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

张显扬：王若水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中作者：时间：2008-09-22 来源：● 张显扬若水先生离开我们（2002年1月9日）六年了。

一想到若水先生，我眼前就浮现出20多年前那桩惊心动魄的真理与权力抗争的公案。

今天，我们回顾这桩公案，再现当年的情景，从中吸取一些教训，也算是对若水先生的一种纪念。

一若水先生作为哲学家，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这倒主要不是因为他参与了建国以后几乎所有的哲学论争，甚至也不是因为他那篇著名的《桌子的哲学》，而是因为他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因此而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意识形态总管的胡乔木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这是他一生哲学生涯中最重要、最辉煌的篇章。

王若水之成为王若水，成为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楷模，就在于他在那场冲突中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镇定自若的智者风范。

在对10年文化大革命和此前17年历史的痛切思考中，若水先生深刻地领悟到人道主义的价值，决心把长时期来被所抛弃、践踏的人道主义思想，从马克思、恩格斯尘封的著作中发掘出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并把它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应用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他呕心沥血，连续写出了《谈谈异化问题》、《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等文章。

为此，被胡乔木视为离经叛道，而大加挞伐，直至撤职罢官，从中国共产党内除名。

整个斗争，可谓相当激烈。

凡是亲历过那场斗争的人都清楚地记得，那远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一边是手握上方宝剑、对理论界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胡乔木，一边是单枪匹马、无权无势的若水先生。

除了真理，一切可以用来斗争的手段，都在胡乔木一边。

胡乔木1984年1月那篇错误百出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发表，全国上下，立即掀起了一股吹捧的狂潮。

一时间，胡乔木成了理论圣人，只准顶礼膜拜，不准说半个不字。

与此同时，那些专看上司眼色行事的御用文人，就像马克思当年痛斥过的“无聊的下流作家”一样，肆无忌惮地对遭到冷遇的人们百般侮辱。

可以想象，当时若水先生要承受多大压力。

80年代文学思潮与论争文艺领域中的改革．在新时期初期对僵化、极“左”观念进行全面清算和大规模重新辨识的基础上，开始在自身诸方面进行着切实的探索和重建。

中国文学开始坦然地面对世界，并积极地在对西方文艺的评介中觅取新的发展路径。

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文学创作，逐步由对历史的反思转入到对改革中各种现实生活变化的关注，在现实主义艺术方法引导下恢复了自身尊严的新时期文学，开始在关注现实中实现着由“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关注现实的转交。

这一转变，不仅是文学自身的蜕变，也是文学对社会现实功利目的的深刻化。

在一定意义上，从80年代前期开始，文学取得了和现实生活发展的同步性。

文学领域内，从题材、主旨到手法、方法、风格都开始了全方位的向旧有格局的告别。

一、关于西方现代派的讨论引起对西方现代派文艺大讨论的是1982年《外国文学研究》发表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

其实．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前后，西方现代汉文学的话题，已被人们广泛注意到了，并逐步上升为热点问题。

徐迟在1978年3月就发表了《文学与“现代化”》一文；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组织了一次关于“外国现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问题的讨论”：从1980年下半年开始一直到1982年初，《外国文学研究》曾开辟“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专栏，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徐迟《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的着眼点是在我国大规模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文学如何适应并创造出与之相匹配的“现代化”文学。

由于徐文直接把西方现代派与中国新时期文艺的未来发展结合在一起，自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叶君健、冯骥才等著名作家也撰文予以支持。

他们认为．流行于西方的现代派文学思潮，决不是一群怪物们兴风作浪的产物，而是当今文坛世界必然会出现的易象，是文学史上的一场革命。

现代派文艺不仅来源于现实，而且反映了各种物质关系总和的精神内在。

他们认为，我国文坛应当有“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

○王宣珂（内蒙古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00）20世纪80年代我国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研究[摘要]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开展了一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汇集了许多学者宝贵的理论观点。

本文主要是对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进行梳理，对当时参与这场讨论的主要人物的观点进行综述，希望能为以后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研究提供宝贵的理论借鉴。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研究[中图分类号]D09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29（2017）04-0020-04[作者简介]王宣珂（1992-），女,河北张家口人,内蒙古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一、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的背景及序曲“文化大革命”之后，学术界对之前侵犯人权贬低人性的残酷现象进行批判与反思，想要寻得人性和尊严的复归，并从那时起关注起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改革开放的进行，学术界也有了一个相对开放活跃的状态，真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场热热闹闹的大讨论轰动了全国，一时间可谓是众说纷纭，通过这次讨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更加深入人心，影响深远。

这次大讨论的序曲要追溯到1978年，那时朱光潜发表了《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紧接着汝信也发表了《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关于异化问题的探索之一》，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较早触及人性问题并最先谈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到1979年，王若水在《关于“异化”的概念———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一文中很清晰地阐释了异化的概念，朱光潜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一文中表明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过人道主义并且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体现为人道主义同自然主义的统一。

以上四篇文章的问世表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开始映入学者们的眼帘。

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卢　之　超这是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思想界展开的一场重大的理论性和现实政治性的争论。

争论一方面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方面关系如何认识和推进我们正在进行的实践,应该说是严肃的和具有原则性的。

但不幸的是,这场争论虎头蛇尾,留下的是更多的分歧。

参加争论的两位主要人物,周扬同志和乔木同志,都是我尊敬的前辈。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我有不少时间在乔木领导下做点具体工作,同他比较熟悉。

过去只是同周扬住在一个办公大院里,听过他的报告,参加过他主持的一些会,没有工作上的接触,他并不认识我;后来在理论务虚会上他是我们的组长,我的一些发言可能引起他的注意,才大概对我有个印象,以后又没有多少接触。

他们两位虽然个性很不一样,但都是忠诚党的事业而且思想非常深刻的人物,都是具有矛盾性格和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而且两位都已相继离开了我们。

虽然由于工作关系,我了解这一争论全过程中一个重要方面的大部分情况,某种程度上说也参与了争论。

但是要真正动手写这篇回忆性的叙述,仍感到十分为难。

只是近来出现了不少与这场争论有关的记述和评说,叙说迥异。

有些貌似亲历的叙述,实际离事实甚远。

有人情况了解得很少,结论却下得十分大胆。

因而不得不说明一些我所了解的情况。

对于这场争论,我当然有自己的观点。

这里主要不是谈理论观点,而是想根据亲见亲闻和亲身经历,从我所了解的角度,谈一些实际过程。

观点可以继续争论,事实却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容不得臆想和编造。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学术性讨论,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便开始了。

作为对过去左倾思潮下全盘否定人道主义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拨乱反正,作为对“文化大革命”中种种非人道罪行的清算,思想解放之初,重提人道主义问题是很自然的。

据统计,到1983年,有关的讨论文章至少已有四五百篇,我印象中就有邢贲思的《怎样识别人道主义》、汝信的《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和王若水的《人是马克思的出发点》等文章。

80年代中国关于⼈的异化和⼈道主义的讨论80年代中国关于⼈的异化和⼈道主义的讨论中国关于⼈的异化和⼈道主义的讨论，有其国际的和国内的双重背景。

从国际来看，⼆战中法西斯惨绝⼈寰的暴⾏, 使⼈道主义纳⼊到理论界研究的视野, 国际上掀起了探讨马克思主义和⼈道主义关系的热潮, ⼈道主义逐渐成了全球的共识。

苏联对⼈道主义更是尊崇, 甚⾄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 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了。

⽂⾰结束后, 中国⾯临着⼀个重要的转型期, ⼈们开始从各个⽅⾯对“⽂⾰”进⾏反思。

“伤痕⽂学”对“⽂⾰”中⼈性遭受摧惨的揭露, 引起了⼈们对⼈性、⼈道主义问题的深深思考;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打开了⼈们的思想枷锁; 改⾰开放的实践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提供了现实的⼟壤, 这样国际上的⼈道主义思潮在中国有了适宜它产⽣的⽓候, 不能不引发⼀场激烈的争论。

三中全会以后不久，关于⼈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学术性讨论就开始了。

作为对过去左倾思潮下全盘否定⼈道主义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拨乱反正，作为对⽂化⼤⾰命中种种⾮⼈道罪⾏的清算，思想解放之初，重提⼈道主义问题是很⾃然的。

当时，对于这个问题有着很⼤的争议，参加争议的两位主要⼈物，是周扬和胡乔⽊。

从1979年下半年⾄1983年4⽉，有⼀定影响的相关论⽂约有500篇，⽽主题则涉及⼈道主义、共产主义⼈道主义、异化、劳动的异化、社会主义的异化、⼈性、⼈的本质、阶级性、社会性、⾃然性、《⼿稿》的地位、早期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西⽅马克思主义、⼈性论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等等。

全⾯来看这些⽂章，争论主要是围绕着以下两个问题进⾏的：1．有没有共产主义⼈道主义？2．社会主义存不存在异化？1983年3⽉7⽇，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会在中央党校举⾏，周扬做了长篇报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个问题的探讨》。

关于“异化”，周扬是这样定义的：“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的活动⽽产⽣出⾃⼰的对⽴⾯，然后这个对⽴⾯⼜作为⼀种外在的、异⼰的⼒量⽽转过来反对或⽀配主体本⾝。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思想解放的开展，在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上的禁区被逐渐打破。

至1982年底有关讨论文章已有400多篇。

那时，人道主义、异化是作为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在进行的。

但是，进入1983年以后，却突然变成了一个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反党反社会主义。

以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为靶子、为拐点，掀起了一场对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批判。

探讨人道主义成了“大问题”1980年9月27日，周扬在中央党校作题为《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报告，概略地谈了他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看法，并说“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是把人道主义送给了资产阶级”。

该文全文刊载于中央党校主办的《探讨》杂志1981年试刊第2期。

1980年10月下旬，全国马列主义研究会主办的全国马列文艺论著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中心议题就是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问题。

10月29日《光明日报》对会议作了详细报道。

周扬在听了会议情况的汇报后，比较详细地对这个问题发表了看法。

1982年5月12日，周扬在“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上发表题为《一要坚持，二要发展》的讲话，也谈到了当时讨论较多的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他再次提到经济异化、政治异化和思想异化。

这篇讲话经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兼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邓力群审阅，发表于6月23日《人民日报》。

时隔半年，周扬在《发扬十二大精神》一文中说：“我们要爱惜人，关心人，过去我们也批评过人道主义、人性论，有的带有很大片面性，有的是批评错了的。

我们要提倡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不应不加分析一概反对或轻视。

唯物主义的人性论、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总不应该不讲。

而且要尊重人，尊重人的尊严。

”（《人民日报》1983年1月5日）“全国纪念马克思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文件袋1983年3月7日，周扬在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联合举办的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做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