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少年检察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少年检察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刘仁海;周舟

【摘 要】针对少年犯罪案件,日本少年法规定了由家庭法院主导的少年保护司法程序以及由检察官和普通法院共同主导的普通刑事司法程序.在案件移送制度方面,日本家庭法院相较于检察官具有受理案件的优先权.家庭法院经审理认为应当判处刑事处分的,须将案件移送检察官按照普通刑事诉讼程序处理.只有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检察官方可根据家庭法院的决定参与少年案件的审判.日本少年检察制度可以为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供诸多有益借鉴.

【期刊名称】《青少年犯罪问题》

【年(卷),期】2016(000)003

【总页数】7页(P76-82)

【关键词】日本;少年司法;检察制度;家庭法院;保护处分

【作 者】刘仁海;周舟

【作者单位】江苏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

【正文语种】中 文

针对少年犯罪案件，日本少年法规定了由家庭法院主导的少年保护司法程序以及由检察官和普通法院共同主导的普通刑事司法程序。该种少年司法运作双轨制模式的具体操作程序是：在经过搜查、调查等程序后，司法警察、检察官应将具有犯罪嫌疑的少年刑事案件全部移送家庭法院，由家庭法院对案件实施进一步的法律调查和社会调查。在此基础上，家庭法院可以作出开庭审理的决定。在对案件进行审理后，家庭法院可以作出不处分、保护处分以及移送检察官等最终处理决定。对于移送检察官的案件，则由原先的少年保护司法程序转入普通刑事司法程序。亦即由检察官依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普通法院提起刑事诉讼，进而由普通法院作出判处刑罚等决定。如果根据事实审理结果，普通法院认为对于少年被告人应当适用保护处分的，仍然必须决定将案件移送家庭法院。

(一)“检察官先议主义”的取消

根据日本旧《少年法》(1922年公布)第62条的规定，对于少年犯罪案件，由检察官具体裁量是否向普通法院提起诉讼。只有在检察官认为没有必要判处刑罚而应判处保安处分的情况下，才可将案件移送少年审判所。*日本现行《少年法》已撤销了旧《少年法》中规定的“少年审判所”，并在统合原有的“家事审判所”的基础上，设立了“家庭法院”。据此，尽管旧《少年法》同样采取了双轨制的司法运作模式，但却坚持的是“刑事处分优先主义”，即对于少年犯罪，原则上应当适用普通刑事司法程序并判处刑罚，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能适用少年保护司法程序而判处保安处分措施。日本学者通常将该种由检察官决定适用何种司法程序、采取何种处分手段的制度，称为“检察官先议主义”。*参见[日]丸山雅夫：《少年法論議》(第2版)，成文堂2012年版，第71页。

鉴于少年犯罪案件的特征，同时也为了达到周密保护少年的目的，日本现行《少年法》(1948年公布)从实体层面将“刑事处分优先主义”彻底修正为“保护处分优先主义”，同时从程序层面将“检察官先议主义”修正为“家庭法院先议主义”，这正是现行少年法的最大特征。*参见[日]河村博编著：《少年法》(第2版)，東京法令出版2015年版，第13-17页。日本《少年法》第1条规定：“本法制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少年的健全成长，对实施了非行行为的少年，处以与矫正性格和调整环境有关的保护处分，同时对涉及少年的刑事案件采取特别措施。”由此可见，日本少年法的基本理念是“教育主义”或者说“保护主义”，其目的是强化对少年的人权保障以及充实少年的健全成长。*参见[日]澤登俊雄：《少年法入門》(第6版)，有斐阁ブックス2015年版，第30页。 因此，对少年的刑事政策不应该是对少年采取以刑事处分为中心的惩罚手段，而主要应当是采取以保护处分为中心的教育手段。正是在此理念的指导之下，日本《少年法》在诸多方面严格限制检察官的权力，以此保证保护处分主义能够在少年司法中得到优先、充分地运用。取消“检察官先议主义”即为突出表现之一。

(二)“家庭法院先议主义”的内容

根据日本现行《少年法》第41条以及《刑事诉讼法》第246条的规定，根据对少年犯罪嫌疑案件的搜查结果，司法警察应当将可能涉嫌罚金以上刑罚之罪的少年犯罪案件移交给检察官。但对于可能涉嫌罚金以下刑罚之罪的少年犯罪案件，由于不可能对少年判处刑罚，无需再将案件移交检察官，可以直接移送家庭法院。即使少年不具有犯罪嫌疑，但司法警察认为存在应当移送家庭法院审判相关事由的，亦应移送家庭法院。根据日本现行《少年法》第42条的规定，根据对少年犯罪嫌疑案件的搜查结果，检察官认为少年具有犯罪嫌疑的，应当移送家庭法院。即使少年不具有犯罪嫌疑，但检察官认为存在应当移送家庭法院审判相关事由的，亦应移送家庭法院。据此，无论少年犯罪案件的轻重程度，原则上均应移送家庭法院，由家庭法院首先决定处理的方式。只有在家庭法院认为确应对少年判处刑罚的情况下，才可将案件“逆送”检察官，进而由检察官适用普通刑事司法程序向普通法院提起公诉。日本学者通常将该种由家庭法院决定适用何种司法程序、采取何种处分手段的制度，称为“全案移送主义”或者“家庭法院先议主义”。*参见[日]守屋克彦、斉藤豊治主编：《少年法》，現代人文社2012年版，第513页。

(三)“家庭法院先议主义”的优势

可以看出，在案件移送制度方面，日本现行《少年法》基本上剥夺了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而赋予家庭法院受理案件的优先权。之所以要确立“家庭法院先议主义”，其目的就是要在程序上，尽可能发挥家庭法院这一专门机关在处理少年犯罪案件方面的优势，从而切实贯彻“保护主义”的基本理念。这是因为，与少年审判所具有浓厚的国家色彩不同，家庭法院尽管性质上仍然属于国家机关，但却更具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主要体现在，除法官之外，家庭法院还配有具有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的专职调查官。根据日本现行《少年法》第8条的规定，家庭法院在接到司法警察、检察官等移送的应当由家庭法院审判的少年案件后，必须对案件进行科学调查。家庭法院可以命令家庭法院的调查官对少年、保护者或者其他被调查人员进行必要的调查。由此可见，日本家庭法院受理案件后的现行程序是调查过程和审判过程相分离，且调查过程在审判过程之前进行，日本学界通常称此程序为“调查前置主义”。*参见[日]武内謙治：《少年法講義》，日本評論社2015年版，第248页。 主审法官根据移送的案件材料对是否存在违法犯罪事实以及是否符合审判条件作出法律调查后，还可以命令家庭法院的专职调查官对少年是否需要保护作出社会调查。根据日本现行《少年法》第9条的规定，家庭法院的调查官主要对少年、保护人和相关人员的品行、经历、本质、性格、成长环境等开展社会调查，从而协助法官从不同角度全面了解案件事实和少年的基本情况，进而作出最适合教育、改善少年的处分决定。*参见[日]武内謙治：《少年司法における保護の構造》，日本評論社2014年版，第21页。 应当说，在上述家庭法院和调查官人员设置的背景下，家庭法院显然要比检察官更适合对少年犯罪案件作出调查和判断。

(一)“逆送”检察官制度的法定适用情形

如前所述，日本采取的是双轨制少年司法运作模式，经过审理，家庭法院认为应当判处刑事处分的，需将案件移送检察官按照普通刑事诉讼程序处理。由于家庭法院对于少年犯罪案件具有先议权，检察官首先需将案件移送家庭法院。因此，日本学界通常将该种家庭法院反过来再向检察官移送案件的制度称为“逆送”制度。*参见[日]本庄武：《少年に対する刑事処分》，現代人文社2014年版，第137页。

根据日本现行《少年法》的规定，经审理后，家庭法院应当决定将少年犯罪案件移送检察官的情形主要有以下两种。

其一，以超过年龄的形式性理由将案件移送检察官的情形。根据日本《少年法》第19条、第23条的规定，根据调查结果，家庭法院查明行为人的年龄在20周岁以上的，应当将案件移送给对该案件有管辖权的地方法院相对应的检察厅的检察官。值得一提的是，在确定应当以什么时间节点作为判断行为人年龄的基准时，日本学界主要存在“行为时说”、“案件受理时说”和“处分时说”三种观点。具体而言，如果以行为时或者案件受理时作为判断的基准，那么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或者家庭法院受理案件时不满20周岁，但该少年在终局决定前的调查和审判阶段达到20周岁的，家庭法院仍然可以保持对该案件的管辖权，进而对其适用保护处分。但如果以处分时作为判断的基准，在上述情况下，家庭法院则会因为该少年达到了成年人的年龄而失去对该案件的管辖权，进而应当将该案件移送至检察官。目前，日本学界和司法实践均以“处分时说”作为通说，即只有在家庭法院作出判决时行为人尚不满20周岁的，家庭法院方可不将案件移送检察官。*参见[日]武内謙治：《少年法講義》，日本評論社2015年版，第121-122页。

其二，以“刑事处罚相当性”的实质性理由将案件移送检察官的情形。根据日本《少年法》第20条第1款的规定，在涉嫌实施了相当于死刑、惩役或者禁锢之罪的案件中，家庭法院经过调查，根据相关犯罪的性质和情节，认为应当对少年判处刑事处分时，必须将该案件移送给对该案具有管辖权的地方法院相对应检察厅的检察官。根据日本《少年法》第20条第2款的规定，在涉嫌实施了故意犯罪行为并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如果实施犯罪时为16周岁以上的少年，家庭法院也必须将该案件移送给对该案具有管辖权的地方法院相对应的检察厅的检察官。但是，经过调查，综合考虑犯罪的动机和形态、犯罪后的表现、少年的性格、年龄、品行以及环境等诸多因素，家庭法院认为应当采取刑事处分以外的措施时，可不将案件移送检察官。由于该条第2款以“但书”条款的形式规定了不移送案件的例外情况，因此，该款规定的情形亦被称为“原则逆送”制度。

(二)“逆送”检察官制度的司法实务

从司法实务运用角度来看，根据日本司法统计年报公布的数据，2013年日本家庭法院因行为人年龄超过而逆送检察官的共有365人。而在以刑事处罚相当性为由逆送检察官的情形中，因造成被害人死亡等严重危害结果逆送检察官的共有14人。其中，涉及伤害致死和故意杀人(造成死亡结果)的各7人；因违反道路运输车辆法(4人)等应当予以刑事处罚逆送检察官的共有165人，其中，涉及盗窃(29人)、伤害(27人)、诈骗(13人)等犯罪的占比相对较大。*参见[日]武内謙治：《少年法講義》，日本評論社2015年版，第419页。

(三)少年犯罪案件“逆送”检察官后的处理方式

根据日本现行《少年法》第45条第5项的规定，对于家庭法院移送的案件，当检察官认为确实具有足以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时，必须提起公诉。但是，当检察官认为移送的部分案件并不具有足以提起公诉的犯罪嫌疑，或者发现了影响到犯罪情节认定的新事实，从而不具备提起公诉的条件时，可以不提起公诉。与此同时，根据案件移送后的情况，检察官认为不具备提起公诉的条件时，也可以不提起公诉。此外，根据现行《少年法》第55条的规定，即使检察官向普通法院提起公诉，普通法院根据对事实的审理结果认为应当对少年被告人判处保护处分的，仍然必须决定将案件再次移送家庭法院。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对于家庭法院移送的案件，检察官原则上应当向普通法院提起公诉，但特殊情况下可不提起公诉。而且即使检察官提起公诉，普通法院也仍然可以将案件再次移送家庭法院。

值得一提的是，与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第五编特别程序中设立专章明确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有所不同，日本刑事诉讼法中并无关于少年刑事案件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