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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金应熙陈寅恪先生在中国史学界工作了三十多年，他的史学观点和方法一向有很大的影响。
解放以来，陈先生一直保留他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丝毫不肯改变。
他的史学观点方法的影响也长期没有消除。
许多研究历史和文学的资产阶级专家，把陈先生看成不可企及的高峰，奉为他们的“旗帜”，以陈先生的研究作为自己的方向。
不少年青人受到迷惑，跟着陈先生走上了烦琐考证和形而上学的道路。
例如中山大学历史系有个同学，听了陈先生主讲的“元白诗证史”的课程，在陈先生鼓励下再三写文章来探究白居易卖炭翁一诗中牛车行进的方向，对无关主旨的小事进行烦琐的论证。
这告诉我们：认真批判陈寅恪史学方法，对于在历史科学领域中贯彻两条道路的斗争，拔白旗，插红旗，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
陈先生坚持反对马克思主义，广大史学工作者对此并不是毫无所知；几年来陈先生讲学华南，在广东史学界特别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师生说来，这更是周知的事实。
陈先生的史学方法所以能有不小的影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一种为陈寅恪史学方法辩护的论调，说：陈先生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却有自发的辩证法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按照他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可以和马克思主义殊途同归。
首倡这一谬论的是右派分子赵俪生。
他在“北魏末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一文中说陈先生有某些自发地与科学历史法则相吻合的观点，以后他又在另一篇文章中故意贬低闻一多先生的学术成就，而继续为陈寅恪史学方法吹嘘。
有一些人未能明确地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于是就为赵俪生所惑，从而为陈寅恪史学方法赢得了一定的市场。
为此，我们在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历史观时，必须着重分析其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彻底驳倒赵俪生的谬论。
本文试从这方面提出一些意见。
一首先必须指出，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方法和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是不可分的，因而渗透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与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是国家逐渐干预个人的行为."-----博尔赫斯"大学不是诗人的生地，但一所大学如果不能鼓励和允许年轻人一些诗心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么，这所大学之缺少感染力是无可置疑的."-----纽曼林肯说，平等并不是我们都有相同的出身，相同的命运，而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自由和独立去追逐权利、民主、幸福、教育与职业……这些独立的，曾经被杰佛逊、富兰克林们视为建国理想的自由权已经不像以前那般活跃，以往费劲心力想要消除的限制如今正回归并越来越多.911，它的影响在如今一步步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许多人认为，它改变了当今世界的走向.我却以为，它不过是一助推器，加速了这种早已存在的改变而已.以政府而言，譬如美国，这个国家正深深陷入保守之中.每天，借着自由的名义，政府正在夺走自由，它的做法如此娴熟巧妙，以致于大部分的人并不知情.911后，自由民权、应当有的法律权利不应当受到歧视影响的观点和原则被政府抛到了九霄云外，类似"2003年国內安全提升法案"的对自由的践踏体现了这种趋向.革命导致了成长、繁荣，他们重视自由，并强调权利和责任.然而在某个时候，成长与发展停止了，保存前人的努力成果成了强调的焦点，社会反而进入一个限制成长的时期.人类天性对安全感的欲望是否真的比创立自由来的强烈呢？即使一小撮的自由权也能被创立而繁盛多年.然而，一段时间过后，对安全感的渴求逐渐产生，开始要求更多的控制.自由便开始腐蚀了.自由，曾经的理念正逐渐沦为形式.为了一部分自由，我们放弃和被迫放弃了更多的自由.2001年的夏天，杭州，一如既往的炎热，却有两个人的两句话如刀锋凛然划开了混沌. 我们大二时的年级主任吴先生，一个毕业不久的留校生，他给我们的见面礼就是把所有人以往的成绩单全部寄回家，好好地晾晒了一把.这，仅仅是一场暗战的开始.两年之后，在我的大学回忆中，将之称为我们班对一个人的战争.仅仅是我们班，因为其他四个班都已经屈服和沉默了.在暗流潜涌中，直接的冲突终于爆发.某个晚上，我们聚集在寝室里看碟片，吴先生悄然出现，在宣扬了一通所谓学校的精神后，提出没收我们的VCD机，因为它妨碍了我们学习. 早已半公开对抗许久的我们被彻底激怒了，小小的房间挤满了二十多人，和吴先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即使是一个刚刚结束学生生涯的大学老师，某些东西却已在我们之间划开了一条无形的鸿沟，吞没了一切锐气和理想和浪漫，可怕的精神阉割.在争执中，我的一位平时沉默寡语的同学说出了一句让我至今久久难忘的话："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让不让我们活？让我们怎么活？这是个问题.那时在迷恋许知远的文字，70S的忧伤.是他让我思考，我们需要的是怎样的大学，怎样的教育，怎样的自由.在讲述了一个喜欢偷窥学生上课的训导主任的故事后，他告诉我们："他们虽小，也是个人，需要人的基本尊严，教育的努力是给人尊严，而不是剥夺尊严." 文明的进步是给人自由，而不是剥夺自由.浙江台的下午档经常会播放一些老影片，放假后百无聊赖的我常常靠这打发一个无趣的白天.奇怪的是，很多时候，编导都选择科幻片，可能，因为这样的时间，思维都会被空气凝固，需要一些幻想来活跃.确实如此，那一天，我看的是楚门的世界（Trueman Show）,金·凯利的作品.一个出生起便被5000架摄象机监视，一举一动都被通过卫星向全世界直播的"超级明星"，他身边所有的一切都是电影的道具，当然他自己也是，Super Star.当他逐渐成长，终于发现自己的世界不过是一个巨大的玻璃容器.即便前途如此未知，留下的诱惑如此巨大，他依然选择了离开.离开，因为，自由的尊严.即使你拥有其他的自由，却没有某一项自由，你便无法真正地拥有其他自由.天赋自由.任何自由，不可以用重要性来划分等级.数天之后，在学校广播台狭小的播音间里，借着新鲜的冲动，我和这个校园里最锋利而被排挤的老师讨论自由，之于大学. 他刚刚因为被一个优等生投诉，上课时经常跳开讲课本以外的东西而被处分.而我，刚刚成为学校电台的台长和思政网站的站长，管理着学校的宣传喉舌.非常有意味的组合.因为当今学校电台的式微，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讨论一些敏感的话题，我们也长时间的回忆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大学，西南联大，蔡元培，理想与精神气质，独立于政治和社会.而前一个晚上，我和我的室友们为他的遭遇夜不能寐，久久的争论，因为很不幸，这个投诉者来自我们这个素来以叛逆著称的班级.***说，如今的大学生都是幼稚园级的，因为他们缺乏独立的思考能力.在填鸭和书山题海的中学教育后，大学又压制对于独立思考和实践的自由，所以现在的大学出产的都是机械化的产物，一如爱因斯坦所言："一条受过训练的狗".节目结束的时候，这位我所尊敬的老师问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否觉得悲哀.我默然，"早已经学会了随波逐流".随波逐流，而竺可桢先生说过："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然而更让我们觉得可悲的是，更多的人，对自由精神的淡漠和对这种淡漠表现出来的麻木和习惯.当一个时代的背影只能靠文人撑起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悲剧的发生.肯德基的落地玻璃上拍上血手印的刹那，求的是快意.但当文人甚至不能呐喊，或者对被禁止站出来呐喊习以为常的麻木时，这个时代就彻底沦丧了.压制自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压制的无动于衷.自由，就是追求任何吸引你智慧和灵智的生活，以及为了这种追求而奋斗的权利.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是我对陈寅恪先生的解读.我是如此的羡慕垮掉的一代.凯鲁亚克说，我们还年轻，我们在路上. 我们在路上，却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们身上的中庸性和驯化的教育背景，注定了我们的软弱，注定了我们对自由、独立的渴盼是那么的遥不可及.自由、正义、平等的旗帜应该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却只是遥遥望着，像是在看风景，又像是在等待.这是一个没有颜色的青春.最后，我想引用康德的一段话来结束.我记得某人说过，大量的引用，不过是为了掩盖内心的虚无，我想我就是."人不应该被作为手段，不应该被作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人是有自我目的，他是自主、自律、自觉、自立的，是由他自己来引导内心，是出于自身的理智并按自身的意义来行动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引用)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是国家逐渐干预个人的行为."-----博尔赫斯"大学不是诗人的生地，但一所大学如果不能鼓励和允许年轻人一些诗心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么，这所大学之缺少感染力是无可置疑的."-----纽曼林肯说，平等并不是我们都有相同的出身，相同的命运，而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自由和独立去追逐权利、民主、幸福、教育与职业......这些独立的，曾经被杰佛逊、富兰克林们视为建国理想的自由权已经不像以前那般活跃，以往费劲心力想要消除的限制如今正回归并越来越多.911，它的影响在如今一步步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许多人认为，它改变了当今世界的走向.我却以为，它不过是一助推器，加速了这种早已存在的改变而已.以政府而言，譬如美国，这个国家正深深陷入保守之中.每天，借着自由的名义，政府正在夺走自由，它的做法如此娴熟巧妙，以致于大部分的人并不知情.911后，自由民权、应当有的法律权利不应当受到歧视影响的观点和原则被政府抛到了九霄云外，类似"2003年国內安全提升法案"的对自由的践踏体现了这种趋向.革命导致了成长、繁荣，他们重视自由，并强调权利和责任.然而在某个时候，成长与发展停止了，保存前人的努力成果成了强调的焦点，社会反而进入一个限制成长的时期.人类天性对安全感的欲望是否真的比创立自由来的强烈呢？即使一小撮的自由权也能被创立而繁盛多年.然而，一段时间过后，对安全感的渴求逐渐产生，开始要求更多的控制.自由便开始腐蚀了.自由，曾经的理念正逐渐沦为形式.为了一部分自由，我们放弃和被迫放弃了更多的自由.让我们觉得可悲的是，更多的人，对自由精神的淡漠和对这种淡漠表现出来的麻木和习惯.当一个时代的背影只能靠文人撑起的时候，那就意味着悲剧的发生.肯德基的落地玻璃上拍上血手印的刹那，求的是快意.但当文人甚至不能呐喊，或者对被禁止站出来呐喊习以为常的麻木时，这个时代就彻底沦丧了.压制自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压制的无动于衷.自由，就是追求任何吸引你智慧和灵智的生活，以及为了这种追求而奋斗的权利.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是我对陈寅恪先生的解读.我是如此的羡慕垮掉的一代.凯鲁亚克说，我们还年轻，我们在路上. 我们在路上，却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们身上的中庸性和驯化的教育背景，注定了我们的软弱，注定了我们对自由、独立的渴盼是那么的遥不可及.自由、正义、平等的旗帜应该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却只是遥遥望着，像是在看风景，又像是在等待.这是一个没有颜色的青春.最后，我想引用康德的一段话来结束.我记得某人说过，大量的引用，不过是为了掩盖内心的虚无，我想我就是."人不应该被作为手段，不应该被作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人是有自我目的，他是自主、自律、自觉、自立的，是由他自己来引导内心，是出于自身的理智并按自身的意义来行动的."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最近在看陈寅恪的传记，的确陈老一生所追求的“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贯穿了他的生命，尤其是在最后的二十年里，表现的尤其突出。
中国知识分子为何“缺钙”？中国知识分子为何“缺钙”？2014-08-13 读史读史微信号：dushi818博闻通识、知古鉴今。
商务合作QQ：451851892 微信：qjn1999（钱江南）图片说明：左为傅斯年，右为胡适。
这两人亦师亦友，同为民国时期最敢于讲话的知识分子。
所谓“缺钙”，就是缺少独立人格。
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陈寅恪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如果我们回望300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就会发现所谓独立人格，仿佛是中石油的K线图：高开低走，一路向下，中间虽反弹，但都是抵抗式的，无能为力的。
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是有过独立人格的，而且一度“蹬鼻子上脸”，辉煌得很。
但随着权力越来越集中、越来越不讲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被压抑了。
最辉煌的时代是春秋、战国，那时诸侯国之间“收购兼并”如火如荼。
为了保住自己的封地，诸侯们必须礼贤下士，知识分子因而成为抢手货，他们或在稷下学宫之类的地方辩论、讲学，或在庙堂之上游说、忽悠。
得意时，一人可挂六国相印；失意的时候，“沐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所谓“一言兴邦，一计丧邦”，一点都不夸张。
北宋是中国知识分子又一个辉煌的时代，那时“高考招生人数”几乎20倍于唐代，父子、兄弟、叔侄同榜进士的现象非常普遍。
国家重文抑武、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理念深入人心，朝堂之上同皇帝斗斗嘴，甚至像包拯一样扯断宋仁宗的袖子，将吐沫星子溅到皇帝脸上，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以至于宋神宗公开抱怨“朕快意事一件也不得做”，而朝臣们的回答是：不做也罢！明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或者你从元代开始算也可以，因为很多人认为“崖山之后已无中华”。
总之，此后知识分子的思想空间、表达空间越来越狭窄，经清代文字狱到“文革”达到极致。
其间虽然有民国时的绚烂反弹，但终归昙花一现。
纵观历史我们会发现，当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得以维持的时候，往往是中华文明魅力四射的时候，政治相对清明，百姓生活自由度大。
陈寅恪现代历史学家与学者陈寅恪（1890-1969）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与学者，他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和贡献被广泛认可。
他的学术成就在当时及至今天仍然深受人们的尊重和赞扬。
本文将介绍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和他对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影响。
一、研究领域和贡献陈寅恪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近代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思想史等。
他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揭示了中国历史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如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变革以及清朝晚期的诸多问题。
他还关注中国文化的演变和发展，探讨思想家们的观点和思考方式。
他对于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陈寅恪的研究成果广泛影响了中国历史研究学术界。
他的低调求实的学风和扎实的研究方法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他以其独特的角度和深入的分析剖析了中国历史的要点，对于学界对于相关领域的认知和理解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他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成为许多学者学习和借鉴的对象。
二、学术影响陈寅恪以其在历史学界的杰出贡献和声名远扬。
他的学术成就获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认可，他被誉为“历史巨擘”和“史学泰斗”。
他的学术成果被广泛引用和参考，他的研究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和文化的理解和解释具有重要作用。
陈寅恪还是中国大陆学术界低调的代表。
他以自身的学术实力为主，对于名利和虚荣不太在意。
他坚守学术道德，对待历史真相和研究对象的态度始终如一，这也是他受到学界高度尊重的原因之一。
虽然陈寅恪在学术界的影响深远，但他的个人经历和政治立场遭受到了一些批评。
在历史事件和政治动荡的时期，陈寅恪曾因为个人政治立场被迫离开教职。
然而，他的学术成就和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贡献不会被抹杀。
三、对后人的启示陈寅恪的学术成就给后人带来了重要的启示。
首先，他注重历史文献的原始研究和数据采集，严谨而扎实的学术态度成为后来者学习和借鉴的标杆；其次，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事件和学术现象，不追求华丽的文字和表达，对待历史真相和研究对象的恪守始终是他的学术追求。
3366考价值。
兹将全文录示如下：此次军府提存关款及德侨款，有一百八十余万两，闻因分配为难，储为特别军需，措置良是。
窃谓民国八稔，迭生变乱，护法各省，屡谋国是，藉口军人政客，抱薪救火，愈弄愈坏，至今日几无一线生机。
良以根本革新，惟在教育，缘木求鱼，乌乎！可得吾国教育，只有北京一大学，粗备规模，不足容纳国内英俊，使之竞趋学术，少逐政潮，人才废荒，堕落狂流，溢而为患，国计民生，并承其弊，深滋隐忧。
我西南护法，原本救国，若不实事求是，兼筹并顾，窃恐误国之罪，即属号称救国之人。
炯明之愚，以为军府宜设大学一所，即以存款全数或提出一百万两，为发起基本金，再饬各省凑拨数十万，并由海内外设法募捐，则二三百万巨资，当可立集。
校地或在广东，或在上海，择善而从，常年经费，仍可由盐税余款指拨，定为成案，一举手间，大学即可成立。
为百年树人之计，国家根本之谋，无逾于此。
即可存西南护法纪念，亦可免分款不均之嫌。
诸公公忠谋国，谅邀赞同，如以为当，请一致主张，电请军府切实施行。
至军需竭蹶，各省均同吾人，惟见义勇为，忍苦急公，自无余事，成此盛举，以垂不朽，亦我西南护法诸公之所赐也。
真争议乃彰其魂历史研究就是尽可能恢复原生态貌，这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也难成就的功业。
但是，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坚决摒弃那种以人划线、千人一面的狰狞与说教，令有悲欢离合、有骨有肉的历史，回复本貌，重入坊间，贴近大众，展示得栩栩如生。
就拿孙中山来说，他固然有其演说激奋人心，听众如醉如狂的一面，也有为了鼓舞群众，大造声势说过头话的一面，这后一面当然是为了革命宣传之需要，但是从实事求是的角度讲，也就有了“大炮”的成色。
又如孙中山少时入塾只读过“三字经”、“千字文”一类幼学蒙书，未及从文本与学理上系统研探过修齐治平的儒家大道，所以，他认为剪指甲就是“修身”也就情有可原了。
不为尊者讳，学术在争鸣中必将臻于至善。
真争议，乃学术进步之正途；真争议，是学术创新之助推器。
陈寅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学者陈寅恪（1890-1969）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
他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成果上，还包括对历史学科的发展以及教育事业的推动。
一、学术研究成果陈寅恪是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有着重要贡献。
他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卓越的智慧，通过深入研究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对中国现代史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和阐述。
他的研究涉及清末民初时期的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尤其是对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研究有着突出的贡献。
陈寅恪的学术著作影响深远，其中以《陈寅恪文集》最为著名。
这部文集收录了他的多篇重要论文，全面展现了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
在这些论文中，陈寅恪对中国近代史事件进行了原汁原味的解读，独具慧眼地揭示了历史事件的背后原因和影响。
二、学科的发展陈寅恪对历史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他积极倡导历史研究的理性化，提倡对历史事件的实证研究。
他主张历史研究应该超越单纯的理论推测，应该通过翔实的历史调查和文献研究，从客观事实中寻求真正的历史真相。
陈寅恪所倡导的实证主义方法对中国历史学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他的学术观点不仅在历史研究者中得到了普遍认同，也激发了后来一代历史学者的研究热情。
他的研究方法为后来历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教育事业的推动除了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陈寅恪还积极参与教育事业的推动。
他曾经在多所大学任教，以自己的学术声望和深厚的学识吸引了众多学生。
他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鼓励他们严谨的学术态度。
陈寅恪积极参与学术交流和学术组织工作，促进了学术研究的交流和合作。
他广泛与国内外各界学术人士交流，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科与国际接轨的进程。
结语总之，陈寅恪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位重要的学者。
他在学术研究成果、学科发展以及教育事业的推动方面都有着卓越的贡献。
他用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独特的研究眼光，为我们解读了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事件，展示了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刻内涵。
作文素材积累——陈寅恪人物小传陈寅恪长期致力于史学研究工作，研究范围甚广，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特别是佛教史）、西域各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
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
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
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
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
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
有《诗存》问世。
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经典素材拒称“大师”的大师，纯粹与淡泊，寂寞与辉煌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陈寅恪才是学贯中西的“泰斗”。
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陈就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四大导师”。
今之“大师” 季羡林不过是受他指教、经他提携的学生。
和同时代许多红极一时的名家不同，陈寅恪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素来洁身自好，远避政治，潜心学术，与世无争，乃至人们对陈寅恪的学术成就、思想价值至今仍不甚了了。
就连陈最后20年栖身的中山大学，也未使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经验传承。
那幢辟为故居的两层小楼，无非陈师仅存的一缕痕迹而已。
在史学界，陈寅恪被公认为中古史的权威，其学术贡献，非专家而难喻。
常人对陈寅恪的了解，多是他非凡的生平。
关于陈的早年经历，大陆版有《陈寅恪与傅斯年》等记述；其后期经历，则以《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最为详尽。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泪篇——读《心香泪酒祭吴宓》程兆奇国学大师陈寅恪在 1949 年后的壁立千仞，近年通过三数种有关著作披露的有关档案， 已广为人们所知。
有人说陈寅恪在 49 年后还是受到殊遇的，这点不错。
要求“毛公”“刘公” 立据历史二所不学马列，以之作为出任所长的条件，在当时不啻石破天惊。
而居然没有因此 获咎，实在也有点乖于常情。
单说它得缘于陈寅恪的特殊影响力，得缘于和陈寅恪多少有些 瓜葛的大员或陈寅恪所在地区的现管对中国文化还稍稍有所尊重，恐怕都还不够。
陈寅恪固 为为中国文化所化的不世出的天才，但他晚年所逢的恰恰是中国文化旷古未遇的大劫难，在 这样的境遇中他还能“全身”，保持一种抵制时尚的姿态，这就不能不说有一点天缘，也可 以说带着些偶然。
也就是说，不仅“陈寅恪”是特殊的，陈寅恪晚年的际遇也是特殊的。
因 此，想用所谓“以斑窥豹”法，从其际遇来度同时代知识人的处境，就会有危险的偏差。
49 年后的近三十年知识人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倒是有令人信服的传达。
很 值得一读。
这本书叫《心香泪酒祭吴宓》。
虽时隔较久，仍 和近年的一些“著作”不同，此书是过来人写过来事，可谓“实录”“我一向不习惯从报刊及他人著述中搜集材料据以传记人物……唯有 可说是 「第一手材料」。
”作者在开篇序言中就说得很明白。
在卷末后记中又 写自己亲见亲闻的事，才能保证真实。
“只写事实、情节，述而不作。
凡不是作者亲历亲见之事，例如 1958 年至 1973 再次强调：年我俩天各一方时的所遭所遇，虽系吴宓亲自向我讲述的，我也只记载了经刘尊一、杜钢百“传信”两个字才靠得住。
一再重述印证的若干则。
”只有这样的写作态度，作者张紫葛，四十年代初和吴宓义结金兰，49 年后先后教授于四川女子师范学院、西 南师范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在这寻常的经历外，他还曾为阶下赭衣，时间长达十五年。
后 一点颇关紧要。
因为同代人多已凋零，仅存的硕果或是有所忌惮，或是还在乎现有的好处， 大多不愿再揭伤疤。
陈寅恪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刘克敌）| [<<][>>]内容提要陈寅恪终其一生，始终关注中国知识分子问题。
在这方面他最主要的观点是坚持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为此他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入手进行分析研究，并以其一贯擅长的比较方法对一系列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进行了独到的分析研究。
陈寅恪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不仅与一定的社会历史状况有关，也与其所承继的精神资源有关。
为此他十分强调家族渊源、师承关系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并认为陶渊明所以超出“竹林七贤”，就在于他并不满足于消极世，而是力创新自然说，为后世文人提供了据以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遭深重苦难，人格受到空前屈辱，皆由于在新时代中未能好这一问题。
所以王国维只有自杀，而除极少数人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有走向悲剧。
关键词陈寅恪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一1927年王国维自沉后，陈寅恪在撰写的一系列纪念性诗文中多次提及屈原。
也许作如此类比并不恰当，但显然陈寅恪所强调的是他们内在的一致，即都是基于对现实的绝望和信念的破灭，至于导致他们自之具体直接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不必过分看重的。
在希腊神话中也有一个俄底浦斯被放逐的故事，后人据此写成同名悲剧，其直面人生的冷酷与命运的无常使它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以至俄底浦斯在西方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母题而被经久不衰的研究。
相比之下，我们对于屈原和王国维又写过什么?不错，曾经有过一部关于屈原的现代话剧，但剧中的屈原却是一个被人为拨高和庸俗实用化的所谓进步文人，那不是历史上的屈原，也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屈原。
相对于俄底浦斯对冷酷命运的一次次反抗，屈原虽然也有过“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却并未真正清醒到去追问一切的程度，对于造成其悲剧的，他无法找到正确的答案，忠君思想的深刻烙印妨碍了他对自我独立价值的确认和思考，惟有发几句牢骚而已，屈原始终没有想通和无法解决的问题是：他是什么人?在那个时代他的位置如果不在宫迁又能在哪里?也即除了忠君之外，一旦不被信任，他还有何中可做?他回答不出，只有自杀。
王国维也许找到了答案，但这答案却更使他恐惧绝望，于是他甘愿去殉那正在衰亡的文化。
不能说他们的死没有价值，但死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历代中国文人始终无法摆脱又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该如何为自身定位?自古以来，中国文人似乎只有这样几条出路：为王师、为王臣和为王之阶下囚，当然还有在条：为隐士。
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怎能真正地“隐”下去?说到底，文人之为文人，其使命不应体现于从文而体现于从政?为何在中国少有一心从文拒绝从政的文人?为何纵有极少数专心于创作与学术者，却又难保其身心的安宁?至于那些归隐者，其作品为何又多有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气息”正是王国维之死，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定位与命运问题，把知识分子在社会动荡时期如何安身立命并进而有所贡献于人类的重大问题，最直接地呈现在陈寅恪面前。
王国维的选择是治学，陈寅恪本也已如此，但王氏之自杀却迫使陈寅恪意识到，即使个人想安于书斋，现实却未必会给你机会。
不过，又不能简单地步王国维之后尘，王国维的临终遗嘱已经赋予陈寅恪更艰难的使命，他有责任也有能力对这一事件作出合理的解释，并为王国维之后的文人寻找摆脱绝望、重新确立人生信念的坐标。
其最重要一点，即他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这一原则：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趔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呜呼!……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
先生之学或有时而可商。
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①时过二十四年，陈寅恪在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再次强调这一原则：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识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
不是这样，即浊我的学生。
②终其一生，陈寅恪不仅始终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而且以此为准绳对历史和现实中的知识分子进行严格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从历史上看，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在政治、经济方面缺少独立性，以至会在时代社会变迁中出现随波逐流甚至曲学阿世之徒，而少数特立独行者，则又常遭迫害，沦为被放逐者，被拒于社会主流之外，没有发出声音的任何权利。
对此，陈寅恪首先分析了知识分子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出现的“拙者巧者”的分化现象：纵览史乘，凡士大无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
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
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
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
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又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育，终于消灭而后已。
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神泰名遂。
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
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之相反。
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
③在陈寅恪看来，屈原、王国维(也包括他自己)就是这样的“贤者拙者”，他们对于执著于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不善于也不愿意随波逐流，那就自然会常常感到痛苦，终于为世俗迫害消灭。
陈寅恪认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倘若良知仍在，就应毫不犹豫地拒绝向庸俗妥协，坚持自己的立场。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他对好友杨树达先生的潜心治学给予极高的评价：百年以来，洞庭衡岳之区，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闻于世。
先生少日邓已肆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其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者，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缀。
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籍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城。
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
④其实陈寅恪自己也正是如此，其“壁立千仞之态度”(吴宓语)已经赢得无数后学者的敬仰。
而且陈寅恪的这一态度中蕴涵有极为复杂的情感，特别是百年来的家国兴亡之痛，当使他深深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最终安身之地，恐怕也只有学术而已。
从政固然有时可以名利双收，但为此付出丧失个人独立人格的代价，却是非常可悲的。
而所谓专心致志地搞文学创作，似乎可以无关乎政治，但在一个政治独裁与文化专制的社会中是不会允许有真正之创造自由的。
相形之下，也就只有治学可以视为文人最后的归宿，虽然这一事实上也无法保证。
不过在陈寅恪看来，无论怎样的寂寞与贫穷，一个知识分子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而且必须在治学中坚持自己的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为此应当准备用生命来捍卫。
那么，知识分子怎样才能抗拒外界的巨大压力而坚持自己的独立性?陈寅恪主要强调了两点。
首先，他极为重视家族渊源、师承关系对文人思想修养与品行情操的影响：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
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⑤陈寅恪认为，中国历史上多动乱年代，此时政权不稳，统治不力，社会道德伦理易出现混乱，而官修之学此时往往又被弃不能对社会风气发生影响，故名门士族之家风私学反而可保留继承其优美门风和学术：河陇一隅所以经历东汉末、西晋、北朝长久之乱世而能保存汉代中原之学术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与地域之二点，易言之，即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传授既移于家族，则京邑与学术之关系不似前此之重要。
……⑥陈寅恪指出，所谓士族，当初其家族之始并非以其先代这高官厚禄为唯一表徵，而更重要的是其家学与冖法不同于他人。
对此他引《旧唐书》中《袁朗传》为证：袁朗其先自陈郡仕江左，世为冠族。
朗自以中外人物为海内冠族，虽琅岈王氏继有台鼎，而历朝首为佐命，鄙之不以为伍。
朗孙谊又虞世南外孙，神功中为苏州刺史，尝因视事，司马清河张沛通谒，沛即侍中文之子。
谊揖之曰：“司马何事?”沛曰：“此州得一长史，是陇西李，天下甲门。
”谊曰：“司马何言之失?门户须历代人贤名节风教为衣冠顾瞻，始可称举，老夫是也。
夫山东人尚于婚媾，求于利禄，时柱石，见危致命，则旷代无人，何可说之，以为门户?”沛怀惭而退，时人以为口实。
自然，陈寅恪之家世即为最好的说明，一门数杰，各自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对此陈寅恪自己在《寒柳堂记梦》以及一些关于陈寅恪的传记中有详细表述，此处不赘。
其次，陈寅恪认为知识分子要坚持其独立精神，关键还在于个人的情操修养，内心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与使命感。
他曾以唐代牛李二党之争时李商隐与柳促郢之不同命运作为比较，说明“士之自处，虽外来之世变纵极纷歧，而内行之修谨不可或阙也。
”⑦李商隐处于牛李二党之争的夹缝中，终生多遭变故，自然令人同情，但造成其如此状况原因，实与其个人品行有关。
原来李商隐本出自新兴阶级，按理应属于牛党，才算合乎当时社会道德，但他却与李党之王氏结婚以图仕进，结果不仅被牛党视为忘恩负义，在李党也认为此人轻薄无操。
如此牛李二党均视其为重利轻义之小人，李商隐又怎能不沦为二党之争的牺牲品呢?相形之下，同时代的柳促吨虽然也是处于牛李二党之间，却能获得二党的共同尊重，原因何在?陈寅恪对此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原来柳氏出身虽为旧门，却非名门望族，独家风修整，言行颇受人们尊重，因此得到牛僧孺的褒奖与重用，自然算作牛党。
但终因其家门及其本身品行端正，终于得到一向尊尚门风家学之李党的谅解，所以他能轩身牛李恩怨之外，终致显达。
在此，陈寅恪虽然是以历史人物为例分析，但其现实针对性不言而喻。
综观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李商隐式的人物是不少的。
二陈寅恪如此看重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是由于他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在继承传统文化、引进外来以重建现代中国文化过程中的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中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作为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而甘愿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一心企求成为所谓潮流中人物，则有悖于知识分子的伟大使命。
在陈寅恪看来，社会急剧变革时期，伦理道德观念最易发生变化，知识分子则有责任维护和坚持旧有的但依然是正确的伦理观念和礼仪制度，同时及时制订适应新状况的有关道德观念和具体制度，如此方可保证社会安定和人们的信念不致破灭。
为此，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关于礼仪一章中，引证多种典籍，说明了知识分子与一定社会中礼仪道德观念的关系以及维护此种关系对统治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