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讲义展开：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日，也是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盛大节日。
每年国庆节期间，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威武雄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都会矗立起一位伟人的巨幅画像，深情的注视着过往的人们。
这位伟人，就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一百多年前，孙中山第一个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并领导发动了伟大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是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在中华民族振兴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辛亥革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那么，辛亥革命为什么发生，它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曲折，又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怎样重大的影响，让我们把目光回到十九世纪，一同去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教学过程：国难深重鸦片战争：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充满了屈辱苦难与抗争的历史，更是一部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
这段历史的起点是1840年英国侵略者发动的鸦片战争。
此时的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正竭力扩张世界市场，掠夺殖民地。
为了谋取暴利，英国政府支持和怂恿其商人把鸦片大量走私到中国，不仅造成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和财政危机，而且严重毒害了中国人民的身体和精神。
1839年6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公开销毁收缴的鸦片，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然而，英国却借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史称鸦片战争。
战争已经爆发，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对英国这个交战对手的情况、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世界形势发展的巨大变化可谓浑然不觉、一无所知。
1842年5月，战争已经进行了近两年，道光帝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至新疆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来往，与俄罗斯是否接壤。
面对这些问题，满朝文武官员也是张口结舌，无人知晓。
在这场反抗殖民主义侵略的战争中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最终败下阵来，被迫签订了耻辱的《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赔款“洋银”二千一百万元，使中国开始丧失一个独立国家所拥有的完整主权和尊严（桌子线）。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所遭受的一系列屈辱和苦难的开端，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重大转折。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的发展脱离开原有的轨道，一步步的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使封建统治阶级警醒和振作起来，相反，他们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中，把《南京条约》看成“万年和约”，想当然地认为，天下从此太平无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
”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广大人民的生活更加艰难困苦，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化。
1843年，两江总督耆英在给道光帝的密折中称“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道光帝也承认，但他并不能提出任何解决办法。
第二次鸦片战争：新的危机很快再次袭来，在十几年后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侵略者不仅侵略了广州天津等沿海重要城市而且还攻进了清政府的统治中心北京。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侵略者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进一步从中国攫取了经济、政治等特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
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7月25日，日均经过精心策划对清军发起突然袭击，清政府被迫于8月1日正式宣战。
然而由于对战争缺乏准备，也没有统一明确的战略部署，清军从一开始就处于十分被动的状态，接连遭遇失利。
辽东烽火告急，九重宴安升平。
慈禧太后照样在宫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将一切军国大事搁置一边。
在李鸿章避战保船的方针下，北洋舰队坐困港内，腹背受敌，最终全军覆没。
甲午战争后，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成为清廷的对外方针，至此清政府实实在在的成为“洋人的朝廷”完全沦为一个对内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对外不能捍卫国家主权的腐朽没落的政府。
国势衰微而民气愤发，积辱深重而英雄辈出。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不愿意忍受奴役和压迫的中国人民和仁人志士，在苦难中觉醒，在黑暗中前行，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抗争，展开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
鸦片战争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力图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之路，无论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倡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变法图强改良政治的维新派，还是农民阶级掀起的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运动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下失败了。
中华民族依然百折不挠，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着坚持不懈的英勇斗争，辛亥革命的大幕就此拉开。
革命同盟：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是由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海外中国人为主的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
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
其前身是华兴会和兴中会，除此之外还有复兴会、科学补习所等多个组织参加。
中国同盟会的根本政治要求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
其机关刊物是《民报》。
孙中山为其总理，黄兴为副总理。
光复会：清光绪三十年(1904)冬，蔡元培、陶成章等在上海创立“光复会”，以蔡为会长，联络绍兴地区“平阳党”、“乌带党”以及其他各地会党，组织光复军，筹划反清起义，为推翻封建帝制，驱除列强侵华势力，创立中华民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三大革命团体之一。
华兴会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5月军国民教育会的“运动员”黄兴从日本回国，进行革命活动。
11月4日他以庆祝自己30岁生日为名，邀集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等，在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反清革命团体，取名华兴会。
1904年2月15日正式成立。
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秦毓鎏为副会长。
会员达数百人，多属知识分子。
宗旨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方略为湖南发难，各省响应，“直捣幽燕”。
兴中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由孙中山领导。
1894年11月24日成立于美国檀香山。
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刘祥、何宽为首任正副主席，然不久，刘祥便退出兴中会。
1895年2月21日，与杨衢云的香港辅仁文社合并，并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
10月10日总会决定在广州举行起义，同时选举杨衢云为会长及合众政府大总统。
1895年发动广州起义失败，陆皓东被清廷杀害。
1900年1月，杨衢云辞去兴中会会长职务。
到1905年与华兴会、光复会合并为同盟会之前已经多次发动起义，均以失败告终。
烽火四起：从20世纪初开始，革命就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革命党人不断利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
1906年12月起，同盟会推动和领导了规模巨大的萍浏醴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
光复会也在1908年11月发动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
这些起义因准备不足，敌我力量悬殊而归于失败。
1910年2月，同盟会员倪映典率广州新军3000人起义，又遭失败。
连续的挫折，使少数革命党人对前途失去了信心，转而走上暗杀道路。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赵声、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中国同盟会重要骨干会议，决定集同盟会精英，在广州起义。
1911年1月，黄兴、赵声、胡汉民在香港成立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并在当时的香港屯门青山农场策划起义，又派人到广州附近各地，联络新军、防营、会党、民军，以备响应；同时在广州设立38处秘密机关，刺探敌情，转运军火，为起义作准备。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12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
其中72人的遗骸由潘达微收葬于广州东郊红花岗。
潘达微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故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又称第三次广州起义、辛亥广州起义、三·二九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是中国同盟会于1911年（宣统三年）在广东省广州市发起的一场起义。
武昌首义：保路运动20世纪初的中国，风雨如晦，危机四伏。
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已深入内地，到处修筑铁路，开掘矿藏，设立租界，经营航业，肆意破坏和侵夺中国的主权操纵中国经济命脉，压迫和蹂躏中国人民。
中国近代工业，财政金融，交通运输业等，都被列强垄断和控制。
1911年，长江航线轮船吨位中，外资三个轮船公司就占了83.8%，全国9618.1公里铁路中，绝大部分有外国控制中国自主修筑的铁路只有665.6公里。
腐朽的清政府已经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甘当帝国主义的附庸，以维护其腐朽反动的统治。
1904年，日俄两国为了争夺在华权益，在中国领土上悍然开战，大肆屠杀中国人民，清政府却宣称“局外中立”。
战争进行了一年零八个月，结果，确定东北的北部保留为沙俄的势力范围而东北的南部，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乘日、俄相斗之机，英国派兵侵入中国西藏地区，德国则企图将势力延伸到英国控制的长江流域，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控制进一步加深了。
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压制下，中国人民处于极度的苦难与悲愤之中，革命已是一触即发。
内外交困的清政府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继续不断举借外债。
在列强诱迫下，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与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国有”名义，把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同时借此“劫夺”商股，损害了人民的利益。
清政府在铁路利权问题上采取的政策，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愤慨和反抗，四川省成立保路同志会，要求清廷废除与四国订立的合同，使铁路不落到外国人手里。
7月1日，成都全城商人罢市，学生罢课，风潮迅速波及四川全省。
9月数万群众到总督衙门和平请愿，四川总督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开枪，当场打死请愿群众三十余人，酿成“成都血案”。
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保路同志闻讯后从四面八方向成都汇集，截断交通，扼守要道，与清军激战。
四川保路同志军的武装起义震动了全国，更成为武装起义的直接导火索。
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和王天杰宣布荣县独立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开创了辛亥革命各地起义独立的先河，清政府急忙调集湖北新军入川震压。
武汉空虚为武昌革命党人举事提供了有利契机。
此时，湖北革命党人长期艰苦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也使起义的各方面条件成熟。
在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湖北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1904年，刘静庵、宋教仁、吕大森等人在武昌成立了科学补习所，它和群学社、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等都先后在湖北新军中开展活动。
1907年，共进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其领导人刘公和孙武回到湖北开展革命运动。
1911年初，文学社成立，蒋翊武为社长，文学社以《大江报》为主要阵地，把公开的革命鼓动同秘密的革命活动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