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观点

一、为什么说《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是“执正驭奇”？

刘勰在《定势》篇中鲜明地提出“执正驭奇”的原则。“执正驭奇”的美学观在《文心雕龙》中虽然没有设专章论述,但这个概念是贯穿全书的。

总的来说，刘勰主张奇正结合，古今结合，在体制上宗法古人（以儒家经典为主），在文辞方面则崇尚新变，而对于文学创作上的新奇华美之风，他是主张参酌采用的，他反对的只是片面追求新奇，摒弃古法的风气。他要的是“执正驭奇”，“望今制奇，参定古法”，反对的是“逐奇失正”。《文心雕龙》的许多篇章都从不同侧面论述了“执正驭奇”这个总论点,而“正”与“奇”也显示出不同的具体内容。

一、首先,“执正驭奇”的美学观体现了对文章的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关系的正确要求。刘鳃强调以“正”的思想内容来制约“奇”的艺术表现,或“奇”的艺术表现必须表现“正”的思想内容,二者力求达到完美的统一。

总纲“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序志》)本身就是刘鳃“执正驭奇”的“奇正”观的例证。《原道》、《征圣》、、《辨骚》则突出了“驭奇”、“酌奇”,即在“执正”的基础上,可以“酌乎纬”之“事丰奇伟,辞富膏胰”一点以“有助文章”(《正纬》),更可以“变乎骚”而写出一代“奇文”。刘拐着重以楚辞为范本,精辟地阐述了“酌奇而不失其贞(正),玩华而不坠其实”这一光辉命题,比较完整地体现了“奇正”观的主要精华。

“执正驭奇”的红线同样贯穿在《文心雕龙》的文休论部分和创作论中。如《体性》说：“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

二、其次,“执正驭奇”的“奇正”观还体现在表现形式木身领域,这里也有处理奇与正的关系问题。刘铭主张“宗经”有二义:一是宗经之思想内容,二是宗经之体制、表现方法、修辞原则等形式范畴的诸因素。

《宗经>一篇明确告诫人们:“论文必征圣”，因此在文章表现形式方面“执正驭奇”的含义是指以固有的正规的写作准则为指导而又加以发展变化,并配以奇辞异采,写出“风清骨峻,篇体光华”(《风骨》)之作。

简析《文心雕龙》之《情采》篇

摘要：《文心雕龙》的《情采》篇主要论述了文学作品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情”指思想内容，“采”指作品的文采形式。“情”与“采”相互影响，互相依存，文采以优美的形式对情感进行物化。

关键词：情、采、二度转换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它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最重要的、最系统的一部著作。全书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两部，包括四个重要方面。从《原道》至《辨骚》的五篇是全书的纲领，从《明师》到《书记》的二十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类作家、作品进行分析研究。从《神思》到《物色》的二十篇以“剖情析采”为中心，主要解决创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时序》《才略》《知音》《程器》主要是关于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文心雕龙》注重客观事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能把文学兴衰的原因同社会环境、政治条件、时代变迁联系起来。

《情采》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一篇，主要论述了文学作品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齐梁时期，形式主义文风风靡一时。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提到：“舍人处齐梁之世，其时文体方趋于縟丽，以藻饰相高，文胜志衰，是以不得无救正之术。此篇旨归，即在挽尔日之颓风，令循其本，故其所讥独在采溢于情，而于浅露朴陋之文未遑多责，盖揉曲木者未有不过其直者也。”1黄侃认为《情采》的写作是因为当时文坛之风不正，多偏重文采的绚烂，而忽视情感的表达，属于“为文造情”，所以作品大都缺乏实在的情感内容。为了挽救这种衰败的文风，刘勰严厉地批评了那种“为文而造情”的作品，提出刘勰提出“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的观点，即“情、理”是作品的经，“文、辞”是作品的纬，这对文艺作品内容与形式的主从关系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在此前提下，作者也不忽视艺术形式的重要性。郭锡良对《情采》评价道：“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追求辞藻华丽，忽视思想内容的文风盛行的情况下，《文心雕龙》强调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并重。”2作者既注意到批评当时唯美主义文风，强调内容的重要性，同时又注重作品的艺术特点，不忽视文采。总之，刘勰的《情采》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文心雕龙情采篇

《文心雕龙·情采篇》是南朝刘勰所著的一本文论书，主要讨论文学创作中的情感表达和形象描写。

在《情采篇》中，刘勰首先指出作文必须具有情感，否则只是平庸的文字堆砌而已。他强调作品的情感应该真实、细腻，要表达作者真实的感受和心情。他认为情感是作品的灵魂，是感动读者的关键。

刘勰在《情采篇》中介绍了各种表达情感的手法和技巧。他提出了“有恻隐之心，无施于人；有感而发，无疏于事”的观点，认为作家应该有同情他人的心，但不要将同情发泄在作品中，以免过于罗嗦和庸俗。他还强调情感的表达应该具有节制和巧妙，不要煽情过度，而要通过细腻而生动的描写来传递情感。

在形象描写方面，刘勰提出了“采事物之情，抉形容之巧”的观点，认为作家应该从事物中感知情感，并用巧妙的形容词语来描绘这种情感。他指出，在描写形象时要注意对比和比喻的运用，使形象更加生动和鲜明。

《情采篇》还提到了作品的结构和节奏对于情感表达的重要性。他指出，作品的结构应该有节奏感，适当运用停顿和强调，使作品更具情感张力和感染力。

总的来说，《文心雕龙·情采篇》通过对情感表达和形象描写的论述，指导作家如何在文学创作中展现情感和形象的魅力，提升作品的艺术性和感染力。该篇对后世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被誉为文艺批评的经典之作。

《文心雕龙》“通变”思想主旨概说

《文心雕龙·通变》篇阐述文学发展的继承与创新关系，就古、今关系，论文学的历史发展；就雅、俗关系，论文学风格的演变；就情、辞关系，论文学创作的准则。形成了以文体规则为基准，以宗经思想为主导的文学发展论。刘勰阐述了”通变”的原则，同时提出了如何处理二者关系的方法，这对于指导作家的创作实践和当时的文学理论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标签：通变；文风；雅俗；文质

魏晋以前的文论家谈文学的发展变化问题，一般侧重于从文学的外部规律上，揭示社会历史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决定或带动作用，他们的观点是建立在时移势改的历史发展观之上的，因此对文学发展的原因，也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来加以解释。较早就文学来谈自身发展问题的是陆机，他在《文赋》中说：“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陆机在此是要求作家的创作要有创新，要在广泛研阅和采摘前人遗产的基础上，体现作者的创造性，这里体现了对前人遗产继承与革新的观点。《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虑周”的文学理论著作，刘勰在陆机认识的基础上，首次开辟《通变》专篇,较系统地阐述了这一理论问题。刘勰的“通变”论从文学体裁规格着眼，但并没有仅仅在制文写作的方法和技巧层面上作论，而是从古今、雅俗、文质、情辞关系几方面阐述了文学通变的原理，并把这一问题放到文风建设的高度上来对待，这也成为《文心雕龙》论文纲领的一个指导思想。

一

刘勰论文学的通变，就古今文章的体制规格而论，他把文体的写作规范视为“通”，而把后世作家创作的个性表现视为“变”。从文体写作的角度来看，所谓“通”，就是指“设文之体”，即各体文章的体制规格。《定势》篇说：“熔范所拟，各有司匠，虽无严郛，难以逾越。”这里说的就是文章体制自然有其特定的规范性，作家写作不能忽略文体固有的要求。所谓“变”，就是指“变文之术”，即作家驾驭文辞气力的方法。《定势》篇有云：“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作家在掌握文体性质的前提下，要依照创作个性而选择体裁，又要兼取各种文变因素调剂为用，依据个性，创造出自己的风格。故此《定势》篇接下来又说“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在《通变》篇里，刘勰指出作家的创作应该做到“体必资于故实，数必酌于新声。”认为这样才能遵循文体固有的规则，而又要体现作家的个性创造，把根子扎在深厚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风格特色。这种认识在与刘勰同时代的萧子显那里也曾提出过。刘勰把通变的基点放在经典之文上，强调要从儒家经书那里取法其体式和语言风格。台湾学者王梦鸥指出：“（刘勰）的宗经观念，是出于对中国文章‘祖型’的崇拜，远胜于其对经义的信仰……因为他着重的是辞章，而不是义理，所以兼容纬书骚赋诸子百家的语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