具有深厚传统的东方文论完全排斥在外。

美国学者威斯坦因曾经说过“直到最近,远东国家尚未根据类属对文学现象进行系统的分类”。

这说明了西方学者对东方文论轻视甚至蔑视的态度。

而在当时,东方学者提出援用西方文论“阐发法”,也是在否定中国古代文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转向试图以西方文论取代中国文论。

这种趋势引起国内外有识之士的担心、忧虑。

提倡西方文论的阐发法使得中国文论丧失与西方文论平等对话的资格并进而沦为西方文论的附庸。

同时,也有一些具有世界胸怀的学者,如韦勒克、刘若愚、叶维廉等人,认识到东西方文学的理论交流、互补乃至融合的可能性及其重大的意义,同时,他们也致力于中西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

国内一些老一辈学者如王元化、宗白华、季羡林等也对比较文学做出了贡献。

中西比较诗学学科正是在对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反思中建立起来。

另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理论自觉,所谓“别求新声于异邦”,王国维、梁启超等一代学者注重从理论上研讨中西方差异。

而且中西文学相对缺乏交流与影响 ,又处在不同文化体系当中,文学现象千差万别,一旦比较,对文学差异进行追本溯源,就会触及到深层的文化背景问题 ,进而进入到文学观念与理论的层面。

浅谈中西比较诗学如果说诗学是文学理论的另一种称谓，那么比较诗学则是对文学理论的跨民族、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下面就选几首诗来仔细琢磨中西诗学直接的联系，你会发现它们是“藕断丝连”，但同时它们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

中国的诗从表面看来讲究押韵，有很多诗注重对字的推敲，不同的诗读起来就好似品不同的茶，虽然都存齿留香，但是你总能品出它们各自独特的味道。

西方的诗所表达的感情大多热烈，好似秋天的枫叶，总是一大片一大片地冲击着你的视线，让你躲都躲不及，只能敞开心胸接受它，去感受它。

但是近乎所有的诗都会让你感慨一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你用你的心去读这些诗，你得到的回报定是丰厚的，也是独一无二的。

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中，虽然总共只有四句诗，但是每一句都会让你轻轻地叹息，“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浓浓的思念似乎是随着巴山的夜雨浇在了离人的心头，“巴山夜雨涨秋池”的一个“涨”字也似乎写出了思念的藤蔓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离人的心头也越长越长，这个字让你揪心了，让你不自觉地久感同身受了，“何当共剪西窗烛”的一个“剪”字固然不是单单指剪烛花，如果离人得以归还，那么离人心头思念的藤蔓也可以一并剪去，所有的人，包括诗人也包括作为读者的你一想到这样的事情便觉得心口长舒一口气。

这两个字在我的理解看来是一语双关的，因为诗人在写自己的心灵感受，他对每一个字，尤其是动词的推敲是尤其注意的，这首诗是含蓄的，至少同西方的诗比起来，它所透露的感情是委婉的，就像慢奏的琵琶，拨动一个弦就带来一声叹息，而西方的诗就像《琵琶行》里面的那句“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那般的热烈，那般的焦急。

美国诗人E.E.Cummings的诗每每读来总让我感到一种新鲜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新生的感情，他要表达便直抒胸臆。

《爱情比忘却深厚》：“爱情比忘却厚，比回忆薄，比潮湿的波浪少，比失败多，它最痴癫最疯狂，但比起所有，比海洋更深的海洋，它更为长久，爱情总比胜利少见，却比活着多些，不大于无法开始，不小于谅解，它最明朗最清醒，而比起所有，比天空更高的天空，它更为不朽。

中西比较诗学要注意的问题中西比较诗学已经成熟，但并不代表比较诗学没有问题。

笔者认为这种状况将会长期存在却没有创新就会遇到问题。

那么是否能有解决的途径呢?比较诗学，按其形象应具有两个相应特征:1、曾经取得过丰硕的成果。

2、目前存在难以突破的瓶颈。

但是在这些成就之上，近十年来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却一直未能再有实质性突破，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从研究范围来看:所谓“比较”一直存有断档期。

中西方所有的诗学比较实际上都是在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古代、当代文论之间进行，不会超过范围。

第二，即使是在以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来比较的来看，两者的比较也无从比起。

虽说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已成体系，但仅靠这些方法支撑比较诗学的发展有些后劲不足。

中西比较诗学只看重和进行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的比较的背后都只看重中国古代比较文论，并认为中古当代没有可比较的诗学。

那么，如何突破此堵塞状态呢?首先，最需要的就是重新审视那些烂熟于心的学科寻找共通性。

中西比较诗学现已确立了自己的研究目的和价值意义，一般都将其归纳为对“世界诗学”、“共同诗学”的追求，欲寻求跨民族-国家、跨文化的文学共同规律等。

同时，为了避免学术资源的空洞，找寻着一个跨历史、跨文化的世界性普遍美学和诗学的同时，既要继承民族文学为开始，又要抛弃民族文学的劣根性。

比较诗学也因此将自己的学科意义和视野从广阔的参与社会文化作用。

作为研究者，不能满足于或是局限在自我定格的学科分界中，而忘记知识分子可能或应该关注反思的问题。

如果将西方社会学术视野和规则所作的自我批判，那简单“中国化”成中国人维护自己传统和本民族利益的把柄，那么在这心理下的民族文化辩护和“比较”就更显浮浅无力。

作为研究主体必须触及到隐藏于背后的当下社会因素，对当今国内的上层建筑有清醒认识，并且突破学科藩篱进行多重视野的挖掘与参照。

只有当代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激起自己的人文情怀，在各种知识资源的整合中，用自己的学术视野和实践才能开拓出一个学科的全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