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天，一直不敢提笔写《不能言说的事之父亲篇》，因为父亲是我一辈子的痛，一辈子不敢揭开的伤疤。
今天，在这个大雨滂沱的离家千里的温州城的下午，我的眼泪似窗外的大雨，滂沱而下，打湿了手指下的键盘。
今天敲击出的文字，希望能是对于父亲的祭奠，能是我走出心魔的一次起航。
父亲是个“小人”。
父亲身高不到一米五，具体多少，我也不知道。
本事小，只懂得种田等大山里的农活，除此身无一技。
爷爷是贫农，前后娶亲三堂，王氏、唐氏、张氏。
父亲和姑姑是王氏所生，王氏早死，后来的唐氏也死了，在父亲还小的时候，爷爷带着父亲从小洞入赘到芙蓉的张氏处，张氏也是寡妇。
爷爷和张氏后来生了叔叔。
父亲在芙蓉的家里注定就是外人，因为这边的家产基础都是张氏前夫谌氏所创，张氏奶奶会全部传承给我的叔叔的，后来果然如此。
父亲小学没有毕业，就一直在家务农。
很小的时候就跟著爷爷种地砍柴。
因为身材矮小，长到二十多岁都找不到对象。
奶奶张氏急了，就找到她的三妹，要求三妹把小女儿嫁给我父亲。
就这样，妈妈十四岁从洞口嫁过来与父亲成为了夫妻。
父亲从此有了可以打拼的自己的天地了。
结婚后，爷爷奶奶要求分家，父亲和母亲在生产队打了一张欠条，买下了一个死去的五保户的半棟房子，提着爷爷奶奶分家给的两口锅子和妈妈陪嫁的一口皮箱，落居于马家冲四合院中的半棟旧屋里，耕耘属于我们日后艰难的生活。
妈妈先后生下大哥、二哥、三哥和我。
因为二哥的夭折，最终剩下我们三兄弟。
那时是生产队大集体的时代，父亲母亲都在生产队出工，按工分分粮食和领取年终少得可怜的分红。
父亲因为个子小，不能像别的男劳力按照10分的工分计，而是计8分、9分，8分就是妇女的工分档次了。
我们一家工分总是较低的，粮食是最少的，每年的年终分红都用来抵买房的欠条了，因此跟同等人家比，我们是整个村子上最穷的。
父亲没有别的技能，只能多出工，多割草，多挖地，努力多挣点工分，尽力养活家庭。
父亲和母亲都是读书很少的人，但是他们对我们读书，一直的态度是，只要我们三兄弟能考上，哪怕砸锅卖铁都会送。
事实果然如此。
大哥读到高中毕业，二哥（夭折的二哥不算了）读到高中毕业并且复读了几年，我读书总算跳出了农门。
在我们那样的湘西大山里的农村，这样送书的家庭不多，所以这些年我回家省亲时很多邻人跟我聊家常说，我家当年那么穷主要是还账和送我们读书。
父亲虽然没读多少书，但是打得一手好算盘，这个本事让他在生产队担任了出纳的职务，总算是一个可以参与生产队管理的有身份的人，但是这个身份没有根本上排除掉村人对他的轻侮，大家都很轻蔑地称呼父亲“德矮子”，妈妈因此在村上也抬不起头。
更大的问题是，妈妈是村人数得上的大美人，因此，村里人更加不平衡，“德矮子”何德何能能娶这样的媳妇？！更加剧了对父亲的轻侮。
我小的时候，村里的小孩都会围住我叫我父亲的外号“德矮子、德矮子”，此时，我会操起石头、棍棒、刀子追赶每一个胆敢侮辱我父亲以及我的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的房钱终于还完了，此时也开始分田到户了。
我们很高兴，因为终于有机会吃饱饭了。
在生产队大集体时代，我们从来没有煮过白米饭，基本上就是稀粥（稀到只见米星的粥），有时是红薯、南瓜等，我和哥哥们常常吃完后还眼睁睁望着锅里属于父亲母亲的那少少的一份，常常父亲在他回家吃饭时会再从他少得可怜的吃食里匀一些给我。
因为父母要出工，所以家里的家务事基本上都是我们三兄弟完成，三个人陆续接管家务，哥哥们读书了就轮到我了，我是6岁接管家务活的，那时人还没有灶台高，就垫个凳子，把饭锅挂在脖子上上灶台。
分田到户后，我们一家努力种田，但是因为我们家乡是“七山一水两分田”，耕地少，每个人分到的田地仅仅七分，且还都是与云彩接触的梯田，所以产量不足以保证我们一家全年的粮食，每年青黄不接的两个月，我们就得去富裕的人家借粮食度过，但是，对于我们过惯了苦日子的人来讲，已经很幸福了。
我记得这样的日子，一直到长沙读书期间都是这样。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劳作。
农忙时就在田里劳作，农闲时就砍柴，哪怕冰天雪地，从不休息。
我后来稍大一点，很懂事，为减轻父亲的劳累，每个暑假、寒假，基本上每天至少砍两担柴。
有时和父亲一起去山里砍柴，我们一前一后，挑着
柴担行走在陡峭的山路上，因为个子小，只见柴担在路上自己移动似的，根本不见挑柴的人。
特别是每年稻子成熟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打稻子的拌桶从山下扛到半山腰接近云端的梯田里，个子高的男人都是把拌桶的底面背在背上，而父亲和我都是个子小的人，只能把拌桶罩在自己的头上，整个人罩在拌桶里，只能看见脚底，一点一点向山顶移动。
至今每年回老家站在上山的那条路上，我就仿佛看到山路上移动的见不到人的拌桶，而泪如雨下。
我们的父亲，就这样扛着这样的拌桶一直到死，罩着的是他矮小的身躯，扛起的是我们艰难的家。
父亲一生少言，从不在任何人前夸口，因为他卑微的地位也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夸耀的。
但是，自从我考上长沙跳出了农门，父亲一下子阳光灿烂起来。
在我准备辞职南下广东打工前，我和父亲曾经有一段对话，父亲说：“阿康，辞职的事情请三思。
父亲并不是有意阻止，但是，有个铁饭碗总是好的，有面子的事情。
自从你跳出农门了，我走亲访友都受人尊敬了，也能坐上席了，难得啊！”父亲很淳朴的愿望，我忧虑了半年，后来还是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因为希望改善生活状况南下闯荡了。
父亲一生最高兴的事情除了我跳出农门之外，期间还有两件小事。
其一是我找了一个城里的老婆，竟然没有嫌弃他们，而且我太太对我老家的人非常好，这是父亲没有想到的；其二是那年我们把父亲接到城里生活了一段时间，给他买布做衣服的事情，这一生，父亲很少做新衣，更从未买过好料子做过新衣。
太太给父亲买了尼龙料子去裁缝店做衣服的那几天，父亲几乎天天都去裁缝店守着，且每天回来都会跟我们讲衣服完成的进度。
终于完成的一天，父亲在我们面前隆重的地穿上，脸上显得是那么的高兴，抱起我儿子小鱼到工厂家属区的院子转悠，逢人就讲：“这是儿媳妇给我做的新衣服，漂亮吧？”一个善良到令人心碎的老人啊！这一身衣服后来陪他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父亲一生多病，但是很少去医院看病，基本上都是自己找些草药吃吃，或者强忍着。
父亲那年在株洲，常常每天晚上“哎哟、哎哟”的叫，我和太太过去问他什么病，父亲总是说老毛病，按按肚子就好。
后来我和太太带父亲去医院看病，说是前列腺炎，拿了些要回来吃。
但是没有起到多少作用，疼痛一天一天加剧。
那时父亲不肯去医院再看，加之我们当时经济艰难，也就没有强求。
1999年，春节过后没多久，父亲再不愿意呆在城里了，坚持要回龙潭老家。
其实，他是不愿意增添我的负担，那时我和太太工资不多，且儿子才一岁多，需要花钱的地方多，经济非常拮据。
父亲走时我们给了父亲五百块零用钱，我亲自送父亲上的汽车，看着父亲矮小而憔悴的身影，我泪影婆娑。
可是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为我与父亲的永别！那年冬天，我刚到深圳不到半年，突然接到父亲过世的噩耗，我和二哥赶回老家奔丧，进门的一刹那，看到父亲躺在冰冷的棺材里，我立即晕厥过去。
后来据妈妈说，父亲是痛死在前列腺炎这个病上的。
父亲从株洲返回，还是每天坚持劳作。
去世前一天还在山上砍柴，下午回来突然说痛得不得了，妈妈说去看医生吧，父亲不肯，后来坚持到晚上还是依妈妈去了医院。
乡里的医院离我家有四五里地，其时没有交通工具，妈妈搀扶着痛苦不堪的父亲，几走几停，捱到医院已经是深夜，因为乡里医术有限，加上要花很多钱，父亲不愿意待在医院，坚持要回家，妈妈拗不过他，又搀扶着父亲几走几停回了家。
在回家的路上，痛到不能再忍时，父亲会对妈妈说：“田球，我要死了！要死了！不要怪孩子们，你要好好活着！”回到家没多久，父亲真的痛死在床上。
清理父亲的遗物时，在其枕头下面竟然发现离开株洲时我们给他的没有用完的零用钱。
啊，我的父亲！父亲走了，一生的清苦，一生的坚韧，一生的善良，一生的体贴，一生的劳作！父亲走了，我要怎么赎罪？在我最艰难没有尽到孝道时父亲走了，父亲走了之后半年，我的事业和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些美好的生活父亲一天都没有享受到，这是我和太太最遗憾也最不能原谅我们自己的地方，“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啊，我们在后续的日子里把原本应该奉献给父亲的爱加倍给了母亲。
父亲走了，终结了一生的辛苦和病痛，留给了我无限遗憾之外，同时留给了我善良的本性、坚韧的性格、体贴的风格、勤劳的作风，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财富。
父亲已经走了17年了，17年里，父亲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
每年回龙潭，站在父亲的坟前，面对地下的父亲，我总情不自禁恸哭不
已。
这个身高不到一米五的“小人”，他是伟大的，伟大到像参天大树，在我四十多年的人生，他的精神大树一直是我遮风避雨的场所；他是伟大的，伟大到像指路的灯塔，让我在人生航程中，乘风破浪，勇敢、善良、坚韧，从不迷航！今天，在温州滂沱的大雨的四月的下午，在这样一个周日的下午，我心里想着千里之外原乡里的驾鹤仙逝的父亲，在滂沱的泪雨下，我终于写完了《不能言说的事之父亲篇》，我趴在电脑上痛哭不已。
父亲，永别了！如果有来生，我一定再做你的儿子，我保证做得好一些，不让你再那么辛苦！父亲，永别了！如果有来生，你一定再做我的父亲，再次引领我正确和善良的人生！永别了，父亲！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啊，父亲！我爱你！不孝子阿康拜上。
