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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借助“压缩式成长”实现了工业现代化、城市化以及学校的普及,被称为日本经济与教育的“奇迹”。
然而“压缩式成长”也导致社会变化与学校教育保守性之间的矛盾不断锐化。
为解决这种急剧变革时代的混乱与迷惘,东京大学教授佐藤学(Manabu Sato)立足于阐释学与质性研究的视角,对课程和教师进行重新界定。
他全面而深刻地解读与批判了传统的课程定位、教师定位、学校定位,提出教师作为课程的驾驭者与传播者、学校活动的重要组成力量,应走向“反思性实践者”。
佐藤学的教师思想让我们对教师职业素养的重新界定与建构产生了新的认识,为教师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借鉴。
一尧佐藤学的教师教育观1.教师专业形象:从“技术熟练者”向“反思性实践者”的转型在佐藤学看来,教师的专业属性问题本身就构成一个两难问题,而构成这两难问题的就是“技术性熟练者”与“反思性实践者”。
其中,作为“技术性熟练者”的教师他们的教学实践建立在对理论知识的合理运用上,能够通过技术对问题与事件进行概括和总结,提出简单的解决方案。
然而,秉承这一模式的新手教师往往只限于书本知识,很快感到对实践的无能为力。
因此,在复杂的课堂情境中,教师要面对多重复杂问题的解决,应当适时摒弃死板的原理与技术,而深入课堂这个不确凿的世界里,主体参与问题情境,基于反思创造有价值的经验,这就是“反思性实践家”专业模式。
作为反思性实践家的教师通过复杂的课堂教学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反思,并在这种实践构成的知识背景下,结合对理论的思考,形成“实践性知识”。
这种实践性知识就是以隐性的、开放的形态融入教师自身的认知中,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
所以,反思性实践家模式主张教师的专业学习和专业成长的中心场所是在课堂和学校,并以教师之间的反思与省察的相互交流为轴心,基于这种模式的教师教育也要以实践性学识为导向。
2.教师教学范式:从“技术性实践”向“反思性实践”的转换作为世界课程改革的共同议题,学习的改革迈向自主、活动与合作,否定划一、被动与个人倾向。
著名教育专家佐藤学劲爆观点：那些“很会教”的⽼师，从今后来看是不合格的，这是为什么今天的⼈们绝对不会使⽤ 100 年前制造的汽车、30 年前出品的洗⾐机或电视机，但为什么唯独对教育的宽容度这么⼤？！都到 21 世纪了，我们居然还在⽤ 150 年前培养农民和⼯⼈的⽅式，在培养今天的孩⼦！教育对于⼀个国家有多重要，看看⽇本和芬兰的例⼦。
过去 10 年，⽇本的 GDP 增长速度⼏乎是零，劳动者的收⼊降低了 2%；在 19-29 岁的⼥性中，很多⼈跌⼊了贫困层。
和⽇本形成鲜明对⽐，芬兰因适时启动⾯向未来的教育改⾰和转型，不仅让年轻⼈免于失业，且经济竞争⼒也居于世界榜⾸。
这些劲爆的观点，都出⾃⽇本教育专家佐藤学之⼝。
佐藤学：⽇本学校教育最有影响⼒的⼈物之⼀，东京学习院⼤学教授、东京⼤学名誉教授、⽇本教育学会前会长。
在全世界他也是先进学习理论的研究者，佐藤学所倡导的学习共同体在世界各国的学术界都有众多的拥趸，在⼀些发达国家还有⼤量的学习共同体理论的成果试验。
⽇前，他来到华东师范⼤学做专题学术报告。
讲座现场，⼈⽓爆棚" 教室中央挂着⼀块⿊板，课桌椅⼀排排地摆放，每个学⽣上课都要有课本，⽼师⼀个⼈讲个没完……这种教育模式早在150 年前就产⽣了，主要适应于培养以务农和务⼯为主的劳动者。
⽽未来社会，纯体⼒劳动者将是少数，就业结构将发⽣巨变，教育必须要做出⾰新和回应了。
"在佐藤学看来，不仅传统的学校需要变⾰，教师群体也要转型。
" 如果说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师都是‘教的专家’，那么21 世纪的教师则必须成为‘学习的专家’。
"教育改⾰为何对国家未来这么重要，看看⽇本和芬兰就知道了！佐藤学出⽣于 1951 年，彼时的⽇本是⼀个农业国，⼤约有⼀半的⼈⼝从事务农。
60 多年后的今天，⽇本的农民只占⼈⼝的 4%，⽽ 10 年后，这个数字预计是 2%。
如果这个数字还不能说明问题，那再来看⼀个更⽣动的例⼦。
佐藤学，日本教育学会会长、教授。
1951年生，教育学博士。
作为"付诸行动的研究者”，他遍访日本全国各地学校，深入课堂，与教师一同研究教学，倡导创建“学习共同体”。
三十年如一日，每周至少两天深入学校，扎根中小学实地观察，是日本学校教育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个人著作《美国课程改造史研究--单元学习的创造》（1990）《学习，其死亡与再生》（1995）《教育方法学》（1996）《课程评论--走向公共性的重建》（1996）《教师这一难题--走向反思性实践》（1997）《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1999）《教育方法》（1999）《教育时评（1997-1999）》（1999）《教育改革设计》（1999）《改变教学，学校改变》（2000）《“学习”再考》（2001）其中，《课程评论--走向公共性的重建》与《教师这一难题--走向反思性实践》的主要内容已结集成中译本《课程与教师》（钟启泉译2003），《改变教学，学校改变》的中译本《静悄悄的革命》《李季湄，长春出版社，2003》出版。
《课程与教师》是日本东京大学佐藤学教授积二十多年来“课程”与“教师”研究的一部力作。
作者从质性研究与阐释学的视角，诠释了日本学校教育的发展问题与课题；提供了重建“课程”概念、重建“教师”概念的思路。
同时，也提示了作为“学习共同体”的未来学校发展的构图。
佐藤学的《课程与教师》主张：将“传递中心课程”转变为“对话中心课程”；将教师的角色由“技术熟练者”转变为“反思性实践者”；将学校由“教育工厂”转变为“学习共同体”。
课程的重新释义“课程重新界定为‘学习经验之履历’的课题。
提到“课程”，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课程表，认为所谓课程就是国家规定的学科计划。
对课程的这种理解源于宗教革命后的16世纪，反抗国王与教会权力控制的大学，把强制推行规定的教育内容的学程讽刺性地称之为“课程”，从此，课程沿袭了“学科课程与组织”这一含义。
佐藤学的教学理念与方法：促学生主体性与参与性的教育探索佐藤学通过他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促进学生的主体性和参与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提倡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观念：佐藤学认为，教学应该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而不是以教师的教授为中心。
他鼓励教师创造一个让学生可以积极参与、主动探究的学习环境，使学生不再是知识的接受者，而是成为知识的发现者和创造者。
这种观念转变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主体性。
2.倡导“倾听”的重要性：佐藤学认为，教室中的交流不仅仅是发言，更重要的是倾听。
他提倡教师倾听每一个学生的声音，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同时也鼓励学生之间互相倾听。
这样的倾听习惯有助于建立互相尊重、理解的学习环境，使得每一个学生都能感到自己是被重视的，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学习中去。
3.提倡活动的、合作的、反思的学习方式：佐藤学认为，学生应该通过活动、合作和反思的方式进行学习。
他鼓励学生通过小组活动、团队合作等方式，进行互相探究、互相交流、互相启发的学习。
这样的学习方式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参与性，也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
4.简化学校组织，使教研活动成为核心：佐藤学认为，教研活动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他提倡简化学校组织，使教研活动成为学校的核心活动。
这样的组织方式有助于促进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研究如何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学习。
综上所述，佐藤学通过提出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观念、倡导“倾听”的重要性、提倡活动的、合作的、反思的学习方式以及简化学校组织等方法，有效地促进了学生的主体性和参与性。
这些理念和方法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更加主动地参与、探究和发现，从而实现真正的教育目标。
大班建构游戏的观察与解读今天我将用佐藤学教育研究的三种视角，也就是俗称的“三只眼”，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来解读视频中的游戏案例。
一、飞鸟之眼首先是高瞻远瞩的飞鸟之眼，关注幼儿游戏的整体情况。
视频中孩子们玩的建构区的木玩游戏，视频中的孩子们分成了两组，3人一组，各组商量着要搭建什么，商量好后第一组孩子三人同时开展搭建，第二组孩子自动进行分工，1人搭建，两人去找需要的材料，之后便开始游戏。
参考卡罗利.豪斯设计的“同伴游戏评定表”可以知道视频中孩子们的游戏水平是合作性的社会游戏水平。
一、蜻蜓之眼视线下移的蜻蜓之眼，用多维视角分析幼儿游戏的情况。
在孩子们的游戏中，我看到了以下情境。
1、游戏为幼儿提供了充足的社交机会幼儿与同伴之间的游戏是其社会学习的重要途径。
视频中的建构游戏需要孩子共用游戏空间,这就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社交机会。
在游戏过程中有合作、帮助、交流等一些人际交往的基本技能,可以很好地促进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因此该游戏为幼儿提供了充足的社交机会。
片段一：穿蓝衣服的小男孩，我们称呼他为小蓝吧，他在整个游戏过程中具有蛮强的领导力，从发起游戏—游戏内容的选择—游戏材料的分配，以及同伴间的配合，基本都是他撑起来的。
2.游戏有助于幼儿锻炼社交技巧视频里的孩子虽然没有出现争执现象，但是对于搭建的物品想法不同，有人想要搭高楼，有人想要搭管子，有人要搭舞台和海盗船。
他们在与同伴商量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与他人相处的社会交往技巧。
片段二：和小蓝这组不同，三个女孩的那组，属于温和型的小组，游戏目标似乎并没有那么明确，在游戏行进中随着自己的心意变化着自己的作品。
小蓝这组也在游戏中体现出了自主性。
我们来看下两组的游戏作品轨迹。
（游戏行进轨迹图）3.游戏能够为幼儿语言表达提供轻松的语言环境我们都知道，发展幼儿语言的关键是要为幼儿创设一个能使他们想说、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的环境。
游戏能给幼儿带来欢乐和愉快的心情,这种快乐体验让幼儿处于一种放松状态,游戏可以减低幼儿对说话的恐惧,并且建立自信心,使其可以放松地表达自我,毫无焦虑地进行语言表达。
佐藤学：21世纪的教师必须是“学习的专家”教育研究是一个清贫的行业，但在孩子与教师成长中所体会的快乐，也是其他行业所难以比拟的。
看待教育问题，要有 3 种眼第一种是“蚂蚁的眼”，要看得非常细，小草、小微粒都看得到；第二种是“蜻蜓的眼”，会从各个角度观察事物；第三种是“鸟的眼”，能够俯瞰大地。
每去一个国家，他最先去的地方总是博物馆和学校。
相机是他观课的必备装备，带着相机在课堂上寻找、驻足、拍照、微笑。
他的镜头里记录着孩子之间的伙伴关系，记录着师生之间的倾听姿态，也记录着触动人心的学习故事。
“未来的学校应该是一个学习共同体，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应该是平等的，相互倾听、一起学习”——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佐藤学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教育学研究科教授，从事课程论、教学论、教师教育等领域的研究。
他还是美国国家教育科学院外籍院士、日本学术会议会员、日本教育学会前会长、日本教育哲学学会常务理事、日本教育方法学会常务理事、日本课程学会常务理事、日本教师教育学会常务理事、日本教育史学会理事、文部科学省学术审议会专业委员、东京大学出版会理事。
佐藤学，被公认为是日本学校教育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作为“行动的研究者”，他遍访日本各地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三十年如一日直面教学一线，构筑起全国性的“学习共同体”。
如今，其这一教育模式已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成为了推动教育改革的理论来源。
从时间来看，亚洲国家从 2000 年后才开始面向 21 世纪的教育改革，毫无疑问是落后于欧美国家的。
过去10 年，日本GDP 止步不前，年轻人失业率很高，不少19 岁至 29 岁的人，尤其是女性跌入了贫困阶层。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因适时启动了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和转型，芬兰不仅让年轻人免于失业，经济竞争力也居于世界榜首。
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丹麦、荷兰等国家的课程也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佐藤学看来，实际上，不仅传统的学校需要变革，其实教师群体也需要转型——“如果说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老师都是'教的专家’，那么 21 世纪的教师则必须成为'学习行为的设计者’。
佐藤学的教学的反思和学识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佐藤学在教学中不仅注重学生的知识传授，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创造力。
在教学中，他倡导学生多思考问题，注重实践和动手体验，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
在学识方面，佐藤学不仅掌握了丰富的专业知识，还关注时事热点和社会问题，积极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
同时，他也注重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学识水平，以更好地服务于学生和教育事业。
在教学反思方面，佐藤学经常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思和改进，尝试不同的教学方法和策略，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和促进他们的学习。
他也积极与同行交流和探讨，汲取经验和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
总之，佐藤学的教学反思和学识水平是他成功的教育事业的重要支撑，也是他成为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的关键之一。
- 1 -。
用心观察，耐心等待读《教育研究的三种视角——佐藤学如何做研究》有感陈老师撰写的文章《教育研究的三种视角——佐藤学如何做研究》向一线教师介绍了教育研究的三大视角：“飞鸟之眼”“蜻蜓之眼”和“蚂蚁之眼”。
文章中写到的关于佐藤学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都能指导一线教师更好地开展教学活动，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质量。
读了文章中谈到的“蚂蚁之眼”，我有以下几点感受：一、耐心观察，认真倾听新时期的教师既要关注学生的学习，又要关注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提高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教师要观察学生的课堂活动，发现学生遇到的问题，引导学生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当下的学习。
好的观察活动需要教师耐心倾听学生的发言，结合实际情况为学生提出合理的建议。
在教学笔顺规则时，笔者发现部分学生为了快速写完一个字，将横折、横这两个笔画一笔写成。
写出的字与用正确笔顺写出的字相似，但是整个字的字形结构发生了变化。
还有部分同学，将横折写成横、竖。
语文教师应关注细节，去引导学生改正错误，让他们真正把握生字的间架结构，感受汉字的形体之美。
孩子用这样的小聪明完成写字任务，看似是一个小问题，但是时间久了，这些小聪明就会影响他的各科学习。
教师在发现问题后，要与学生交流，让学生明白脚踏实地才是学好各门功课的必由之路。
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老师有一双慧眼。
这双慧眼就是陈老师在文章中提到的“蚂蚁之眼”。
二、虚实结合，学会鼓励理论为虚，实践为实。
教师在课堂上传授的知识一定要与实践结合在一起。
如果一位教师有着“蚂蚁之眼”，他一定会让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数学课上学到的长度单位和重量单位都能运用到称重、测量的实践活动中去，孩子们能够更好地复习所学知识，在实际操作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口语交际课《当有人敲门的时候》培养了学生的表达能力，增强了学生的防范意识，教会学生独自一人在家时，不可以随便给陌生人开门。
学生的学是需要动力的，这一份动力或许就是老师和家长的一次鼓励。
跟随佐藤学做教育：学习共同体的愿景与行动作者：陈静静佐藤学简介佐藤学，1951年生，教育学博士（东京大学），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教育学研究科教授，从事课程论、教学论、教师教育等领域的研究。
作为"付诸行动的研究者”，他遍访日本全国各地学校，深入课堂，与教师一同研究教学，倡导创建“学习共同体”。
三十年如一日，每周至少两天深入学校，扎根中小学实地观察，是日本学校教育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个人著作《美国课程改造史研究--单元学习的创造》（1990）《学习，其死亡与再生》（1995）《教育方法学》（1996）《课程评论--走向公共性的重建》（1996）《教师这一难题--走向反思性实践》（1997）《学习的快乐--走向对话》（1999）《教育方法》（1999）《教育时评（1997-1999）》（1999）《教育改革设计》（1999）《改变教学，学校改变》（2000）《“学习”再考》（2001）作者简介陈静静，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公共管理博士后。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在读期间赴东京大学佐藤学研究室访学,跟随佐藤学教授致力于“学习共同体”的研究与实践。
2009年归国后，与上海的研究同伴致力于构建本土化的“学习共同体”。
目录序：走向“学习共同体”的创造（钟启泉）第一章佐藤学的研究视野第二章保障儿童的学习权第三章协作共赢的课堂第四章我们的“学习共同体”实践第五章教育研究者眼中的精彩课堂轶事第六章追求卓越的教师们第七章教师的研究日记后记内容简介21世纪是“课堂革命”的世纪，“学校改革的一切答案在现场”，研究者要浸润学校，走近学生、老师。
日本东京大学佐藤学教授是一位“行动的教育专家”，躬行“学习共同体”理论。
《跟随佐藤学做教育：学习共同体的愿景与行动》作者陈静静曾赴东京大学佐藤学研究室访学,跟随佐藤学教授参与“学习共同体”的研究与实践，回国后更致力于将其主张本土化。
本书是作者及其同事长期深入学校现场和课堂教学的研究成果，借此读者可了解佐藤学的教育理念，以及国内比较成功地实践佐藤学教育思想的案例。
佐藤学：教育研究的三种视角2016-11-03 陈静静教师博览微信公众号：佐藤学学习共同体★☆★飞鸟之眼：高瞻远瞩却浮光掠影飞鸟高翔天空，一目千里，所以在自然界中，视野最为开阔的莫过于它们。
它们自由自在，不受拘束，没有限定。
但是由于视角多是俯瞰、虽然开阔，却并不集中，而且因为它们高悬在空中，所有的事物在它们眼中都是渺小而不甚清晰的。
记得刚刚开始学习教育理论的时候，我所接触的基本上都是这个类型的理论，比如：“教育与经济谁先行”“教学中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等等作为一个还没有入门的研究者，我曾经一度认为这样的问题体现了思想的深度，这种宏大的哲学命题确实需要我们仔细思考。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发现其实这些问题是没有确切答案的，即使有答案也是强加于人的，而且即使我有能力提出自己的见解，当我在面对具体的教育问题时还是束手无策。
教育专业人士却在教育的门外打转，隔着厚厚的围墙，在研究一些不着边际的宏观命题。
我一直在追寻：我到底应该研究些什么，我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应该放在哪里。
一位年近花甲良师益友，致力于教育研究和教学30余年，她不无感慨地说：“兢兢业业写了那么多的东西，现在看来又有多少是有价值的呢？这种纯理论的研究最后只会让人走向困惑和虚无，如同一个人在与空气跳舞。
”我相信很多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或多或少都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惑。
以往我们的教育研究过多地从“飞鸟之眼”来观察教育实践，虽然能够“高瞻远瞩”，但是由于飞得太高，根本难以顾及到实践，其结果是一方面教育研究者批评实践现场的封闭落后，而教育实践者也因理论并不能体现和指导自己的工作而对理论丧失信心。
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就算在今天这样的倾向性也非常明显。
教育研究常常以其所建构或创造的理论为起点，采用舍恩所谓的“理论应用于实践”（theoryinto practice）的模式，而后再对实践进行评价，然后修改理论，再应用，再评价。
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实践者和实践领域，研究者往往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其进行预见和猜测。
克兰蒂宁和康奈利不无讽刺地说：“在做研究报告时，我们（研究者）皱眉则想象教师也在皱眉，我们微笑就想象教师也在微笑”。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理论者醉心于自己的假设和论证，对实践越来越缺乏关心和关照，理论和实践，理论者和实践者之间日益分化，而且渐行渐远。
教师用自己的方法进行着日复一日的教学，理论和实践者各有一套话语体系和行为方式，两者之间如同两条平行线无限延伸却永不相交。
★☆★蜻蜓之眼：视角下移却蜻蜓点水蜻蜓也善于飞翔，但与飞鸟不同的是，蜻蜓飞翔的高度要低得多，而且他们常常还会停下来歇息，因此与飞鸟相比蜻蜓更加容易亲近，也更接地气。
从研究的角度上来看，“蜻蜓之眼式”的研究所聚焦的不是宏观的层面，而是在思考和反应一些中观层次的问题，比如某个区域的某种特定的教育问题，或者教育管理方面的课题等等。
一般来说这样的研究可以对区域的教育管理和决策提供专业支持，这种研究的目的不是理论建构，而是解决教育管理和决策的具体问题。
以“蜻蜓之眼”来看教育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会存在一定的误区:即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这种研究常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问卷调研和访谈，有的研究者只需要制定某一个问题的问卷，然后在一定范围内发放，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研究者并不需要亲自到学校去发放，而是采用网络调研的方式，他们与被调查者并没有真正见过面，也没有去过他们所工作的环境，也不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
而是根据多数人对问卷的作答情况进行数量化的分析，每一所学校、每一位老师都不过是这个调研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数字而已。
而且调研最后的结果和结论往往是不公布的，所以对很多被调研对象来说，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填写一些莫名其妙的问卷，然后又没有了下文，所以对待这种不知前因后果的调研，老师们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应付我自己也常常成为被调研对象，我的办法就是与自己相关度较高的就认真琢磨琢磨，否则就随意点一下。
正是因为与调研对象缺乏深入的沟通，所以这类调查的结果往往是低效甚至无效的。
另一些研究者相对比较严谨，他们会选择一些学校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到学校去访谈一下校长或者某些教师，作为数量化研究之外的补充材料。
虽然这比问卷调研有所深入，但由于访谈对象所限，研究者对学校的了解往往是片面的、不清晰的。
可以说一两所学校的一两位受访者的主观感受，并不能代表所有的情况，学校和教师的独特性往往被忽略。
如果学校层面的校长和老师有机会读到类似的报告的话，他们可能会对研究结论提出质疑，因为这样的结论与他们学校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有些教育研究者或教育管理者也希望能够了解学校的情况，但是他们不愿意去与老师和学生深入交流，而只是与学校的管理者了解情况，看一看学校的工作计划、总结，翻一翻学校准备好的各种台账资料，然后就在心里或在评价表上给出相应的分数，教育问题的研究和评价已经简化成对台账的翻阅。
老师工作得是否愉快他们在工作中是否遇到了问题学生们是否能够快乐地学习他们的成长是否得到了全面的关注等等蜻蜓点水的研究是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的。
正是因为如此，这样的研究也得难以广大师生的支持和认真参与，也就无法对学校生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蚂蚁之眼：所见有限却精确细致与飞鸟和蜻蜓相比，蚂蚁显得微不足道，它们个头不大，四肢短小，每天成群结队地在地表或地下爬行、忙碌。
但是蚂蚁虽小，却有着自己特有的优势。
看似最不起眼的它们，却是最为亲近泥土，亲近自然的，它们每天都在用身体丈量着土地，用触角嗅着泥土的味道，它们知道哪里有喜欢的食物，知道地下多深处有水源。
它们对大地的熟知程度远远高于飞鸟和蜻蜓，它们在用自己的行动改变着土地的样貌和性质，它们的家就在这里，它们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宰。
蚂蚁的视野随不甚宽广，但是它们却精心地改变着脚下的土地，它们的视角对研究者来说应该是不可或缺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研究者自己成为一名教师，站在他们的立场去亲身体验：深入学校和课堂与教师共同生活了解他们的苦乐了解孩子们真正的学习情况了解学校和家长各自的苦衷教师专业场景中的生活细节都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而这样的研究因为更接地气、更接近教师真正的生活，所以会得到学校和教师的广泛的接受和支持。
实际上，教育研究应该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科学，甚至都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科学，它应该是深植于教育实践的土壤之中的，应该为教师的智慧的判断和决策、为学生的快乐的学习和成长而不断探索的。
教育的理论应该是“实践中的理论”（theoryin practice）,教育理论不会因其具体性、不确切和生成性而显得不成熟，相反当教育理论做到了这一点，真正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找到了合适的契合点，那才代表的教育理论的成熟，代表着教育理论自己的研究方式和特征，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再上升为理论，这样的螺旋上升过程才是教育研究本该选择的发展线路，而不是相反。
★☆★转换视角：用另一只眼睛看教育在笔者看来，无论是“飞鸟之眼”还是“蜻蜓之眼”抑或是“蚂蚁之眼”都是必要的视角，关键是如何让这三种眼睛都成为“慧眼”。
每个人会因为自己的身份、立场和背景的不同会选择不同的观察视角，但是每个人在选择自己视角的同时，应该更加敏感地意识到或许可以用其他方式来思考和解决问题。
在转换视角这个方面，佐藤教授学无疑是一个典范。
佐藤学教授在东京大学获得教育学学士学位后，曾经在三重大学从事教学工作。
后来，他再次回到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从他的博士论文《美国课程改造史研究——单元学习的创造》（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可以看出，最初佐藤学教授也是倾向于理论研究，专注于美国的课程史的钻研。
但是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选择躲在书斋里钻研故纸堆，而是走出了象牙塔，到中小学中去、到课堂中去，对此，他也经历了复杂的心路历程。
众所周知，日本一向重视教育，1900年日本就完成了义务教育的普及，在OECD 的PISA测试中，日本也始终站在第一梯队的前沿。
但是到了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的学校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学校荒芜、学生逃学、班级崩溃的现象屡屡见诸报端，社会把矛头直指学校和教师，学校教育风雨飘摇。
他在研究美国课程改造史的过程中，对杜威非常钦佩，特别是杜威创办芝加哥实验学校，以非凡地勇气去改造教育现实。
时至今日，他对杜威的仰慕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激发了他的斗志，他决定走出书斋，走向实践。
佐藤学教授之所以选择引领中小学教师的教学，因为他认为：基础教育是塑造人的关键阶段，给基础教育以正向的指导，就会影响一批人甚至一代人因此，他不知疲倦的奔波于各地中小学、幼儿园，走进每一位老师的课堂，关注每一个儿童的学习过程，在中小学，他的身份不再是一位东京大学的知名学者，而是做一位：认真的倾听者倾听老师的心声倾听儿童的话语倾听着课堂上每一个微妙的声响他沉浸其中，以一种“蚂蚁”对待泥土一样的专注精神去感受、去聆听。
他与老师在交流的时候，都是以课堂上的儿童所展现出现的学习状态为中心的，他与老师们分享着他所看到的学生们的故事，讨论着故事背后所蕴含的教育内涵，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课堂都是精彩的。
因为每一个课堂中都有几十个儿童在演绎着精彩的关于学习的故事他就是通过对课堂细致而微地观察、分析赢得了老师们的心，老师们觉得他就是自己的知音，他懂自己、懂自己的课堂、懂这个课堂上的孩子们。
他用“蚂蚁之眼”所观察到的世界，甚至比真正从事教学的老师还细致、还深入。
但是，佐藤学教授从来不只是用一种视角来看待教育的，他同样学识渊博，高瞻远瞩。
走进他的办公室，我们所见之处几乎都是书，而且常常能看到他的桌子上同时翻开几本书。
也正是由于大量的阅读，积淀他深厚的学理基础。
可以说，他扎根土壤，思想却在自由高飞。
同时，他对教育理论的研究因为深入课堂而越发深刻、细腻，并逐渐成为日本教育研究的领军人物，更是曾经担任过日本教育学会的会长。
同时他还经常应邀到美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等国家进行讲学，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声望和影响力可见一斑。
但是他并不醉心于做飞鸟，而是时刻保持着“蚂蚁”一样的草根性，即便是到其他国家去，他也不会忘记深入课堂，与其他国家的校长和老师进行交流，从异国同仁那里获取经验和灵感。
他在中国颇有影响的著作《教师的挑战》（被《中国教育报》评为2012年影响中国教师的100本书TOP10）中对这些国家的课堂教学改革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阐释。
在佐藤学教授的课上，他经常如数家珍地对许多国家的教育研究和实践的现状进行分析，让人不禁惊叹于其研究见识的广博和大气。
这对我们中国的教育研究者、管理者和一线的老师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个人的身份可能是固定的，但却不应该因此而固化了自己的视野。
在我们看来，无论是“飞鸟之眼”还是“蜻蜓之眼”抑或是“蚂蚁之眼”，这都是我们必要的视角，对待教育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去转换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