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的审美现代性反思

对“审美主义与现代性”的思考——浅读《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理工大学公共管理2016级硕士梁玉摘要：对作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的审美主义的反省，一直被汉语知识界忽略，至多被一些人在趣味层次上加以抵制。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一书对思想学术质态上的审美主义，更多地与“现代性”，与人的精神气质相关联进行了详细审理。

作者在行文中，审美主义同时又被用以指称一种丧失知识学逻辑距离的思想学术型态，更多地与“现代主义”，与一种思想学术、艺术气质和文体风格相关。

对这两个侧面的审美主义的抵制规定了现代学的质态和形态。

社会科学现代的建构原则是这本书的一个一以贯之的潜在话题，这似乎成了作者之“现代学”的一个重要容。

那么这本书则不仅是在容方面对知识界形成刺激，它自身在力戒概论性学术样式、建基于兴之所致的观察之上的随笔性学术样式、以对某种理念的偏好为论据的学术样式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阻断了它产生这些样式反应的所依赖的话语空间。

对一本书就思想容做出反应总是容易的，因为我们常常可以无需准备、不假思索就表示赞同和不满。

但对这本书的问题意识、方法论、知识文献的利用等等做出反应要困难得多，当然也就有意义得多。

关键词：审美主义；现代性一、引言刚拿到书的时候，厚厚的一本，540页，平时对哲学问题实在是不感兴趣，以为这是一本关于现代社会中个体生命的焦虑与困境之表述的著作，实际上，书中也涉及了相关容，只是远远不止于此而已。

读这本书，感到十分吃力，其量的社会学术语和学者名字，都对于一个初学者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

原因在于自己的知识储备十分不够，尤其是西方原典著作几乎没有读过，而对于一般西方的社会理论，虽然过眼的介绍性文字也有过，但很少认真深入地进行思考。

专门去查了小枫的个人简介，他的著作风格更是增加了阅读的困难，其中繁复的理论介绍和无数非中文化术语的运用尤其让人目眩。

不过，埋下头来，似乎稍微能够获得一些启示。

小枫著作里讨论的现代现象之一：话语膨胀现象，首先应当看作是现代人“反思”的特征表现。

当代中国美学：审美现代性的困境与出路(一)走过三十年历程的当代中国美学，拥有过自己的光荣与梦想，也经历了徘徊与困顿。

显然，回顾中国美学的当代历程，不是为了满足于一种怀旧的记忆，更不是为了举行一个纪念性的文化仪式。

因为，与其说回顾是一种记忆，不如说回顾是一种反思，而反思总是当下自己的反思，总是立足于现实的反思。

对于当代中国美学来说，三十年历程，既漫长又短暂，它既是已经逝去的过去，又是正在进行的现在。

如果离开当下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回顾反思的意义就只能消散于缅怀的岁月之中。

毫无疑问，新时期改革开放所带来的重大社会转型构成了三十年当代中国美学的社会历史语境。

社会转型给中国文化思想界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与危机。

中国美学在这一震荡转型中，走过了三十年的风雨历程。

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学可以概括为转型期的美学。

这里的问题是，从回顾反思的意义上说，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美学，我们应在何种层面上来加以理解和表述？不同的视域将影响和决定我们的理解和表述，同时也将影响和决定我们回顾反思的广度和深度。

立足于当代学术语境，从现代性视域出发，对当代中国美学加以理解和表述，应该是一个较为恰当的立场和视角。

从现代性视域看，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是以市场化、全球化为主要特征急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

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中国当代美学与中国现代性问题难以分割的纠缠在一起。

因此，从现代性视域出发，对中国当代美学加以理解和表述，不仅有助于回顾当代美学的发展历程，更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沉淀中反思急速现代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层面上看，美学与现代性的关系亦可概括为“审美现代性”的问题，历经三十年的当代中国美学探索亦可以被表述为一种审美现代性的理论诉求。

回顾中国美学的当代历程，我们看到，美学问题与现代性问题之间的关系，伴随激剧的社会转型变革而交错缠绕在一起，时而互动共谋，时而相互分离，时而冲突紧张，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样态。

“京派”文学的文化底蕴从老舍创作的文化品格说起一、本文概述“京派”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文化底蕴深厚，影响深远。

这一流派的文学创作，以其独特的北京背景，展示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风貌。

老舍，作为“京派”文学的重要代表，其创作的文化品格更是充分体现了“京派”文学的文化底蕴。

本文将从老舍的创作入手，深入探讨“京派”文学的文化底蕴，揭示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本文将概述“京派”文学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特点，以明确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接着，将重点分析老舍的创作风格和文化品格，探讨其如何在作品中融入北京的地域文化、历史传统和社会生活，展现“京派”文学的独特魅力。

本文还将对老舍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和文化冲突进行深入剖析，以揭示“京派”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批判。

通过对老舍创作的深入剖析，本文旨在全面揭示“京派”文学的文化底蕴，进一步推动对“京派”文学的研究和理解。

也希望借此引发对现代文学与文化关系的深入思考，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二、老舍的生平与创作背景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生于北京一个贫苦满族家庭。

他的童年生活充满了艰辛，这种经历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然而，正是这样的生活背景，使他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有了深入的理解和深刻的同情，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文学视角。

老舍的创作背景深受北京文化的影响。

他熟悉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了解北京人的语言、习俗，这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京味，具有独特的文化底蕴。

在他的笔下，北京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更是一种文化象征，一种精神寄托。

同时，老舍的创作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他热爱传统文化，尊重传统价值，这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然而，他并不满足于仅仅传承传统文化，而是试图通过文学创作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以期达到文化更新的目的。

老舍的创作还受到了现代文学的影响。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界正在经历一场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老舍作为这一时期的作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转变的影响。

树荫下的玄思———试论京派作家纯正的美学趣味陈丽贞一、由五四后反顾传统说起中国美学趣味的传统,是遵循中庸之道,追求和谐圆融,均衡节制之美,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艺术效果。

无论是传统的士阶层那为人处世的林下风度,还是历代文学作品里所形成的那叙事抒情的风格特色,都充分展示出这一总的特征。

任何一个时代里,其文学艺术的发展都不能忽视那沉淀在现实中的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

即使在西方现代观念与民族传统激烈冲突的五四时代,其盲目否定传统文化的“暴躁凌厉”,也是值得商榷的。

当然,那首先是一个破坏的年代,那么随之而来的是在传统之上的反顾和建设。

这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回归,若是这样,便易陷入死守传统的泥淖。

而值得肯定的这种反顾目光则是:立足于现实社会,来回味古典,建筑现代,寻找古典中永恒而又在新的时代中不断更新的意味,既有民族传统的集体无意识的沉淀,又有新背景下个体有意识的回溯。

这正是在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在社会心理由激烈趋向平静与反思的时候,京派作家所产生的中西合壁的文学愿望。

由此,在现代意识烛照下,重新沉潜地关注传统文化,沟通中西古典美学,继之作出认真的清理分析,赋予其现代意义,营造纯正的文学世界,便成为京派作家追求的宗旨所在。

所谓“京派”,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究竟哪些作家属于京派,尚无定论。

一般来说,学术界普遍把三四十年代,主要聚居在北京一带的作家群称为京派。

主要成员有:沈从文、朱光潜、废名、萧乾、李健吾、芦焚、凌叔华、林徽因、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梁宗岱等。

其中,不属京派而在五四时期已建树巨大的周作人是他们的先导。

周作人曾以横扫千军的声势去要求摧毁旧传统,强烈地呼唤人的觉醒,文的觉醒,渴念现代观念的到来。

但当文学革命超出文学的范畴,发展到思想革命甚至政治革命,当初运动的激进者就害怕了,从而脱离了时代主潮,沉到“十字街头的塔里”,沉到传统文人的习性中去了。

他那平和冲淡的文人作风,自由主义的文学追求,以及那清涩隽永的文学风格,其才情和心境都吸引着大批京派作家。

中国现代艺术展，China/Avant-Garde 海报中国美术馆1989年2月5日同西方社会与美学二元对立的现代性一样，西方理论家对“政治前卫”（political avant-garde）和“美学前卫）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展开的，并形成了以意大利学者雷纳多Renato Poggioli）和德国学者彼得·比格尔（Peter Burger表的两大前卫理论。

[英]保罗·伍德：《现代主义与先锋的理念年第5卷，第126—141页。

：《进展与徘徊：1989—1993年美术批评述评》，《。

也可代表一种在历史中生成和延续的美术形态，像潘公凯主持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指的就是作为特定的美术形态的历史，而非一个学科的演进之路。

当然，这两个层面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二者的联系也不容忽视：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美术”是根据它的研究对象—“现代美术”—确立自己的学科边界；反之，对“中国现代美术”的“现代”形态的探寻既是这一学科应该研究的问题，也是它赖以存在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种历史形态的“中国现代美术”的起点问题，自然会牵涉到这一学科边界的划定。

首先需要指出，“现代美术”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尚未通行，即便有个别以“中国现代艺术史”命名的著作[1]，也主要是在“现代”“近代”的时间意义上理解“现代”的含义，而不是用以划定[1] 如李朴园等著：《中国现代艺术史》，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版。

[2] 如季剑青所概述的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的历史。

季剑青：《什么是“现代文学”的“现代”？—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的历史考察和再思考》，《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3] 胡蛮：《中国美术史》，群益出版社1946年版。

注：在1953年版中，第十一章的标题改成了“近代的中国美术”，又加了第十二章“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新中国的美术”。

之后，像阎丽川的《中国美术史略》（1958）也延续了“近代美术”和“新中国的美术”的划分标准。

京派批评的艺术审美性作者：赵亚丽孙佳来源：《北方文学》2018年第23期摘要：京派批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比较独特的一种批评范式，京派文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份决定了他们非功利的批评立场，对文学艺术独立性的强调又使他们的批评偏重于创造，在文本上也呈现出诗意唯美的艺术化风格。

关键词：京派批评；审美性；非功利审美是人类审视和掌握现实世界的一种特殊手段，通常强调人与现实世界之间形成的一种无功利、形象性的情感关系。

文学批评本身作为一种审美活动，其外在形式和内在逻辑都可以用审美理论加以观照。

审美批评实际上是一种理想的批评范式，它不仅要求文学批评从理性角度出发，对文学创作进行评判和引导，还要求审美主体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感性体验和艺术创造。

京派批评在30年代现代文学的场域中一直被视为边缘性批评，被边缘化的原因是它对政治立场的回避，这当然源于京派知识分子文化精英的身份，他们留守文化阵地，与政治刻意保持距离，崇尚自由主义文艺观，这都使他们的文学与批评疏离了30年代左翼文学理论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视角。

同时，从批评自身的逻辑来看，京派批评注重情感体验和心灵感悟，具有艺术的审美性特征。

一、非功利的批评立场京派批评家站在非功利的审美立场上进行批评活动，他们强调要将批评作为一种独立的纯文学活动。

在面对一部作品的时候，京派批评家首先将自己作为一个欣赏者而不是一个指导者，正如京派批评家李广田在《谈文艺批评》中说，“一个批评者同时又必须是一个欣赏者，一个创造者，因为最好的文艺批评，是必须包含有欣赏的过程，和创造的成分的。

”[1]在李广田看来，“欣赏”和“创造”是文学批评最重要的艺术特质，批评首先是一种非功利的艺术鉴赏活动，要用艺术欣赏的眼光和审美的立场进入对象，同时，批评也需要批评家的创造能力，当然这种创造一样也是非功利性的，是批评家综合能力和文学素养的体现。

因此，他提倡青年的文学爱好者“每读一种重要作品，都应当试验着批评它”，因为批评的过程是以欣赏为前提的，而“最彻底的欣赏过程”可以使批评者以非功利的态度介入批评，也同样有益于创作水平的提高。

京派海派左翼文学各自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一、引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京派、海派和左翼文学各自绽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它们各具特色，共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多元化格局。

本文将分析这三者各自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并探讨它们之间的异同。

二、京派文学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1.特点京派文学以现实主义为基础，注重文学作品的审美性和艺术性。

在创作中，京派作家强调人性、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作品风格独特，富有诗意。

2.代表作及作者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品有老舍的《茶馆》、沈从文的《边城》等。

这些作品展示了京派文学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

三、海派文学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1.特点海派文学以市场化、市民化为特点，注重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性。

海派文学作品既反映了社会的变革，也揭示了人性的复杂。

同时，海派文学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

2.代表作及作者海派文学的代表作品有张爱玲的《红楼梦魇》、茅盾的《子夜》等。

这些作品展现了海派文学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

四、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1.特点左翼文学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指导原则，强调文学作品的政治倾向和社会责任感。

左翼文学作品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积极倡导革命精神和民族团结。

2.代表作及作者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品有茅盾的《林海雪原》、巴金的《家》等。

这些作品展示了左翼文学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

五、三者之间的异同京派、海派和左翼文学在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京派文学注重艺术性和人性，海派文学关注现实意义和地域特色，左翼文学强调政治倾向和社会责任感。

然而，三者也有共同之处，如都对现实生活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体现了作家们对民族命运的关注。

六、结论京派、海派和左翼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三大流派，各自具有独特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

它们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文艺研究京派批评的艺术审美性赵亚丽 孙佳辽宁大学文学院摘要：京派批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比较独特的一种批评范式，京派文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份决定了他们非功利的批评立场，对文学艺术独立性的强调又使他们的批评偏重于创造，在文本上也呈现出诗意唯美的艺术化风格。

关键词：京派批评；审美性；非功利审美是人类审视和掌握现实世界的一种特殊手段，通常强调人与现实世界之间形成的一种无功利、形象性的情感关系。

文学批评本身作为一种审美活动，其外在形式和内在逻辑都可以用审美理论加以观照。

审美批评实际上是一种理想的批评范式，它不仅要求文学批评从理性角度出发，对文学创作进行评判和引导，还要求审美主体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感性体验和艺术创造。

京派批评在30年代现代文学的场域中一直被视为边缘性批评，被边缘化的原因是它对政治立场的回避，这当然源于京派知识分子文化精英的身份，他们留守文化阵地，与政治刻意保持距离，崇尚自由主义文艺观，这都使他们的文学与批评疏离了30年代左翼文学理论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视角。

同时，从批评自身的逻辑来看，京派批评注重情感体验和心灵感悟，具有艺术的审美性特征。

一、非功利的批评立场京派批评家站在非功利的审美立场上进行批评活动，他们强调要将批评作为一种独立的纯文学活动。

在面对一部作品的时候，京派批评家首先将自己作为一个欣赏者而不是一个指导者，正如京派批评家李广田在《谈文艺批评》中说，“一个批评者同时又必须是一个欣赏者，一个创造者，因为最好的文艺批评，是必须包含有欣赏的过程，和创造的成分的。

”[1]在李广田看来，“欣赏”和“创造”是文学批评最重要的艺术特质，批评首先是一种非功利的艺术鉴赏活动，要用艺术欣赏的眼光和审美的立场进入对象，同时，批评也需要批评家的创造能力，当然这种创造一样也是非功利性的，是批评家综合能力和文学素养的体现。

因此，他提倡青年的文学爱好者“每读一种重要作品，都应当试验着批评它”，因为批评的过程是以欣赏为前提的，而“最彻底的欣赏过程”可以使批评者以非功利的态度介入批评，也同样有益于创作水平的提高。

论京派诗歌中的现代性因素京派诗歌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流派，它以京城为中心，在清末民初时期迅速发展。

这种诗歌的特点是语言简练、意境清新、形式多变，富有地方特色。

然而，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也融入了现代性因素。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来分析京派诗歌中的现代性因素。

首先，京派诗歌的现代性体现在它的艺术形式上。

与传统的文言诗相比，它的语言更加简洁明了，不再拘泥于传统的七言、五言等限定的格律诗体，而是借鉴了西方诗歌的自由诗和自由体，增加了自由的创作空间。

例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中就借用了英文自由诗的形式和技巧，展现了文化和时代的包容和开放。

而骆宾王的《雨霖铃》则是一首以小令形式写就的现代派诗歌，表达了他对时世的无奈和悲凉之感。

其次，京派诗歌的现代性也体现在其内容与主题上。

京派诗人不再是以往封建社会庸俗趣味的讽刺者，而是成为了现代文化的引领者和参与者，他们关注社会现实，追求个性与自由。

例如，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是一首以庆祝元宵节为主题的爱情诗歌，但它在歌颂节日的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爱情的认识与思考，从而引领了一种更自由和开放的情感态度。

而郭沫若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则是一首具有明显时代意义的诗歌，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背景下，人民军队所具有的力量与信念。

最后，京派诗歌的现代性体现在其审美观与思想观上。

京派诗人在创作时不再满足于表述感官的美感体验，而是将诗歌作为表达哲学思考和文化精神的渠道。

如徐志摩在诗歌中常常表现的对人类自身中心主义的思考，体现了他对现代哲学的理性反思和精神追求。

而严复的《释说颂》则是一篇具有反思性和探究性的文化批评，在批判传统文化中重新寻找和凝聚精神内核。

综上所述，京派诗歌中的现代性因素在诗歌的艺术形式、内容与主题以及审美观与思想观等多个方面体现。

传承古典文化的同时，京派诗歌的现代性开辟了新的创作空间，拓展了文学的审美与思想领域。

这种文学更具有现代性的特点也为后来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