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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和看法
“十七年文学”是指1949年至1966年这一时期的文学，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以下是对“十七年文学”的一些认识和看法：
首先，“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前三十年文学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和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变化和发展。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呈现了新的文学形态和运作机制，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机构和体制对作家的思想和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十七年文学”时期，作家们被归入了体制，他们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对于探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虽然“十七年文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艺术性上的简陋，但它仍然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如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作家的作品，对于在商业化和全球化时代成长的作家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学经验和价值。
综上所述，“十七年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它对于研究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探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学传统具有重要意义。
十七年文学的多层次性研究“十七年”文学具有比较统一的意识形态化特征，不过，这仍是就总体上而言的，“十七年”文学的特征并不能就此而被揽括。
於可训指出：“‘十七年文学’的多种阐释、评价的可能和空间，亦即是它的新的历史叙述的可能性，无须到这种高度政治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历史语境之外去寻找，它就存在于也只能存在于这种真实的历史语境与文学文本的相互关系之中，是这种真实的历史语境在生成这些文本的过程中同时也给我们留下的一种文本的间隙和裂缝。
”（2）虽然意识形态对”十七年”文学具有强大的塑造作用，但在“十七年”文学中，那些给当时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以及在今天看来称得上经典的作品从来都不是极端政治化的作品，而是能反映特定时代生活丰富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政治和文学（人）的复杂关系的作品。
在“十七年”文学文本中，政治与文学、个人与集体不可分离，它们在特定时代中以“一币两面”而并非以分足鼎立的方式存在。
按照政治和文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面对文本的过程中我们永远都会疑问：对于“十七年”文学中存在的个人与集体的对立，我们到底应该站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发言，还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发言？想给这样的问题找到一个正确答案似乎是不可能的，而运用这种思维进行研究既不能还原历史的真实样态，也不能使新的文学史研究跳出已有的研究框架，因此近些年这种方式的研究已受到不断的批判和清理。
“十七年”文学的复杂性在于它体现了政治与文学的丰富性和矛盾性：一方面文学必须担负起弘扬官方意识形态的使命，但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弘扬”违反了文学的精神，那么，它势必也对政治的宣传无济于事。
因此，对“十七年”文学的认识必须从认识“十七年”文学中的政治与文学（人）的关系出发，这里之所以不再关注政治中的“文学”和文学中的“政治”，就是希望回到一种“历史化”的思维下，对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文学这样一些本源性的问题存而不论，而关注具体历史语境中政治与文学的结合方式。
“十七年”文学有它特殊的处理政治与文学、政治与个人的方式，其政治与文学的结合方式也是多样的，正是因为这种特点才构成了“十七年”文学的多层次性。
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一讲：十七年文艺论争和文艺批判运动一、基本态势：1.17年独特的理论现象2.形成动因和深刻影响：①严峻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式；②革命文艺的意识形态性影响：①形成60年代的文学共同体，文学一体化，相对集中的文学运作机制②从文艺角度看，有局限性，造成我国五六十年代文学相对单一，审美性、艺术性、娱乐性相对薄弱。
二、建国初几次重要的文艺论争：①批判运动：1951年，对《武训传》批判②1953――1954对红学的批判（俞平伯、胡适）③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胡风事件”、七月诗派）2.几次文艺政策的调整1.1956年的双百方针2.1961到1962几次座谈会对左倾思想的纠正三、对电彬的《武训传》的批判和再解读1.武训其人：早年行乞兴学，向来与官府合流敛财，晚年成为财主2.影片主题：配合新中国文化建设运动，歌颂武训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3.思想批判：①政治视角――借文艺谈政治，反历史唯物论；②审美的立场――审美的超越性，不公允，审美的片面；③真实性问题――对历史不同阐释的合法性问题，作家创作的虚构性权力。
第二讲：建国初的新诗发展方向的选择一、文艺的新方向和五四新诗传统1.文艺新方向：①社会主义时代的革命文艺②一种期约，一种实验（对五四新诗的继承）2.丰厚的遗产：五四新诗传统――体现了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浪漫、现实、现代）3.建国初政治伦理化批评：①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革命新诗传统――资产阶级反动诗风；②认知的偏差――艺术方法上的差异（社会化情感与个人化抒情）；③鲜明的社会政治情感的诗性表达；④诗风相对单一――老诗人的困境和诗歌流派的消失二、十七年诗歌的基本风貌1.时代精神与社会化情感的热烈表达：①颂歌浪潮②时代风格（50年代文学的单纯与天真）2.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白话新诗：①民族化大众化方向②对抗西方现代文化艺术③新民歌运动――反映了大跃进的时代精神、民歌至尊地位制约了艺术多样化的发展第三讲：十七年代表性诗人一、闻捷及《天山牧歌》：1激情的赞歌，牧歌情调； 2.新情诗； 3.叙事和抒情的结合二、政治抒情诗及两大抒情诗人：①作为一种潮流，主导；②政治化审美意识形态的标本：a将政治升华为一种“诗学”;b情感意象的泛化和成规化2.代表性诗人：郭小川《致青年公民》《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贺敬之《白毛女》《回延安》《放声歌唱》《雷锋之歌》①开重大的社会题材和豪迈的诗风；②战士和诗人的统一：高度本质化的抒情主体；③艺术多样化的追求和现代格律诗的创造第四讲、革命历史题材小说1.中国革命史的历史风云再现：①主题：合法性；②纪实性品格和英雄主义；③史诗性；2.警觉历史虚无主义：①80年代历史虚无主义黑潮（历史的解构与重述；根源和动因）；二、代表性作家作品：1.现代战争叙事体；2.革命英烈史传3.革命通俗传奇4.革命史诗三、《青春之歌》简析1.独特的题材意义2.林道静的形象及成长道路：①出走――与封建旧家庭决裂；②婚变――资产阶级个人的决裂；③革命风暴洗礼的自我批判、再造新我3.革命与爱情的双重变奏：①革命与爱情、青春与梦幻同构；②两条线索相矛盾（日常生活戏剧化）第五讲：农业合作题材小说一、新时代革命叙事主题1.重大题材及意义：消灭私有制，构建农村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
十七年文学解读和评价
“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具有以下特点：
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时代要求，使得文学创作具有一般的政治思想属性。
“艺术性第二”作为政治性的辅助要素，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经典具有相应的艺术优势和特长。
在这一时期，主流文学作品被推崇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同一性：从思想内容来看，作品能够体现坚定的阶级立场和崇高的思想性，从中可以看到时代精神的弘扬、正面人物的塑造，因而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
从艺术角度来看，作品必有过硬的艺术技巧，是作家深厚的生活积累和情感体验的产物。
然而，在当时很多批评家看来，这些符合创作规范的主流作品，也并非没有瑕疵和局限。
例如，审美性要素的“过度”追求，容易造成作品比例失衡，进而对作品的整体思想倾向产生一定影响。
对于“十七年”文学的解读和评价，需要考虑到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同时也需要考虑到不同读者的审美和价值取向。
十七年文学的成就与局限“十七年文学”，指的是从1949年到1966年建国后期到文革前期的文学。
有句诗曾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这句话放到这个时期也是比较合适的。
这一时期的文学有很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当代文坛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一时期的文章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较为纪实，真实反映革命斗争和生活。
例如“干预生活”小说，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尤其在贯彻落实“双百方针”的氛围里，政治和文化形式逐渐趋于宽松，这种创作潮流也被发扬了起来。
这一时期的文章，塑造了较为真实和新鲜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现了真实的生活和复杂的社会生活关系，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风貌，广阔而深刻地反映出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革命道路和建设历程。
还有，例如革命历史小说，承担了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思想教育功能。
冯雪峰在评价《保卫延安》时说：“它描写出了一幅真正动人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它的鼓舞力量就完全可以说明作品的实质、精神和成就。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题材，它们在表现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时，就会比其他题材的小说更具有震撼力和崇高感。
然而，时代的特性总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创作者的主体意识，让这些文学的创作都标上了时代的痕迹。
所以，这个时期文学的局限性就体现在政治性有意无意地凌驾在文学性之上。
有人说，这个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充当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
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模式化写作的痕迹较重，过多受政治的影响和束缚，导致较为缺乏艺术性，很难凸显崇高的艺术价值。
同样例如“干预生活”小说，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存在着概念化、公式化和回避生活中重大矛盾的问题。
由于作家受到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革命历史小说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审视，都不可能进入一个更深刻、更丰富的层面。
艺术形式较为单一和狭隘。
也有过于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出现，超越了社会现实。
在题材方面，也是畸形发展的，只有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现实题材较为繁荣，其它题材则较为萧条。
并且在60年代，“左”倾思潮的急剧膨胀给文学的创作带来了严重的干扰，批判了一些不该批判的作家和作品。
十七年文学的成就与局限十七年文学的成就与局限“十七年文学”，指的是从1949年到1966年建国后期到文革前期的文学。
有句诗曾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这句话放到这个时期也是比较合适的。
这一时期的文学有很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当代文坛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一时期的文章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较为纪实，真实反映革命斗争和生活。
例如“干预生活”小说，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尤其在贯彻落实“双百方针”的氛围里，政治和文化形式逐渐趋于宽松，这种创作潮流也被发扬了起来。
这一时期的文章，塑造了较为真实和新鲜生动的人物形象，展现了真实的生活和复杂的社会生活关系，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风貌，广阔而深刻地反映出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革命道路和建设历程。
还有，例如革命历史小说，承担了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思想教育功能。
冯雪峰在评价《保卫延安》时说：“它描写出了一幅真正动人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它的鼓舞力量就完全可以说明作品的实质、精神和成就。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题材，它们在表现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时，就会比其他题材的小说更具有震撼力和崇高感。
然而，时代的特性总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创作者的主体意识，让这些文学的创作都标上了时代的痕迹。
所以，这个时期文学的局限性就体现在政治性有意无意地凌驾在文学性之上。
有人说，这个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充当了意识形态的传声筒。
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模式化写作的痕迹较重，过多受政治的影响和束缚，导致较为缺乏艺术性，很难凸显崇高的艺术价值。
同样例如“干预生活”小说，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存在着概念化、公式化和回避生活中重大矛盾的问题。
由于作家受到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革命历史小说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审视，都不可能进入一个更深刻、更丰富的层面。
艺术形式较为单一和狭隘。
也有过于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出现，超越了社会现实。
在题材方面，也是畸形发展的，只有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现实题材较为繁荣，其它题材则较为萧条。
十七年文学特征当代文学史复习2015十七年文学之概括及论述五六十年段中国文坛，受到政治的压迫“强奸”，而不得不服从于政治，以政治的要求作为文学创作的动因。
政治气息充斥于文学作品之中.。
十七年文学作品虽有种种的不足，但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
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
集中体现于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
其作品都体现着如下的特点。
一、史诗创作情结。
写作类容都为有关新中国的重大历史或者有特别意义的事件为落点，用极大的篇幅笔墨去渲染。
营造史诗性的效果。
如《红日》描写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林海雪原》描写东北民主联军一支小分队，在团参谋长少剑波的率领下，深入林海雪原执行剿匪任务的过程。
《红旗谱》将故事背景置于大革命失败前后十年革命斗争的历史背景下，冀中平原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矛盾斗争，以“反割头税”和“二师学潮”为中心事件，展示了当时农村和城市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的壮丽图景。
《红岩》描写重庆解放前夕残酷的地下斗争，特别是狱中斗争；小说把反动派在全局上不可逆转的覆灭命运，与局部上的气势汹汹，疯狂镇压；把革命事业全局上的辉煌胜利，与革命者个人的悲壮牺牲，统一起来。
《山乡巨变》完整地描写了湖南省一个叫清溪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艺术地展现了合作化运动前后，中国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时的精神风貌和新农村的社会面貌。
二、英雄崇拜心理。
《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是聪明，机智勇敢的化身，上演了一场绝妙的“无间道”，为了进一步了解威虎山匪帮的情况，提出打入匪帮的内部，乔装成成土匪，只身来到威虎山，机智的回答了“八大金刚”盘问；在座山雕精心布置的“与来袭共军激战”的战斗中，保持清醒的头脑，识破诡计，将计就计乘机送出所摸清楚的情报，并且打入敌人内部。
十七年文学时间概念：十七年文学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开始，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历程，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时期。
一：那时的文学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就是政治性凌驾在文学性之上，政治运动造成了文学的盲从特征。
面对那时的作品，我们几乎能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息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某些精神特征，作品被强行要求放进一个形势认可的政治思想和流行的政治倾向。
当高昂的革命热情替代了文学的现实创造和诗意境界，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与这些要求相适应的文学规范。
二：我认为这十年的历程虽有种种的不足，但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占有相当的地位的。
在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和丰富的艺术内涵。
十七年文学时期也产生了很多艺术成就很高的文学作品，例如：《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创业史》、《红岩》、《暴风骤雨》等。
还涌现出如杜鹏程、曲波、柳青、周立波、周而复、魏巍、姚雪垠等优秀作家，在十七年中老舍、田汉等老作家也奉献了不少好的作品。
当然，十七年文学呈现的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因为是建国之初，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是非常崇拜，国人都非常积极向上，思想非常单纯，这也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了，所以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
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
所以这个时候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失之于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
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来说，便突出地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上。
小说向来以在特定的环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为己任，刻画出来的人物有时是一种现实矛盾的综合体，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意义。
综观十七年文学史，典型在这里被过分甚至无限制的夸大，集中表现为一个无数风靡一时的革命战争小说反复出现的名词：英雄。
十七年文学的特殊雅俗形态与 “革命通俗文艺”论的观念局限刘起林摘要院野革命通俗文艺”论是对十七年文学的一种全局性审美文化定性判断。
这一论断将认同 “新型国家意识形态”、采用传统小说或民间艺术形式与“通俗文学”、“大众文艺”联系起来，缺 乏逻辑的必然性；十七年文学的大量作品也并非国家意识形态与传统、民间艺术形式的结合体。
“再解读”群体表现出以“文化雅俗”反对“政治雅俗”的思想立场，遮蔽了十七年文学因个体精 神与集体话语有效“同化”而形成的审美创造特征。
后来的研究者以“对历史的叙述”为基础修 正了“革命通俗文艺”观念，但其指认为“革命通俗小说”的抗日战争题材作品，意蕴建构中同 样隐含着“世界的大故事”，叙事形态表现出传奇性与纪实性相融合的倾向，“英雄的说部”只是 局部、片断性的特征，因而也不能归入“通俗文艺”的范畴。
十七年时期的“大众文艺”创作， 从体裁到范围均在“革命通俗文艺”论者的关注视野之外，民间通俗文艺文体的写作、“基层写 作”和“群众文艺创作”才是其特殊的实践形态。
关键词院十七年文学；雅俗形态；革命通俗文艺；观念局限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历史文学的创作思潮与文化精神冶（HB 17ZW 005)中图分类号院1206.7文献标识码：粤文章编号：1003-854X ( 2018)02-0088-08十七年文学表现出鲜明的“大众化”色彩，当 代文学史对这一时期文学的界定原本并无“通俗” 之说、“雅俗”之分。
20世纪90年代，以《今天》 杂志“重写文学史”专栏和论文集《再解读：大众 文艺与意识形态》为中心，开始出现了一种将十七 年文学整体界定为“革命通俗文艺”、“大众文艺” 的文学史观念。
这种观念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重 要的影响，“大众文化”、“革命通俗文艺”作为 其中的核心观念并未受到任何正面的质疑。
但实际 上，“革命通俗文艺”论存在诸多理论逻辑和历史 事实层面的难以自圆其说之处，对此很有再认识的 必要。
从1991年3尧4期合刊号开始，已经由大陆转 移到香港出版的著名民间刊物《今天》，接过《上海文论》从1988年开始、因“引起了一场风波”① 而停掉的话题，开辟了“重写文学史”专栏。
就在这个合刊号上，李陀发表《1985》一文， 首先提出了 “通俗文艺”的概念。
他认为，“在延 安兴起的‘新秧歌’运动，这是毛提出‘工农兵方 向’之后第一次建设革命通俗文艺的实践；如果把 这之后几十年的革命文艺所取得的成就，包括诗 歌、小说、戏剧、歌曲中凡可称之为经典的作品与 这次秧歌运动比较，我以为很容易看出它们都不过 是后者的继续和扩大”②，“一直到1985年之前，‘工农兵文艺’并没有受到大的动摇，它仍然依照 毛泽东确立的革命通俗文艺的标准监督着文学话语 的生产”③。
唐小兵在《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 “代导言”中，提出“大众文艺”的观念院“大众文艺”的“滥觞应当追溯到江西苏维埃政权倡导下 的戏剧运动、民歌搜集，纵贯了后来的抗战文艺、88|江汉论坛解放区文艺以及工农兵文艺”，“延安文艺，亦即 充分实现了的‘大众文艺’。
”榆“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4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的一大批‘转述式文 学’（从《创业史》到《上海的早晨》，从《青春 之歌》到《红岩》冤，而且也应当包括70年代完全 垄断被许可范围内的社会象征行为的‘革命样板 戏’……是一个‘革命时代’的大众文学”虞。
细辨可见，“革命通俗文艺”和“大众文艺”只是论述侧重点略有不同，实际内涵却相当一致，就是在概念外延的界定方面，把延安文学以来所有 的“民众文艺实践”、文人“转述式文学”和“革 命样板戏”等大陆“革命文艺”，全部划人“革命 通俗文艺”或“大众文艺”概念的范畴。
“再解读”群体还对“通俗文艺”的基本生成 路径，作出了更进一步的归纳和界定。
一方面，“保持文艺（以及文化）的通俗性质，乃是毛泽东 所建立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成分”愚，意识形态话语 谋求着“通俗性质”的表现形态，并由此出发占用 和改造民间和传统文艺的形式；另一方面，“‘民间’形式在被新型国家意识形态占有之后，经由大 众视听媒体派生出一个占主流地位的通俗文艺，即‘革命通俗文艺’冶舆。
简而言之，国家意识形态和 民间、传统文艺形式相结合，就必然生成“革命通 俗文艺”、“大众文艺”。
正是从这种思想观念出 发，孟悦研究《白毛女》，才着重于“考察所谓 ‘新文化’尧‘通俗文化’，以及新的政治权威三者 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几个《白毛女》文本中的曲折体 现，以及它们在《白毛女》几次修改中的演变”余。
刘禾则把广西彩调剧《刘三姐》的原班作者与改编 者乔羽之间的版权案，看作是“民间文学与主流的 文人（通俗冤文学之间”俞的较量。
“革命通俗文艺”、“大众文艺”的观念，实为 “再解读”群体对于以十七年文学为主体的“革命 文艺”的一种审美文化定性判断。
其中存在两个立 论基点，一是将采用传统小说或民间艺术的文体形 式，与文本审美品格的“通俗”性质必然地联系起 来；二是认为十七年文学的艺术形态都处于“大众 化”的范畴之中。
实际上，这两个立论基点在逻辑 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是否具有传统小说或民间艺术的形式、是否存在民间文化的意味，与文本审美性质是否属 于“通俗文艺”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
在20世纪 五六十年代，民间文化往往是指存在于乡土民间 的、已经定型的既往文化积淀。
这种文化积淀自然 具有通俗文化的品性。
但民间文化是否永远只会是通俗文化呢？答案是否定的。
事实上，经过作家创 造性劳动的转换，民间文化完全有可能发生质变，成为以独创性为标志的文人“雅文学”的有机组成 部分。
这种审美“质变”现象，在中国当代文学史 上相当普遍地存在。
老舍的《茶馆》、《正红旗下》都具有浓郁的北京市井文化气息，但这并不影响它 们属于“雅文学”的范畴。
莫言的《檀香刑》利用 了民间文艺形式，李锐的《万里无云》采用了民间 口语，但它们无疑都是具有先锋思潮性质的“雅文 学”。
所以，文学性质的雅、俗之分与作品是否采 用民间形式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逻辑关 联。
既然如此，十七年文学中大批表现出“地方特 色”、“乡土气息”或“传统小说文体特征”的作 品，也就不能不加区分地一概看作“通俗文学”了。
其次，并非十七年文学的所有作品都是国家意 识形态与民间、传统艺术形式的结合体。
“再解 读”群体内部的学者黄子平就明确指出：“真正进 人正典的‘革命历史叙事’，基本上一律沿用了‘五四’以来引进的西方19世纪‘写实’长篇小说 的形式。
”逾孟悦也认为：“转述式文学”的代表作 “《红旗谱》的形式感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五四以来的 新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而后者又是借鉴了 欧洲19世纪文学的结构” ®。
刘禾更进一步从理论 层面指出：“由于本土的雅文化的破败，西方文化 所具有的种种‘优势’，便乘虚而人，当仁不让地 占领了雅文化的地盘。
所谓‘雅俗共赏’在大陆文 化环境经常指的是‘洋为中用’，‘洋’和‘雅’是被人换用的。
” ®按照这种逻辑，《红旗谱》自然 也就是“雅文学”了。
那么，《创业史》、《青春 之歌》等更为“欧化”的“转述式文学”，又怎能 归人“革命通俗文艺”的范畴呢？总之，即使采用 了传统小说或民间艺术形式的“革命历史叙事”就 算是“大众文艺”、“革命通俗文艺”，但是众多作 品并未采用这类文体形式，而是“基本上一律沿用 了‘五四’冶形式，所以，将整个十七年文学都归 为“革命通俗文艺”的文学史判断，也是不能成立 的。
“再解读”群体还从文化内涵特征的层面，对 “革命通俗文艺”作出了判断与评价。
唐小兵将革 命时代的大众文学判定为一种“转述式文学”，并 认为在这种审美范式中，“诗人在本体意识上的肢2018.2 |89解消失”、“诗人已转化成一项功能，退缩为‘大 众’这一硕大母体的自然延伸” ®。
刘禾则从“雅”“俗”角度谈到了这个问题院“中国本土的雅文化，就今天来讲，就是一个能作为社会道德和文化理想 的代言人（而不是民众代言人）的知识分子”，但 在“大众文艺”主导的时代环境中，“本土的雅文 化业已被摧毁冶®。
他们的言下之意就是，十七年 时期由“革命话语”和“民间形式”结合而成的，只是一种“通俗文化”，不是“社会道德和文化理 想的代言”，也就不是“雅文艺”、“雅文化”，而 且也不存在“诗人”的“本体意识”，只有一种 “转述式”的审美意蕴。
其实，这两种观点也是难 以经受历史事实检验和形式逻辑推敲的。
首先，认同“新型国家意识形态”或者代言 “社会道德和文化理想”，与作品文化性质的雅、俗 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一方面，知识分子的 精神独立品格、“社会道德和文化理想”与“民众 代言人”、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并非在任何时代环 境中都是天然对立的。
当主流意识形态存在历史进 步性时，知识分子因为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认同而 选择主流意识形态、“民众代言人”的精神立场，同样是主体意识和独立品格的表现。
另一方面，将 “能作为社会道德和文化理想代言人的知识分子”与“雅文化”、“雅文学”必然地联系在一起，也 是存在逻辑漏洞的。
例如周作人和胡兰成在沦陷时 期的文学作品，可能连立论者本人都不会将其看作 是“社会道德和文化理想的代言”，但研究者也不 会把它们归人“通俗文学”的范畴。
其次，十七年文学与其说是一种“新起的权力 关系”“实施强制手段”而形成的“转述式文学”，不如说是一种作家自主认同和选择、个体生命体验 与主流意识形态融为一体的审美话语。
在新中国成 立前的革命和战争环境中，个体命运与集体功利融 为一体实乃势所必然，众多的当代作家就身处于这 种革命的洪流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时期，“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包括进人解放区和在解放区 成长的两部分冤和四五十年代之交开始写作的青年 作家，成为这一时期作家的主要构成”。
在这些 “革命的亲历者”看来，“文学写作与参加左翼革 命活动，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个体立场与 集体话语相统一就成为他们的思维定势。
而且，革 命的胜利有力地增添和强化了他们对这种价值选择 的自信与自豪感，他们“服膺于革命冶®，对集体 革命话语的认同就成为他们主体自觉的选择，既不 存在盲从，也不存在被“强制”的因素。
荣格曾经将艺术创作分为“心理型”和“幻觉 型”两种模式，他认为：“心理模式加工的素材来 自人的意识领域，例如人生的教训、情感的震惊、激情的体验，以及人类普遍命运的危机，这一切便 构成了人的意识生活，尤其是他的情感生活。
诗人 在心理上同化了这一素材，把它从普通地位提高到 诗意体验的水平并使它获得表现。
” ®十七年文学就 是这种以“人的意识生活，尤其是他的情感生活”为基础的“心理模式”的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