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的儒家诗教观
- 格式:pdf
- 大小:3.00 MB
- 文档页数:3
试论儒家“诗教”思想及发展作者:农为平来源:《卷宗》2012年第04期摘要:“诗教”思想是儒家所构建的思想体系中极其重要而又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个方面,它强调通过诗歌的教化作用来使人民受到教育和感化,从而保障封建统治的实施和封建秩序的井然有序并万代传承。
本文通过分析孔子、孟子、《毛诗序》、白居易《与元九书》等儒家大师和经典对诗教思想的相关阐释,大致梳理诗教思想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传承和演变。
关键词:儒家;“诗教”思想;发展关于“诗教“思想,最早提出来的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子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因此他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一系列思想政治理论,在这些理论中,极富创造性的当属“诗教”观点。
在《论语》一书中,孔子的诗教观占据了相当的比重的。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泰伯》)至于何谓“兴于诗”,《论语集解》注为:“兴,起也。
言修身必先学诗。
”朱熹《集注》曰:“兴于诗,兴,起也。
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
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于此而得之。
”朱熹这里将“兴于诗”的含义说得明明白白,他阐明反复吟咏诗教对于兴起好善恶之心、陶冶情操有重要作用的道理。
孔子进一步阐释了“诗教”的作用,他在《论语·阳货》中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在这段文字中,孔子认为学诗是修身厉行的开始,不仅如此,小到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大到尽人伦孝道、辅弼君王,学诗都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和出发点。
这样,学诗不仅仅是个人增加学识、开拓眼界的方法,而且紧紧地与家庭伦理、国家治理等这些重大的社会主题联系在了一起。
经过孔子的这番发挥,诗歌开始失去原先相对比较自由、独立的地位,被人为地放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同时,孔子的观点对后世的诗歌观念、诗歌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毛诗序》汉代传《诗》有齐、鲁、韩、毛四家,前三家为今文,都曾立于学官,而毛诗则为古文,仅限于民间传授。
三家都有序,亡佚已久,现仅存《韩诗外传》,毛诗序至今尤存。
我们现在所见的《诗经》就是毛诗。
《毛诗》于每首诗题下都有一篇小序,简述诗的主旨、背景、作者等,而在《诗经》的第一篇《关睢》的小序之下有一段较长的文字,论述诗的性质、作用、体裁、创作方法等,历来称之为“大序”,又称“毛诗序”。
南北朝时梁萧统编辑《文选》时收录此篇,就称其为《毛诗序》。
至于《毛诗序》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
汉代经学家郑玄说“大序”为孔子弟子子夏所作,“小序”则为子夏、毛公所作,范晔《后汉书·儒林传》则认为是后汉卫宏所作。
一般认为,《毛诗序》成于汉代学者之手,体现了先秦至两汉儒家诗论思想。
《关睢》,《诗·国风·周南》第一篇也是《诗》首篇的篇名。
后妃,天子之妻。
后妃之德也,旧说以为《关睢》写后妃之事,指周文王妃太姒。
风之始也,“风”指《诗》三百篇中的十五国风。
这句是说《关睢》是十五国风的第一篇。
始,首。
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
“风”读去声,同“讽”,指含蓄、委婉地暗示或劝告,有教化的意思。
正,纠正。
“正夫妇”,有端正夫妇之道或使夫妇之道走向正轨的意思。
故用之乡人焉,据《周礼》,周代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
“用之乡人”指乡大夫用《关睢》诗教其民。
根据《仪礼》,周代乡大夫行乡饮酒礼时,以《关睢》诗合乐。
用之邦国焉。
“邦”与“国”同义,这里指诸侯国。
“用之邦国”指天子诸侯以《关睢》诗教其臣。
根据《仪礼》周代诸侯国行燕礼饮宴其臣及宾客时也以《关睢》诗合乐。
风,风也,教也;教,教化,即教育、感化。
风以动之,动,感动。
教以化之。
化,感化。
诗者,志之所之也,志,志意、怀抱,即思想感情。
“所之”,所往、所向。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中”即“心”。
“形”,表现。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言之不足”,指感情过于强烈,语言的表达不足以充分表现感情。
⽑诗序1.《⽑诗⼤序》的“讽谏”说《⽑诗⼤序》的主要内容则是宣扬封建教化的观点。
它在阐释“风”的涵义时,似乎能从两⽅⾯考虑问题,实则强调的是⾃上⽽下的说教:“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谲谏,⾔之者⽆罪,闻之者⾜以戒,故⽈风。
”这就是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可以利⽤⽂艺影响对⽅,满⾜各⾃的要求。
但它认为“上以风化下”是⽆条件的,这是⽂艺的主要作⽤。
……相反,《⽑诗⼤序》认为“下以风刺上”是有条件的。
⾸先就得注意态度。
所谓谲谏,按照郑⽞的解释,即“咏歌依违不直谏”。
被统治者若要发表某种意见,应该注意⽅式⽅法,必须委婉曲折,不得径直显露。
但它还怕有些横暴⽽短见的统治者连这样的意见也不能听取,⽆从了解下情,故⽽⼜提出了“⾔之者⽆罪”的要求,藉安⾔者之⼼。
这种意见和诗教说的精神是⼀致的。
《礼记·经解》篇⽈:“温柔敦厚,诗教也。
”这些都是“下以风刺上”时必须遵循的准则。
(周勋初《中国⽂学批评⼩史》)什么是“风”?“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现代的语⾔来说,风相当于批评教育的意思。
但这种批评教育不是指责训斥,⽽是要从思想上去感化别⼈。
《⽑诗序》在解释风时还提出所谓“主⽂⽽谲谏”,就是要⽤委婉深切的⽂辞去表⽰⾃⼰的意见、看法,不要直接地加以指责批评。
……在这些说法⾥,毕竟⼜指出了⽂艺对于⼈的作⽤,不是进⾏纯粹理性的、概念的说教,⽽要诉诸于个体的情感。
⽂艺所特有的作⽤,不在说教,⽽在感染陶冶。
所谓“风⽽动之,感⽽化之”的说法,包含了对⽂艺的这种特点的认识,素朴地观察到了在⼈们对⽂艺的接受中,理智的认识是和情感结合交融在⼀起的。
⽽所谓“主⽂⽽谲谏”的说法,虽然活画出⾂民在君主⾯前那种可怜的胆怯⼼理,但它毕竟⼜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即在⽂艺⾥,理智的认识和判断不是直接地说出来的,⽽是隐含在具有感染⼒的⽂辞之中的。
在上述这些⽅⾯,《⽑诗序》对它所⼗分重视的“风”的分析,在中国美学史上促进了⼈们对于艺术和美感的特征的认识,并且对形成中国⽂艺很为重视的含蓄的风格产⽣了主要影响。
儒家诗教观念儒家诗教观念儒家诗教观念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用诗歌来教化人,塑造良好的品性和道德修养。
儒家诗教观念既包括诗歌的创作和欣赏,也包括对诗歌教化的实践。
儒家诗教观念的核心是通过诗歌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
儒家重视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关系,而诗歌作为表达人类情感和思想的艺术形式,被视为达成内外和谐的工具和途径。
儒家认为,通过创作和欣赏吟诗作曲,人们可以培养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进而塑造出高尚的品性和修养。
儒家诗教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由儒家学派奉为经典。
《诗经》通过富有隽永的文辞来描绘古代社会的种种场景和故事,以此启迪人们的心灵。
儒家将《诗经》奉为教化人民的儿童课本,通过诵读和吟咏《诗经》,儿童能够培养文学素养、修身养性,领悟道德和品德的真谛。
儒家诗教观念的核心是“修德教民”。
儒家认为,通过创作和欣赏高尚的诗歌,能够使人感悟道德和美的价值,进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地。
儒家将诗歌视为一种纯粹而高贵的艺术形式,以此来抵制邪恶和低俗的诱惑,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的境界。
儒家诗教观念强调“明德惟馨,惟馨其香”。
儒家认为,只有人的德行高尚,才能创作出富有品味和内涵的诗歌。
儒家诗教观念注重培养人的道德品格和良好的修养,只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能创作出真正的佳作。
儒家诗教观念提出了一种“感恩和回报”的价值观。
儒家认为,人们应该对自然和社会付出的恩情心存感激,并将恩情转化为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通过诗歌的创作和欣赏,人们能够表达对恩师和祖先的感激之情,同时也能够宣扬孝道和忠诚。
儒家诗教观念的实践主要体现在教育和文化活动中。
儒家强调从儿童时期开始就要进行诗词的教育,以培养儿童的文学素养和修养。
古代儒家学校开设吟诗作曲课程,通过反复诵读和吟咏,让学生深化对诗歌的理解和感受。
此外,儒家也倡导在社会活动中开展诗仪文化,如宴会、祭祀等场合,人们常以吟诗作曲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毛诗序的诗歌有哪些主要理论《毛诗序》与抒情言志的诗歌理论产生于春秋中期的《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所收录的是我国最早出现的纯文学作品,因此诗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实际上是文学的代称,关于诗的理论批评也就具有文学批评的普遍指导性。
先秦诗论起于儒家,宗法儒学,从理论上强调言志,很早就提出了诗言志这一开山的纲领(朱自清,《诗言志辨》)。
《尚书·虞书·尧典》曾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即便《尧典》绝不是三代之文,可能出于战国,甚至更晚,然而诗言志的观点则肯定由来已久。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即载文子告叔向曰:诗以言志;到战国时,《庄子·天下》与《荀子·儒效》也都分别讲过诗以道志、诗言是其志也的话。
而这里所说的志,是指与修身、治国也就是政治、教化密切相关的志向、怀抱,属于理性的范畴。
由此可见先秦诗论尚未明确涉及诗歌情感性的特质,没有抒发内心情绪的诗缘情的自觉认识,故此是片面而不完整的。
首先接触到诗的情感特征,并将其与言志联系在一起予以较系统地论述的,则是完成于汉代的《毛诗序》。
《毛诗序》有所谓大序、小序之说。
小序是指传自汉初的《毛诗》三百零五篇中每篇的题解,大序则是在首篇周南《关雎》题解之后所作的全部《诗经》的序言。
这里所说的《毛诗序》即指大序。
关于《毛诗序》究竟出于何时、何人之手,这是自汉代以来一直聚讼纷纭的一段公案,至今也未能圆满解决。
据《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当时就有《毛诗》二十九卷与《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两种,而班固只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
……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 在《儒林传》中还是只说:毛公,赵人也。
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均未指明毛公的名字。
后来从郑玄到三国时吴人陆机,又相继传出有鲁人毛亨为大毛公,赵人毛苌为小毛公,皆在汉初先后治《诗》。
至于《诗序》,则有孔子弟-子子夏所作的说法。
《毛诗序》诗歌理论“情”的突破浅析摘要:《毛诗序》借鉴《礼记》和荀子的音乐情感理论强调诗歌抒情的特点和作用,从情感抒发的角度对诗歌乃至文艺的功能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是对传统儒家文艺政教理论的突破和补充。
《毛诗序》在承认诗歌情感抒发需要的同时又以儒家的礼义规范对情感加以限制,巧妙地将诗歌的言志抒情糅合为一体,是两汉诗论文论的一个突破。
提高了抒情诗歌在中国文学中的价值和地位。
关键词:毛诗序;政教;儒家;道德中图分类号12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在儒家文艺思想影响下,两汉诗歌理论的代表性篇章《毛诗序》继承了儒家文化借助文艺引导人们服从道德约束和社会规范的思想传统。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毛诗序》借鉴《礼记》和荀子的音乐情感理论强调诗歌抒情的特点和作用,从情感抒发的角度对诗歌乃至文艺的功能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是对传统儒家文艺政教理论的突破和补充。
一《毛诗序》为汉人毛亨、毛苌(大小毛公)所传《诗毛氏传》中《周南·关雎》题下的一篇序言,因为篇幅较长,又称《诗大序》。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设立五经博士,世人纷纷研经习儒,齐鲁韩三家研究《诗经》的今文经学说被立为官学,大小毛公所传的毛诗则是古文经,未被立为博士。
但是到了东汉,毛诗因为有著名的经学大师郑玄做注,声名大振,因而流传至今,《毛诗序》也得以保存下来,而原本立为官学的齐鲁韩三家诗学则逐渐亡佚。
《毛诗序》作者杳不可考,郑玄《诗谱》认为是子夏和毛公;范晔《后汉书•儒林传》则认为是东汉卫宏,但至今众说纷纭,未有定论。
从其内容看,似非一人一时而作,更可能是汉代学者对先秦儒家诗论的发挥之作,可视其为两汉文论的代表篇章,对诗歌乃至文艺的功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
首先,《毛诗序》继承了先秦“诗言志”的诗论传统,对诗歌的解说是“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以下所引《毛诗序》均出自《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卷)诗歌是表达志向的,在心里是志向抱负,表达为语言就是诗。
读《毛诗序》有感《毛诗序》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的诗学论文,概括了先秦以来儒家对于诗歌的若干重要认识,可以说是从先秦到西汉的儒家诗论的总结,对中国几千年的文学艺术与文艺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
尤其《毛诗序》对诗歌抒情言志的本质特征有较为全面的阐述,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
《毛诗序》继承了先秦“诗言志”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诗歌抒情言志的特征,揭示了诗歌抒情与言志相统一的艺术本质。
其云:“诗者,志之所之也”,阐明了诗歌创作的本源在于“志”,“志”构成诗的内容,这与先秦时代就已产生的“诗言志”的观点一脉相承。
古文《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之说,成为我国诗论的“开山的纲领”(朱自清),此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庄子?天下》篇有“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有“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继承发挥了“诗言志”之说。
虽然在先秦“志”中包含“情”,如唐代孔颖达《左传正义》所说“在已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但“情”在“诗言志”说中并不占主要地位。
而《毛诗序》则突出强调了“情”与“志”的统一性,更为清楚地说明了诗歌抒情言志的特征,“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从“诗者志之所之也”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两段论述来看,《毛诗序》认为“情”与“志”是二而一的东西。
《毛诗序》一方面肯定“诗者,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在言为诗”,另一方面又强调诗歌是“吟咏情性”的。
它与《楚辞》中抒情言志说的不同,就在于它认为无论情或志,都必须受“礼义”的约束,服从于“礼仪”的规范。
它指出诗歌“吟咏情性”即“发乎情”的基本特征,并且强调诗歌表现人的思想感情是人的本性的必然要求,“发乎情,民之性也”。
但它同时也对诗所表现的情感予以一定的限制,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
所谓“止乎礼义”即要求诗所表现的情感不超过、不违背社会政治、伦理规范,要保持在“礼义”所许可的范围之内,绝对不能超越“礼义”的大防。
这就要求诗歌虽然表现的是诗人个人一已之情感,但这种情感又必须带有社会性和理性的特征。
《毛诗序》学术话语权的形成及影响曹顺庆王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摘要:《毛诗序》按照儒家话语模式对《诗经》进行阐释,提出了自己的文学理论主张,构成了儒家诗学的基本框架,影响中国文坛上千年。
本文论述了《毛诗序》学术话语权形成的原因及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毛诗序》;学术话语权;儒家诗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毛诗序》有着独特而显赫的地位。
作为中国第一篇诗学专论,《毛诗序》比较系统的提出了若干文艺理论原则,构成了儒家文论基本框架,形成了强大的话语权,对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如张少康说:“《毛诗大序》所提出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正统的文艺纲领,影响极大。
”[1](105页)对《毛诗序》的评价,梁启超在《〈诗序〉之伪妄》中说:“若细按其(指《毛诗序》)内容,则捧腹喷饭之资料更不可一二数。
例如《郑风》见有‘仲’字则曰祭仲,见有‘叔’字则曰共叔段。
余则连篇累牍皆曰‘刺忽’、‘刺忽’。
郑立国数百年,岂其于仲、段、忽外遂无他人?而诗人讴歌,岂其于美刺仲、段、忽外遂无他情感?凿空武断,可笑一至此极!其余诸篇,大率此类也。
故欲治《诗经》者非先将《毛序》拉杂摧烧之,其蔀障不知所极矣!”[2](63页)在梁启超看来,两千年来的“文艺纲领”伪妄可笑得令人“捧腹喷饭”。
尤其严重的是,如此伪妄可笑的《诗序》居然还是“千余年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真不可思议之怪象矣!”[2](63页)百余年来的《诗经》研究中,虽也有抨击《毛诗序》的,但正面回答梁启超困惑,解开这个怪象的却没有。
然而,不解开这个困惑就不能真正理解《毛诗序》,也就无法认清中国文论的特征,正如蒋凡先生所说:“后世儒者大体上是按照《诗大序》的启迪,来建立自己的诗论框架的。
”[3](405页)因此,如果只停留在抨击的层面,不追问为什么,不解开这个“怪象”,就不能理解中国的文学传统,也就无法面对今天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毛诗》序儒家经典毛诗指西汉时鲁国毛亨和赵国毛苌所辑和注的古文《诗》,也就是现在流行于世的《诗经》。
《诗经》作为汉族文学史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毛诗每一篇下都有小序,以介绍本篇内容、意旨等。
而全书第一篇《关雎》下,除有小序外,另有一篇总序,称为《诗大序》,是古代汉族诗论的第一篇专著。
《毛诗》是由《诗序》和《故训传》两部分构成的。
《毛诗》每篇都有《序》,先以一句话冠于《毛诗》每首诗之前做提纲挈领的简短说明,带有题解性质,然后再加以具体申述。
《诗序》又有“小序”和“大序”之分,所谓“小序”是每篇前的一小段解释诗文主要内容的文字,如“《关雎》,后妃之德也”、“《卷耳》,后妃之志也”等。
“大序”是指《关雎》篇“小序”之后一段较长的文字,这段文字系统阐述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方法和社会作用等问题,文中对儒家的诗教观念如教化说、美刺说、风雅正变说等都做了明确的阐述和规定,是儒家《诗》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对后世《诗经》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毛亨,生平不详,赵(今河北省邯郸市鸡泽县,一说河北省沧州市河间人)人,据称其诗学传自子夏,作《毛诗古训传》,传授赵人毛苌。
时人谓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
作者毛苌,西汉赵(今河北省邯郸市鸡泽县)人,古文诗学“毛诗学”的传授者,世称“小毛公”《毛诗》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
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风,风也,教也。
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毛诗序》中的“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产生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朝,传统伦理道德被提升至一个几近神化的高度,文学、艺术在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手上只能作为教化工具而存在。
因而“礼义”一词,便不容质疑地成为了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题中之义。
于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更成为了《毛诗序》当中的精髓之所在。
虽然“发乎情,止乎礼义”一句被打上了鲜明的封建道德的烙印,但仍然无碍它在《毛诗序》中闪耀其进步的、卓越的理论光辉。
《毛诗序》较好地汲取了先秦“诗言志”说的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情”,并将“情”纳入特定的框架中。
《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这里把诗人内在的情感作为艺术创作的驱动力,把诗歌看做是抒发诗人感情的外在表现形式。
它将内在的情感逐步转化为外在的艺术形式的过程清晰地勾画了出来,并把艺术创作来源于诗人的“情”、“志”这一因果联系呈现于我们眼前,较清晰地阐明了诗歌的艺术本质。
在当时以封建伦理道德为主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毛诗序》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学准则,既符合了封建统治的政治标准,也把握住了诗歌的本质,它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但如果把“发乎情,止乎礼义”此一准则放到当下的文化语境去予以探讨,其理论缺陷亦是明显的。
首先,它过于着重文学、艺术的社会教化功能。
“止乎礼义”即要求诗所表现的情感不超过、不违背社会政治、伦理规范,要保持在“礼义”所许可的范围之内。
对诗歌表现情感的内容、性质、范围有所限制,体现了儒家文艺思想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政治伦理规范的保守性,又把文艺与政治直接对接起来,带有浓厚的现实功利性,限制了诗歌抒情理论的健康发展,仍然容易使诗歌成为礼义说教的工具。
其次,“止乎礼义”强调“志”比“情”重要性。
在《毛诗序》当中,“情”与“志”是一对对立统一的概念范畴。
“志”是经过伦理道德规范的情感,“情”是未经过伦理道德规范的性情,前者具有理性思维的特征,而后者则更多是艺术形象的昭示。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的再评价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的再评价孔子生于春秋末期,他对于诗的态度,其论诗、传诗的实践,对《诗》的传播及其进而成为经典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以下简称“孔子诗论”),为我们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又做了文献上的丰富。
很多学者据此写了许多研究文章,力求通过《孔子诗论》再现《诗三百》的本来面目。
一时间,汉儒的诗解成了学术界辨正的焦点,《毛诗序》在历经千载的兴衰沉浮之后,又一次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怎样确认《毛诗序》的价值和历史地位也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
一孔子论诗与《毛诗序》解诗先秦典籍的大量材料,如:《左传》,《国语》凡引诗,通称“《诗》曰”、“《诗》云”;《论语》中孔子称《诗》或《诗三百》;战国诸子著作中也如此通称,可见《诗》或《诗三百》是这部诗集的本名。
它本是先祖们最朴素的歌声,但在其流传的过程中,却与儒家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经历了从文学的《诗》到经学的《诗》这样一个过程,在诗的本义与异化间徘徊,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其间,春秋中叶至战国的用《诗》时代是一个重要环节。
用诗的意义不同于诗的本来意义,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孔子诗论》第四简曰:“诗其犹坪门?”“坪门”本为春秋时吴国的城门,在竹简中可能泛指城门。
马承源先生认为此句评语可能是说《诗》的义理象城门一样宽达。
正因为《诗》义的宽达,人们才可根据需要来随着地解《诗》。
如《召南·甘棠》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对这一诗旨,当时人是十分明白的。
《左传·定公九年》:“郑驷欲杀邓析而用其竹刑。
君子谓子然是乎不忠。
”“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勤能也。
”《左传》所谓君子当然知道诗的本事本义,但当他由此阐发义理时,却仅仅取他自己的比喻所生发的意义而不顾及本事本义,从周人思召伯而爱其树,扩大到杀邓析不该用其竹刑,显然是一种很牵强的比附意义。
《毛诗序》中的儒家诗教思想《毛诗序》为赵人毛苌所作,它在前人的基础上更为系统地总结了儒家诗论的要旨,主要从诗歌的特征、社会作用、分类、表现方法、原则等方面加以阐释。
首先,诗歌以情志合一为主要特征。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这就把言志与缘情结合起来了。
情,即人的思想情感;志,有三个含义:记忆、记录和怀抱,怀抱包含着人的感性情感和理性的思想意志,甚至历史积淀下来的潜意识也蕴含其中。
诗源于人内心的感动,通过诗的形式记录和反映现实,抒发内心的怀抱,即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因而,在儒家诗教中诗歌的情和志合二为一,相辅相成,共同融汇于诗歌之中,言志抒情便成为诗歌的主要特征,如孔颖达在《正义》中所言:“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
”其次,《毛诗序》非常注重诗歌的社会作用,强调诗歌创作要为政治服务,诗歌是统治阶级实行文学教化的工具。
从内容上看,诗歌是反映社会现状的晴雨表,“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人心可以超越视听觉,感受到整个社会脉搏的跳动,并以诗歌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对社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关注与反映,通过美刺参政议政。
从社会功能上看,通过诗歌教化最终实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治理想。
从中可以看出它又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带有强制意义与功利色彩的政治工具。
正如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正是这种自下而上对社会的关注和自上而下对政治的教化,使诗歌与社会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更具有现实主义的精神。
接着,《毛诗序》提出了“六义”说,即风、赋、比、兴、雅、颂。
按朱熹的说法,风、雅、颂为诗之体,赋、比、兴为诗之用,即风、雅、颂是诗的种类,赋、比、兴为诗的创作方法。
关于风、雅、颂《毛诗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毛诗序》认为风,即为风教,“上以风化教,下以风刺上”,统治者观风察政,通过风来实现对“乡人”和“邦国”的教化与统治。
毛诗大序的主要观点毛诗每一篇下都有小序,以介绍本篇内容、意旨等,后人称为《毛诗序》。
《毛诗序》是中国诗歌理论的第一篇专论。
概括了先秦以来儒家对于诗歌的若干重要认识,可以说是从先秦到西汉的儒家诗论的总结。
其主要观点如下:首先,《毛诗序》揭示了诗歌抒情与言志相统一的艺术本质。
其云:“诗者,志之所之也”,阐明了诗歌创作的本源在于“志”,“志”构成诗的内容,这与先秦时代就已产生的“诗《毛诗序》进一步提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观点,比较“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表述,在这里“志”与“情”的关系与内涵虽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说明,但《毛诗序》认为它们是可仍然是基于诗与乐的紧密相关性来认识诗的本质的。
正因如此,《毛诗序》才汲取了乐论中的抒情说作为先秦以来言志说的必要补充。
如果联系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整个发展史,就会意识到这一补充是多么有意义。
其次,《诗大序》基于儒家的视角,特别重视以政教为核心的诗的社会作用。
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云云,正是指诗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
序文已认识到这种教化作用与情感之间的关系,所以说“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不过,序文将情感作用(如“动天地感鬼神”云云)与社会作用都夸大了。
由于诗歌被视为一种教化的工具,在《毛诗序》看来,《诗经》中的每篇作品都是对某种教化观念的隐喻,如以“后妃之德”解《关雎》,这就未免牵强附会。
同时,序文认为政治与诗歌既然是不可分的,那么时代政再次,序文提出的“六义”说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
后人对“六义”的具体解释不同,却大体上都认为风、雅、颂是诗的分类,而赋、比、兴是诗的写作手法。
文中没有对赋、比、兴作具体的解释,却为后来的诗歌刨作论提供了极富启示性的一组范畴。
序文对风、雅、颂作了重点阐发,其间所贯穿的浓厚的政教意味与全篇的基调是一致的。
文中提出“主文而谲谏”,要求诗歌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达到讽谏的目的,这显然是儒家的“温柔敦厚”诗教观的另一种表述。
不过,这一要求与艺术创作要求委婉含蓄却有相通之处。
毛诗序一、引言《毛诗》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经典之一,是一部集民间诗歌、歌谣和宴会歌曲于一体的诗歌集合。
它记录了西周时期(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至春秋末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间的诗歌作品。
《毛诗》是中国古代五经之一,《毛诗序》则是《毛诗》的开头部分,由儒家学者孔子所撰写。
本文将对《毛诗序》的内容进行详细解读。
二、《毛诗序》的意义1. 诗经的背景《毛诗序》首先回顾了诗经的成立背景。
据《毛诗序》所记,诗经是由古代贤人召公奭和周公旦两位宰相所编纂而成。
他们深知音乐的力量,认为通过音乐可以培养人民的美德和道德观念。
因此,他们从民间收集了大量的民歌和诗歌,将其整理编纂为《诗经》。
2. 诗经的价值《毛诗序》进一步探讨了《诗经》的价值。
孔子认为,《诗经》具有教育和引导社会风气的作用。
这部诗集以其朴实、感人的语言,表达了古人的情感与思想。
通过《诗经》,人们能够体验到古代人民的生活、情感和价值观念,从而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3. 孔子的立场《毛诗序》还揭示了孔子对于《诗经》的态度。
孔子强调,《诗经》中的诗歌应该被当作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被广泛传播和应用。
他认为,通过学习和吟咏《诗经》,人们可以培养自己的修养和人格美德。
4. 阐述孔子思想除了探讨《诗经》的价值,孔子在《毛诗序》中还阐述了他的一些思想观点。
孔子主张人性本善,他认为,只要人们能够接触到高尚的文化和思想,就能够改变和提升自己。
因此,孔子积极倡导人们学习文化遗产,尤其是《诗经》,从而塑造自己的品德和人格。
三、《毛诗序》的影响1. 教育影响力《毛诗序》的出现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教育资源。
这部序言详细地介绍了《诗经》的价值,以及如何运用《诗经》进行教育。
它成为后来教育者们探索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参考,对于培养人民的道德观念和情感修养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2. 文化传承《毛诗序》的写作使得《诗经》得以广泛传播和流传。
孔子自身就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而被后世所尊重。
中国•包头取大学报2017年第5期《毛诗序》的儒家诗教观李晴晴(江苏师范大学,江苏省徐州市221116)摘要:《毛诗序》是我国诗歌理论的第一篇专论,其中诸多观点皆从儒家教化出发以维护统治 阶级利益,“诗教”概念最早见于《礼记•经解》,其儒家的“教”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毛诗 序》继承了儒家诗教传统,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对于诗义的理解起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毛诗序》;儒家;诗教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440(2017)05—0048—03《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在汉 代,传授《诗》的有鲁、齐、韩、毛四家,鲁、齐、韩三家 皆立于学官,为今文学派,毛诗未立于学官,为古文 学派。
根据《齐鲁韩毛异同论》所考,四家诗皆有序,唯《毛诗序》独存。
现存毛《诗》三百零五篇,每篇皆 有“小序”,即“题解”,另十五国风第一篇《关雎》题 下的序言为“大序”,即全书的总序,又有《诗大序》之称。
《毛诗序》是儒家诗学理论的经典总结,它继 承了儒家诗教思想,并把这一思想作为解诗的理论 依据,但《毛诗序》对诗的解释更加重视政治性。
“诗教”概念最早见于《礼记•经解》,其儒家的“教”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而《诗》教是儒家自 发状态的教育行为和审美思想萌芽。
_、诗言志“诗言志”是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毛诗序》并 不是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早在《左传•襄公二十七 年》中就记载有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一 语,《尚书•尧典》中也有论述:“诗言志,歌咏言,声 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在 《礼记•乐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如“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
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 之”。
由此可见,在先秦典籍中,“诗言志”这一理论已 基本为社会所接受。
及至《毛诗序》,对其又进行了更 详细的阐述,如“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 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 足故永歌之,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从以上可 见,秦以前提出的“诗言志”并不全面,而《毛诗序》中则把“志”和“情”结合起来,阐明理论诗歌“言志抒情”的特点,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诗歌理论的发展,为后世 诗歌发展做出了贡献。
“诗言志”的“志”在不同时期甚至不同著述中都 有不同的解释,先秦时期人们对“志”的理解是相对狭 隘的,所谓“志”主要指的是政治上的理想抱负,从《左 传》中可以看到当时社会情况下人们对于“志”的阐 述,如襄公二十七年赵孟请郑国七子赋诗时说:“武亦 以观七子之志”,即为观七个人的政治理想,昭公十六 年韩宣子也对郑国六卿说:“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 知郑志”,即是从郑国六卿中了解郑国的政治倾向。
因此,《左传》中所谓“赋诗言志”,大抵是引用《诗》来抒 发自己的政治怀抱。
《尚书•尧典》所言“志”,则是诗人收稿日期=2017—07—10作者简介:李晴晴(1989—),女,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48通过诗歌创作来抒发自身的思想情感,又《荀子•儒 效》篇云:“《诗》言是,其志也”,其“志”指的是圣人 之志。
在孔子时代,雅乐败坏,诗乐分家,诗乐不分 家时没有诗人,也没有所谓“诗缘情”的概念。
诗乐 分家以后,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提到:“教诗明 志,诗以读为主,以义为用;论诗的才渐渐意识到作 诗人的存在。
他们虽还不承认‘诗缘情’的本身价 值,却已发现了诗的这种作用,并且认为‘王者’可 由这种‘缘情’的诗‘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
[1]幌由此可知,由重视“诗”到“志”的含义发生变化,以及对于“情”的关注,诗歌在指导人们活动、规范君 臣行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毛诗序》所注 重的也是诗歌在讽谏教化、礼俗政教方面所产生的 潜移默化作用。
《毛诗序》首次将“诗言志”扩大到 “情”的范围,从而丰富了儒家诗学,明确概括了诗 歌的本质特征,但是,此种“情”要“发乎情,止乎礼 义”。
统治者利用诗对人们进行教化,然而,诗歌作 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产品,难免有不符合统治阶级利 益的一面,因此,统治阶级利用“礼义”来规范人们 的行为活动,其真实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政治 利益,为封建政治服务。
二、主文而谲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主 文而谲谏”是汉儒提出的一种实现上下沟通的方法,同时也是实现“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基本原则。
从字面上来看,“主文而谲谏”是一种迂回进谏的做 法,臣子在进言之时会更加注重文辞的作用,如先 秦典籍《左传》有大量赋诗言志或者引诗言志的例 子,通过对《诗》的灵活运用,达到婉转表达自身思 想的目的。
“其作诗也,本心主意,使合于宫商相应 之文,播之于乐,而依违谲谏,不直言君之过失,故 言之者无罪”,[2]臣子不直言君主的过失,既能发泄 自己的不满情绪,又能够很好控制在君主可接受范 围内,从而实现君臣和谐。
“上以风化下”是统治者 利用诗歌,按照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和政治要求来 实现对臣民的教化,是教化民众,使之维护统治阶 级利益的一种手段,“下以风刺上”是臣子对于君主 的进谏,从而使统治者及时改正过失,以更好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
为达到“谲谏”的目的,需要“文”作为转换的中 介,这里的“文”指的是诗文抑或是诗歌,在《毛诗序》中,“比兴”是“文”的主要手段,《关雎》序云:“诗有六 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 颂”,孔颖达《毛诗正义》说:“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 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僻耳。
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艺 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 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也就 是说,风、雅、颂是诗歌的体裁,赋、比、兴则是诗歌的 表现手法。
赋比兴又称为诗三义,见于锺嵘《诗品序》,然而“比兴”的意义缠夹较厉害,在诗论上,“比兴”与 诗教的关系最为紧密,据《诗言志辨》统计,毛诗注明 “兴也”的共一百六十篇,占全诗(三O五篇)百分之三 十八。
国风一百六十篇中有兴诗七十二;小雅七十四 篇中就有三十八,比较最多;大雅三十一篇中只有四 篇;颂四十篇中只有两篇,比较最少。
[1](P50)由此可见,《毛诗序》继承并发挥了孔子“兴、观、群、怨”的诗学观 点,并通过诗歌“兴”的表现手法来实现诗在政治教化 方面的社会功用。
在孔子所谓“诗可以怨”方面,《毛诗 序》“将不少比兴之辞都视为指斥君王之辞,即所谓 ‘下以风刺上’,”3]这种“刺上”是有范围的,不能够直 接言明君主的过失,要用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实现进 谏的目的,故而“言之者无罪”。
向君主进谏需要运用 政治性话语,而政治性话语是严肃的、刻板的,如著名 的《触龙说赵太后》一篇中,触龙将心比心,以和赵太 后聊家常的方式人手,从而实现进谏目的,而之前诸 多大臣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他们的交际方式即进言方 式太过于死板,并没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总而言之,主 文谲谏的原则贯彻在文本中,贯彻在用诗的过程中,是儒家诗教观和温柔敦厚的处事原则的表现,也是君 权高度集中情况下儒家人士对其限制的一种方法,同时,能够借助君权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
三、美刺说《毛诗序》的作者在谈到“风”“雅”“颂”时提到:“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 四方之事,谓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
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颂者,美盛德之形49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其认为,“风”是个人反映政教风俗的,“雅”是讲王 政废兴的,“颂”是对君主歌功颂德以告之神明的。
而在谈到变风、变雅时又提到:“国史明乎得失之 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这里是说诗歌有对昏 庸君主和腐朽政治进行批评讽刺的作用。
由以上看 来,诗歌既可以赞美颂扬君主,也能够批评讽刺,这 种“美刺”作用在后来郑玄的《诗谱序》里阐述的更 加明确,如:“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
各于其党,则为法者彰显,为戒者著 明”,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诗歌为封建政治服务的 作用愈来愈明晰,而诗歌的美刺作用形成较完整的 理论也是在汉代,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诗》为范例,人们关注到可以运用诗歌对社会现实 进行批判或颂扬,也因此使得人们更加关注社会现 实政治,《诗》不仅是纯粹文艺性的鉴赏理论,更融 人了伦理道德教育的因子,有利于政治教化和统治 阶级的统治。
《毛诗序》主要的意念是美刺,《风》《雅》各篇序 中明确提到“美”“刺”的共一百五十七次,占《风》《雅》诗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九。
《毛诗序》中竭力将诗 义与美刺相联系起来,并且美刺对象大多为王公后 妃,如《关雎》被解释为后妃之德,郑振铎先生认为 是汉儒误解《诗》为谏书,故而美刺对象多为帝王诸 公,然,无论汉儒误解与否,汉王朝以高官厚禄鼓励 经师“通经致用”的做法无疑使得汉儒把《诗》致 力于现实政治,从而实现人生理想。
荀子曾提到“诗书故而不切”,意为诗书并不能很好的切合现实政治,《诗》作为先秦典籍,定不能完全适合汉代。
因而,大量穿凿附会之说必然涌现,《诗》中许多纯洁无邪的情歌被曲解,汉儒将其定性为“淫”“色”等,即为“刺”。
“美”“刺”等方式都是汉儒为实现“通经致用”所作出的努力,然而,唯有符合汉代的政治教化,才能实现“通经致用”。
汉儒借助统治者认可的经书来委婉进谏,在解释方面极力向帝王后妃靠拢,“美”则提到周公等贤明,“刺”则提到幽王等昏庸无道,最终都归结为王公后妃,以此来使统治者既能够向先贤学习,又能够及时警醒,改正错误。
除此外,汉代接受了天人感应之说,而儒家经书的解释常常和天意相关,因而,利用经书来“美”“刺”帝王成为汉儒实现理想抱负的一种选择。
总而言之,《毛诗序》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其历史局限性不可避免。
其中许多观点皆从儒家教化出发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强化了道德感染力,强化了儒家对于功利化的政治立场,但《毛诗序》作为我国诗歌理论的第一篇专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对于人们理解诗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它还赋予了文学庄严而神圣的道义责任,对后代文艺干预政治和开启人的心灵的创作传统的形成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1] 朱自清.诗言志辨[M].上海:商务印书出版社,2011 ,P34.[2]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P13、P14.[3] 朱自清.诗言志辨[M].上海:商务印书出版社,2011,P50.[4]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P45.(上接第54页)The Analysis of Shaanxi Shehuo Mashao'sFacial Make-up’s Art FeaturesSun Yutian(Baotou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Baotou, Inner Mongolia 014035)Abstract: The art of facial make-up is a treasure of China, and has gradually become a synonym for China in foreign countries. Among them the Shaanxi Shehuo Mashao's facial make-up has strong style, bright color, rich meaning, embodies the authentic Yellow River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rustic aesthetic.Key words: pattern;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Shehuo; Mashao facial make -up;color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