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2期（总第27期）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No.2，2015Total No.27寒冷也是一种温暖———迟子建对生命和死亡的观照时悦（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浙江杭州310000）［摘要］“生也敬畏，死也超然”的独特生死意识在迟子建的作品中有着充分的体现，通过对文本的审视，文章从地理环境、地域文化环境和人生经历等三个部分探讨了迟子建这一生死意识的来源。
［关键词］生；死亡；敬畏；宗教［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15）02－0111－03［收稿日期］2015－01－11［作者简介］时悦，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戴锦华在评论迟子建的作品时说：“生与死在迟子建笔下有着一份别样的单纯与质感，但不是、不仅是诗情书写中的生的礼赞、生的悲歌或死的哀叹。
在迟子建笔下，比对生死之秘的痴迷更为清晰的，是颇为独特的对生死之谜的了悟。
”正是迟子建这种“颇为独特的对生死之谜的了悟”为我们研究她的生命与死亡意识带来了颇为独特的价值。
一、迟子建独特的生死意识在其小说中的体现（一）死亡是生命中的必然迟子建在一次采访中曾谈道：“所有人在现实中活着，活得小心翼翼，畏手畏脚，不敢说死亡的话题，好像是一种魔咒。
死亡之所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巨大话题，源自于我们内心对死亡的一种恐惧，是无知无觉地笼罩着我们。
”的确，死不是一个事件。
人生下来就意味着走向死亡，死亡是生命中的一部分，是构成生命完整的条件。
在迟子建的小说中，这种“死亡是生命中的必然”意识尤为凸显。
她总是毫不隐讳地用一支笔，将死亡的事实穿破并呈现在我们面前。
死亡对很多人来说就像寒流一样，是害怕靠近的，甚至在日常谈话中也很少出现有关死亡的话题。
当许多作家歌颂爱情的美好、幸福的完满时，这个东北女作家书写的却是生命和死亡的无常与必然。
在她的体内聚集了足够多的温存与伤怀，因此她不惧怕寒流，不惧怕死亡。
在迟子建的小说中，生与死不是一个偶然的、突发的事件，而是一个事先预知的、可知的宿命。
只要有生，就必然会有死的观照态度使她的小说普遍带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流水般清新脱俗的气息。
（二）死亡是生命的另一种开始，是对生命自然的回归与敬重《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鄂温克族人的生存现状和沧桑变迁史。
鄂温克族是一个以游猎、采集为生的民族，他们自由地徜徉在山林之中，与自然共生。
怀着对自然的敬畏，他们崇拜火神、山神“白那查”、风神等一切至高无上的存在。
死后的人必定要经过自然的洗礼，风葬、火葬等葬礼是对死者灵魂的超度。
“选择四棵挺直相对的大树，将木杆横在树枝上，做成一个四方的平面，然后将人的尸体头朝北脚朝南地放在上面，再覆盖上树枝”。
在鄂温克族人看来，生命和死亡是统一的，死亡是生命的延续与开始，而这种生命的新的开始一定是在自然的伴随下完成的。
“尼都萨满用桦树皮铰了两个物件，一个图形是太阳的，一个是月亮的，把他们放在父亲的头部。
我想他一定是希望父亲在另一个世界中还拥有光明”。
在他们眼里，死亡是可知的，它是一扇门，是通向神灵的门，死亡意味着与自然神灵永远地合为一体，他们仍然与活着的人在精神上保持着联系。
因此，死亡对于鄂温克族人来说，不是痛苦，而是超脱。
鄂温克族信奉萨满教，萨满是神灵的替身。
他们不相信科学和现代医术，萨满是他们唯一的氏族拯救者。
而这种拯救是通过“跳神”的方式得以实现的。
笔者以为，“跳神”“风葬”这些传统仪式的本身就是崇敬生命、与生命的内在交融，是回归于自然的朴素。
而这也恰恰是迟子建对生命的观照态度：对生命本身的敬畏和对生命中最纯粹自然的本真状态的回归。
（三）生命与死亡的诗意和审美意味评论家谢友顺说迟子建是“忧伤而不绝望地写作”。
忧伤，是对生命的挣扎，对幸福的获得满含辛酸，对苍—111—茫世界的变幻无常的感伤。
不绝望，是对生之忧伤中温情亮色的感动，对生命之光的渴望与憧憬。
忧伤而不绝望的写作风格，使迟子建对笔下的人物充满了悲悯，无论是写生命，还是写死亡都无不渗透着她的悲天悯人的生命态度和对生命死亡形式的永无止息的探索。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以蝴蝶从丈夫的剃须刀盒子中飞出来为结尾：“它像精灵一样从里面飞旋而出！它闪动着湖蓝色的翅膀，悠然地环绕着我转了一圈，然后无声地落在我右手的无名指上，仿佛要为我戴上一枚蓝宝石的戒指。
”这不仅暗示着主人公（同时也是迟子建自己）完成自我的情感拯救、精神救赎，从失去丈夫的痛苦中超脱出来，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方向，更表现了作者一种悲天悯人的、对生命孜孜的渴望和希望，读来始终带有一种蝴蝶般的浪漫气息。
笔者以为，这种生死的诗意与审美终极源泉可能是东北民族的萨满教。
在这一宗教的超度中，将一切死亡与悲痛化为生命的平静与安详，与自然相融为一体，从而使信仰它的人获得心灵的永恒与温馨，重新获得对生命的渴望与希望。
对于迟子建来说，她相信宗教，相信灵魂和天堂，“我总是比其他人更加喜欢梦见亡灵。
他们与我频频交谈，一如他们活着”。
这就使她所理解的生与死都披上了神灵之光，带有形而上的宗教意味。
二、迟子建个体生死意识溯源每一个作家的个性、思想意识的形成都是多因素的，受到自然、社会、文化的多重影响。
文学创作的历程，就是生命的历程。
我们从文本出发，将迟子建生死意识的形成原因大体归纳为三个方面：高纬度的极地环境、独特的地域文化烙印以及寒流般的人生经历。
（一）高纬度的极地环境迟子建生长在中国最北端———北纬53度左右的漠河。
零下三四十度的气候带来的是漫长的寒冷和多半年时间的白雪飘飘。
这严寒的气候使大自然的植物瞬息万变，而迟子建对人生的最初认识，恰恰就来源于对自然界无常的感悟。
极地无边的寒冷是无法躲避的，“粘粘的雪花风舞在空中，冬天就这样准时地来了”。
“一进入九月，大地的绿色植物就枯萎了，雪花会袅袅飘向山林河流，漫长的冬天缓缓地拉开了帷幕”。
为了抵抗寒冷，人们需要生起火炉，火炉对北极人们的意义远大于温暖、希望，笔者认为更多地应该是一种崇拜，一种可以让人活下去的东西。
他们崇拜火神，火神与人们的信仰在一起，与人们的精神在一起。
有火，有信仰，寒冷的生活才能继续。
迟子建在《会唱歌的火炉》中写道：“冬天一到，火炉就被点燃了，它就像冬夜的守护神一样，每天都要眨着眼睛释放温暖，一直到次年的五月，春天姗姗来临时，火炉才能熄灭。
”“我觉得柴火燃烧的声音就是歌声，火炉它会唱歌。
”笔者以为，燃烧着生命之光的火炉和极端的寒冷分别象征着生命和死亡，二者是北国的自然环境带给迟子建的最深刻回忆，就像烙印一般，同时也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范畴。
也许它们恰恰成为迟子建文学创作的本质积淀。
相互共生的飘雪与火炉，寒冷与温暖，使迟子建领悟到生与死的必然共存。
在北极村，长时间的寒冷已经被那里的人们所习惯，融入到身体的每一寸肌肤、每一滴血液，从而成为温暖的一部分。
就像面对寒冷一样，死亡对于她来说并不可怕，不是一个让人怯懦、躲避的东西。
相反，这种死亡会带来一种释然，对生命的释然和超脱。
它是生命形式的一部分，是一种别样的生命姿态。
北极村由于常年严寒，人口非常稀少，整个村子也不到一百户人家。
人与人的熟知程度绝不似今天水泥高墙、高楼大厦营造的封闭的人际关系。
在北极村，个体是与整个村子连在一起的，因此，死亡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大了，村子里每一个人的离去都会为人们带来哀痛。
迟子建目睹了太多死亡，太多离去，心理承受能力的限度会被提高，更容易从失去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从沉浸转为超然，选择以一种外观的视角对死者进行祈祷和悲悼。
（二）独特的地域文化烙印地域文化是在人类的聚落中产生和发展的，它以世代积淀的集体意识为内核，形成一种网络状的文化形态、风俗、民情、宗教、神话、方言，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系统。
几乎每一作家的文学创作，都是建构在特定的地域文化之上的。
纵观现当代文学史，莫言笔下的山东高密、萧红笔下的呼兰河、梁晓声笔下的北大荒等等都孕育着极大的创作张力。
对于迟子建来说，东北这片广阔的黑土地给了她无穷的文学滋养，也对她的生命和死亡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在迟子建生长的东北黑土地上，山川河流滋养着繁多的草木和凶猛的野兽。
然而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是共生的，不是主宰与被主宰、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处在敬畏、和谐、健康自然的关系中。
他们把一切生物都视为有灵性的、有生命的，因此，“敬重生命”“包容一切”是东北地域文化的核心关键词。
她在《我的梦开始的地方》写道：“我的亲人，也许是由于民风纯朴的边塞的缘故，她们是那么的善良、隐忍、宽厚、爱意总是那么不经意地写在他们的脸上，让人觉得生活里到处是融融爱意。
”这种东北人民身上所体现的善良宽厚、随遇而安的平和与超然基本成为迟子建对生命的态度。
在这片充满灵性的土地上，除了哺育了有灵的万物，还孕育了妖娆的神话与传说。
在迟子建的笔下，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围栏、村舍无一不沾染着神话的色彩，比如《逝川》中的泪鱼、《亲亲土豆》中的土豆、《酒鬼的鱼鹰》中的鱼鹰等等。
这些神话故事大多讲述的是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忠实于内心生活的信念。
这些看似虚无的神话始终源源不断地滋养着迟子建的文学，并构建了她对生命和死亡的意识。
此外，独特的宗教也对迟子建的生死意识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东北地域广阔，少数民族众多，如鄂伦春族、朝鲜族、鄂温克族等，而这些民族大多信仰萨满—211—教。
把生死问题自然化，把自然人格化是萨满教生死观最主要特点。
他们对待生死问题时，首先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但并没有将二者关系绝对化。
萨满教认为，人的生命是上天赋予的，而人的生存权利是由大地母亲所掌控的。
如果没有上天的创造、大地的奉献，人是不能存在的。
从这一点看，萨满教将人的生成与存在完全交给了天地自然，可以看出，在形式唯物主义的背后隐藏的是实质的唯心主义，这种“天父地母”的生死观带有普遍的神秘性与虚幻性。
女人们采集浆果，男人们狩猎砍柴，在这种本质朴实的生活与自然之间也因此保持了一种亲密的关系。
他们敬畏自然，自然在他们眼中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天神，掌管着一切万物。
而神与人沟通的中介力量就是部落中的萨满。
萨满传达着神的意志，是神在人间的化身，他知晓天地，沟通万物，能听懂每一株草木的语言。
正是萨满教中“敬畏神灵、敬畏生命、万物有灵、与自然合一”的思想，成为迟子建创作的源泉，并对她的生命和死亡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她将人生比作一条不断流淌的河流，死亡是生命的一个必然过程，由天地万物所掌控。
她在接受《人物访谈录》的采访时也说道：“我是比较唯心的，对于超自然的力量，我宁愿相信它存在。
”迟子建从小生活在北极村，与俄罗斯只有一江之隔，儿时的她对额尔古纳河左岸充满了好奇与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