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钢铁商业的形成和发展

旧上海钢铁商业的形成和发展
姚鹤年
在国外近代钢铁、五金产品输入以前，我国生产的生铁熟铁制品已有悠久历史，如农具有镰刀、犁头、钉耙：木工具有斧、凿、刨铁、锯条、铰链、钻头；船舶用具有铁锚、铁链、铅钉；家用物品有刀剪、铁锅、铁锁等。

在上海这些产品均由打铁铺、冶坊自产自销，或由钉铁油麻店、瓷器店、什货店等向铺坊批购经营销售。

据史料记载，明代末年上海人开设濮万顺铁店，除锻造一般农具外，并以专业生产厨刀著名。

清代，上海的锻铁手工业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商业的繁荣逐步发展，邻近的杭州、苏州、无锡等地的手工业者纷纷迁沪开设作坊，锻制各种铁器自行销售。

1850年左右，无锡人胡德培先后在南翔和南市悦来街开设胡悦来，胡悦盛钉铁油麻号，专营铁钉、铁锅和桐油、苎麻，获利甚丰。

后来，胡德培斥银二千两，开设源来冶坊，为沪地大炉冶坊之始。

当时，冶坊、铁铺、钉铁油麻店多开设在南市董家渡、小东门、新闸桥、吴淞一带，主要销售对象是船户和居民。

铁铺、冶坊生产均以国内土铁为原料，大多从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浙江等土铁产地运来。

应市土铁规格一般每条约一尺长，二寸宽，五六分厚，用竹箍扎捆。

19世纪60年代后，外商纷纷来沪开厂，建筑业、运输工业兴起，洋务派军工工业也有发展。

从此，进口钢铁逐渐取代土铁市场。

据1867～1904年统计，沪地进口金属材料平均每年8～9万公吨。

上海钢铁商业也初具规模，最早经营进口钢铁、煤炭等业务的是开设在北苏州路的德商可炽煤铁行。

1870年普法战争后，德国资本家被召回国，将店出盘给叶澄衷和龚少蓉经营，这是第一家华商钢铁商行。

以后，1878年无锡人周廷弼在北苏州路开设昇昌煤铁号。

1883年祝大椿由龚少蓉资助开设源昌煤铁号，1890年唐晋斋开设怡昌铁号，戴运来开设利昌铁号，周可文开设茂顺铁号，洪仰岗开设万椿铁号。

1895年张文沛、龚子清、荣永吉、陆培之、支顺昌、应鸣和合资一千银两开设怡大铁号。

当时。

外国商人要在中国扩大推销商品，都不能不借助于买办性的中国城乡商业网为其服务。

早在1878年宁波《海关贸易报告》中载：“宁波商人宁愿以现款交付而取得较便宜价格的办法，向上海华人铁商采购商品。

上海铁商差不多全是宁波入，货物装到宁波后，再发送到内地，以长期贷款办法出售得到高价，一般要2～3个月以后才能收到贷款。

15年来这项贸易几乎完全是宁波人和上海宁波籍铁商之间的交易，事实上洋商很难分享一份。

”当时，煤铁号所经营的进口铁俗称“洋铁”，以旧钢铁为主，是欧州英、德等资本主义国家工厂、船坞、锅炉裁剪切割下来的余料，以及铁路、马车等被拆弃的废旧钢铁。

这些旧钢铁，相当一部分是运输船只来沪时作压仓废料运来的。

新货钢材有大英条（钉条铁）、法西钉（元钉）、条铁、双马牌箱钢、生铁等，但数量不多。

至1914年，沪地钢铁商已发展到20家，从业人员642人，资金106万银两，营业额360万银两。

同年，建立上海铁业公会；筹建会所于香港路150号，会长为徽昌铁号老板张子昌。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得以发展，工业扩大生产对钢铁需求猛增。

由于资源紧缺，致使钢铁价格暴涨。

据《上海总商会月报》载：“上海市场铁价每吨平均价1913年33.25两，1914年36.25两，1915年36.5两，1916年55两，1917年l00两，1918年160两。

”大战发生后不久，日商还利用五金商店抬价收购旧铁，原来旧铁市价每担3两，后来一直涨至14两。

从大战初期至大战结束的4年间，钢铁材料价格上涨4—10倍。

此时，钢铁业已
从经营旧货钢材逐渐转入以经营新货钢材为主，销售对象从手工业铁铺、冶坊转向营造厂、机器厂、制罐厂、拉丝厂等。

至1918年，钢铁商发展到33家。

从业人员867人，资金1360万银两，营业额1500万银两。

1918年11月大战结束不久，沪地钢铁商人曾一度不安，认为货价即将回落。

为维护自身利益，组织团体名曰公益公司，共同讨论划一售价，数月后，人心稍定。

1923年国内市价不敌新货成本。

钢铁商在外汇率紧缩，国内外市价下跌的夹攻下，市场呆滞，销路不振，在大战期间所得利润亏蚀殆尽。

恒康、昇昌、仁昌、庆泰、锡昌、兆昌、源成、晋昌等商号相继歇业。

1929年西方发生经济危机也波及沪地，上海钢铁商中的大户，如源昌、唐晋记、衍康、万椿、徵昌等20多家又先后在1929～1934年倒闭。

此后，日本钢铁生产已具相当规模，为排斥欧美，向中国推销钢材，日商数度邀请华商赴日观光。

据1935年8月9日《新闻报》载：“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近为推广销路，并谋与华商联络起见，特组织观光团，招致平日素有往来之华商赴日参观，顷铁业方面，业已组织成立，定于本月十四日乘长崎丸启程。

”从此，日货源源不断运沪，沪地钢铁商又得以发展。

至1937年，钢铁商已有130家，从业人员1350人，资金980万银两，营业额5250万银两。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日军以“清街”为名，将虹口区钢铁商存货劫夺一空，南市、闸北一带商号亦多毁于战火，行业损失甚巨。

1937年10月21日《申报》载：“虹口各五金铺所堆存之钢铁，在战争发生以后不及搬出，而被敌人搜刮，装载往日本者价值颇巨，仅钢板铁条等照价计算值洋460多万元，若照现在市价，犹不止此数也。

”1938年上海租界为日军所包围，惟海上交通尚可通行。

战前国外定货仍能陆续来沪，“孤岛”时期钢铁市场曾一度畸形发展，货价上扬，商人见有利可图，纷纷新设字号。

据1938年7月26日《新闻报》载：上海钢铁货品“战前存底总数约2.1万吨，近因外汇关系价格更告飞涨，钢板每担从13元涨到17元、三角铁从12元涨到16元、洋元从11.5元涨到15元。

”1939年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货源断绝，美货应市，货价继续上扬，商人争购囤积待机抛售。

1941年8月，钢铁商组织成立具有严重投机性的“上海铁业银行”。

同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事发生，日军进占租界，立即查封钢铁商仓库。

12月17日，日本陆海军最高司令部颁布《重要物资申报布告》，提出钢铁金属如“隐匿不报或呈报不实者，依军法处置。

”据1945年《五金半月刊》三卷载：“当时有一万余吨金属材料为日军强征搬去。

”钢铁行业又一次遭受洗劫，至1945年，沪地钢铁商虽有220家，但资金却从1937年的1350万银两下降到1945年的960万银两，营业额也从980万银两下降到1945年的600万银两。

抗战胜利后，沪地钢铁市场一度平疲。

市内原敌伪工厂停工待处，一般厂商也颇多尚未恢复生产。

不久，国外钢铁又倾销来沪，许多商家只出不进，抱观望态度。

1946年起，工厂企业恢复生产，天津帮从东北、太原等地贩运型钢、钢板、废铁、生铁来沪销售。

此时，敌伪时期“避风头”歇业的大户重新复业经营钢铁业务。

特别是外汇开放后，一些商家凡自行进口的均获利甚多，如源祥号一次进口铅丝50吨，出售后价款可再定购250吨，可见利润之厚。

由于进口钢铁利润倍增，1947年7～9月间抵沪各码头进口钢铁达万吨，国民党政府输管会借口未经合法手续，不发进口许可证，要由中央信托局收购。

对此，市商会曾组织请愿团前往市参议会、南京行政院、财政部等处请愿，据理力争。

事情闹了几个月，至1947年底当局仍坚持收购。

这样，行业中的巨额利益落入官僚资本手中。

1947年后，通货膨胀加剧，囤积之风增强，一些“皮包公司”“歇壁字号”大肆进行投机活动，业内有的组织集团，有的勾结官僚，获利丰厚，积累迅速，出现了一批发财的人。

在此同时，有些钢铁商家开始步入工业，开设制钉厂、搪瓷厂、化工厂、油毛毡厂，也有转入国际贸易和其它行业的。

如恒利铁号开设利民
铁厂，祥泰兴记铁号投资中华制铁厂。

1947年。

中央信托局发起组织上海钢铁公司，当时铁业公会、钢条旧铁业公会所属会员加入者有180多家。

至1948年沪地钢铁商有330家，从业人员2150人。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为了在沪市郊建造防御工程，强行向钢铁商家征购钢材。

1948年10月15日，上海工务局限定当日下午三时将所有洋元、竹节钢库存进行登记。

接着在1949年初，上海警备司令部、七十五军政工处、上海工事构筑委员会等部门又是强索钢材，由“征购”到“征借”，最后干脆“征用”、“劫夺”。

据行业不完全统计，仅竹节钢一项被夺取就有三千吨之多。

上海临近解放时，沪地钢铁商家业务经营实际已处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