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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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显扬:王若水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中作者:时间:2008-09-22 来源:● 张显扬若水先生离开我们(2002年1月9日)六年了。
一想到若水先生,我眼前就浮现出20多年前那桩惊心动魄的真理与权力抗争的公案。
今天,我们回顾这桩公案,再现当年的情景,从中吸取一些教训,也算是对若水先生的一种纪念。
一若水先生作为哲学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这倒主要不是因为他参与了建国以后几乎所有的哲学论争,甚至也不是因为他那篇著名的《桌子的哲学》,而是因为他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因此而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意识形态总管的胡乔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这是他一生哲学生涯中最重要、最辉煌的篇章。
王若水之成为王若水,成为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楷模,就在于他在那场冲突中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镇定自若的智者风范。
在对10年文化大革命和此前17年历史的痛切思考中,若水先生深刻地领悟到人道主义的价值,决心把长时期来被所抛弃、践踏的人道主义思想,从马克思、恩格斯尘封的著作中发掘出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并把它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应用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他呕心沥血,连续写出了《谈谈异化问题》、《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等文章。
为此,被胡乔木视为离经叛道,而大加挞伐,直至撤职罢官,从中国共产党内除名。
整个斗争,可谓相当激烈。
凡是亲历过那场斗争的人都清楚地记得,那远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一边是手握上方宝剑、对理论界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胡乔木,一边是单枪匹马、无权无势的若水先生。
除了真理,一切可以用来斗争的手段,都在胡乔木一边。
胡乔木1984年1月那篇错误百出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发表,全国上下,立即掀起了一股吹捧的狂潮。
一时间,胡乔木成了理论圣人,只准顶礼膜拜,不准说半个不字。
与此同时,那些专看上司眼色行事的御用文人,就像马克思当年痛斥过的“无聊的下流作家”一样,肆无忌惮地对遭到冷遇的人们百般侮辱。
可以想象,当时若水先生要承受多大压力。
80年代文学思潮与论争文艺领域中的改革.在新时期初期对僵化、极“左”观念进行全面清算和大规模重新辨识的基础上,开始在自身诸方面进行着切实的探索和重建。
中国文学开始坦然地面对世界,并积极地在对西方文艺的评介中觅取新的发展路径。
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文学创作,逐步由对历史的反思转入到对改革中各种现实生活变化的关注,在现实主义艺术方法引导下恢复了自身尊严的新时期文学,开始在关注现实中实现着由“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关注现实的转交。
这一转变,不仅是文学自身的蜕变,也是文学对社会现实功利目的的深刻化。
在一定意义上,从80年代前期开始,文学取得了和现实生活发展的同步性。
文学领域内,从题材、主旨到手法、方法、风格都开始了全方位的向旧有格局的告别。
一、关于西方现代派的讨论引起对西方现代派文艺大讨论的是1982年《外国文学研究》发表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
其实.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前后,西方现代汉文学的话题,已被人们广泛注意到了,并逐步上升为热点问题。
徐迟在1978年3月就发表了《文学与“现代化”》一文;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组织了一次关于“外国现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问题的讨论”: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1982年初,《外国文学研究》曾开辟“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专栏,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的着眼点是在我国大规模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文学如何适应并创造出与之相匹配的“现代化”文学。
由于徐文直接把西方现代派与中国新时期文艺的未来发展结合在一起,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叶君健、冯骥才等著名作家也撰文予以支持。
他们认为.流行于西方的现代派文学思潮,决不是一群怪物们兴风作浪的产物,而是当今文坛世界必然会出现的易象,是文学史上的一场革命。
现代派文艺不仅来源于现实,而且反映了各种物质关系总和的精神内在。
他们认为,我国文坛应当有“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
○王宣珂(内蒙古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00)20世纪80年代我国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研究[摘要]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开展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汇集了许多学者宝贵的理论观点。
本文主要是对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进行梳理,对当时参与这场讨论的主要人物的观点进行综述,希望能为以后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提供宝贵的理论借鉴。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研究[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29(2017)04-0020-04[作者简介]王宣珂(1992-),女,河北张家口人,内蒙古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一、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的背景及序曲“文化大革命”之后,学术界对之前侵犯人权贬低人性的残酷现象进行批判与反思,想要寻得人性和尊严的复归,并从那时起关注起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改革开放的进行,学术界也有了一个相对开放活跃的状态,真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场热热闹闹的大讨论轰动了全国,一时间可谓是众说纷纭,通过这次讨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更加深入人心,影响深远。
这次大讨论的序曲要追溯到1978年,那时朱光潜发表了《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紧接着汝信也发表了《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关于异化问题的探索之一》,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较早触及人性问题并最先谈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到1979年,王若水在《关于“异化”的概念———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一文中很清晰地阐释了异化的概念,朱光潜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中表明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过人道主义并且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体现为人道主义同自然主义的统一。
以上四篇文章的问世表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开始映入学者们的眼帘。
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卢 之 超这是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思想界展开的一场重大的理论性和现实政治性的争论。
争论一方面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方面关系如何认识和推进我们正在进行的实践,应该说是严肃的和具有原则性的。
但不幸的是,这场争论虎头蛇尾,留下的是更多的分歧。
参加争论的两位主要人物,周扬同志和乔木同志,都是我尊敬的前辈。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我有不少时间在乔木领导下做点具体工作,同他比较熟悉。
过去只是同周扬住在一个办公大院里,听过他的报告,参加过他主持的一些会,没有工作上的接触,他并不认识我;后来在理论务虚会上他是我们的组长,我的一些发言可能引起他的注意,才大概对我有个印象,以后又没有多少接触。
他们两位虽然个性很不一样,但都是忠诚党的事业而且思想非常深刻的人物,都是具有矛盾性格和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而且两位都已相继离开了我们。
虽然由于工作关系,我了解这一争论全过程中一个重要方面的大部分情况,某种程度上说也参与了争论。
但是要真正动手写这篇回忆性的叙述,仍感到十分为难。
只是近来出现了不少与这场争论有关的记述和评说,叙说迥异。
有些貌似亲历的叙述,实际离事实甚远。
有人情况了解得很少,结论却下得十分大胆。
因而不得不说明一些我所了解的情况。
对于这场争论,我当然有自己的观点。
这里主要不是谈理论观点,而是想根据亲见亲闻和亲身经历,从我所了解的角度,谈一些实际过程。
观点可以继续争论,事实却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容不得臆想和编造。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学术性讨论,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便开始了。
作为对过去左倾思潮下全盘否定人道主义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拨乱反正,作为对“文化大革命”中种种非人道罪行的清算,思想解放之初,重提人道主义问题是很自然的。
据统计,到1983年,有关的讨论文章至少已有四五百篇,我印象中就有邢贲思的《怎样识别人道主义》、汝信的《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和王若水的《人是马克思的出发点》等文章。
80年代中国关于⼈的异化和⼈道主义的讨论80年代中国关于⼈的异化和⼈道主义的讨论中国关于⼈的异化和⼈道主义的讨论,有其国际的和国内的双重背景。
从国际来看,⼆战中法西斯惨绝⼈寰的暴⾏, 使⼈道主义纳⼊到理论界研究的视野, 国际上掀起了探讨马克思主义和⼈道主义关系的热潮, ⼈道主义逐渐成了全球的共识。
苏联对⼈道主义更是尊崇, 甚⾄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 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了。
⽂⾰结束后, 中国⾯临着⼀个重要的转型期, ⼈们开始从各个⽅⾯对“⽂⾰”进⾏反思。
“伤痕⽂学”对“⽂⾰”中⼈性遭受摧惨的揭露, 引起了⼈们对⼈性、⼈道主义问题的深深思考;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打开了⼈们的思想枷锁; 改⾰开放的实践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提供了现实的⼟壤, 这样国际上的⼈道主义思潮在中国有了适宜它产⽣的⽓候, 不能不引发⼀场激烈的争论。
三中全会以后不久,关于⼈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学术性讨论就开始了。
作为对过去左倾思潮下全盘否定⼈道主义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拨乱反正,作为对⽂化⼤⾰命中种种⾮⼈道罪⾏的清算,思想解放之初,重提⼈道主义问题是很⾃然的。
当时,对于这个问题有着很⼤的争议,参加争议的两位主要⼈物,是周扬和胡乔⽊。
从1979年下半年⾄1983年4⽉,有⼀定影响的相关论⽂约有500篇,⽽主题则涉及⼈道主义、共产主义⼈道主义、异化、劳动的异化、社会主义的异化、⼈性、⼈的本质、阶级性、社会性、⾃然性、《⼿稿》的地位、早期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西⽅马克思主义、⼈性论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等等。
全⾯来看这些⽂章,争论主要是围绕着以下两个问题进⾏的:1.有没有共产主义⼈道主义?2.社会主义存不存在异化?1983年3⽉7⽇,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会在中央党校举⾏,周扬做了长篇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个问题的探讨》。
关于“异化”,周扬是这样定义的:“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的活动⽽产⽣出⾃⼰的对⽴⾯,然后这个对⽴⾯⼜作为⼀种外在的、异⼰的⼒量⽽转过来反对或⽀配主体本⾝。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的开展,在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上的禁区被逐渐打破。
至1982年底有关讨论文章已有400多篇。
那时,人道主义、异化是作为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在进行的。
但是,进入1983年以后,却突然变成了一个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反党反社会主义。
以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为靶子、为拐点,掀起了一场对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批判。
探讨人道主义成了“大问题”1980年9月27日,周扬在中央党校作题为《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报告,概略地谈了他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看法,并说“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是把人道主义送给了资产阶级”。
该文全文刊载于中央党校主办的《探讨》杂志1981年试刊第2期。
1980年10月下旬,全国马列主义研究会主办的全国马列文艺论著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中心议题就是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问题。
10月29日《光明日报》对会议作了详细报道。
周扬在听了会议情况的汇报后,比较详细地对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
1982年5月12日,周扬在“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上发表题为《一要坚持,二要发展》的讲话,也谈到了当时讨论较多的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他再次提到经济异化、政治异化和思想异化。
这篇讲话经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兼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群审阅,发表于6月23日《人民日报》。
时隔半年,周扬在《发扬十二大精神》一文中说:“我们要爱惜人,关心人,过去我们也批评过人道主义、人性论,有的带有很大片面性,有的是批评错了的。
我们要提倡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不应不加分析一概反对或轻视。
唯物主义的人性论、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总不应该不讲。
而且要尊重人,尊重人的尊严。
”(《人民日报》1983年1月5日)“全国纪念马克思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文件袋1983年3月7日,周扬在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举办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做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
探讨八十年代外国文学论争作为ZG学术体系的一部分,八十年代外国文学学科的学术历程与学界的整体变化大体相合,也与其它人文学科思考着一些共同的基本问题。
人道主义和现代派文学论争、方法论热、“世界文学”幻想,这些热点和其中表达的“西方观”也都是外国文学界当时的中心话题。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本学科的整体学术反思可以完全套用八十年代文化反思的既有结论,尽管当时学科的疆域并不像现在这样明晰,各学科对共同问题的思考和处理方式以及学术步伐仍然各自不同。
因此,我们的学术史反思既要关注八十年代学界的整体脉动,又要深入考察本学科的研究实践,通过回忆这一时段外国文学研究的成就与缺失,透视其中显现的特有研究模式和问题意识,在此基础上勘定外国文学研究对于ZG学术的价值。
对“十七年”传统的转换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活动在民国时代就已十分活跃,出现了五种不同的外国文学观,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鲁迅倡导的以弱势民族文学为主的模式。
当时,外国文学虽已作为一个学科存在,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的话语地位却远不及外国文学译介之于ZG文化那般重要。
新ZG建立后,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绝对主导的一元意识形态,文艺的“政治性”被空前强调,“十七年”的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不再众声喧哗,而是阶级革命话语一曲独奏。
鲁迅模式被塑造成为外国文学工作的标准,外国文学译介与研究共同建构出一个颇具ZG特色的外国文学版图,那就是:苏俄文学最受重视、地位最高,亚非拉文学得到空前强调;欧洲古典文学则是批判与汲取相结合;现代主义文学被视为糟粕,基本消逝。
此时的学术研究遵循着固定的模式:首先对作家及作品人物进行阶级定性,然后就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展开详细分析,再加一点艺术上的评价,最后得出总体结论。
在具体分析中,对归入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给予无保留的赞美,那些表现出阶级局限性的现实主义作家被一分为二地看待,阶级立场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作品则遭到无情的批判。
应该说,以阶级革命话语为基础构建的这一外国文学秩序,是冷战形势下ZG对西方中心话语的有意识对抗。
80年代初“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始末80年代初“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始末纪念马克思的报告会引发风波1983年3月7日,中央党校礼堂里,一场气氛热烈的学术报告会正在进行。
报告人是前中宣部副部长、此时仍然担任中宣部顾问的周扬。
出席这场报告会的有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
报告结束之后掌声经久不息。
王震和邓力群都走上前来与周扬握手。
王震还好奇地问:“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yihua?,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他指的是“异化”二字。
这是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学术报告会,周扬在报告中检讨了1966年之前的“十七年”,自称在“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的研究”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评价方面,“曾经走过一段弯路”:“那个时候,人性、人道主义,往往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能作为科学研究和讨论的对象。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
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
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人把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他们推行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制造舆论根据。
过去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错误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带来了严重后果。
”这份报告受到热情欢迎是容易理解的。
承认过去的重大失误,不仅是周扬本人痛定思痛的表现,而且代表了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共产党人有勇气、有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人民和社会进步的立场上来。
沉浸于报告带来的兴奋之中的在场人们,恐怕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预感:因为这场报告,一场始料不及的新的寒流就在近处不远,历史正是从这里又拐了一个弯。
一场突然爆发的争论,在经过了一系列演化之后,成为另外一个性质不同的主题。
这年秋天10月份,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
一年前这次会议确定的中心议题是“整党”,但是在邓小平10月12日的全会报告中,除了原定计划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20世纪80年代我国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研究一、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的背景及序曲“文化大革命”之后,学术界对之前侵犯人权贬低人性的残酷现象进行批判与反思,想要寻得人性和尊严的复归,并从那时起关注起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改革开放的进行,学术界也有了一个相对开放活跃的状态,真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场热热闹闹的大讨论轰动了全国,一时间可谓是众说纷纭,通过这次讨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更加深入人心,影响深远。
这次大讨论的序曲要追溯到1978年,那时朱光潜发表了《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紧接着汝信也发表了《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关于异化问题的探索之一》,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较早触及人性问题并最先谈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到1979年,王若水在《关于“异化”的概念——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一文中很清晰地阐释了异化的概念,朱光潜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中表明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过人道主义并且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体现为人道主义同自然主义的统一。
以上四篇文章的问世表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开始映入学者们的眼帘。
二、“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的过程及主要观点这次大讨论真正发端于1980年8月,王若水发表了一篇名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文章,单从这篇文章的题目来看旗帜就非常的鲜明,直接表明了他的立场。
他认为之前的一些哲学类的教科书总是不怎么提及人的价值的追求、人的异化问题、人的真正的解放,而马克思正是从现实的人的角度出发寻求人的解放才创立了唯物史观。
他说人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同时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归宿点。
这在学术界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一时间众说纷纭。
赞成王若水观点的学者主要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它本身就是人道主义或者说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部分。
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重要环节———1980年代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讨论的意义1980年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并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大讨论,对于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道主义问题主要体现在对于人的尊重和关爱上。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社会经济发展,一些人因此受益,但也有很多人陷入困境,面临着生活的压力、工作的不稳定以及社会上的不公平。
这些问题引发了人们对于人的尊严和平等的反思,以及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
对于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来说,人道主义问题的大讨论是它的重要环节之一。
异化问题则主要体现在对于人性和社会关系的思考上。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一些人在追求物质财富和个人利益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对真善美的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冷漠和利益驱动。
这种异化现象引发了人们对于人类本质和社会关系的反思,以及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寻求与建设。
因此,对于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来说,异化问题的大讨论也是一个重要环节。
这场大讨论让人们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仅是经济建设,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念的建设。
只有在人的尊严和平等得到充分保障的基础上,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才能得以实现。
只有通过回归人性和社会关系的本真,才能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因此,在1980年代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讨论中,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又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
这场大讨论也引发了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反思和认同,不仅在学术界引起了重要的理论思考,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政治领域,大讨论促进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治理能力的探讨。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使得人们对于人权、民主、法治等议题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完善方案。
要积极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学习讨论胡乔木《关于人
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座谈会
苏元
【期刊名称】《当代电影》
【年(卷),期】1984()1
【摘要】我们的电影,如何真实描写革命的人性、人情,积极宣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新的贡献,是众多电影艺术家十分关注的问题。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成立后,第一个学术活动,就是召开了学习胡乔木同志《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座谈会。
这决会议是今年二月十日至十三日往北京举行的。
主要内容是结合创作的实际,着重探讨电影如何运用革命现实主义。
【总页数】5页(P163-167)
【关键词】人性论;中国电影艺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电影编剧;文艺作品;创作人员;电影创作;影片;胡乔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作者】苏元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J90
【相关文献】
1.“社会主义异化”论缘何失足?——学习胡乔木同志《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一点体会 [J], 李真;周安伯
2.异化问题与历史唯物主义——学习胡乔木同志《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体会 [J], 米志峰
3.四川省文联召集座谈会讨论胡乔木同志重要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J], 树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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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卢 之 超这是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思想界展开的一场重大的理论性和现实政治性的争论。
争论一方面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方面关系如何认识和推进我们正在进行的实践,应该说是严肃的和具有原则性的。
但不幸的是,这场争论虎头蛇尾,留下的是更多的分歧。
参加争论的两位主要人物,周扬同志和乔木同志,都是我尊敬的前辈。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我有不少时间在乔木领导下做点具体工作,同他比较熟悉。
过去只是同周扬住在一个办公大院里,听过他的报告,参加过他主持的一些会,没有工作上的接触,他并不认识我;后来在理论务虚会上他是我们的组长,我的一些发言可能引起他的注意,才大概对我有个印象,以后又没有多少接触。
他们两位虽然个性很不一样,但都是忠诚党的事业而且思想非常深刻的人物,都是具有矛盾性格和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而且两位都已相继离开了我们。
虽然由于工作关系,我了解这一争论全过程中一个重要方面的大部分情况,某种程度上说也参与了争论。
但是要真正动手写这篇回忆性的叙述,仍感到十分为难。
只是近来出现了不少与这场争论有关的记述和评说,叙说迥异。
有些貌似亲历的叙述,实际离事实甚远。
有人情况了解得很少,结论却下得十分大胆。
因而不得不说明一些我所了解的情况。
对于这场争论,我当然有自己的观点。
这里主要不是谈理论观点,而是想根据亲见亲闻和亲身经历,从我所了解的角度,谈一些实际过程。
观点可以继续争论,事实却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容不得臆想和编造。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学术性讨论,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便开始了。
作为对过去左倾思潮下全盘否定人道主义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拨乱反正,作为对“文化大革命”中种种非人道罪行的清算,思想解放之初,重提人道主义问题是很自然的。
据统计,到1983年,有关的讨论文章至少已有四五百篇,我印象中就有邢贲思的《怎样识别人道主义》、汝信的《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和王若水的《人是马克思的出发点》等文章。
还开过一些学术讨论会、出过一些文集。
我在1982年2月就参 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9年第4期加过一个讨论会,那是用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名义召开的,邢贲思主持。
记得他在开场白里说,于光远曾找他谈,说三中全会以后,工作重点转移,我们应当向前看,研究经济规律这些问题。
现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很热烈,这种讨论有什么意思呀?邢说我不同意于光远的看法,人道主义还是很值得讨论的。
于是讲了很多要讨论的道理。
我当时还没有到中宣部,对问题和讨论的背景都不大清楚,是个旁观者和学习者,觉得于光远讲得有道理,理论界的精力主要应该放在现实问题上;又觉得人道主义是个学术问题,讨论讨论也很好。
这个学术讨论会在全总干校开了两三天,各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大部分都到了。
这些情况说明,在当时,尽管学术观点上分歧很大,甚至针锋相对,但是都属于正常的学术理论讨论。
本文说的不是这种正常的学术讨论,而是那场政治理论性的争论。
争论是从周扬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引起的。
这是由中宣部、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报告会。
事先,中宣部请周扬作主要报告人,题目好像是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问题,并提议请几位专家帮助周扬起草报告稿。
后来正式准备起草的时候,周扬改了题目,另组了班子,请了王若水、王元化、顾骧等几位,在天津帮助他起草。
听说周扬在报告之前几天,曾给邓力群打电话,说他改了报告题目。
那时我刚到中宣部理论局不久,不大了解这个纪念会的情况和准备过程。
大约在报告会前两天,顾骧从天津打电话到理论局,说周扬讲话要改个题目,不专讲文艺或文化问题,而是从广泛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
我虽然不知原委,觉得周扬是中宣部顾问,又是宣传部门的老领导,他决定这样改一下当然没有问题。
理论局参与纪念会的一些具体筹备工作,只是要了解一下这个报告的准备情况和题目。
3月7日上午,纪念会在中央党校举行。
周扬做了长篇报告,开场白以后请一位广播员念的稿子。
讲话稿是《人民日报》排的清样稿,在会场上发给了一些人。
我坐在下面听,觉得周的学识渊博,思想深刻,从认识论讲到辩证法,许多问题讲得很不错。
但听着听着也产生了一些疑问,特别对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法,觉得问题比较大。
虽然对这些问题的是非对错,自己一时也弄不大清楚,不敢下判断。
但觉得在这样的场合,以周扬这样的身份,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和中央主管部门,就对涉及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发表自己与党的文件和当时宣传中提法很不相同的意见,是不大合适的。
报告受到鼓掌欢迎,但当场也有不少的不同意见,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我就听到了一些议论,后来又有各种渠道反映到邓力群、胡乔木那里。
这天邓力群参加会了,也是在会场拿到稿子的。
胡乔木没有到会,下午他参加了纪念马克思展览会的预展。
我问他的秘书,乔木事先知道不知道周讲话的内容?秘书说肯定不知道,他上午才收到讲话的清样稿。
我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说了我的一点看法,请他快向乔木报告。
后来我看到,周在送这个稿子时有个便条:“乔木同志:送上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学术会上讲稿,请你详加阅改退下。
我病后初愈,过些时当来看您。
敬礼,周扬,三月七日。
”第二天(即3月8日),《人民日报》没有用新华社发的新闻稿,独家发表了周扬讲话的详细报道,并预告说“全文本报另行发表”。
果然,乔木看了稿子和报道,也听到一些反映,认为问题不小。
8日下午,邓力群从医院出来(他当时正住院检查)向我们布置说:经与乔木商定,这个纪念会要延期两天。
既然有人不同意周扬的意见,可以请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大会发言,把这个会开成学术讨论会,有各种意见,各种声音。
不然国内外会把周扬的讲话误解为代表中央的意见,而周的讲话内容事前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观点并未报告中央同意。
于是让理论局迅速请一些人作大会发言,参加讨论。
邓还说,明天(3月9日)中宣部要开领导小组会,传达乔木的意见。
3月9日,我就去落实交给理论局的任务。
当时哲学界一些知名人士正在酒仙桥饭店开关于大百科哲学卷的会,我赶到那里分别同他们中一些人商量。
本想请邢贲思在大会做个发言,忘了什么原因没有他。
好在有不少人不同意周的观点,于是很快就约定了三位专家于3月12日在大会发言(他们是北京大学的黄楠森、社会科学院的王锐生、人民大学的靳辉明。
另外还有一位在大会发言的是文艺界的唐达成)。
这些发言既不是批评周的观点,也不可能要求都正确,只是要表明本来就存在的不同意见。
在这期间,《人民日报》的秦川曾打电话给邓力群,问是不是可以全文发表周扬讲话。
邓没有把握,要他一定去请示胡乔木,根据乔木的意见再决定。
与此同时,胡乔木于3月10日到周扬家,约集夏衍、王若水、郁文、贺敬之等五位同志谈他对周扬讲话的意见。
据我不久听到的传达和后来看到的材料,乔木同他们谈了一个上午,对周十分尊重和客气,语气特别缓和,甚至过分委婉,但意思还是很清楚的。
他说:“周扬同志的这篇文章讲得比较周到,但有些问题还没有鲜明地讲出来,或者还讲得不够圆满,倘若就这个样子拿出去,可能产生一些误会。
文章中有些话是不可取的。
”“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
但是我看到周扬同志的文章,抽象化的议论比较多,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
首先,人道主义最好加个限制词叫‘社会主义’,没有这个限制词,就可能混同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马克思主义成熟的标志,首先就在于它不再讲抽象的、孤立的人,主要是讲社会,转而认定人只能是社会的实践的人,解决人的问题不能离开社会,离开历史,这才是根本的变化。
”“因为从个人转到社会,这才发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一系列的问题。
”“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说,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的。
这是资产阶级哲学家、思想家最流行的说法。
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全世界人道主义者中恐怕占绝对优势。
他们在魏京生等 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9年第4期等这些事件上都是这么说的。
我们提出人道主义究竟是讲什么东西,应给中国、外国一个明确的概念。
在人道主义问题上,一直有各种各样的糊涂思想”。
在讲了历史上有各种人道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以及“不经过阶级斗争解决不了人道主义提出的问题”等等以后,乔木说:“我们宣传人道主义时,没有讲清这方面的道理。
将人道主义宣传变成摘引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来同人道主义联系,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整个观点,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等等,都联系起来。
”“单讲人道主义,不加社会主义,便会同历史唯物主义发生矛盾”。
“所以人道主义本身实际上有种种不同的立场。
”“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如果我们不这样看,这样宣传,那么对于有斗争历史的和有党性的党员,就会在感情上格格不入,好像我们斗争了几十年,都不是人道主义,反而成了反人道主义的。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今天实现了社会主义,一下子在各方面都实现了合乎人性的生活。
这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一样,首先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谈话中间乔木还比较尖锐地批评了王若水的观点。
他还分析和批评了与此相联系的文学方面的一些现象以及现代派的种种表现。
后来他又说,“我们宣传人道主义,不能不指出有人借宣传人道主义、人性论之名,来反对社会主义。
同一个概念可能得出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
”但是这次没有谈“异化”问题。
(这天下午,他打电话给郁文,不久又打电话给周扬,谈了对“异化”问题的意见,说马克思早期和晚期对此说法是不一样的,把它不加区别地应用到社会主义是不对的。
)谈了对周扬讲话的意见后,乔木很客气地对周扬说:“周扬同志你已年高德劭,年老体弱,是否可以‘宜将剩勇追穷寇’,将文章未涉及的地方或未说清的地方,索兴说清楚一些,然后再出单行本。
”“周扬同志在文艺界是很有影响的。
周扬同志的文章发表出来也会影响很大的,因而希望周扬同志能够将论点搞得更完整一点,修改好了,再正式发表。
”临别时他还十分郑重地对周扬说:“今天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我是同耀邦同志商量了的,他特别提出要我用他的名义希望你把文章修改好了再发表。
”过了几天,3月15日,邓力群在中宣部部务会上传达了这个谈话,并说乔木与周扬说了,周扬的文章由他自己修改后全文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摘要可与不同意见的几个发言摘要同时在报纸上发表。
接着,邓找我们商量周的讲话摘要和其他几个发言摘要如何在报上发表的事。
中间,他又和周通电话商量这个事,说着说着,两个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
大意是邓说乔木建议你把文章改好后在《哲学研究》发表,问文章修改好了没有,周坚持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也不愿再修改,说既然讲了就不想改了;邓于是请他明天来中宣部开会,集体商量一下。
周开头不肯来,说你们开会谈吧,我不来。
周的态度很傲慢。
邓火了,说你是老同志,长期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做领导工作,处理过很多事情;你是中宣部的顾问,需要讨论的时候你又不来,对你这种态度我有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