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玄学观念、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垮掉的一代”在跨时空上的呼应与对照一、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魏晋时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战乱和统治阶层的虚伪，使中国社会长久以来独尊儒学的文化模式走向瓦解。
司马懿当权后排斥异己，表面上推举儒教，而私下里做的是弑君的事，这使得当时所提倡的儒教丧失了被信任的根基。
在这种环境下，魏晋名士们吸收老庄思想采取避世的态度。
阮籍认为“入世”是痛苦的，他在《大人先生传》中写道：“逃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
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裆，自以为得绳墨也。
”面对政治生活的动荡和黑暗，魏晋士人或选择逃避政治，徜徉于山水之间；或选择白眼向权贵、隐遁于市井之中。
生活在20世纪的萨特是时代的见证人。
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过经济危机，亲逢社会主义阵营的成立和分裂，然后是越南战争、“五月风暴”……萨特的存在主义也是时代的产物，他的哲学与西方传统理性思辨哲学针锋相对，主张以人为中心，提出人的自由的论题。
存在主义哲学“深深震撼了深受战争创伤、目睹人性横遭践踏的悲惨景象的战后一代，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危机，体现了一代人的历史心境，成为许多急于摆脱现实、寻求出路的中小知识分子们的理论归宿”。
“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这个术语由凯鲁亚克提出。
凯鲁亚克早在1848年自造了这个术语，意思是社会习俗都已经“垮掉了”、“过时了”。
后来用以指代以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等为代表文学派别，他们深受欧洲存在主义的影响，他们关心个人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抗议社会对他们的压抑，创作风格多为粗犷自然。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一大批年轻人（宽泛来说包含欧洲年轻人）的心态是这样的：想抓住现实生活中时时刻刻的实在享受，追求思想在绝对自由的躯体里得到升华，力求在美国战后的忧伤失望中找到和获得面对现实的勇气。
二、玄学（哲学）作为一种隐遁魏晋时期文人们避开经世致用，转而谈“玄”，玄学成为一股新崛起的文化思潮。
玄学的兴盛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士人们动辄得咎。
据《世说新语》记载，阮籍“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
”谈魏晋玄学，首先绕不开的是王弼。
王弼的哲学思想也深深植根于老庄思想之中，他认为“无为”是推行礼义之治的根本。
王弼指出：“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
”这种“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观点确立了玄学的本体论。
玄学在方法论上王弼宣扬“辨名析理”，从分析抽象的概念和义理出发，探讨世界的本原问题。
玄学的宗旨是“贵无”，这与老庄哲学如出一辙。
嵇康在《卜疑》中就谈到过：“宁如老聃之清净微妙，守玄抱一乎。
将如庄周之齐物变化，洞达而放逸乎。
”受玄学“贵无”思想的影响，魏晋人的生活方式是审美的，这体现了对自然人格的崇尚，是对人生一种审美的追求：一种“逍遥无待”的审美的人生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被陶渊明很好地实践了，他“琴诗自乐”、“萧条高寄”的生活为士人们所仿效。
魏晋时期士人谈玄，已经言及存在本体，以虚无为本，以万有为末。
“魏晋黜天道而究本体，以寡御众，而归于玄极；忘象得意，而游于物外。
于是脱离汉代宇宙之论而留连于存存本本之真。
”但是此种“本体”，与萨特所论相比，是不够自觉和理性抽象的。
20世纪的西方人面对的是一个动荡不定、风云变幻的世界。
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加剧了西方世界的双重危机：信仰的危机和科学的危机。
萨特说：“必待尽两个世纪的危机――信仰的危机、科学的危机，人类才得以收回被笛卡尔放在上帝身上去的那种有创造力的自由，并且终于推测到作为人道主义的主要基础的这条真理：人是这样一种存在物，由于它的出现，才使一个世界存在。
”存在主义在这样双重的崩溃中看到了自由的光明。
存在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是把人的存在作为哲学研究的首要对象。
存在主义是“向着人的存在显现出来的样子的回归，是一种能够在严肃理论中迂回的从虚空发展起来的一种情感……总之，它是一种要正视人的存在的渴求，一种要思考人的存在的有效性的渴求。
”萨特提出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欧洲存在主义和危机神学对五十年代的情绪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巨大影响。
”在凯鲁亚克的剧本《垮掉的一代》中，关注的是生存：人为什么要生存，人怎样生存。
剧中人物后来恍然大悟：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最终答案的，存在的只是我们所在的那一刻，存在的只有我们周围的人们。
这和萨特的“存在是虚无的”的论点如出一辙。
《达摩流浪者》中的主人公斯奈德的原型是诗人贾菲?赖德。
在小说中，“斯奈德在其真正的意义上是个流浪汉。
他寂静地过着那种纯属个人的、与作为‘理想的消费者’所应有的生活方式相背离的生活。
他居无定所，住在一个没有设施的小屋；需要钱时，他便出海当海员、当防火看守人或伐木工。
要不，他总是呆在家或登山。
大多数时间在写作、研究禅或打坐。
”可以看出，东方佛教思想对于“垮掉的一代”的深刻影响，这与玄学对于魏晋士人的影响很相似。
凯鲁亚克在诗集《墨西哥城市布鲁斯》（Mexico City Blues）第190首诗中写道：我追求以得佛法没能如愿无一所获可我的目的却已达到如此完美的快乐无我之无论你如何制止它全是令人愉快的荒谬字里行间中充满着悖论，流露出对“空”、“无”和“存在”的思考，这和魏晋士人的玄思是很接近的。
三、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老庄思想中对于主体人格的自觉与尊重，对魏晋时期士人人格的建构产生了重要作用。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人自由的思辨哲学命题转向了严肃的现实人格主题，其中以竹林七贤对于独立人格的追求最为著名。
阮籍、嵇康等文人以自然的人格反对司马氏的名教人格。
竹林名士们通过对儒家思想的解构实现了知识分子从皇权意识中解放出来，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魏晋时代对人格独立的追求，对自由的探讨和向往，在20世纪的萨特那里得到了遥远的回响。
在存在主义思想家中，萨特以倡导和固守人的自由而著称。
萨特不仅是著名哲学家，也是著名文学家，荒诞派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1964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拒绝领奖，这充分彰显了他的自由与抗争的性格。
萨特认为文学实践本身是实现自由的一种方式。
他说：“不管你是以什么方式来到文学界的，不管你曾经宣扬过什么观点，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
”萨特的意思是“通过语言，作家释放了自己主体的能量，同时又指向了一个有待揭露的客观世界，而且，它最终清理出来的是通往自由的通道”。
“垮掉的一代”是追求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的人，是与现代社会中消费型人格背道而驰的人。
他们是反物质主义者、自然主义者。
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年代，人们在追逐物质利益的时候露出了动物凶猛的本性。
政治的虚伪性和文化的保守乏味，使“垮掉的一代”开始向往一个精神的世界：当整个朦胧的世界满是烟和蜷曲的钢围绕着火车车厢中我的头，而我的思想穿过铁锈，漫游于未来；我看到在一个利欲重心的原始世界上太阳落下，让黑暗掩埋了我的火车因为世界的另一半在等待着黎明到来。
（金斯堡：《日落》）四、余论：“垮掉的一代”偏离了人生多久？“垮掉的一代”与魏晋士人在精神神韵上有隔代遥相回应之处，并且他们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很深。
但是他们与现实人生是有偏离的。
首先来谈魏晋士人。
有一点是需要澄清的，魏晋名士并非都是越礼之徒。
在他们反抗行为的背后，怀抱着深沉的人文忧患意识。
阮籍《咏怀诗》中写道：“愿为云间鸟，千里一哀鸣。
”他并不真正相信神仙的存在，作为一位不能忘怀社会的中国文人，他仿佛一只失群的孤雁。
正始时期主要有两个文人群体（同时也是思想家群体）：一个群体是正始名士，生活在政治中心首都洛阳，以何晏、夏侯玄、王弼、钟会为代表。
一个群体是“竹林名士”，主要活动在当时的文化中心河内山阳，以嵇康、山涛、向秀为代表。
可以说，一个群体是“居庙堂之高”，而另一个群体是“处江湖之远”。
这些玄学思想家，作为读书人，大多未能蜕尽儒家的生命底色。
能成功调和自然与礼教矛盾的名士，往往会赢得很高的社会声望。
尤其是“居庙堂之高”的这群名士们。
例如夏侯玄，被魏晋玄学家视为儒道兼综的榜样。
《晋书》中评价庾亮就以夏侯玄为榜样：“亮美姿容，善谈论，性好《庄》《老》；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或以为夏侯太初、陈长文之伦也。
”所以说，魏晋士人尽管于人生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偏离，但是他们是有修为的，内心深处是希望有益于社会政治的，这与儒家的本色有关。
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既是文学运动，也是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
“垮掉的一代”是一群离经叛道的年轻人，为追求精神的独立和个性的解放，他们用吸毒、酗酒、偷窃、性解放等放浪形骸的、疯狂的方式表现其反叛思想，用爵士乐、学佛坐禅、文学创作等方式构建新的美国文化环境。
但是他们为这样的反抗方式付出了代价，这是我们必须反思的。
金斯堡说：“凯鲁亚克命归于豪饮。
因为那仅是另一种生存方式，是了却知道人生到头来不过只是一个梦、一种巨大的莫名其妙的空而感受到的痛苦和愚蠢的手段。
”选择一种脱离人生的反抗方式对于个体来说，往往是一种悲剧。
“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仅是服装和行话。
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历史压力之下死于荒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