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思想的历史轨迹房良钧机遇，是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
机遇思想，由来已久。
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方、中国机遇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机遇思想的考察，来勾画机遇思想演变的大体脉络，探索机遇思想的历史轨迹。
以欧洲（欧美）为主线的西方机遇思想，经历比较完整的发展过程和比较典型的发展阶段，因而很有代表性。
约公元前九、八世纪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已可看到有关抓住机会的诗句，说明已经注意到机会不要白白错过的问题。
但从哲学上看，“机会”思想的提出当数毕泰戈拉学派。
毕泰戈拉（前５８０－前５００年）学派认为，数学的始基就是一切存在物的始基。
数目的某一种特性是机会①。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前３８４－前３２２），是第一位从学术上研究机遇的学者。
他给机遇以定义：“某些事物原来常是出于某种作用，符合于某些目的，兹乃忽然发生，此类事物其起因不能不归之偶然者，便是机遇”。
实际上，这就是后来相当流传的广义上的机遇定义。
他还说，因为“引致机遇结果的原因是无定的”，“所以‘机遇’幽隐，非人智所能运算”②。
古希腊伊壁鸠鲁（前３４１－前２７０年）对机遇也有所贡献。
主要是：其一，在人生伦理学上，强调把机遇放到一定位置，不应过分。
伊壁鸠鲁承认机遇是一些事物的原因，但他更强调的是“我们自己”“拥有决定事变的主要力量”。
其二，伊壁鸠鲁提出原子偏斜说，克服了一切皆归之于必然性的片面认识，克服了原子唯物论对于机遇的排斥，第一次在自然观上论述了机遇的地位和意义。
古罗马卢克莱修（前９８－前５３年）完成和发展了伊壁鸠鲁理论。
“既然有无限的原子在无限的空间里面相遇，就时时有产生这种世界的机会”③。
这是卢克莱修观点的结论性概括。
从欧洲古代来看，人们很早就对机遇相当重视，而且很早就在自然哲学和人生实践两个方面展开；在欧洲，古代人对机遇的观察和论述，细微直观，富于想象，这表现了这一时期思想很活跃，也表现出这一时期的机遇观尚缺乏科学基础；这一阶段为以后的发【学术新论】２００４年８月第４期 总第１１５期（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 ３００１９１）August .2004No.4 Total No.115开放导报China Opening Herald［摘要］空本文是作者在其专著《机遇论》（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基础上概要提炼写就的，勾画了人类机遇思想演变的大体脉络。
论文通过对西方机遇思想和中国机遇思想的历史考察，揭示它们的发展阶段和各自特点、成就和缺陷；又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机遇思想的深邃性、丰富性及其不断发展，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机遇思想标志着人类机遇思想达到了新水平，展现了新境界，进入了新阶段。
［关键词］机遇思想 西方机遇思想 中国机遇思想 马克思主义机遇思想［中图分类号］Ｂ０１７．８／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６６２３（２００４）０４－００８７－０５［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０７－１５［作者简介］房良钧（１９３９－），天津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邓小平理论研究。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１年，第３７页。
②《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第２２４页。
③《物性论》，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第１２２页。
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同时也呈现了发展的不可避免性和必然趋势。
近代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生存、发展本身要求机遇，现实机遇的大量存在，必定要反映为机遇思想。
而同时，以经典力学为标志的近代自然科学，强调严格的甚至是极端的因果规律，形成机械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它们是不容机遇现象的。
这种极其矛盾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造成这一时期机遇思想既有一定发展，而又发展受制的矛盾。
这一时期的开端，机遇思想的重要代表是英国莎士比亚和弗里西斯・培根。
培根在《论说文集》中，精辟阐述了识别机遇和抓住机遇的问题，讨论了外界机会与主观条件的关系问题。
尔后，诸如法国思想家拉罗什福科、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英国哲学家休谟等对机遇都有论述。
而１８世纪法国哲学家、思想家们对于机遇的观点和态度，从梅叶到霍尔巴赫，经历了一个由肯定到彻底否定的过程，集中体现了机械论形而上学对于机遇的排斥。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１７７０－１８３１年），探讨了与机遇问题相关的必然与偶然关系问题。
他的概念唯心论使他抬高必然否定偶然。
而他的辩证法又使他能够对偶然作出深刻的重要的规定，并且给予偶然以一定的地位。
黑格尔没有直接谈机遇，更没有解决机遇问题。
但他的辩证法，在正确解决必然与偶然关系问题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对机遇问题的科学解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
现代社会，是以资本主义进入新的更高历史阶段和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为特征的。
这一社会发展，决定了机遇的社会历史作用更加显著和更加重要，决定了机遇思想的更加发展和更加成熟。
科技的发展，冲破了经典力学形成的思维方式。
现代科技突破性的大发展，进一步给予机遇思想以空前深刻的影响。
量子力学、现代统计学等现代科技和在此基础上的科技哲学，重视和加强了关于机遇、偶然性、非决定论的研究，使它们冲决极端因果决定论和机械论统治，不仅占有了一定的地位，而且呈现占据主导地位的态势。
现代史学也突破经典史学的狭隘思想。
与现代史学相伴，历史哲学也纷纷从决定论走向非决定论。
它们讲偶然性，讲机遇，甚至是机遇万能。
科技哲学与历史哲学这样的两条线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都抬高了机遇的作用和地位。
机遇走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提出现代机遇观点，最早是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库尔诺（１８０１－１８７７年），而在历史学领域提出现代机遇思想的，则是英国历史学家伯里（１８６１－１９２７年）。
现代西方机遇思想的观点，突出地表现在：强调“历史不时表现为一团乌七八糟的偶然事件”，否认历史普遍规律的存在。
（德国迈耶）强调了真正决定历史事件的，乃是“机缘的巧合”。
（英国伯里）强调所谓机遇系指碰巧“会发生重大作用的琐事。
”（英国罗素）甚至强调历史上最突出的偶然机遇是伟大人物的间歇出现。
英国历史学家卡尔（１８９２～），在《历史是什么？》中，对决定论和偶然机会论两者的历史情况作了初步整理。
这是一个重要贡献。
机遇、偶然性、非决定论，从开始冲破极端决定论的统治，到确立自身地位；继而走向一种极端倾向，只讲机遇、偶然性、非决定论，完全否定规律，否定因果必然，否定决定论。
这种演变和倾向，不能不引起争议。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就对机遇－非决定论表示了强烈反对。
爱因斯坦的困惑，是对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拒绝，对极端片面性的一种抗议。
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现代西方机遇思想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
而且，无论是科技界、哲学界还是史学界，都有人出来企图纠正机遇—非决定论的极端倾向。
他们主张“温和”的观点，就是说，在不否定机遇偶然的作用地位的同时，也肯定和给予决定论的作用地位，从而不同程度地遏制了机遇万能论的观点。
突出的有玻恩的“二元论”，本格的“综合的立场”。
德国科学家、哲学家玻恩（１８８２－１９７０年），在自然哲学的意义上，把因果与机遇作为一对范畴来研究。
他认为：“自然界似乎也和人事一样，同时受到必然性和偶然性两方面的支配。
”“我们的哲学在这点上是二元论的；自然界同时受到因果律和机遇律的某种混合方式的支配。
①”加拿大哲学家和科学家马里奥・本格（１９１９～）肯定客观机遇在本体论上的地位。
本格说，“无论如何，过去通常被认为只是掩饰人们无知的机遇，现在作为一种发生的模式已经获得了相当重要的本体论地位”②。
他认为，“当代科学承认五种主要的发生模式”，只有模式的“综合”才能产生一种真正的本体论，而“随机的或有规律的机遇”正是五种发生模式之一。
现代西方机遇思想有两大弱点。
一是大多建立在唯心论基础上，缺乏客观的唯物的基础，一是往往受①《关于因果和机遇的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第７～９页。
②《科学的唯物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３８页。
到形而上学思想方式的束缚，机遇与因果、规律等不能辩证统一。
这种“机遇”走到万能的地步，并不是胜利的标志，而恰恰是深刻的内在矛盾的表露。
现代西方机遇思想，特别是其中的科技哲学有三个主要进步和贡献：把机遇与现代科学相联系，从而奠定了机遇论的现代科学基础；高度重视机遇的作用，甚至提出了机遇在本体论上的地位；正视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之间的关系，为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提出一些好的见解。
但是由于这种机遇思想上的“温和”观点，主要是讲自然界的机遇，大多不涉及社会历史领域的机遇，或主要不是讲人事机遇，因而并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所以，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机遇思想，是人类历史上机遇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但并不是机遇思想的科学形态。
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机遇观。
机遇思想由近代的继续发展，分出两大支脉。
其一是进入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机遇思想，其二是进入马克思主义机遇思想。
但是，在进入马克思主义机遇思想之前，我们需要先返回中国。
中国的丰富而深邃的机遇思想，为人类机遇思想作出重大贡献，也是西方不可替代的。
中国古代商周时期，已有机遇思想记载，如《尚书》中的“虑善以动，动惟厥时”（《尚书・说命中》）；《易经》强调“时”之用思想，后世《易传》和众易学大家多有阐发。
春秋战国时期，机遇思想在一个相当宽广的领域中相当自由地获得展开，这是我国古代机遇思想的一个极其良好的开端。
诸子百家中，儒家、兵家、杂家著作中论述较多，而道、法、名、墨、纵横、阴阳等家，论述甚少。
道家的部分见解在杂家和兵家著作中得以表现。
机遇之论，相对集中于王霸之业、军事之争、仕途之学这三个领域上。
我国儒家大师们对古代机遇思想作了很大的贡献。
春秋时期，儒学创始人孔丘提出 “遇不遇者，时也”的著名命题，开创了我国古代机遇讨论的一个千年议题，对后世有着重要影响。
战国末年儒学大师荀况说：“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解释说明了时遇的重要性。
荀子由此得出应有的态度：“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
”（《荀子・宥坐》）也就是说要准备好主观条件，等待客观条件的成熟、时机的到来。
这个结论在以后多少年中为众多学者特别是儒学所重复，成为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态度。
我国古代兵法中，机遇思想也相当丰富。
《孙膑兵法・兵失》认为：不能抓住时机，“时至而疑”，是取亡之道。
兵书中经常出现“天时、地利、人和”，其中“天时”，最早是指的自然气候的春夏秋冬、晴阴风雨，后来逐渐演变出其他更丰富的意义，成为体现中国古代机遇思想重要的表达。
“天时”不仅为儒家、兵家所重，而且为更多的思想家所重视和阐发。
《国语》中生动、细腻、完整地记录了范蠡的机遇思想。
范蠡的机遇思想中心是要守时，“随时以行”。
认为 “时不至不可强生”而“得时无怠”。
在对于“时”的判断上，主张要人事与天地相参。
（《国语・越语下》）这是早期我国古代机遇思想的宝贵记载，在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