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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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丹勇:逝去的生命1.孙丹勇其人孙丹勇,1985年9月出生于云南省宣威市龙潭乡的一个偏远山村,毕业于宣威市民族中学,2004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哈工大工商管理专业,成为全村人的骄傲。
2008年7月25日,孙丹勇进人富士康观澜科技园工作,他所在部门为美国苹果公司代工iPad和iPhone两大类产品,是富士康内部最为重视的产品部门,员工经常加班。
孙在富士康的身份属于新干班成员(新世纪储备干部培训班),“师二”级别(新干班的起点职务),主要工作是负责苹果iPhone第四代N90的导入工作。
在孙丹勇的哥哥孙丹雄看来,孙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只不过在陌生人面前很少说话。
在事后披露的孙丹勇聊天记录里面,孙对他在中学时期被一位同学诬陷和殴打的事情难以释怀,在自杀前,他还把这件事与手机事件并列为两大屈辱。
孙丹勇的大学生活清贫而艰苦,整个大学期间,孙丹勇只回过两次家。
剩下的日子,孙都用来努力工作赚取生活费。
孙丹勇给其同学的印象是腼腆而努力,颇受大家尊重。
这一点,在孙丹勇的直系主管口中也得到了证实。
孙的主管Jeff这样描述他:在公司不怎么说话,默默无闻,但一直挺努力的。
2.事件起源2009年7月16日凌晨,孙丹勇从位于深圳宝安区的兆利花园A3栋12层一跃而下,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孙丹勇的离去激起了激烈的讨论,很多人将矛头直指其供职的公司。
1)来自孙丹勇的信息根据富士康提供的孙丹勇自述材料,他在7月9日从生产线财务处签收iPhone后暂存。
7月10日,取样机的人来后孙丹勇打开纸箱确认数量,后因事离开现场,回来后发现机台少了一个。
孙丹勇怀疑机台丢在产线,随后寻找无果,13日晚8时左右,他将此事上报主管,富士康观澜科技园区确认苹果样机丢失后汇报给公司环安课。
7月15日,3名富士康员工到孙丹勇租住房屋搜查。
孙丹勇跳楼自杀后,警方在其手机中发现他向多名好友发送的信息,称因其管理的N90苹果样机丢失,遭到公司怀疑并被调查和搜查,心里想不通。
《南方周末》新闻头版深度报道分析(大一时搜集的素材)《南方周末》可以说是新闻界数一数二的好报纸,与一般报纸不同的是,《南方周末》是每周一期而不是每天一期,所以也为其新闻的深度报道创造了条件。
而南方周末每期的头版头条基本上会是一篇专稿,深入报道一个热点新闻,彰显了其专业性的特质。
一、选题下面表格是《南方周末》2010年前三个月的头版新闻题目,从中可以看出,南方周末的选题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南方周末》会在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上选择相应的选题。
2010.01.21的海地地震报道,2010.02.11的春节故事报道,2010.03.04和2010.03.11的关于两会话题的报道都是根据当时特殊的时间点来进行的相关报道。
第二,《南方周末》会选择存在疑虑的重大新闻,进行深度报道,发掘背后的深刻原因。
读者可以在日报中了解到新闻事实,而在2010.01.14的抢尸背后的维稳逻辑聚焦内江“死而复活”案和2010.02.04前公安局长文强的“白加黑”这样的报道中,却可以看到现象背后的更富逻辑的分析和更深层次的原因。
第三,《南方周末》会报道显著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
像2010.01.28的从“读书改变命运”到“求学负债累累”,2010.02.18的文化大国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等都是这样的报道。
但是《南方周末》并不会采取批判的态度,而是站在客观的角度,将现象、原因一一列举在读者面前,孰是孰非就由读者自己去判断了。
表格 1:《南方周末》2010年第一季度头版选题第四,从下表《新周刊》2010年第一季度头版选题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周刊》更爱选用的是偏向文化、精神层面的话题,更为“新潮”,也更吸引年轻人的目光。
而《南方周末》却很少会选用像《新周刊》中文化气息更为浓郁的话题作为头版,而是更加关注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话题,更加注重自身作为媒体的社会责任。
这一点也体现了《南方周末》虽然为周刊报纸,但其与杂志还并没有混为一谈,也没有忽略自身作为报纸的使命。
孟学农:他的辞职,他的未来为什么孟学农要辞职?他的未来会怎样?下一个坐在矿难顽疾“火山口”上的官员会怎样?为什么要辞职?“复出”刚满一年的孟学农因为襄汾溃坝事故再次请辞,成为公众视野中第一个两次请辞的省部级官员。
与上一次请辞时的滔天指责不同,这一次,舆论赋予他更多的“悲情”色彩。
表现出惋惜情绪的也包括山西当地官员,南方周末记者接触的山西省市厅级官员说,孟在山西一年来口碑良好,“但既然出了事故,总要有人负责。
”宣布相关任免的会议在中秋节当天召开,这本是中国传统上的喜庆日子,山西政坛却迎来巨震。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国家安监总局特聘顾问邬剑鸣说,此次孟的请辞,是因为“伤亡人数太多,影响太大”。
而且,“其它特别重大的事故,比如煤矿事故,发生前是不太容易发现的,而这次事故是能看到现实危险的,而且是人为事故,不是自然灾害。
”邬剑鸣说。
截至昨天,襄汾溃坝事故死亡人数已近260人,在本报记者的搜索范围内,这是近年来中国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事故。
有关决定说,孟学农请辞是“依据《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
“其他有关规定”包括2004年中办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其中关于“引咎辞职”规定了“多次发生特大责任事故,或者发生特别重大责任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的”应引咎辞职。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对南方周末记者提及的另一个背景是,今年是“行政问责年”,这也是贯彻执政党去年“十七大报告”的部署。
此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说,“2008年要选择部分省市和国务院部门开展试点,加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
”孟学农的未来仕途舆论普遍提到了孟学农的“再次请辞”,在中国的省部级高官中,两次请辞,实为罕见。
此前的2003年4月,出任北京市市长三个月的孟学农因为处置“非典”疫情不力,被免去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他亦请辞市长职务。
宋卫平经典语录宋卫平经典语录1、在一个人品比我差、学问比我差的人手下工作,是我人生的奇耻大辱。
1980年代宋卫平在浙江舟山党校当老师曾对学生说过这样的话,随即下海。
2、如果真要降价怎么办?理论上我只会针对我的老客户降价。
至于新客户也很简单,你找一个老客户写一个介绍信。
因为我们的老客户太多了,我们不是一个项目,我们全国有一百多个项目,在杭州我们开发十几年。
3、我们把创造的园区当作一个作品,是我们生命的转移。
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精彩、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文化,经过我们的服务,转化为一个有形的园区,我们对待我们的作品,就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
4、为什么我不愿意提降价,因为企业不能贱买自己的产品,这是对经商法则的一种尊重,也是对社会财富,对我们员工,产业链里这些人的劳动和才智的一种尊重,所以不能随随便便就降价,这不是负责任的一种做法。
5、一个有担当的开发商,它的使命不应停留在住宅供应商的角色,更重要的,是创造一种有启发性的生活方式,承担起生活服务商的使命!6、如果真要降价怎么办?理论上我只会针对我的老客户降价。
至于新客户也很简单,你找一个老客户写一个介绍信。
因为我们的老客户太多了,我们不是一个项目,我们全国有一百多个项目,在杭州我们开发十几年。
--摘自南方周末宋卫平:绿城绝不会比大部分开发商破产得早一文7、多的时候六七个小时,少的时候四五个小时,睡一两个小时的也有,睡八九个小时也有,目前这个环境并不构成对生活里一般状态的影响。
学历史的人见过多少历史上的波浪起伏。
现实生活里经过了2005年、2008年这种工作上所碰到的事情,几乎习以为常,无非是担忧:这样浪费掉了时间,这样不应该有的折腾,对社会、对企业是巨大的破坏和杀伤力。
你本来可以做的好好的,像安置房的问题早十年做不就行了。
8、与其说我们在造房子,不如说我们把生命中优秀的方面通过这些产品献给了这个行业,我们是在输出,我们在用心血来营造,来汇集。
9、其实绿城无需引起大家如此大的担忧。
2009年11月9日,中国最富盛名的《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出走,至今已经四年多了。
不久前,胡舒立时代和后胡舒立时代一直在《财经》杂志供职的罗昌平在一篇网络文章中又提及此事。
此前,事件当事人几乎没有做过公开回应,作为亲历者罗昌平提供的材料又给我们一个审视该事件的新视角。
胡舒立出走前传在许多人看来,胡舒立的故事无论如何都像一部传奇。
有媒体给她立了这样一个剪影:“她出生在新闻世家,在‘文革’中度过少女时代,随着改革开放起步,她开始记者生涯,在中国股市启动时走进了财经新闻,而当中国进入国内生产总值(GDP)高速增长10年时,她又创立了一本要了解中国就不得不关注的刊物。
胡舒立这3个字,成为中国新闻良心的一块招牌。
”在媒体圈中,也一直流传着“南有江艺平(《南方周末》前主编),北有胡舒立”之说。
家族的血脉给胡舒立注入了新闻的基因。
其大外公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愈之,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开拓者。
外公胡仲持也是新闻出版的老前辈,中国近代名报《申报》的编辑及翻译。
母亲胡令升则是《工人日报》的编辑。
尽管有消息说胡舒立对这样的血脉不以为然,但确实使她获益良多。
在一段见诸James McGregor所著的《十亿消费者》的描述中,1953年出生的胡舒立在19岁时敲响了一扇影响她日后一生的门――江苏阜宁图书馆管理员、中国著名战地记者恽逸群的房门,在“文革”中被贬的恽逸群“像快要淹死的人突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欢迎胡舒立,不仅倾囊而授自己多年的知识,还把对中国政治、官僚系统的了解详细解释给她,为困惑的胡舒立指引方向。
胡舒立的职业征程始于体制内的《工人日报》。
1983年后,她因一组关于华北油田的揭露性报道初露头角。
1992年,在第一份全国性商业报纸《中华工商时报》担任国际版编辑后,她“决定采访中国所有的顶级金融家”,其中也包括一批在西方经济制度下接受训练后回国推动证券市场的中国人,如高西庆、周小川、王岐山、龙永图以及和胡舒立命运产生重要交集的王波明。
起底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作者:暂无来源:《读报参考》 2014年第31期山西继续保持反腐高压态势。
继9月30日山西省委常委班子大调整,监察部副部长黄晓薇履新山西省纪委书记后,沉寂多日的山西省纪委再次发力。
10月15日,“山西省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15日下午,当丰立祥被调查的消息传出,大同市区晌起了阵阵鞭炮声。
据记者查询,丰立祥最后一次出席公开活动是在10月11日,活动主题正与反腐有关。
当天上午,丰立祥主持召开大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10月7日听取省纪委工作汇报后的讲话精神及省纪委常委会的部署要求,中央纪委常委、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晓薇在全省纪检监察系统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研究大同市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强调,山西省纪委要求各市要进一步加大查办案件力度,大同不能掉队、不能落后。
而前一天下午,山西省委巡视五组进驻大同市所辖7个县(区)巡视,在巡视组与大同市委领导的见面会上,丰立祥还做了表态发言。
太原任职期间曾与侯伍杰共事公开资料显示,现年57岁的丰立祥是山西山阴人,工学硕士学位。
1982年,丰立祥踏上仕途,成为山西省委办公厅秘书,4年后出任山西省顾问委员会办公厅调研室副主任。
1988年,丰立祥进入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工作,历任工交处副处级干事、计划处副处长、处长,经济一处处长等职。
1996年,39岁的丰立祥出任太原市委秘书长,并很快跻身太原市委常委。
2001年,丰立祥转任太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两年后出任太原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1999年6月起,丰立祥还曾兼任太原陆军预备役通信团第一政委。
一篇题为《不当军营“过路客”》的报道称,在丰立祥的积极倡导和充分协调下,预备役通信团积极参加太原组织的重大活动,努力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在为地方修路、栽树、抗旱救灾、扶贫帮困、扑灭山火等急难险重任务完成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人民解放军不怕牺牲、奋勇拼搏的精神。
中国人均输液8瓶背后:利益驱动作者:邓庆峰“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在中国早已被颠覆。
各方利益驱动下,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输液大国”。
这是一个让老外不断惊奇,不断创造奇迹的神奇国土。
美国国家药监局早在2007年就曾发出警示,两岁以下的小孩,原则上不使用抗感冒药。
至于通过输液治疗感冒,在美国更是难以想象。
有多少“充满爱心”的妈妈,焦虑的抱着自己心爱的宝宝去吊瓶的?输液“搭起了一个收费平台”,拉动了相关产业,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利益链。
输液产品的任何“技术改进”——哪怕换一个瓶塞——都意味着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市场。
惊人的业绩,有你的贡献?“怎能随便给人大报告这个?”104亿的数字来自于医院的可能性大。
而通常医院的数字要比企业的准。
当护士将输液针刺入头皮,1岁大的儿子开始哇哇大哭,北京市民李文娟(化名)心里隐隐作痛,不过她安慰自己:孩子的病会很快好起来的。
对你的宝宝,你也经历过这样的揪心吗?这是1月13日的北京市儿童医院,李文娟的儿子是这所医院每天输液的3000名病人之一。
和很多(可能是大部分)患儿一样,他因为感冒来此求医。
李文娟并不知道,输液将让她的孩子面临诸多风险。
中国医院协会全国合理用药监测办公室专家孙忠实说,美国国家药监局早在2007年就曾发出警示,两岁以下的小孩,原则上不使用抗感冒药。
至于通过输液治疗感冒,在美国更是难以想象。
难以想像的事情,在这里已经变成习以为常的事情了,吃点营养素,很多人还觉得是难以想像,生病了怎么能不打针,吃药?输液在中国并非是新出现的问题。
事实上,“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在现实中早已被颠覆。
短短十几年间,伴随着医改的进行,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输液大国”。
输液问题此次引起国人强烈关注,是因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年前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透露出来的几个数字: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中国在关乎民生的统计中,人均指标大都落后于国际平均水平。
新闻联播里的政治信号,你读懂了多少2014年1月《新闻联播》播出野生东北虎视频,被网友猜测另有暗示。
澎湃新闻记者付珊综合报道52岁的美女主播李修平的离开,让大家对新闻联播这个存在了37年的舞台唏嘘不已,只是你注意到播新闻的那个美女,有没有领略到她播的新闻传递的政治信号?也许你觉得政治是一个不接地气的词,那么致富呢?作为“中国政坛的风向标”,有人在这里看到中国政局的变动,有人在这里找到了致富的方向,有的人靠《新闻联播》保住饭碗,有的人则在《新闻联播》里掘出金子,总之,在《新闻联播》里,看懂中国。
《新闻联播》开播至今已37年。
1978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电视台改称中央电视台,英文缩写CCTV,但正式定名的《新闻联播》,却在这一年的1月1日就通过电波发向了全国。
以后,每天半个小时的新闻内容,成为人们解读中国政治走向的文本材料,影响了中国各个阶层百姓的日常生活。
1980年《新闻联播》对审判林彪、江青“两案”加以重点报道,全国亿万观众第一次通过电视新闻共同目睹了国家重大时政事件。
电视新闻的独特优势和巨大影响力开始为人瞩目。
而从1982年报道“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中央授权《新闻联播》比其他媒体提前一天独家发布重要新闻。
《新闻联播》权威严肃的形象、上情下达的角色开始确立,也因此,它超越了新闻栏目的一般意义。
事实上,从创办第一天起到现在的37年里,《新闻联播》恪守着“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天下大事”的宗旨,从未改变。
已经去世的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曾因敏锐抓住《新闻联播》释放出的信息,带着村民发家致富,把华西村发展成为“中国第一村”。
1992年,吴仁宝从《新闻联播》得知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信息后,敏锐地判断全国经济要大发展,因此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囤积原材料,创下了“看一次《新闻联播》,至少赚了一亿”的民间传奇。
2004年,得益于对《新闻联播》报道的准确理解,他提前估计到国家将对钢铁产业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当即调整了华西村钢铁厂的生产销售计划,避免了重大损失。
“民营航空狂人”兰世立折翅20090319《南方周末》记者张华发自湖北武汉东星旅游、航空、地产这“三驾马车”的崩塌,以及兰世立一直以来性格的偏执与张狂,使得他的政商关系也走向低潮,以至于当GE商业航空服务公司等巨头动起真格时,兰世立立即被打回原形。
兰世立(CFP图)兰世立依靠旅游发家,凭借客源优势进入民航业,随后又试图借力楼市,结果大势逆转,这三块业务先后崩塌(王坤祚图)3月17日下午,南方周末记者在武汉采访时获悉,由于美国GE商业航空服务公司等债权人启动法律程序,申请东星航空破产,而兰世立又不接受中航集团的收购条件,当地政府遂通过相关渠道迫使东星停航,而兰世立也被监视居住。
从2006年5月19日东星航空首飞,到声明拒绝为中航集团所收购次日的2009年3月14日被叫停,兰世立——东星集团掌门人——这位中国民营航空狂人,用1030天的时间,画出了一条美丽却黯淡的抛物线。
4年前,兰世立曾以20亿元的身家登上“湖北首富”的宝座,后来几度沉浮,如今“落马”(兰世立属相为马),引得坊间几多唏嘘。
湖北商界对其也褒贬不一,认为其至今日之田地,实与他驾驭政商之道的能力不足有关,而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兰世立狂傲的性格。
五天里的江湖“你要去吉祥(航空)吗,我反正要先疗养一段时间。
”3月17日上午,武汉天河机场旁的东星航空公司三楼楼梯口,东星的两位飞行员正在闲谈;不时有空姐及其他人员从他们身边经过,且无一不是行色匆匆,包括东星航空总经理周永前,更是神色焦虑。
这是东星航空被强制停飞的第三天,也是他们与兰世立失去联络的第三天。
这座五层的小楼成为风暴中心,不少人开始考虑新的去处。
3月14日晚上12时起,东星航空停飞。
官方的说法是,“应武汉市人民政府请求,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决定暂停东星航空公司航线航班经营许可。
”此前一天,东星航空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拒绝被中航集团(国航母公司)收购。
这份只有两百余字的三条“严正声明”,措辞非常口语化、情绪化,比如第二条称“因我公司规模太小,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太大,难以形成商业合作的基础”。
【钩沉历史】南水北调,众口难调作者:南方周末记者吕宗恕发自:北京2013-10-24 13:45:53来源:南方周末标签南水北调水资源建设资金水利工程水污染治理丹江口水库大坝下游,几条在坝底讨生活的小渔船。
(南方周末记者张涛/图)在工程开工的六年后,国务院才批准了可行性研究总报告,类似这种先建后批的“特例”在大型水利工程中比较罕见。
东线、中线建设亦有历史分歧。
“长江委认为东线水污染严重,中线水量多、水质好,主张搞中线,而水利部更倾向于东线,因为东线距离短,投资少。
”建设资金是比工程“选择题”更关乎地方切身利益的博弈。
“中央和地方数次博弈,争吵厉害”。
西线还在论证。
在张基尧看来“只是时间问题”,而汪恕诚认为“大西线不需要、不可行、不科学”。
这是一项历时六十余年的国家工程,跨越大半个中国国土,一期投入近三千亿元,已远超三峡工程。
如今,南水北调中线、东线一期工程画上句号。
2002年12月27日开工,十年后的2013年9月10日,中线源头丹江口大坝加高工地上,已看不见工人身影,听不到塔吊轰鸣。
这项南水北调标志性工程中,丹江口大坝提高至176.6米,丹江口水库也成为亚洲最大的人工湖。
这也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大坝加高工程。
在2013年汛期之后,这项跨世纪的国家工程将要实现最初的设想:一泓清水北送。
从“人定胜天”的革命浪漫主义时代,到科学论证日趋严谨的今日,南水北调工程走过的坎坷并不比三峡工程少,争议从未停止,项目优化、调整从未中断,利益博弈和妥协也从未停歇。
先建后批的“特例”南水北调工程是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的“特例”。
在工程开工的六年后,2008年10月21日,国务院第32次常委会议才审议批准了《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总报告》。
类似这种先建后批的“特例”在大型水利工程中比较罕见。
通常来说,只有完成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技术实施设计等规定动作,工程方可开工,比如三峡工程、小浪底工程等。
“整个南水北调工程就像一串联珠,由一连串的子项目单项工程串联起来。
李嘉诚:我不会赚最后一个铜板称,我一生的原则是不会去赚最后一个铜板,就是最后那分钱,要很小心。
谈“撤资”:我一定不会“迁册”,长和系永远不会离开香港。
不过规模的大小是另一回事,我有百分之百的责任保护股东的利益。
谈香港:香港拥有不少有竞争力的核心价值:自由开放的市场,重视法治的原则。
但如果管治失当,也可以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谈政治:政府永远不能选择性行使权力,勿令人对政府的公平性失去信心。
谈楼市:我一生的原则是不会去赚最后一个铜板。
若地产业务继续艰难经营,高价投地而亏本,就是对不起股东。
这是一次没有第一个问题的采访——刚刚落座,没等记者发问,李嘉诚就直奔主题:“说长和系‘撤资’是一个大笑话。
” 2013年11月22日下午两点半,香港黄金地段之巅,长江集团中心顶层70楼,雄踞华人首富宝座15年的李嘉诚在会议室接受专访,一开口就对南方周末2013年11月7日有关其“撤资”风波的专题报道作出了回应。
一墙之隔就是李嘉诚的办公室,横跨52个国家的李氏商业帝国的指挥中心,俯瞰着整个维多利亚港。
已经85岁的李嘉诚只要在香港,至今每周一至周五均在此办公,周六也上半天班。
办公桌上,干净得没有一张纸,他说这是因为多年来习惯了“今日事今日毕”。
桌头的水晶相框中,是一幅他自己写的小笺:求万事之荣,不如免一事之辱;邀千人之欢,不如释一人之怒。
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李嘉诚的平静让人印象深刻。
除了开场和另一个瞬间,其余时间里他都语速平缓,声调平和,即使被直接问到对于死亡的看法。
这个从二战的战乱中走过来的85岁老人,多次反复表达他对国家与民族的感情。
他说他不是一个完人,但“从过去到现在,问心无愧”。
南方周末记者记录整理了本次面谈和随后补充的书面采访。
现在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经济更开放李嘉诚:说长和系“撤资”是一个大笑话。
我告诉大家,以2013年为例,长和系总毛收入约为4300亿港元,投资海外(新西兰和荷兰)基建项目则是130亿港元(17亿美元),实际动用的资金只有80亿港元(10亿美元),仅占长和系总毛收入不足2%;同时,我们2013年在香港的货柜码头项目也投资了40亿港元,这样怎能说是“撤资”?真是天方夜谭的笑话。
钱理群“告别教育”作者:来源:《云南教育·视界(综合)》2012年第10期任教50年,钱理群在2012年教师节前夕宣布“告别教育”。
从北大退休后,他投身中学教育十年,试图“改变人心”,却得到屡战屡败的结果。
他说,今后他会在“教育之外”关心教育。
“一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
”2012年教师节前夕,在北京“寻找来自一线老师的声音”座谈会上,老教师钱理群表达了“告别”教育的意图。
1960年大学毕业后,钱理群被分配到贵州,先后任教于安顺卫生学校和地区师范学校;1981年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2002年退休,再由大学转教中学,并持续关注中学与农村教育,在基础教育这片新战场上,钱理群“纠缠”十年,自称屡挫屡战,屡战屡挫。
任教50年,2012年9月9日,在一位中学教师的追思会上,钱理群最终发出告别宣言。
“节节败退”“钱教授,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
”2004年4月末的一个下午,钱理群站在南京师大附中的讲台上,讲授“鲁迅作品选读”选修课,偌大的教室里,稀稀拉拉地坐着二三十名中学生。
2002年6月27日在北大的最后一节课上,即将退休的钱理群告诉那些眼含热洎送别他的大学生们,他在刚参加工作时有两个目标,一是去南京师大附中教书,一是去北大教书。
前者是他的母校,他要去那里完成未竟的梦想。
南京师大附中课堂的冷清却令钱理群始料未及。
开课之前,南京师大附中的老师和鼓动学生报名时说的一样:你们都向往北大,钱先生是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之一,但你们现在考上北大也听不到钱先生的课,因为他已经退休了。
他现在走到你们中间来上课,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
一开始,学生踊跃报名,不光报上了名的学生坐满座位,没报上名前来蹭课的学生们也在过道和前后排或站或坐,将教室堵得水泄不通。
教了大半辈子大学生的钱理群极为重视给中学生的讲课,他在北京备了两天课,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写教案,并提前四天来到南京准备。
白岩松批《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属性越来越弱2014年05月22日 21:04来源:南方周末3819人参与58评论白岩松给他“东西联大”的学生上课。
核心提示:央视名牌栏目《焦点访谈》自1994年开播以来,今年已进入第20个年头。
近日,白岩松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指出,《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属性越来越弱了,因为整个舆论环境和整个社会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它在舆论监督方面没有上升的势头,反而下降了,最惨的一年里,《焦点访谈》只做不到60期舆论监督。
我觉得中央电视台目前还是国内做新闻最好的平台,离开它,去哪儿?《东方时空》初创时期,官员面对镜头那种惊慌失措和坦诚,现在正被越来越多的经验取代。
看过《纸牌屋》吗?两个调查真相的新闻人,佐伊地铁惨死,卢卡斯进了监狱。
“很多政府部门,智商不断提高,情商依然很低。
”当着国新办和各部委新闻发言人的面,白岩松没客气,“任何政策出台,如果已经感知到受众会有怎样的感受,不去冒犯他们,就不会产生冲突。
”白岩松经常要参加这样的“座谈”,实际上,是针对政府发言人的媒体素养培训。
但更让他尽心费力的,是奔到高校去,培训年轻人。
这两年,他隔三差五到高校做讲座,搞了“新闻私塾”,办了“东西联大”——从北京东边的中国传媒大学,到西边的人大、北大、清华,招收11名一年级研究生,每个月上一天课。
上课的教材和教案都是白岩松自己备的,演讲的内容都是亲身经历:讲工作后八次租房的故事,谈“蜗居”、“高房价”,谈“拼爹”和“富二代”,也谈“北漂”与“逃离北上广”。
“回想我的大学时代,有很多讲座开拓了视野,不一定是接受演讲者的观点,而是因为反对,才有了收获。
”白岩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希望自己最终能走到一百所——哪怕是五十所高校,“讲讲人生,讲讲新闻,也可以讲讲音乐,影响很多年轻人。
”在央视,“超越我们这批人”的年轻人还没有出现,也让白岩松很着急。
二十年前,他们那一代人开创了《焦点访谈》。
而现在,“《焦点访谈》一股独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柳传志:“方向要是没弄对,光努力是不行的”2011年11月10日来源:南方周末发自北京◤过去老说外国的研发投入多少钱,中国投入多少钱,所以中国跟不上。
我就特别不爱听这些话。
为什么?这些钱都是中国老百姓的,说实在的不容易。
没有把前面的东西想好了,投下去就是打水漂。
◤“这个行业更喜欢乔布斯、比尔·盖茨这样的人,带出光辉产品,走出一条道路。
我更多的是研究企业管理的基本规律,怎么让这个企业做扎实,做稳。
”◤“在未来的生活中,PC就像一种动力系统一样,或者像电一样,永远会在你生活中各个部分,变成不同的形象出现。
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的研发工作真的有创新能力,有很多人在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PC就应该会在。
”2011年11月2日,重掌联想两年后,67岁的柳传志再度宣布退位,将联想集团交还比他小20岁的杨元庆。
卸任后,柳传志将担任联想集团名誉董事长,并彻底退出董事会。
在2009年2月份柳传志宣布复出时,联想集团巨亏9700万美元,正站在悬崖边上。
当时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柳也是面色凝重。
没人能想到,两年后,在柳卸任时,联想在PC 行业的排名竟能从老四上升到老二,并连续8个季度保持了行业内最快的增长速度。
柳传志虽然成功地扮演了一次救火队长,但当他退出之际,PC行业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甚至连行业老大惠普都宣布要出售PC业务。
而联想在PC业务之外,还未能在移动互联领域站稳脚跟、培育出新的利润增长点。
柳传志如何看待自己这两年?联想的未来究竟会如何?2011年11月6日上午,在赴美进行民间访问的前夕,柳传志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买“能力”与买“份额”南方周末:你复出这两年联想集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你觉得自己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柳传志:最重要是我帮助杨元庆建立起了一个团队。
第二要求董事会团结起来坚决支持杨元庆。
如果没有董事会的支持,这个班子很难建成的。
第三,我帮助树立起了联想的文化,核心价值观,在全员里面进行了建设。
从邓小平同志法制思想中的司法独立到现实中的李慧娟事件 论文频道一路陪伴考生编写大小论文,其中有开心也有失落。
在此,小编又为朋友编辑了“从邓小平同志法制思想中的司法独立到现实中的李慧娟事件”,希望朋友们可以用得着! 一、李慧娟事件基本情况简介李慧娟事件的起因是一宗种子纠纷的“小”官司,该案于2003年1月25日开庭审理,李慧娟是此案的审判长。
2001年5月22日,汝阳县种子公司(简称汝阳公司)委托伊川县种子公司(简称伊川公司)代为繁殖玉米杂交种子,并约定由汝阳公司全部收购,但伊川公司却未按合同的约定将繁殖后的种子卖给汝阳公司,而是以高价卖给了其他公司。
双方对此基本事实都没有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追究伊川公司……根据省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处理要求,洛阳中院党组于2003年11月7日作出书面决定,分别撤销了李慧娟审判长的职务,并免去了李慧娟的助理审判员资格。
同月13日,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卓林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证实,对李慧娟的处分需要提请人大常委会讨论,现在尚未履行这一法定程序。
二、邓小平同志法制思想中包含着司法独立内容李慧娟事件一时间导致“洛阳纸贵”,法理专家、行政法专家、民法专家等许多大牌人物分别登台亮相,各抒己见。
本人在此并非不自量力的想表达那些深奥的理论,仅是想从邓小平同志当年所主张的司法独立说起,简单的谈一谈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在司法独立道路上遇到的新的问题和挑战。
司法独立是从资产阶级政权确立以来被不同国家所普遍接受的重要的法治的原则,其基本含义在于,国家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只服从法律,而不受其他组织和个人的指挥和干扰。
建国后,这项原则虽然明文载入1954年宪法:“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也曾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该干涉他们判案子。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司法独立与党对司法工作领导的关系等问题未能真正解决,所以,这项原则也没有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
赵燕菁 身边的大师  陈占祥陈占祥,中国城市规划专家。
毕生致力于提高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水平,在勤奋读书和不断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国内外经验,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规划内容及方法,使我国在城市规划“走向世界”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在英、美等国享有重大声誉。
1950年他和梁思成提出的“梁陈方案”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城市规划设计建设书。
一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业务室(听名字就可以知道这是中规院最无聊处室)。
桌子前面有一个挂有全院所有职工名字的牌子。
陈占祥先生与程世抚、郑孝燮、安永瑜、余庆康、贺雨、万烈风等老先生一起并列院顾问总规划师。
记得第一次去陈占祥先生家,是和几个同事一起帮助陈占祥先生搬钢琴。
那时没有专业的搬家公司,都是同事之间互相帮忙。
陈占祥先生家在一个煤厂附近,和周干峙院长在一个单元。
房间不大,钢琴只好放在卧室。
真正对陈占祥先生印象深刻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次建设部请英国专家介绍英国规划体系学术会议。
当时对外交流还没有现在这样普遍。
会议在离部里不远的中国建筑技术发展中心(后并入建设部设计院)的一个小会议室举行。
单位里没有专门的服务员。
我刚大学毕业,负责在会上端茶、送水。
规划司王凡司长主持,储传亨副部长参加。
当时刚刚改革开放不久,规划界对外部几乎一无所知,对发达国家的规划充满敬畏。
英国专家的讲座,更像是规划知识的普及课。
记得开到一半的时候,陈占祥先生进来。
当时,陈占祥先生讲什么我不大记得了(我的英语和陈占祥先生的普通话都很烂),只记得英国专家(记得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科尔比教授)当时的态度一下从先生变成学生。
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多年后,我有幸到英国学习,才了解到陈占祥先生当年在英国学术界的地位,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中国人曾经达到过。
陈先生很少坐班。
再次见到陈先生是在深圳。
深圳特区刚刚成立,周干峙先生还是中规院院长,院里承担了深圳市总体规划。
1.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中,李嘉诚时时处处都表现出这一点。李认真地倾听每一个
人的问题,生怕没有回答清楚,约好了用普通话采访,李就一直用普通话,虽然潮州话
对他来说更自如。李会照顾每一个人的感受,听问题时,专注如小学生;回答时,一定
会看着对方。李给每个人都发了一张名片,但轮到摄影师时,名片派完了。让人意外的
是,采访进行到一半,李突然向远处的助手要了一张,补给了摄影师。他的举动是如此
自然。
2. 李嘉诚不希望别人称呼他为老板,他更愿意以“领袖”要求自己。“一般而言,做老板
简单得多,你的权力主要来自你的地位,这可能是上天的缘分或凭着你的努力和专业的
知识。做领袖就比较复杂,你的力量源自人性的魅力和号召力。”在一次接受访问时,
李曾这样自我解答:“做一个成功的管理者,态度与能力一样重要。领袖领导众人,促
动别人自觉甘心卖力;老板只懂支配众人,让别人感到渺小。”
3. 与重视定坐标一样,李嘉诚对细节也很重视。
4. 据李嘉诚的这位友人透露,早年,李嘉诚的英文并不好,但是塑料花又是出口的,如何
用那么蹩脚的英文去说服别人,对李嘉诚是个很大的挑战。最终,他想出了一条最有说
服力的理由——货真价实,“我的成本加25%,就是我的价格,而且,我永远是这个价
钱。”“李嘉诚就这么找到了一个词典,就这么应付世界了。”这位友人说,李的这种原
则,几乎贯穿始终——做人也是一样。
5. 和李嘉诚同时代的商人中,不少人栽在了最难处理的政商关系上,但李却从未因此而烦
恼。“他对官员的态度也是始终如一,无论遇到什么事,别人都知道,李嘉诚会怎么反
应,所以,也不会为难他。”这位友人分析,李做人非常有原则,这让他在政界也赢得
了不少人的尊重。在处理政商关系上,李曾给自己定了九字箴言:讲真话、做实事、有
贡献。“政治和经济,根本上是手和脚的关系,假如两者背道而驰,是很难处理的。”李
嘉诚坦言,如果政治找上门来,躲也是躲不掉,他的原则是“不参与政治,但关心政治”。
6. 李嘉诚不喜好交际,在一些朋友看来,他很闷,有时还有点不合时宜。这位友人给南方
周末记者举了个例子,一次,一个官员在李嘉诚面前夸耀他们投了多少钱搞环保,李突
然来一句,“不浪费就是最大的环保”,差点没把人噎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