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序良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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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简称。所谓公序良俗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不得损害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利益。尊重社会公德,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国家一切社会活动都必须遵循的共同准则,当然也应当成为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法律行为所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法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合同法》第7条也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上述规定所确定的,就是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而对上述规定的法律表现,在我国的民法理论中,又被概括为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或者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笔者认为,上述规定是通过对民事主体个人权利的限制而禁止其滥用权力,而作为限制民事主体个人权利的规则即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法概括,应为公序良俗原则。而禁止权力滥用不过是这一限制的内容和目的,至于权力滥用的行为则是对公序良俗和诚实信用等民法原则的违法,因此,对上述我国民法的规定,应当概括为公序连俗原则。民事主体的权力,虽然属于个人私权,但他除了要符合民法规范的直接规定外,还要接受其他各种合理的限制,这就包括应当遵守社会公共利益秩序,而这一限制被上升为民法,就是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中所谓的公共秩序,并不是现行法律规范所直接确定的秩序,而是根据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特征和现实公认的法律理念所合理推断确定一种社会共同追求的利益或价值秩序,它是现行社会关系的本质要求和人们法律观念在一定条件下的法律秩序化,是一种弹性的社会秩序,是现行法律秩序的合理延伸。所谓善良风俗,即在异地观念社会条件下所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善良风俗与公共秩序所包含的范围大体一致,但是两者所表述的却各有不同,善良风俗更多强调的不是外部的社会关系秩序而是人们内在的道德价值观念。民事立法的目的,就是要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和一般道德准则而禁止对其违反的行为,然而立法者又不可能对社会一切可能出现的文范公共利益和一般道德准则的行为逐一作出具体的禁止性规定,预示就确定这样一项原则或观念:凡是被当时社会所认定为违反公序良俗的,就是权力滥用的行为,即为法律所禁止,从而得以弥补法律规范自身之不足,这就是民法的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的原则,同样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在构筑自己调整社会关系的规则时,同样考虑了限制权力行使、禁止权力滥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所以许多规范都体现了公序良俗原则,尤其在相邻关系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得最为具体。《法国民法典》第6条规定:“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第1133条规定:“如原因为法律所禁止,或原因违反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此种不法原因的债,不发生任何效力。”如果说公序良俗原则在《法国民法典》中还只是对契约自由原则的一种例外限制,那么到《德国民法典》时就已经成为了支配整个民法的基本原则。该法典第138条第1款规定:“违反善良风俗的法律行为无效。”这里的法律行为,显然并不限于契约行为。《日本民法典》第90条规定:“以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为目的的法律行为,作为无效。”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2条规定:“法律行为,有悖于公共秩序火山俩观念风俗者无效。”第148条第1款规定:“权力执行时,不得违反公共利益,或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台湾地区民法典比较重视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甚至该法第2条在民事习惯的适用上也特别强调“以不悖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为限”。可见,作为现代民法的一个共同价值取向,公序良俗原则已经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所接受。
总之,民法把保护民事权利作为自己的核心内容,但同时也禁止民事权力的滥用,这两方面的统一构成民事权利立法的完整内容。世界各国民法都有关于禁止民事权利滥用的规定。滥用权力就是超越权利的范围或违背权利的社会价值而行使权利。权利滥用是违法的,但又与一般的违法行为不同,它并不直接违反法律的某一规定,即表面上看并不违法,但根据公序良俗原则及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标准来分析,有明显不当,应予以禁止。为了解决这个法律规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就需要一个弹性的原则来限制权力的滥用。这一原则在西方国家的民法中表述为“公序良俗”原则,而在我国民法中则以尊重社会公德,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原则的形式确定下来,两者虽然表述方法不同,但其法律价值本身并无根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